海外华人寻根拜主回大陆烧钱的好去处--中华炎黄坛

海外华人寻根拜主回大陆烧钱的好去处--中华炎黄坛 2007-05-02 18:43:54 [点击:71]

海外华人时兴寻根拜主回大陆烧钱，过去是祭黄帝陵，现在又有了一个新去处——河南郑州的“中华炎黄坛”和“炎黄二帝”。香港商人是很能做生意的，很会利用中国文化发财，但这种生意没有各级政府的合作也是做不成的，这就是官商勾结。二十多年前，官商就勾结着在四川丰都建了个不伦不类的新鬼城，适逢三峡工程上马卷起旅游热，借机赚了一大笔。后来又勾结着在广东番禺建了个观音巨像，那地方叫莲花山，没听说在历史上和佛家有什么联系掌故，但自从竖起这个硕大无比的假古董，就游客纷至香火不断，一扎香要卖十块钱，也赚了一大笔。这不，二年前又出巨资完成了郑州“炎黄二帝”巨像，不用说，今后又有大把的银子好赚了。

“炎黄二帝”造成了，如果是件成功的艺术品也无可厚非，抛开政治经济这些成份不说，它毕竟是件艺术品。但是，这件艺术品的艺术性却实在令人不能恭维，据中国官方的宣传说，它“比美国自由女神像高八米，比俄罗斯母亲像高二米” ！就算是高一百米又能怎么样呢？把它建在喜马拉雅山上岂不更高？如果雕塑艺术是以体量和高度来论优劣，那只能说是中国特色。至少，我看不出除了高度，还有什么地方能与自由女神像相比。从造型上看它很拙劣，给人最直观的联想就是两颗人头刚刚被砍下来，或者是两颗兵马俑的脑袋，还有人嘲讽它象是两个戴枷的囚犯！ 香港人投资大陆旅游业是为了赚大钱，河南人制造假古董也是为了赚大钱，不过但凡什么事情一旦沾上“钱”字，就不那么光彩，所以就有很多冠冕堂皇的名义，比如“爱国”啊，“凝聚民族精神”啊什么的。为了赚钱，河南人是绞尽了脑汁，比如“中华炎黄坛”旁边的“碑林”，从著名的书家到政府要员到农民企业家到中彩的暴发户，都有墨宝挥毫在此，花上一笔银子就可以在这儿青史留名，就如庙庵里石碑背面题记的“某某员外捐善银若干两”一样。

炎黄二帝到底是什么玩意呢？根据《史记.天官书》、《潜夫论.五德志》、《大戴礼记.五帝德》等史籍描述，炎黄二帝都是具有龙相的真命天子，他们依循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在一次次弱肉强食的征讨中不断胜利。最后，黄帝与炎帝的融合又经过残酷战争，由强势的黄帝部落吃掉了略弱的炎帝部落。黄帝部落的男人和虏来的炎帝部落女人交配，由此造就的后裔就是所谓的“炎黄子孙”。 　　

史书记述炎黄二帝所表达的信息，显然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帝王思想。当局所倡导的对炎黄二帝的顶礼膜拜，无非是确立帝王式的中共专制在中国社会的权威，所强调的无非是对人民的强权控制。为什么中国的古老文明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文明？这与中国文化内核中缺少平等自由的思想有着绝对的关系，因为在专制文化哺育下的人民只知如何敬畏臣服帝王与强权，而不知人权民主为何物。　　

从巨资造佛像，到巨资造子虚乌有的祖先——“炎黄二帝”，我见到的不仅仅是国人的“信仰缺失”，而且还有穷折腾的爆发户浮躁心态。众所周知，河南省是国际公认的中国艾滋病重灾区，数千人因贫困而得不到医治，2005年卫生部仅仅拿出了三千多万元搞防治，而对“炎黄二帝”和“中华炎黄坛”却肯投资一个多亿！（总投资1.8亿，香港豪德集团投资5000万）。中国政府一方面大讲和谐社会，一方面却用大量民脂民膏塑造专制的帝王来愚民。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中国的这种文化现象，套用鲁迅先生这句话说就是：中国本没有炎黄，朝拜的人多了也就有了炎黄。中国人的帝王崇拜由来已久，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更把这种原始野蛮的价值观推上了顶峰。表面上看，这种文化现象是民族主义或者大中华主义的复兴，实质上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中共的贵族地位与特权

中共的贵族地位与特权

世袭的特权

什么是特权？顾名思义，就是“特殊的权利或权力”，它可以是合法拥有，也可以是非法拥有，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统治阶级的特权是合法的，是强权政治的《王法》所确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历史与文化的限定条件下，人民普遍认可这个特权，比如占有国家一切的皇权，贵族奴隶主的豁免权土地权等等，所以它就是合法的。但在民主社会（多党轮政或君主立宪政体），执政者的权力是选民赋与的，凡在人民承认之外的权利都是非法的，因为宪法中没有给执政者这些份外的权利。以这个定义来衡量中共，显然中共从它掌握政权那天起，就沦为封建皇帝那个档次的统治者了，这是因为，中共是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名义下获得政权的，然而半个世纪的“共和国”历史告诉中国人民，中共打倒了地主阶级，自己却成为最封建的大地主，中共打倒了资本主义，自己却成为更无耻的官僚资产阶级，中共打倒了帝国主义，自己却成为最邪恶的法西斯帝国。

什么叫世袭？顾名思义，就是封建权力的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夏天子，家天下，世袭制度的产生是封建社会的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打天下者坐天下，老子英雄儿接班这种野蛮落后的封建血统论，几千年来至今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法统思想，中共作为一个农民政党，它绝不会有法国资产阶级政党那样的政治胸怀，甚至不会有孙中山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胸怀，即使它不继承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也不可能脱离“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一封建法统思想，所以在六四“平暴”时，王震李先念这类老军头就扬言：共产党的天下要三千万人头来换！

中共政权的世袭，是通过整整两代“革命接班人”来完成的。中共第一代贵族，论资格是以“参加革命”的几个历史阶段为衡量标准，一，长征干部；二，抗战干部；三，解放（内战）干部，这是老子辈，是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建立伊始，中共差不多重演了一次论资排辈的“成者王侯”，封疆拜相三呼万岁的封建帝王式的登基典礼；第二代贵族是儿子辈的，由抗美援朝和土改干部，留苏学生构成，即江泽民李鹏等全套人马，他们是当然的太子，也是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名钦定为“候选人”，再导演一埸“人大”投票表决，就堂而皇之的继位了。 第三代贵族是孙子辈的，差不多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同龄人”，是文革中保爹保妈的红卫兵一代（也称老三届小三届），这代人面临中共末世，所以要分两方面来世袭中共的家业，一是政权的接班，从中央部委到各省市县地区的领导，目前基本上由这些孙子辈的中共军干后人担任。

与第二代世袭一样，也是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名钦定各级王储。当然，从胡再往下就没法钦定了了，因为钦定黄口小儿做接班人未免太荒唐也太露骨。二是从国有资产上接棒，国内各大财团，银行体系，各大型国企及进出口贸易等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导权，基本被中共太子党控制。中共借改革开放实行“双轨制”为幌子，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方式，巧取豪夺地并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再通过太子党以经商贸易的方式输出到海外，彻底完成对国家财政的世袭占有。这样，即使中国进入普选的民主时代，中共太子党们也仍然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参加竞选。

中共是什么？是由少数抱共产主义理想的小资产阶级依靠农民起义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农民政党，它的组织成份，它的历史，无论从哪方面讲，它都不算是苏俄布尔会维克那样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打天下者坐天下，搞封建世袭，才是这个农民党的基本性质。现在中共已经成功地将“老一代革命家”“枪杆子出政权”打下来的江山，世袭给了自己的太子党阿哥格格们。中共以消灭资产阶级为奋斗目标，最终却沦为大资产阶级，五十多年来，玩中国人民于掌股之中，靠的是什么法器？一是欺骗（共产主义乌托邦）和高压（阶级斗争），二是愚民政策（篡改历史），三是奴化教育（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其中对中国人民危害最大的，对中华民族文明破坏最大的，就是“做党的训服工具”之类的法西斯奴化教育。对人民实行奴化教育的最终目的，与封建统治者奉行的儒家天命观如同一辙，就是要人民认可它那披着共和外衣的帝制，认可它的政权千秋万代合法化。

但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其寿命也没有超过三个世纪的。中共当然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倒退，最原始的非洲部落将来也要实行民主选举，那么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时期，如何将打下来的江山安全地交接给自己的后代？怎样才能使世袭制度合法呢？ 首先，中共在政治上搞中央集权制（政府和军队归党所有），经济上搞“全民所有制”（资本高度集中的党有制），以极不合理的剥削手段压榨劳动人民，最后吞并这些人民血汗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建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基础－－新贵族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即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即所谓的社会中坚力量。其次，是以政治欺骗和奴化教育继续蒙蔽中国人民，淡化由于资产再分配而产生的阶级矛盾。今天，政治欺骗已经由共产主义运动转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反美反霸的仇外煽情，奴化教育也换了更为冠冕堂皇的外衣－－爱国主义。

邓小平上台后，自知之明地预见了中共政权于在国际新形势下合法性的危机，所以他不失时机的开展了挂羊头卖狗肉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尽管如此，中共仍然不能以“四个坚持”来解释中共政权在中国的合法性，合法性的危机必然产生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中共官僚向资产阶级演变蜕化，所以“稳定压倒一切”，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是保障中共世袭政权的唯一手段。于是就产生了现在的“三代表”，一厢情愿地认定自己“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广大利益”，并开动宣传机器，将自己定位在非驴非马的“执政党”角色上，“朕即国家”这个封建法统，经中共巧妙的包装了一番，就变成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伪科学，这个伪科学的要义，就是爱国必须爱党，爱党才算爱国。

纵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无不承袭前朝的统治艺术，一本《资治通鉴》囊括了封建统治艺术之大成，而中共这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假马列主义政党，乃是中国历史上玩《资治通鉴》最精最深的一代专制统治者。现在中共鼓吹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过去是“三热爱”），实质上也是封建忠君思想的花样翻新。这种奴化教育之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颠倒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比如中共反复高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把政党地位凌驾于人民之上，在所有的政府行为中，从来不讲政府对纳税人的责任和义务，而是要人民百姓对政府尽义务，反而要“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感谢首长关怀”等等。所以说世界上最无耻的骗局，莫过于中共玩弄的“为人民服务”这个政治魔术了。

培养腐败的特权

在集权制度下的封建社会，皇帝是不必拿薪水的，他拥有对国家财产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国库就是家私。在集权制度下的“新中国”，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支配权，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薪水也只是个象征，这点“一脚踢不倒的钱”，大半人都用来缴了党费作秀了，因为一切用度都是公费实报实销，这笔开销往往是天文数字，而且除此之外，他们的灰色收入也远远超出薪水。“官不打送礼的”是中国社会亘古以来的定律，区别只是隐蔽和公开与否。 中共一贯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它自掌握政权那天起就是人民的老爷。事实上，在“人民公仆”的后面，中共军干及其家属子弟的特权早在“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合法化了，不要说北京这个中共官僚聚堆的地方，就是在任何一个边远的行政区域里，大到城市小到乡镇，都明显地存在中共官僚的特权地位。等级和特权，是封建统治建造社会基础的必须条件，特权与等级是对应的，不同等级相应有不同特权。这些特权等级的区别，分别在公仆们的住房面积，专车档次，物质特供等福利待遇上都有规定，中下级公仆乘飞机坐火车软卧等都有严格标准。

比如在六十年代前的三类城市，除享受正处级的粮油副食“特供”之外，个人住房面积就要达到四十平方米（不含家属），专车是伏尔加，可以乘坐火车软卧，够资格乘飞机等。即使最低一级的干部 -- 教员（二十三级），也能享受到多供应几斤细粮的待遇。 中共党员的政治地位在组织内部貌似民主平等，在“民主生活会”上，级别再高的干部也要服从党小级长的“组织命令”，以至在中共党内，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种很矛盾的关系，一位高级干部个人的思想活动，必须向他的组织上级 -- 一名司机或保姆公开（能讲真话吗），而他的工作机密是不能公开给他们的。实际上，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从来就是等级森严的，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可看，甚至“内部电影”也有严格的级别待遇，这种特权等级，使各级公仆的忠诚得到高度提炼，也刺激了公仆们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欲望。

中共把持着舆论工具，将自己的一切特权美化成“为人民服务”，住公房乘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嫖娼，都是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幌子下进行的。 为了在第一时间内抓紧培养“革命接班人”，中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贵族学校。笔者曾听一位大朋友谈起过：五十年代他在东北某市读小学时，那家“重点小学”就有一个由中共高干子弟集中的“保健班”，只有二十几个公子和小姐，专门由日伪时期的老教师负责教学，上两节课就要吃一餐“保健饭”，桌椅黑板乐器也与平民子弟班级不同，都是定制专用的，上学放学都有保姆乘公车接送，这个班被平民子弟嘲讽为“宝蛋班”。其实这个“宝蛋班”里的高干子弟，其父母的官位最大也不过是市委书记而已。众所周知，六十年代之前，中共军干子弟即便是白痴弱智，也可以保送上大学，可以公费到苏联留学。以至恢复了高考制度，天子脚下的北京高考分数线仍然要低于其它地区一百多分！

“改革开放”之后，公仆们干脆就撕去了那层“不搞特殊化”的美丽包装，象景山学校这类贵族学校，更是大张旗鼓的兴办起来。 六十年大饥荒时期，当人民百姓吃糠咽菜饿脬遍野时，中共军干却是有“特供”的，何谓“特供”？就是从59年8月起，高级干部开始享受特殊时期的特殊照顾。具体办法是：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长每人每天供应肉1斤，每户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两条；正副部长级干部每人每月供应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鸡蛋3斤；正副司局长级干部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相应的，各地厅处级直到科级干部根据这一原则，也开始享受不同级别的“特供”，在中小城市中，这类特供，包括鱼肉蛋禽直至山珍野味，是由专门商店保障供给，送货上门的。某些大城市的妇产科医院，还定期将少妇少女人工流产的胎盘秘密提供给高干食用。

有个朋友曾回忆：某省城的郊区农业社，向军区某家属院“特供”一百只公鸡，商店竟认为公鸡太肥而退货，农民们只好将这些“太肥”的公鸡转卖给附近的省党校食堂。（腐败到了一定程度，就不需要特供了，所以特供待遇在近期取消了），人们从当年的新闻纪录片中就可以看到，在大饥荒年代，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竟然个个红光满面，这怎么能掩盖“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谎言？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包公的形象完全是由于贪官太多才树立起来的，那么焦裕禄这类党干典型的树立，不正是中共为了粉饰自己的腐败，缓和干群矛盾的作秀宣传吗。所以，周恩来吃一把野菜，毛泽东少吃一餐红烧肉，岂能掩饰掉中共官僚在人民心目中的腐败印象呢？ 为什么在那样的年代里，中国人民竟然也能忍气吞声地接受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现实？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舆论欺骗，奴化教育和政治高压奏了效，中共将“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推给“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和“美帝经济封锁”，对外“反帝反修”，无中生有地制造战争威胁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对内则大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政治运动频繁不断，在四清运动中，对已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剥削阶级”－－新中国的贱民阶级－－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残酷专政，以此来镇摄持不同政见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

这种政治高压与奴化教育，在文革中达到了顶点。在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是中共官僚统治者用来保卫本阶级特权的党卫军，毛泽东这位绝代奸雄，巧妙地利用了人民对中共官僚拥有特权的长期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 前不久，笔者听一位中共小干部谈到这么一件事： 即使是在四人帮时期，中共官僚及其太子党，包括貌似彻底革命者的四人帮本身的腐化坠落，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七六年唐山地震前不久，他就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北京《萃华园饭庄》后院的，中共贵族太子党们的腐化生活，那后院是被一片竹林掩盖的，贵族男女们裸饮宣淫，放浪形骸，无耻的嚎叫声引起了前楼就餐顾客（当年能进入这类酒店的顾客也不是一般身份）的好奇，这名干部就是从竹林的缝隙中隐约地看到了这些不堪入目的埸面。

中共卫道士们用毛的生活清贫来否认中共的特权，用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假象来抨击今天的中共当权者，并不能抹煞中共在五十多年中的腐败事实，毛的追随者们可以在纪念堂中向后人展示他的破睡衣破拖鞋，但毛活着时，他的私人稿费就多达上亿，他的中南海私人泳池，湖南滴水洞行宫，北戴河和庐山的一号别墅等绝对是那个年代里的最大腐败行为，更不要说在他死后，中共用大量人民血汗为他修陵墓了。与中共今天的腐败相比，不仅刘青山张子善王守信这类贪官死得冤枉，太子毛远新的世袭更是冤枉，他们的贪脏枉法在成克杰和李鹏家族面前可谓小打小闹，“总理联络员”毛远新在“电讯大王”江绵恒面前也是相形见拙。因为今天中共官僚的特权已是远非昔比了。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实中共今天的腐败，并非全部是它的后天原因－－贪官污吏所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共这个农民政党，本身就充满了与生具来的腐败酵母，在一定的温度下，必然要发酵膨胀，这个酵母，就是从封建制度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结构，这是中共统治的根本。以反腐败为革命旗帜的洪秀全得了半壁江山就搞腐败，以打倒皇帝为革命目标的李自成进了北京也要称大顺皇帝，这都是它们的农民革命性质决定的。专权能产生腐败，却不能抑制腐败的根源，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也是最痛恨腐败的，但皇亲国戚的特权却不能算做腐败，所以皇帝的御使钦差们，只能惩治下级官员的腐败，而不能动摇皇权。这个基本原则，也是今天的中共抱定不放的。朱容基惩治腐败干部，铁面可谓无私，手段可谓严厉，但他绝对不敢动摇中共统治的根本。

有强烈排异性的特权

与中外历史上的贵族阶级一样，中共的特权也有它强烈的排异性。司汤达的《红与黑》就揭示了贵族社会的这种排异性，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社会规律，这个规律体现在今天的中共贵族身上，更加鲜明露骨。在十六大之前，江泽民的“全民党”正在酝酿生成，中共官僚们已经蜕变为中国的新贵族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巨富大贾们，包括港台的大财阀“爱国资本家”们，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富有，他们都在渴望获得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得到政治权力，才能保障即得的经济利益，才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共官僚也正是与这些党外的大资产阶级合作，才顺利地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投桃报李，为了更永久的勾结，为了被掠夺窃取的国有资产合法踞为己有，中共必须修改自己的党章，将“无产阶级政党”修正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样才能名正言顺的使官产私财浑然一体，这就是吸收资本家入党的真实意义。 但是贵族这个头衔，并不是轻意就能获得的，它是财富与权力结合的产物，如果你的资产不足以支配权力，你不具备与当今权贵的社会关系（比如联姻），凭你是“亿万富姐”，还是“十大杰出企业家”，还是“大走私犯”，都要被无情地踢出新贵族的圈子，当然，在被踢出的同时，中共也能给他们安上适合于他们的各种罪名，顺势就共产了他们的财富。

即使是在中共内部，权势斗争也从政治手段转为经济手段，什么党性什么原则什么法律，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遮羞布罢了。 文革后期整肃“三种人”，也是中共贵族阶级排异的一次大动作，随着中共右派势力上台，中共终于完成了对非贵族体系的排异过程，那些没有贵族社会关系，没有贵族血统的农民总理，工人总理，卖菜总理们原本就是毛泽东用来欺骗人民的摆设，这次都被毫不留情的踢出了贵族圈子。中共权贵们历来就没有将工农民众列入自己人的范围，这种排异性体现在各级社会中，一个普通的“靠近组织”的“积极分子”，必须在灵魂上彻底的来一次大出卖，才能获得组织的信任，他必须忍受长时间的愚弄和奴役，当若干年月的“模范标兵”，在数次政治运动中扮演告密和出卖他人的角色，才能迈入党的门坎，如果想继续向上爬，就必须彻底的抛弃良心和人性，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一切对共产主义理想有存念的中共党员群众，只有认清中共的阶级排异本性，认清它的伪马列主义面目，从它的骗局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引起人民公愤的特权

为什么“共和国”初期，中共的“土改”“镇反”“三五反”等政治运动能够开展起来？这是因为旧时代的少数恶霸地主，少数无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民愤极大，还有旧政权的下级官僚和军警宪特们，他们是直接欺压和剥削人民的，政府的贪污腐败也直接体现在这一阶层，这是人民亲身体会得到的，所以中共镇压旧政权的社会基础时所得到的响应，就应了老毛那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中共利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期，人民对“剥削阶级”和旧政权国家机器的憎恶，趁热打铁，迅速肃清了政治上的反对派。

目前，中共专制国家机器下的公务员，如警察保安，工商税务，城监管理等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者，甚至象电业局自来水卫生局这类能使用权力来决定人民生活利益的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大多数也是这样一些无良无德的败类所组成，他们基本上是靠中共党政军干的子承父业裙带关系世袭的职务，在他们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公仆这个概念，他们有的只是穿着制服，滥用权力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优越感。当他们“执行公务”时，贪脏枉法是家常便饭，对人民百姓的粗暴无理更是经常激起民愤，“不法商贩”暴力抗法的血案时有发生，那些上访人员，那些对法律公正彻底失去信心，对生活绝望的人民百姓，用暴力来报复社会抗议政府，用流血来申张自己的冤情，纯属官逼民反。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职能部门的“制服热”很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民百姓从此沦入被奴役被欺压被压榨的境地。随着李鹏签发的各种“法律”公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涌出了大量戴着“大盖帽”的准警察，甚至老少妇孺，孕妇残障都耀武扬威穿着制服，高举罚单，乘着三轮摩托如狼似虎地扑向个体商贩，“违法经营者”，“违章占地占道者”，每次“执行公务”都大有斩获满载而归。

中国的公安警察，为了解决资金奖金，通过“严打”和“大干”来大搞经济创收，纵观各地那些宏伟壮观的公检法大厦，无一不是靠罚款来补充建设资金，年节假日则是公安们大发横财的好时机，平时抓嫖，年节抓赌，扫黄打非给中国警察们创造了无限商机。大陆的赌徒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被公安抓了，一定不能说出赌资的真实数目，这个数目越少越好，因为处罚是根据赌资多少决定轻重的，结果那些被缴获的赌资，除了赌客们“坦白”的数目之外，全都进了警察的腰包。中国的监狱或劳动教养院，可以花钱减刑，一万元人民币减一年刑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如果说警察在对付罪犯或罪犯嫌疑的执行公务中，行为粗暴野蛮倒也情有可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民愤，都是因警察“执行公务”欧打无辜百姓引起的。众所周知，国内法轮功信众，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的普通百姓，在医疗福利得不到保障下，无奈以练气功来治病，但中共的恶警们，对老年人和妇女大打出手，这是什么行为？是禽兽！

从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镇压中，可以认定中共的警察，除少数有正义良心的好人之外，多数都是败类，与土匪流氓无异，它们显然是专门给中共官僚看家护院的，显然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中共的警察队伍，尽管目前正在通过警察学校制度来提高素质，但文化素质提高不等于道德素质提高。用中共所迷信的血统论讲，天生老鼠会打洞，他们自命为统治者，是人民的老爷，怎么能善待人民百姓呢？一个邪恶政权所把持的专政机器，又怎么能摆脱邪恶形象呢？ 中共自信有八千万党员，但真正掌握权力的官僚，属于国家机器构件享有特权的国家公职人员，不过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而已，它们在十三亿中国人民中是极少数，以极少数来专政大多数是强权政治的特点，中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政权会长治久安。

和平时期，要求加入中共的大多数党员，并非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追随者，其入党动机多半是为了当官发财，在中共一党独霸的专制社会，入党是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只有入党才能作官，党而优则仕。所以现在中共号称八千万党徒，其实真正忠实的党徒并不多，多数党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投机主义混进党内的。什么是投机？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墙倒众推，落井下石。这是人类中最不讲良心最无正义感的一群无耻之徒，伪善者，不信鬼不信神，什么人性道德对这类人全无约束。我可以断言：到中共垮台之日，五千万甚至六千万个叛徒，将会给中共独裁政权最致命的临门一脚，不过这一脚，绝对是射进自家球门的！

２００２年8月20日 中共的贵族地位与特权 全文完博讯

光绪死于慢性药物砷中毒

光绪被毒死之说不外下列几种：一是慈禧在临终前说过：我不能死在光绪前头。”（恽逸鼎：《崇陵传信录》），能佐证此说的是《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回忆说：曾祖父曾亲见老佛爷赏光绪一碗酸奶，当天光绪就驾崩了；二是德龄的《瀛台泣血记》说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但光绪从小就受李莲英看护，一直叫他“谙达”（师傅），夸他“忠心事主”，光绪后来回忆西逃经历时也曾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所以，凭个人感情这一点，说李莲英害死光绪似不可信，另外还有袁世凯下毒之说，饿毙之说（清宫太监回忆录：《清宫琐谈》）等等，均属猜测，缺乏确凿依据。

以上都是野史杂谈，都缺乏详尽考证。因为光绪生前身边一直有御医治疗，最后有个御医是袁世凯推荐的。慈禧太后见光绪病的不轻，于心不忍，对各大臣说：“皇帝久患重病，各大臣何不保荐些名医来给看看？”庆亲王奕劻就保举了西医屈桂庭。袁世凯，张之洞与世续也确认屈桂庭医术确实不错。当时军机大臣六人中，只有鹿传霖与醇亲王载沣没有发表意见。慈禧太后便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能治好病就行。既然大家保荐此人，那就请来看看。” 当时御医屈桂庭的诊断是，光绪的体质本来就弱不禁风，神经过敏，早年房事过度，体能透支，腰病之生，由来已久。身体不耐刺激，偶有刺激即行遗精，还不能经常吃补药，越吃遗精就越频繁，极难救治。（曹芥初：《死虎余腥录》）详细考证清宫医案，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光绪是受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病长期折磨，致使身体的免疫力严重缺失，酿成了多系统的疾病，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冯伯祥：《清宫档案揭秘光绪之死》）

最近，央视发布了“刑侦法医解开百年之谜”的消息，作出了光绪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证据是来自于头发中严重超标的“砷”含量。我不怀疑光绪是死于砒霜中毒这个可能性，但未必是被下毒害死。我的判断是，光绪死于慢性砷中毒，甚至是慢性中药中毒。因为头发长得慢，急性中毒不可能在头发里体现出来。光绪天生体弱多病，早期治疗是以中医中药为主，后来光绪的病越治越重，他就不相信中医中药了，但为时已晚。中药的毒性在他体内长期积累，使他的免疫系统被严重破坏了，以至于多种炎症合并感染不治身亡。古代中医中药，不象今天这样与西药结合，其泡制过程也不象今天这样科学。所以说“是药三分毒”，用在中药上是最恰如其分的。

那么中药的毒都在哪里呢? 一，很多中药是含有天然毒素的。古代中药是借加热熬炼去其部分毒性，炮制过火药效尽失，加温不足则毒素犹存。例如治咳嗽和支气管炎的款冬，无论是花、叶、根，都含致癌成分，大量久服后会得肝癌。中药的致癌毒性是慢性的，几十年后癌症才会形成，《本草》把款冬说成是无毒草药，但现代医药技术已经能把中草药里的致癌成分检查出来。又如“商陆根”，含有损害胃肠、中枢神经和心脏的毒素，可致人于死地。

二，中药含过量重金属。中药里的重金属如铅、砷、汞等均来自受污染的土壤，重金属的危害是损伤神经、肾脏和其它器官。值得指出的是，很多重金属盐和氧化物都是中成药必不可少的，例如雄黄就在很多中药里使用，它是三硫化二砷，提纯就是砒霜。常用中药牛黄解毒丸，牛黄安宫丸等，都以雄黄为主要成分。朱砂是硫化汞，长期服用会致汞中毒，也是中药大量使用的有毒矿物。含铅的中药主要有铅丹、铅粉、铅霜、黄丹、密陀僧等，特别是中成药黑锡丹、二味黑锡丹等，含铅量高达15％。

三，中药可致畸胎和免疫系统损伤。除了保胎药，几乎所有的中药都着重说明孕妇忌用，这是中医的长期临床经验证明的，因为中药里含有很多不明有害成分，孕妇们服用后产下了畸胎死胎，这类案例多了，就形成了经验。中国古代的药理实验科技不发达，只能凭经验来总结中药的毒副作用。至于为什么会造成畸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有，胸腺是人体生产免疫细胞，捕杀癌细胞和入侵细菌病毒的腺体，近年已有研究发现，柴胡和薏苡仁可使胸腺萎缩。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皇帝们都短寿的原因了。

人的寿命是与体质有直接关系的，除了先天的机能丧失或发育不全，人患病主要的原因是免疫能力不强，受了病毒病菌侵袭感染，这时药物或手术只是补助办法，最后康复还是要靠自身的免疫能力。透支体能资源，代谢加速，入不付出，是免疫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比如男性的生殖能力是靠性分泌激素和充足的营养来产生精子，一人一生能制造多少精细胞是有限额的，女性一生能制造多少卵细胞也是有限额的，这和母鸡一生能下多少蛋是一个道理，一天下一个蛋正常，下两个蛋就不正常。男性通过交媾代谢精细胞是正常的，但在短时间内多次排精就不正常，在病弱状态下动辄遗精就更不正常，因为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了，维持生命的资源过早的耗光了。皇帝们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昼夜宣淫，精枯髓干，淘虚了身子。精力体力跟不上，就得服药进补，甚至求助于道士们炼制的丹汞“五石散”之类的淫药，结果是雪上添霜，越补越糟糕，能不短命吗？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根据光绪的病情（除了肾炎和肺结核，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营养不良），除了长期服用中药破坏了免疫系统，如果光绪是个健康人，他的肾功能就会排泄大部分中药毒素，不幸的是，光绪体内的各部机能都丧失了功用，这些毒素反而全被吸收了。更坏的是，他长期服用了牛黄安宫丸之类的含砷中药，众所周知，牛黄安宫丸是中医用来“起死回生”的特效药，光绪百病缠身，每逢病危，牛黄安宫丸自然是少不了的。日积月累，造成了慢性砷中毒，砷中毒到了晚期，必死无疑。碰巧的是，光绪油干灯灭不到一天之隔，慈禧也死了，这就给后来人埋下了许多不解之迷。

蒋介石的光头和毛泽东的没毛

[博讯论坛] 蒋介石的光头和毛泽东的没毛

一， 蒋介石为什么是光头？

蒋介石是被百姓骂成蒋光头的，小说《金陵春梦》里说蒋的光头，是年轻时在上海十里洋埸嫖妓染了梅毒，头发掉光了，说的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少时能看到“内部读物不得转借”的《金陵春梦》，很有一点优越感，觉得超人一等，并且还以为它就是历史。多少年后，才知道这部小说原是亲共文人，二流作家严庆澍写的，是专门丑化蒋介石的。不过《金陵春梦》出版时，中共已经取得政权三年了，这时候再起劲反蒋，似乎是在打死老虎，有献媚中共之嫌。那为什么又出版了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刚刚吃了金门败仗，美国第七舰队驻进台海，正在为解放台湾统一两岸的事儿头疼，反蒋是与抗美援朝同等重要的大事。严后来做官做到中共政协委员，当年写这部小说本不奇怪。 回到正题，对梅毒（一称广疮）这种性病，俺不太明白，据说有位DJ教授对此病很有研究，说这病“烂手”云云，一直想向他讨教。除了DJ教授的英明诊断，俺还听说梅毒这种病很厉害，能通过母体传染给胎儿，最严重的时候是第四期，也叫四期梅毒，那就不只是掉头发，连鼻子都烂掉了。但是蒋介石患的梅毒好象并不严重，所俺所知，病理性的脱发应该是连胡须也不能幸免的，甚至眉毛也一根不剩。蒋先生的脑袋是光了，但细看照片画像，并非一发不剩，另外，胡子还在，眉毛也在，而且中年时还是黑黑的浓浓的，配上光头煞是英俊。

西医治疗梅毒是用青霉素，旧时叫“六零六”，但中医是没有什么六零六的，中医对毒恶病症一律是“以毒攻毒”，对梅毒则使用烈性毒药---砷，也叫砒霜，凡毒死的，都算病死。凡治好的，都算药方灵验，砒霜这玩意儿有多大毒？大到武大郎喝了七窍出血，小到毛发脱落，浑身一根毛也不剩。所以也可以说，旧时的梅毒患者脱发不只是病毒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中医的虎狼药方造成的。 这就有个疑问：这光头倒底是梅毒的原因，还是他天生就脱发？按中医理论，血热的男人就脱发，也叫“秃顶”或“拔顶”。什么叫血热？血不热还叫人吗？我看还是西医的理论有点根据，西医认为：男人秃顶是雄性荷尔蒙分泌过旺或者遗传因素造成。秃顶，就是头盖骨范围光秃秃的，但后枕骨区域还是有头发，而且胡须阴毛腋毛胸毛的生长都正常，象列宁同志那样。现在问题又来了：据说列宁也是死于梅毒后遗症的，难不成他的秃顶也是梅毒的症状？不过列宁同志有一把特色山羊胡子，胡须生长正常，由此可以推论，他的阴毛腋毛胸毛发育也应该正常。这就说明，包括列宁同志在内的天底下所有的秃顶男人，并非都在患梅毒，至少列宁同志的梅毒不是十分严重。另外，古今中外很多文豪大师如伏尔泰也都秃顶，他们也不可能全部患了梅毒。

其实，蒋先生是行武出身，他读的是日本军校，日本军人的军风要求光头，为什么非要光头不可呢？因为冷兵器时代作战时，免不了要短兵相接，肉搏时头发就是个障碍，容易被敌人揪住，就象女人互相撕打那样，谁被揪住了头发，那她肯定输局已定。另外，士兵剃成光头，方便头部救伤。更重要的，在炮火中，头发烧起来的后果惨烈，曹操为什么有赤壁大败？刘备为什么会白帝托孤？就是他们的士兵将领们都被敌方的火攻烤了猪头肉。中日甲午海战，如果大清海军没有那根猪尾巴，伤亡就能小得多，头发烧起来，个个都象支狂奔的火炬，岂有不大败之理？ 军人留发，还有个军人形象问题，军人形象要求刻板冷血，头发长短不一，有卷的，有直的，就太生动太活泼，不严肃。更重要的是卫生问题，有生虱子，搔痒，理发洗头等等麻烦，所以日本人就很讲科学，学习普鲁士军风，要求男人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光头的习惯，蒋先生就保留了这种日本军人的好习惯。其它的秃顶因素都可以一一排除，因为说遗传，雄性荷尔蒙过旺也是遗传的，蒋经国章孝严等后人都不算秃顶。

二， 毛泽东为什么没毛？

再来探讨一下伟大舵手毛泽东同志的没毛是怎么回事？没毛，是指他一生都没长胡须，虽然在延安的照片有一两张是有须的，但那不叫人的胡须，稀稀拉拉的，是鼠须，京戏里的丑角就是鼠须，是小人之相。可是后来就连这几根鼠须也不见了，大约是江青嫌太难看，劝他索性拔掉了。这是人们是从外观上看他没毛，至于毛泽东有没有阴毛（注意，是阴毛不是阴谋），相信这才是中国的最高国家机密，绝对不用担心有人泄露。但人们可以从那些“万里长江横渡”的游泳照片上观察探索，他老人家的胸脯和腋下没见到有毛，如果从这点来推测的话，红太阳应该除了没长男人应该长的胡子之外，很可能还没长男人应该长的阴毛。

这就奇怪啦，一个男人怎么会不长毛呢？胡须是男人的第二性征，第二性征的用途是：看一个人是男是女，不必非得看他的生殖器。对小男孩，谁都可以摸摸他的小鸡鸡，但对成年男人，伸手去抓他的裤裆验证性别成何体统？比如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个个都没胡须，特别是江主席李总理，绰号老江太太老李太太，若想验证他们倒底是男是女，除了王冶萍和朱琳二位夫人，谁有胆敢摸他们的裤裆呢？胡须也是男性成熟的象征，“嘴边没毛办事不牢”，本人坐在办公室里，因为年纪最大，就常被外来人员当成一把手，对年轻的院长视而不见，倒对我这个跟班的点头哈腰，就因为本人嘴边有毛。 男人不长胡子，一是太监，是阉割造成的，二是先天两性人，性发育畸形造成的，其实这两种男人都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男人。对雄性动物而言，阉割也叫去势，就是割除睾丸，睾丸被割除了，不仅失掉了生育机能，相应的第二性征也就退化了，就不能称谓雄性了。

少小时曾听一位老者骂毛泽东是老没毛，说这是奸滑之相，主反覆无常、人品卑劣。但还有相书说男人女相为贵的，毛泽东年轻时就是女人相，特别是那颗大痣更主其贵。依我看，这种形而上的面相学，多半是受了太监形象的影响，男人被阉了，变成了半个女人，贵不贵？侍候皇帝的当然是大贵之人，贱不贱？做奴才的能不贱吗？贵贱难分，其性情人格肯定大受干扰，可以说是集中了男人的最恶劣之处和女人的最讨厌之处，偏偏在中国历史上，人格变态的皇帝最喜欢人格变态的太监，所以中国皇帝的江山社稷，总是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不是被女人断送就是被太监乱了。 过了许多年，又知道所谓的“老没毛”，其实是指没有阴毛而言，俗称“青龙”。但这里的青龙，不是指太极四象里的左青龙右白虎，借用而已。而女人的不长阴毛，是谓“白虎”，也是借用四象的名称。按旧说法，“白虎”女人是克夫的“扫帚星”，克夫之说，一定与房中之事有关，这样的讨论有涉及淫秽文字之嫌，在此就省了。“青龙”克不克女人未必，但绝对也不是褒义的。既然白虎之说涉及淫秽，青龙之说恐怕更涉及淫秽。毛泽东之所以是青龙之身，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先生给出了一个权威答案：原来这位中国的“太阳”只有一只睾丸，是个独卵子儿男人，医学上叫隐睾症，另一只尚藏在小腹中，已经失去了功能。而且这个惊人的隐私也被与伟大领袖睡过的女青年爆料：毛主席真是处处伟大！这“处处”二字真是意味深长，个中典故在此也省了。

现在弄清楚了：毛泽东是睾丸发育不全，影响了第二性征的发育，不长胡须也不长阴毛，这就不正常了。一个爷们家，别人嘴巴上都有毛，独他不长，男不男女不女的，那正常吗？就象人的鼻子，大家都是两个鼻孔，而某人的鼻子却只有一个鼻孔，正常吗？但是如果象厨师那样，是剃光的，就叫正常了，厨师是职业要求不留胡须，那么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可以因政治，工作，学习，生活的需要而不留胡须呢？这就告诉人们：我可不是没毛的“青龙”，不是什么发育畸形，更不是什么太监（谁说俺独卵子儿谁就是妖魔化中国）！我的胡须，是根据国家形象，干部风纪，个人卫生啦等等很多党和人民的革命需要剃光的。 笔者对中外的官员面孔做了个有趣的观察，结果是中国政府官员清一色的太监相貌，青龙面孔，都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象腿了毛的生猪，和他们的年纪和性别非常的不协调。

人嘛，是有各生理时期特征的，不说什么男性美，单说老人，就应该有个老者的样子，比如沈君儒张澜，比如齐白石张大千，那多有风度啊。动物园里的老年大猩猩还留胡子呢，中国的首脑为什么就不肯留胡子？厨师当然是不许留胡子的，那是职业需要，不然食客就得吃清燉胡子汤。 另外，据专家考证，希特勒也是一只睾丸，不过从他那撮小胡子看，很明显，他的隐睾症还没有影响到第二性症发育，但他的党卫队却有一条铁的军纪：就是在接受元首检阅时，阳具必须保持在左侧位置。元首的阳具，由于睾丸缺失而天生偏左倾斜，那么党的军队一切也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希特勒在规定这条军纪时，是不可能说明原因的，他有许多奇特的专制行为至今也是个迷，这就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有说他人格变态的，也有说他精神分裂的，其实就是隐睾症在做怪。

现在应该弄清楚了，中共官员的嘴边没毛，是毛泽东在那儿定了调子。他没毛，别人也不许有毛，裤裆里的毛他没法管，叫别人也变成一只睾丸，更不实际。但是他管大家嘴边的毛还是有权威的，那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的中国皇帝，其实是很迷信的，也很拔扈，大家都有胡子，我没有怎么成？这把年纪一根胡子也没有？不明摆着是“老没毛”吗？那就全都没有好了。这话他不便说，毕竟共产党人的招牌在那儿挂着呢，但可以由刘少奇这类马屁精来替他说，比如在讲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稍带着就把关于仪表风度卫生之类的圣旨传达了，结果大家都很听话，最听话的是曾获美髯公之誉的周恩来，剃得下巴都青了，象个去势不彻底的太监。最不听话的是贺龙，坚持男风，那八撇胡子一直留到被整死。

关于阴门阵和阴毛旗

关于阴门阵和阴毛旗 2008-12-28 08:34:13 [点击:176]

 洋人当然不可能搞什么阴门阵和阴毛旗，这都是那些朝廷官员大儒们的胡编乱造之说。 《金銮琐记》云：“徐荫轩相国传见翰林，黄石荪往。遇山东张翰林曰：‘东交民巷及西什库，洋人使妇女赤体围绕，以御枪炮。’……徐相素讲程朱理学，在经筵教大阿哥，退朝招各翰林，演说‘阴门阵’，盖闻瞎子言，樊教主割教女阴，列‘阴门阵’，以御枪炮云。” 这段话是说，张翰林认为洋人也学会了使用中国人发明的阴门阵，不过这不是他亲眼所见，而是听一个算命瞎子说的。后来高树为此感慨赋诗：“学守程朱数十年，正容庄论坐经筵。退朝演说阴门阵，四座生徒亦粲然。”所谓洋人大摆阴门阵也就成了历史笑话。 阴毛大旗之说，是根据清末进士华学澜《庚子日记》记载：“本日为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华学澜说老外用女人阴毛编织成了一面指挥旗用来对抗义和团的金网阵。我想恐怕也是和那个张翰林一样，道听途说或者自我编造而已。洋人的大旗是肯定有的，使馆能不挂旗么？洋人被攻打时挥舞国旗是在鼓舞士气，但这国旗决不是什么女人阴毛织成的。打不过人家，总得找点理由，这是中国人要面子的思维习惯，以自己的荒唐无知揣度洋人罢了。

中国人迷信“阴门阵”的威力，就猜度洋人也会效仿，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另外，我们研究百年前这段历史，不要忽略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庚子之乱是始于“教案”，是因外来宗教文化与本土宗教文化的水火不容引起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教会内不分长幼全以兄弟姐妹相称，而且洋教堂内供奉的偶像和壁画多以裸体形象，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国人的“非礼勿视”等封建礼教格格不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中国人会认为这是诲淫诲盗，是黄色淫秽的东西，因为这些宗教雕塑和绘画的影响，中国人就污蔑洋教是禽兽淫乱，凡入教者都是无耻男女，污辱祖宗，是大逆不道。与洋人作战失利，联想到洋人的“诲淫诲盗”，阴门阵和阴毛旗这类臆造也是必然结果。

除文化因素之外，拳乱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利益问题，洋教士来中国传教，都有巨额经费，修建教堂，购置产业，发展教民，都是金钱铺路，这就冲击了小农经济，也刺激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嫉妒仇富心理，对那些昨天还是二流子穷光蛋，入了教就学好了还有了钱的教民不满，个别教民因为有洋人撑腰，有了优越感，未免做出有违封建伦理或违法的事情，而当时的洋人在中国有特权，则保护自己的教民不受处罚，同一阶层的贫富差别矛盾，文化层次矛盾，这些都是激发教案的导火点。

要理解百年前这些荒谬血腥之事，应从中国人的民间宗教“神鬼”观着眼。中国的民间宗教是几千年形成的，是巫教，佛教，道教，儒家思想的混合体，即“三教同源”。庚子年，山东直隶普遭旱灾。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洋人的长相行为举止都古怪非常，不是同类，是他们得罪了上天，是鬼怪，因而是制造旱灾的罪魁祸首，唯有扫除洋人，上苍才会降下甘霖。对于中国教民，也视为异类，认为杀之无罪。义和拳的“降神附体”仪式更是加强了这种神鬼魔道观念，大学士徐桐就说过，“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由此，在群体性的狂暴下，拳民们屠戮传教士和教民们非但没有负罪感，反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

当义和团民打不过洋人的枪炮时，就把平时猜度洋人裸形无耻这些乱七八糟的联想总结为洋人使用了阴门阵，使用了比他们的法力还要大的洋邪术，而朝廷内主战派的军政官员都是大儒，绝大多数都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对洋人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更一无所知，也就相信义和团的胡说八道。这就造成了义和团的历史悲剧，义和团的大刀长矛没可能与洋人的热兵器对抗，清廷的落后军队也抵挡不住列强的现代军队，拳民的“神”在现代武器面前显然只有想象的价值。这种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完全可以称为是毫无悬念的战争。毕竟，法术与武器、想象中的与现实中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结果是“神鬼之战”变成了人对“神”的杀戮，这也是现实对虚妄的一个毁灭性报复。

改良马褂——唐

改良马褂——唐装 2009-01-19 02:31:39 [点击:106]

春节将至，走了几家服装店，总是发现少了点什么，回到家才恍然大悟，每年摆的花花绿绿的“唐装”不见了。记得2001年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时，东道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以“唐装”赠与各与会国元首。做为代表中国文化传统象征的服装，金发碧眼的洋毛子们穿上这种大红大绿的中国服装，就如马戏团的猴子，样子颇为滑稽。从此，这种式样的服装一度在大陆和海外华人中流行，成为新年等节庆时的流行服装。不过，我认为这次江泽民又办了件蠢事操蛋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在自己屡次于外交场合出丑的基础上，以所谓的“唐装”为道具，进一步糟蹋了整体中国人的形象。 其实，这种“唐装”，是由清朝的马褂演变的，也叫王八服，（好象越南人叫它三婆服）。

早在民国时有点身份的男性就普遍穿着这种上装。虽然面料很讲究，但颜色很朴实大方，不象现在这样戏装行头般的奢华。这种男装款式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有斜襟的（也叫大襟）；四是盘扣，由纽结和纽袢组成。其面料主要使用织锦缎。这种中式服装，在六十年代也曾流行过，那时候叫罩衣，即棉衣或毛衣的外套，通常是阴丹士林蓝市布面料，在男性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群体中很时兴，我们那会儿还是学生，都诧异男老师们怎么都时兴穿这种王八服？因为穿起来确实象电影《追鱼》里的王八精。另外，八十年代前，乡下农民也都穿这种便装，也叫褂子，平面裁剪手工缝制的，比如陈永贵，周恩来就嘱咐他保持农民特色，不论什么场合，一概戴着白毛巾，穿着这种农家小褂子。但是农民的这种小褂子做得瘦小合身，穿起来不象宽大的王八服那样难看。

因为中国人最早向世界开放时是满清，所以中国人的形象就给世界留下了这样的定格：猪尾巴辫子和三寸金莲。中国的对外使节被称谓“满大人”。其实，满清是中国人形象最丑陋的时期，除了猪尾巴辫子，还有难看的服装，虽然是胡服，但却保留着牲畜的某些特征，比如马蹄袖。再就是马褂，马褂是满人游猎时的外套，没有领，罩在长袍外，类似工装号衣，如果是军士，则有“卒”或“勇”等字样印在胸背中心处（正好作为靶心），这种外套穿着方便，洗涤也方便。皇帝赏给臣子的黄马褂就是这玩意。

江总书记送给布什的这种“唐装”是经过改良的。比如旧式马褂是连袖裁剪的，连袖就没有肩，穿起来是“柳肩”也叫“美人肩”，肩部就不够阳刚，男人怎么能没有肩膀呢？所以唐装采用了上袖的形式，这是最主要的改革，再一个改革是早就有的，比如立领和对襟连袖盘扣，因为没有领子的马褂穿起来确实象个王八，现在的越南人仍然在穿这种没领子的王八服（三婆衫）。 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民初的服装，属于满服，与真正的唐朝服装（汉服）毫无相似之处。可笑的是，中国的七十后八十后愤愤们，竟然错以为这种满清马褂就是“唐朝的服装”。

那为什么要称这种满清马褂为“唐装”呢？这应该缘于服装设计师的历史知识浮浅，大约这设计师是以为外国人统称中国人为“唐人”， 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即可称谓“唐装”了。改良马褂窃居“唐装”之名，也使得很多中国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盛唐强汉以来，岂无装可穿？为何偏偏对奴才特征十足的马褂情有独钟？再说，中国人的衣服，为何要由外国习俗来命名？本非唐朝服装，却因外国人称之为唐装，中国人就人云亦云的也称唐装？这就不能提及唐人一词的来历了。

中国人为什么在海外被称唐人？据说这是因为唐代中国强盛，誉远海外，而《明史•外国真腊传》也是这样记载的：“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所以，在美国、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华人聚居区，均称“唐人街”，而华侨则自称唐人，如果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着的中国服装称为“唐装”，作为中国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也算顺理成章。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字意，它应该称其“满服”，或者直称中国马褂才对。在中国经济泡沫越吹越大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失落了自己文化特色的中国人，迫切想找回自己民族的东西，不惜将改良马褂王八服称为“唐装”，真是有病乱投医，纯属一种集体焦躁的病态。

（注：本文有个别段落，参考引用了它文，在此感谢原文作者）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1-19 04:03:56

纪念六四，论“爱国主义”

八九学运期间，除北京之外，各地城市也有工人和市民参与大专院校学生示威游行，但都尾随在学生队伍之后，学生还拦起了隔离线，不许工人市民混入自己的队伍，六四开枪后，市民和文化机关的干部、工人也组织了抗议游行，但与学生队伍还是泾渭分明。可见，学生是很幼稚的，他们孤立了自己。六四之后，这些与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的市民、工人和干部事后都受到了整肃（开除公职或党籍、降职降职、离职审查等）。值得指出的是，参与学运的很多青年工人和市民是在八三年严打“清污”时被错打错抓的人或家属，他们也在利用这个机会向共产党和政府发泄怨恨。

据我观察，八九学运时，各地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国家干部、警察，都是同情学生的，因为当时的官倒和太子党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确实惹起了公愤，地方对中央不满，平民对特权不满，中下层干部对高层干部不满，明知腐败又拿不到证据，所以迫切需要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另外，企业改革（利改税和合同制）使大批工人变相失业，李鹏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一部分商品的涨价令，致使物价全面连续上涨，当时民间广泛流行着“除了邓小平的个子没长，什么都涨”的讽刺，还有邓朴方等太子党到处敛财显富，邓小平的威望已经大大缩水了。

当时，各单位党委领导也都在观望时局发展，对下属参与学运不过问不干涉，交通警甚至替游行学生维持秩序。形势是乐观的，几乎全民都在关注学运（农村除外），这一形势是有利于政治改革的，这种好形势，全赖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电视报纸的新闻导向。如果赵紫阳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出来，一定会得到全民支持，一场颜色革命即告成功。可以说，八九学运导致的六四事件，是一场流产的颜色革命。但总的来说，还是时机不成熟，党内军内的民主派没有形成强势力量，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搞中央集权和文化禁锢的结果，毛泽东给邓小平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专制资产，最大的一笔就是党指挥枪，还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愚民顺民。

六四北京屠城之后，各地都掀起了“拥军爱民”活动，大肆宣传“人民军队爱人民”，对中国人民进一步洗脑，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显而易见，这是中共当局在意图抵消军队在“平暴”所带来的负面形象。在这些紧锣密鼓的宣传中，广大的中国愚民顺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些“赶着猪羊出了门，送给亲人解放军”的镜头，使人们又回到了内战时期的劳军场面，历史又倒退了四十年！不过这次的“共和国卫士”赳赳武夫们，是以屠杀人民血染的风采。而送肉送西瓜给屠夫刽子手的愚民顺民，则多是那些不管什么朝代都拥护朝廷和政府的居委会大妈老伯，他们是以爱国主义面目拥军优属的，热爱“人民军队”，就是爱国，否则就是不爱国。

应该承认，鲁迅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还是入木三分的，《聪明人与傻子与奴才》这篇杂文，说到奴才的本性就是护主，别看他平时对主子也有不满的时候，也有劳骚，但在关键时刻，他还是要站在主子一边，替主子卖命的，因为奴才必须依赖主子才能活下去，比如野猪能在山林中生存，家猪就不成，它只能在猪圈里养着。聪明人的聪明，是在于他仅仅给奴才以同情，不肯行动，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傻子成功了，在奴才一边，他有一份功劳，因为他同情过，支持声援过。二是如果傻子没成功，在主子一边他还是有功劳，因为他没参与傻子的暴力行动，维护了安定团结。而傻子就不然，一是一，二是二，你这奴才既然说屋子黑暗，我给你开个洞，见到阳光不就妥了吗？但事实表明，他的革命是孤立的，虽然故事的开始是他在为奴才抱不平，也得到了聪明人的喝采，但结局是奴才不肯接受他的民主思想，聪明人对他的支持也没有坚持到底，所以他失败得很狼狈，最后被奴才与主子联起手来打跑了。

这篇文章很精彩，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人最致命的劣根性，这个劣根性就是出于太多自私的聪明以致道德缺失。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传统教育，国民已经被培养出明哲保身的遗传基因，凡事必取中庸之道，投机钻营，看风头赶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说现在中国民主的事情难办，就是这类聪明人太多，傻子太少。所以我认为：六四学运的一些学生领袖们后来颓废了，其实是由鲁迅笔下的傻子转变成鲁迅笔下的聪明人了。我看柴玲的委屈就很说明问题，至今还有那么一些聪明人呼应中共，仍在攻击她，攻击整个六四运动。所以柴玲们当然要自扪：到底值不值得为中国的这些奴才，为这些聪明人流血牺牲？

至于奴才们，更是庆幸，多亏帮主子打跑了傻子，不然现在大家都得住漏房子，没有窗的房子是黑暗了点，空气是污浊了点，但总比漏雨透风好啊。中国真是一块盛产奴才的土地，而且中国奴才也具中国特色，但当了婊子却要立牌坊，不高兴被称谓奴才，而是时时以爱国者自居，若有人批评他的主子，那就是洋奴，若反对他的主子，那一定是汉奸卖国贼。

史传张献忠入蜀时尽戮良民，竟有十城九空之惨烈。张献忠是位农民起义领袖，他应该知道团结民众对抗官府的大道理，但却在历史上落下了屠夫的恶名，这是为什么呢？ 有考证说是张献忠在年少时受到了四川人的欺负，所以他要报仇雪耻，这不足为信，正象纳粹德国杀犹太人，能说是因希特勒一个人的私仇与偏见吗？所以鲁迅对此的评论是：张献忠杀人，是为了孤立皇帝。杀不到皇帝就杀光他的百姓，没有臣民了，皇帝成了光杆司令，自然而然就垮台了。不过我认为鲁迅的话是另有言外之意的，这言外之意，就是四川的“良民百姓”本是皇帝的顺民，是死心塌地忠于皇帝的保皇党，不肯拥护土匪，所以才惹得这位山大王大开杀戒。后来太平天国的军事失败也是这个原因，太平军的死对头湘军淮军，就是由皇民曾国藩们组织起来的。

历史总是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想如果今天再有个X献忠造起反来，他仍然也会大杀这些皇民顺民的，为什么呢？因为X献忠谋反抢皇帝宝座的同时，更多是为了替顺民们争取自由民主替天行道，然而你这边拼着命的拉皇帝下马，他们那边却要保卫皇帝，为了皇帝来和你拼命。你要打倒皇帝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就得移开这些挡路绊脚的石头，就要浪费很多气力时间，甚至你为他们牺牲了，他们却来吃你的人血馒头。那革命者就没别的办法，只好连皇民顺民们一起杀，一路杀到皇帝身边去。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次是用头发象征改朝换代的。第一次是满清入侵后的“剃发令”，留发不留头，剃头匠的搭挡是刽子手，不肯剃头的就二话不说，当场连着头发一骨脑就砍了。第二次是民国的强制“剪辫令”，虽然没用砍头的方式，甚至有的地区还给赏钱，但也是鸡飞狗跳，为啥呢？因为这辫子已经成为良民顺民和忠臣的标记，按封建道统，忠君就是爱国。中国人在明清改朝时的表现，应该是真正的爱国，因为剃发易服，就是向外族屈服，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了民族尊严而掉了脑袋。在清民换代时，不肯剪辫子就成了奴才，因为前朝时满人才是贵族主子，为了保住脑袋，就要对那根猪尾巴视若命根子，自己已经沦为汉奸奴才了，反污革命党人是汉奸卖国贼，所以这是不能算爱国的，只能算做爱满清皇帝，因为建立民国不是外族入侵，是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为什么遗老遗少们被剪了辫子如丧考纰？因为皇帝在这等顺民心目中，就是政府就是国家，他们认定保卫皇权就是爱国，只是这次爱国，不必象大明人那样用脑袋来抵押自由和尊严，而是用那根猪尾巴当筹码。如果皇帝没被打倒，他们起码在胡服虏语这个形象上就护驾有功，这根猪尾巴就是表忠的资本。皇帝真的被推翻了，也不打紧，大势所趋，那再剪也来得及，就是剪了，也要精心保存起来，准备着有朝一日接上它，迎接皇帝的复辟。再说，猪尾巴虽然没了，但脑袋还在，可以马上认下新主子，新的政府和总统也是皇帝，名称不同而已，和皇帝一样，政府和总统也是国家，大家都革命了，所以我也就革命了，也就是革命党了，而且要比革命党还革命，咸与维新。

今天，这类大清式的顺民还是大有人在，虽是没了猪尾巴可以佐证对当权者的忠诚，但可以给自己贴上爱国标签，打上爱国包装，然后拼命摇旗呐喊为专制歌功颂德，来证明自己是党和政权的忠诚顺民，这标签和包装，就相当于大清顺民的那根猪尾巴，但又不同于父精母血的辫子，它可以象变色龙一样，随着社会形势政治风头变幻颜色，而且这根猪尾巴不仅能应环境变色且能随时抛弃，然后再长出来。这类爱国，其实爱的是专制政权和执政党，这个标签所带来的其它好处自不必说。

现在的中共及其追随者们，哪里还有什么因特纳雄奈尔？那都是哄弄老百姓的，骗一天算一天。所以爱党爱国，说的好听，其实不过是极端自私的利益使然。口称爱国，实则谋私，以谋私为目的爱国，只能称谓爱国贼。老愤青张学良有云：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来的家？但是他老死在檀香山，即没回台湾那个国，又没回大陆那个国，也不知他倒底有没有家？那些没入外国籍享受着西方民主，口喊六四中共镇压正确，死也不肯回国的爱国华侨们，他们的家又在哪里？

革命是自然要流血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对谋逆的乱臣贼子满门抄斩，满清朝廷杀维新党，北洋军阀杀革命党，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从历史角度认识，被杀的都应该誉为英雄好汉，因为他们毕竟是为理想信念而牺牲的。在六四，天安门广场的热血学生面对戒严令毫无惧色，他们就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少年英雄。与此同时，秀水街的一些聪明绝顶的中国人却在这一片肃杀之气下，嗅到了青年学生的血香，借机到美使馆排队办签证出国，据说一些已经在美国公费留学的，一向爱国爱党的共干子弟们居然也成了政治难民，一哄而上抢老美的绿卡。同样是民运分子，来历却大不相同，绿卡拿到了，摇身一变，又成了打着民运旗号的爱国愤青，所以民运今天的分裂并不奇怪。

在野蛮的原始部落里，血腥杀祭是必不可少的宗教仪式，而且杀掉的都是年轻的生命。古今中外，一切专制政权也是靠杀祭来维持的，中共统治半个世纪中，每逢政治运动和国内外政治气候变化，都要大杀一批“反革命”，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林昭，哪个不年轻？每次屠杀，都伴随着“人民愤怒声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每次屠杀，政治犯们都是被堵上嘴巴游街示众，绑缚刑埸公开处决，围观的皇民顺民们人山人海，都伸长了脖子张大嘴巴一饱眼福。 六四这埸杀祭，更升级为野战军坦克冲锋枪扫射，真正爱国的学生和市民们是被定成“反革命暴徒”罪名拉上祭坛的，他们不只是被中共这个大祭师大酋长所杀，在更多意义上，是被爱国贼们所杀，因为这埸杀祭，是在爱国贼们的喝采声中落下的屠刀。只要中共还有大量奴才效忠，只要爱国贼们还在春风得意，专制政权就能苟延残喘，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人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自由，六四爱国学生的冤魂也不会有昭雪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