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博讯螺杆 “民兵是一堆肉” 2009-10-07 18:34:51 [点击:57]
一九五九年党国第十一次国庆阅兵，毛泽东陪同赫鲁晓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阅部队包括“首都民兵师”，毛泽东指着民兵方队说：看我的民兵多雄壮，谁胆敢侵犯中国，谁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料赫鲁晓夫冷笑说：在我们强大的机械化红军眼里，这只不过是一堆肉而已。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没过一年，就和老大哥闹掰了。不久，为了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共拍了一部军事科教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特别回顾了地道战地雷战，特别借鉴了越南的丛林游击战，特别展示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强大阵势，特别强调了步枪打飞机的人民战争，主题思想就是全民皆兵，诱敌深入，关门打狗。现在，估计这部片子是被冷藏了，再拿出来肯定惹世人耻笑。因为人民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笑话，所以中共现代马谡张召忠在央视评论伊拉克的“人民战争”时，不断惹来观众的奚落笑声。
中共的民兵和“人民战争”，历史悠久，中共拿来标榜抗战的也是民兵，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表现的都是民兵土八路。中共也确实是靠民兵发的家，当初上井冈山落草为冠的，就是秋收起义的农民，后来帮助共军打天下的也是民兵，比如后方土改斗地主，建立根据地维护政权，支援前线，都依靠民兵。但民兵打仗确实不行，在抗战中，土八路能干什么呢？据我所知，除了偶尔打汉奸的冷枪，主要是扒铁路和锯电话线杆，电杆是越锯越短，日本人就逼老百姓重新埋上，埋好再锯，锯了再埋，折腾老百姓，最后电杆就只有一米多高了，不用锯了，电话线直接用剪子就剪断了。至于地道战和地雷战到底怎么回事，那就不用说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组织民兵的，可能是商纣王，他和周武王打了一阵子，正规军不多了，就启用了奴隶，结果奴隶们阵前倒戈了，加速了商王朝的垮台。后来的民兵组织，除了农民起义部队，就是西太后启用的义和团，当时义和团是如日中天，有太后撑腰，谁也惹不起。文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是这样，有毛主席撑腰，谁也惹不起。但义和团能打仗吗？事实证明，不能！结果最后西太后又不给撑腰了，刀枪不入的大师兄们都被八国联军和政府砍了脑袋。北京人过去流行这么一句骂人话：您急什么？等着挨刀啊？说的就是义和团在死囚牢中被排了号，等着砍脑袋。死不可怕，等死才可怕。 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武斗，也是被毛泽东看成国家希望的，毛泽东认为红卫兵就是解放军预备队，还为此特地检阅了红卫兵。但红卫兵或造反派绝对是乌合之众，我在文革中就亲身经历了武斗，那真是瞎打，哪有什么目标？当时我们手中也有半自动步枪，但那主要吓唬人的，大家都端着枪冲着天空瞎打一气，一面等着脑袋上挨飞子儿（流弹），被打死的“亲密战友”都是中了流弹。其实武斗不管哪一派，都是壮了胆子互相吓唬，什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那是扯蛋，就是为了刺激好玩，男人好武好斗，动物天性。
毛泽东本来是想与苏修较量一埸的，将百万红卫兵打发到广阔天地的用心之一就是为了打世界大战，但是打了珍宝岛一仗，就领教了苏联坦克的厉害，一听说几百颗导弹已经瞄准了中南海，更是吓的屁滚尿流，慌乱之下，搞起了全国战略大疏散，一面又向老美摇起了橄榄枝建立外交关系，这会儿他就不反帝了，红卫兵愤青们在乡下天天准备打世界大战的梦想也成了泡影，地道白挖了，拉练白拉了，备战也白备了。因为现代战争绝不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那样“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毛泽东以为有了人就有了一切，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但他最终还是被苏修的导弹吓破了胆，也变成了纸老虎。现代战争可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见不到敌人，你上一百个刺刀也没用，人家不和你见红，一颗重磅炸弹从飞机上扔下来，就是不炸，重力加速度也能将地面砸出一口冒水的大井，别说你只有三米多深的地道了。毛岸青在朝鲜是被烧成焦炭的，但今天就连焦炭也见不到，一道闪光，一声巨响，一团蒸汽，人没了！
什么时候要依靠民兵呢？是在国家的战争资源特别是兵力被耗尽时，黔驴技穷了，这时候就只好组织民兵了，当然也是没可能挽回败局的，但至少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不屈精神，有历史意义。比如纳粹德国的柏林保卫战，最后希特勒是启用民兵的，有老头有小孩，但还是没启用妇女，希特勒是很能爱护女人的。如果动用女人保家卫国，那只能说明这个民族彻底的没希望了，女人都拼光了，谁来生育后代？所以上帝造男女在生理体能上就是不平等的，要男人征战，女人生育，千百个女人，只须一个男人做种子就够了。但千百个男人分享一个女人就不成，因为人不能象猫狗那样杂交，最后是这个女人什么也生不出来，绝育了，也就是绝种了。
在未来高科技战争中，民兵还能发挥作用吗？不能！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搞民兵建设都是劳民伤财。特别是女民兵，更是摆样子作秀，有句名言说：战争要女人走开！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有个镜头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精神，苏军指挥员命令妇女和儿童走出堡垒，为了俄罗斯，妇女儿童集体投降！ 驱赶女人上前线的民族绝对不是什么好民族！有人说，你这话太绝对了，朝鲜就有大量女兵，没错！北朝鲜是有大量女兵，一是那埸战争消耗了大量男人，二是朝鲜这个民族在生育上男女比例失调，北朝鲜从有金家父子以来，就穷兵黩武，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在搞个人崇拜大阅兵，这样的民族能说它是好民族吗？大量的女兵，并不等于朝鲜女人一定比朝鲜男人优势，在体能方面，全人类的男女生理区别都是一样的，不然还分什么男女？所以，什么女子特警队，女子战机飞行员，女子伞兵，都是中国特色！别说军队，就是其它方面，中国特色也是阴盛阳衰，这是有传统的，比如花木兰杨家将，梁红玉红灯照等等，基本是传说和扯蛋，大部分是中国男人因自卑而意淫编造出来的神话。我的外祖母是前清光绪生人，说她少女时参加过红灯照，大红扇子一煽，就能飞起来！但这明显是她的道听途说，因为她是个小脚女人，就是跳高也要起跑是不是？三寸金莲，能跑起来吗？还飞呢？
回过头来再说什么女子特警队，那不过是一群假小子而已（当然对付手无寸铁的屁民是没问题的），我甚至怀疑她们的真实性别，是不是做了变性手术的变态男？其实在战争中，女兵的最大作用，除了医护之外，就是展示大腿供男兵意淫激发战斗力，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战争进行到白热化时，女兵就是随军妓女，比如二战时日本军队的慰安妇，纳粹也试图通过妓女的体温来抢救冻伤濒危的士兵，中国军队在古代时也有慰安妇，解放军三总文工团，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慰安妇，秀色可餐嘛，阵前踢一踢大腿，战前敬酒践行，刺激士兵们的雄性荷尔蒙和肾上腺素分泌，鼓舞士气，我看这就是中国女兵在战争中的唯一作用。
前头说了，为什么商纣王的奴隶民兵会在阵前倒戈呢，这主要是因为奴隶是被压迫者，他们找机会推翻统治者还不及呢，让他们冲锋陷阵，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二是奴隶民兵没经过正规军训练，古代军队虽然是冷兵器作战，也是要严格训练的，格斗、奔跑、投掷……都要训练，纣王的奴隶民兵和武王的正规军一对阵，高下立分，精神战术就乱了奴隶民兵的阵脚，能不垮吗？即使是后来的常规战争，步兵也要讲战术和单兵作战能力，比如三三制，个人素质方面的射击、投弹、拼刺等等，现代战争就更不用说了，起码士兵的文化素质要在高中以上才行，不然怎么掌握现代化武器？现代战争中，战场对抗是非接触性的、战争进程是非持久性的、战争结局也是非占领性的，所以民兵没可能有参战的机会和手段。 有人会说，民兵素质不行，可以通过适应高科技战争的特点去组织民兵和训练民兵。我说那还要军校做什么？我就不信，在短期内将一个工人拉过来就能训练成正规军人。
还有人会说，中国企事业中从事光、电、磁等领域的各类工程技术人员数量众多，可组织起来对敌进行电子战，但这个“数量众多”是多少呢？如果人人都能成为黑客，那五毛做什么？再说，你的电脑原码是不是人家的？还有操作系统，即使不是人家的也是模仿抄袭人家的，能保证一点漏洞也没有？你战什么？怎么战？所以，说民兵能参与高科技战争，是中国人有史以来最大的意淫。中国民兵在战争中的唯一作用，就是维持后方秩序，说白了也就是用枪杆子维持政权稳定，民兵各地都有，就地组织，不用运兵，对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中共来说，镇压人民其实也没必要象六四那样动用野战军和坦克，只要民兵冲锋枪就足够了。
如果说在现代战争中，民兵就是一堆肉，那么女民兵就更是一堆肉了，因为党国国庆六十年大阅兵，特地招聘了女民兵方队，而且领队的是不折不扣的车展模特，明明是穿着红色短连衣裙，却偏偏说成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所有观看大阅兵的男性们，有谁敢说自己对女民兵的大腿不感兴趣？谁说不感兴趣谁就是伪君子！胡哥都笑了，你为啥假装正经？我可以断言，随便将其中的一位小姐拉出来表演射击，她能打上零环就算不错了，更不要说拼体力了，当然比踢大腿，那是谁也踢不过她们的。据说北京朝阳区的女民兵是历来阅兵中的亮点，但过去的亮点不等于现在的亮点，从赫鲁晓夫嘲笑中国民兵是一堆肉至今，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当年的亮点女民兵（神枪手或者投弹能手）今天已经是老奶奶了，那些还活着的，老态龙钟的，多奇志的中华儿女，她们还能不能踢大腿？
最后编辑时间: 2009-10-07 19:15:24
2011年10月8日星期六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真实动机
主题：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真实动机（有乱码重发） [博讯论坛]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真实动机 分析家们认为，这埸战争是在斯大林逼迫下发动的，但我说这只是一方面，因为有史料证明，当时中共高层的头子们除毛泽东外，一开始都不赞成打这场外战，主张恢复内战后的和平建设，如果毛泽东采纳集体意见，斯大林也无可奈何。所以我们要排除那些虚伪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空洞口号，应该从毛泽东的封建帝王本性和中共的集团利益来分析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知道，抗美援朝是中共取得政权后发动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为什么说是侵略战争？而不是什么保家卫国呢？因为这仗打的是攻不是守，是把军队开到朝鲜国土的纵深，打的主要也是朝鲜人。
不要说什么唇亡齿寒，金家父子至今也不承认是中国人帮它打了这场战争，因为打响第一枪的是北朝鲜，南朝鲜是反侵略，所以中国出师无名，只好将正规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另外，志愿军入朝时间也不是中共教科书中宣传的那样：“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而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时，三八线距中朝边境还远着呢，中共对美国人的警告是以三八线为界的，不是鸭绿江。根据史料记载，联合国部队是1950年10月7日越过三八线的，中国方面于次日就决定了出兵，10日 彭德怀与高岗研究出国作战计划。16日志愿军的先头部队第42军就开始从辑安渡过鸭绿江。18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19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当晚，志愿军开始大举过江。
先谈第一个动机，任何历史条件下的“攘外”，都是统治者安内的强硬理由，中共刚刚以武力取得政权，也要靠武力来巩固，那么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实行极端手段镇压民间的反抗就是最好的游戏规则。所以伴随抗美援朝的，是国内一系列的镇压运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以血腥屠杀清洗了一大批旧政权留下的对抗势力，也震摄了人民百姓的潜在反叛意识。这个动机符合中共集团的整体利益，只要毛泽东把这个动机提出来，就再不会有人反对出兵朝鲜，可以说它促使了中共高层内部对韩战的意见达成统一。因为刚刚结束了内战的中国，“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加上阶级斗争的恐怖，所以抗美援朝战争是有其历史动力的。这个动力就是：“工人和农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５６０万吨的物资。”（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在“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杀气腾腾的口号下，中国人民被中共长期奴役，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共也是一直以“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为借口，将国家置于准战争状态，实行半军事管制维持它的专制政权。
第二个动机是借机剥夺彭林的军权，彭德怀和林彪是中共武力夺取政权的最大功臣。林彪坐镇中南，拥兵一百五十万，彭德怀坐镇西北，拥兵一百五十万，这二人对毛泽东最忠实，恰恰也令毛泽东最不放心。狡兔死走狗烹，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都是在取得“天下”后大杀功臣，毛泽东更不能例外，但他不是象宋太祖那样怀酒释兵权，也不是朱元璋那样火烧梧凤楼，而是临阵易帅，巧妙地使了个换头术，将林与他的四野分离，将彭与他的一野分离。本来林彪已经和下属们开始积极的备战，但毛泽东在高层最后决策时却突然宣布林的“病况”，说他见不得光听不得水天天拉稀，建议他去苏联疗养，林一听立刻就明白了，只好顺坡下驴的放弃了四野。被火急秘密从大西北催回来的彭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毛泽东格外看重他。临阵易帅本是兵家大忌，将领们只有指挥自己的军队才能得心应手，不然就会造成巨大的牺牲，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兵家大忌从“万岁军”那里得到了验证。但毛泽东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人民会付出多大生命代价，他是不在意的。后来的大饥荒，文革，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本性。
本文着重阐述的是第三个动机，就是借韩战消耗原国军兵员。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杀俘是个规则，这是因战俘能构成反叛因素，商王朝就是被驱赶到前线的奴隶（战俘）起义断送掉的，秦朝的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也是因惧怕战俘造反。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肯定也想消灭战俘，但现代战争需要炮灰，毛打内战的高招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即以几倍的兵力搞人海战术围歼打援，大量的兵员空白只能以战俘来填补，好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农民，在整编过程中进行洗脑和奴化教育后就迅速投入前线，所以，中共军队在内战中迅速膨胀壮大，是大批国军投诚和收编俘虏的结果。
特别是四野，它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东北野战军，是1945年从山东军区和冀热辽部队调进的八路军6万，新四军3万，连同党政军干部总共才13万余人。到年底时，总兵力就发展到27万。1947年7月至1948年11月间，辽沈战役结束，歼国民党军47万，大批俘虏士兵补入部队，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37万。至此，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已超过百万。其建制是：第38、39、40、41、42、43、44、45、46、47、48、49军，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60军整编为第50军。平津战役后，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渡江战役，6月，歼白崇禧部主力21万余人。在向中南进军过程中，又以80%的兵力清剿收编土匪。7月，以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的4个师改编为第51军。10月，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兵团改编为第52、第53军。至1950年1月，成立中南军区时，四野兵力已达150万人。 在韩战中，志愿军主力是以四野为主的部队，先期入朝的是38军、39军、40军、42军以及66军，和东北边防军炮兵司令部所属地炮兵第1、2、8师。但实际上，早在金日成南犯时，一支中国军队就已经加入战争了，这支队伍是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三个师，是金日成组建人民军时向毛泽东讨要的，成为人民军的主力。那么解放军哪里来的这么多朝鲜士兵呢？
原来，他们是四野收编的关东军余部。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尚有七十万人，但并非全部是日本军人，这是因为太平洋战场几度抽调其主力，不得不从朝鲜和台湾征集兵员，所以后期的关东军组成，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是“满洲国”伪军、朝鲜军和台湾军，老一辈人东北人都知道，甚至在伪满警察中，也有很多朝鲜人，被称谓二鬼子。苏军出兵东北后，关东军全面崩溃，其中八万多被击毙，六十万投降。投降的日军一部分被苏联人押解到苏联境内服苦役，其余被遣返日本，非日本藉的俘虏就被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收编了。这些非日藉的原关东军士兵，受过严格的正规军训练，所以战斗力很强，和日本军人也差不多少，虽然打不过打苏军机械化部队，但打国民党军队和南韩军队还是没问题的。
原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一小部分是因将领被中共策反统战，或者本身就是中共的人，而大部分都是在形势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前者是可以继续带兵的，比如曾泽生，就要带着他的50军亲自上朝鲜战场。而后者是不能带兵的，比如陈明仁，只能给个高官厚禄养起来，他的52军，53军也全部开进朝鲜。中共为防止军队反叛，保持党指挥枪的高度原则，在原国民党投诚部队被整编后，加入了大量政治干部和党员骨干，所以在朝鲜战场就能有效地挟持士兵或战俘。 显然，比较有政治头脑的原国民党军士兵，特别是青年军这类知识化的国军士兵，四野中早期收编的国军兵员，大部来自国民党青年军，还有原关东军的中国藉士兵，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他们对两种社会制度会有明确的比较，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士兵在朝鲜战场被俘后，也会很明显地认识到：吃炒面和吃罐头绝对是不同的生活，联合国部队的飞机大炮与步枪刺刀也是绝对的武器差别，两相对照的结果，自然要选择投奔自由这条路，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志愿军战俘都是这个选择，这可能是中共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不怕志愿军战士被炮火炸飞，怕的是他们被俘，更怕他们反叛，他的本意是将那些原国军战俘们从肉体上消灭在朝鲜战争中，和白起坑杀赵卒是一个用心，所以他要力争将战俘们弄回国内管教，不能让他们跑到台湾去替国民党反共。
尽管两万多战俘有近一万五千人投奔了自由，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三个险恶动机还是如愿以偿，特别是第三个动机，他免去了内战后裁军的风险，因为裁军通常是军队反叛的主要原因。当然，在政权稳固的条件下是没有这种危机的，比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也大量裁军，但没有造成军队的激烈反弹，因为一部分军队改编为武警部队了，一是降低了常规武器的军备投入，二是没有影响军人的切身利益，这也等于是裁军。
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毛泽东想搞毛家天下，但毛太子岸英的阅历太浅，除了当翻译和搞了几天土改，没有一丝战功和太多政治资本，太子亲征应该是毛搞世袭的如意算盘，如果真正的想保家卫国，他应该命太子下连队去当普通士兵，一级一级的靠战功提升，但安插在司令部里，显然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彭大将军，另一方面是战功的起点高，这个资历不是从士兵开始，而是从指挥官开始的，因此彭的所有英明指挥，都应该有太子亲征的一半，料他彭德怀也不敢不承认。怎奈人算不如天算，太子违反了战斗纪律暴露了目标，葬身于汽油弹的火海中，毛泽东的这个最自私的动机失败了，从此彭大将军也成了他的仇敌，不除不快。 从毛泽东以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为始，到邓时代的中越边境冲突为终结，中共的对外局部战争都不是以真正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借战争来解决内患，出于这样的动机，所以每次战争都没有值得夸耀的胜利。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真实动机 分析家们认为，这埸战争是在斯大林逼迫下发动的，但我说这只是一方面，因为有史料证明，当时中共高层的头子们除毛泽东外，一开始都不赞成打这场外战，主张恢复内战后的和平建设，如果毛泽东采纳集体意见，斯大林也无可奈何。所以我们要排除那些虚伪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空洞口号，应该从毛泽东的封建帝王本性和中共的集团利益来分析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知道，抗美援朝是中共取得政权后发动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为什么说是侵略战争？而不是什么保家卫国呢？因为这仗打的是攻不是守，是把军队开到朝鲜国土的纵深，打的主要也是朝鲜人。
不要说什么唇亡齿寒，金家父子至今也不承认是中国人帮它打了这场战争，因为打响第一枪的是北朝鲜，南朝鲜是反侵略，所以中国出师无名，只好将正规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另外，志愿军入朝时间也不是中共教科书中宣传的那样：“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而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时，三八线距中朝边境还远着呢，中共对美国人的警告是以三八线为界的，不是鸭绿江。根据史料记载，联合国部队是1950年10月7日越过三八线的，中国方面于次日就决定了出兵，10日 彭德怀与高岗研究出国作战计划。16日志愿军的先头部队第42军就开始从辑安渡过鸭绿江。18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19日联合国军攻占平壤，当晚，志愿军开始大举过江。
先谈第一个动机，任何历史条件下的“攘外”，都是统治者安内的强硬理由，中共刚刚以武力取得政权，也要靠武力来巩固，那么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实行极端手段镇压民间的反抗就是最好的游戏规则。所以伴随抗美援朝的，是国内一系列的镇压运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以血腥屠杀清洗了一大批旧政权留下的对抗势力，也震摄了人民百姓的潜在反叛意识。这个动机符合中共集团的整体利益，只要毛泽东把这个动机提出来，就再不会有人反对出兵朝鲜，可以说它促使了中共高层内部对韩战的意见达成统一。因为刚刚结束了内战的中国，“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加上阶级斗争的恐怖，所以抗美援朝战争是有其历史动力的。这个动力就是：“工人和农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５６０万吨的物资。”（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在“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杀气腾腾的口号下，中国人民被中共长期奴役，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共也是一直以“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为借口，将国家置于准战争状态，实行半军事管制维持它的专制政权。
第二个动机是借机剥夺彭林的军权，彭德怀和林彪是中共武力夺取政权的最大功臣。林彪坐镇中南，拥兵一百五十万，彭德怀坐镇西北，拥兵一百五十万，这二人对毛泽东最忠实，恰恰也令毛泽东最不放心。狡兔死走狗烹，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皇帝都是在取得“天下”后大杀功臣，毛泽东更不能例外，但他不是象宋太祖那样怀酒释兵权，也不是朱元璋那样火烧梧凤楼，而是临阵易帅，巧妙地使了个换头术，将林与他的四野分离，将彭与他的一野分离。本来林彪已经和下属们开始积极的备战，但毛泽东在高层最后决策时却突然宣布林的“病况”，说他见不得光听不得水天天拉稀，建议他去苏联疗养，林一听立刻就明白了，只好顺坡下驴的放弃了四野。被火急秘密从大西北催回来的彭还蒙在鼓里，以为是毛泽东格外看重他。临阵易帅本是兵家大忌，将领们只有指挥自己的军队才能得心应手，不然就会造成巨大的牺牲，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兵家大忌从“万岁军”那里得到了验证。但毛泽东在意的是自己的权力，人民会付出多大生命代价，他是不在意的。后来的大饥荒，文革，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本性。
本文着重阐述的是第三个动机，就是借韩战消耗原国军兵员。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杀俘是个规则，这是因战俘能构成反叛因素，商王朝就是被驱赶到前线的奴隶（战俘）起义断送掉的，秦朝的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也是因惧怕战俘造反。毛泽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肯定也想消灭战俘，但现代战争需要炮灰，毛打内战的高招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即以几倍的兵力搞人海战术围歼打援，大量的兵员空白只能以战俘来填补，好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都是农民，在整编过程中进行洗脑和奴化教育后就迅速投入前线，所以，中共军队在内战中迅速膨胀壮大，是大批国军投诚和收编俘虏的结果。
特别是四野，它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东北野战军，是1945年从山东军区和冀热辽部队调进的八路军6万，新四军3万，连同党政军干部总共才13万余人。到年底时，总兵力就发展到27万。1947年7月至1948年11月间，辽沈战役结束，歼国民党军47万，大批俘虏士兵补入部队，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37万。至此，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已超过百万。其建制是：第38、39、40、41、42、43、44、45、46、47、48、49军，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60军整编为第50军。平津战役后，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渡江战役，6月，歼白崇禧部主力21万余人。在向中南进军过程中，又以80%的兵力清剿收编土匪。7月，以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的4个师改编为第51军。10月，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兵团改编为第52、第53军。至1950年1月，成立中南军区时，四野兵力已达150万人。 在韩战中，志愿军主力是以四野为主的部队，先期入朝的是38军、39军、40军、42军以及66军，和东北边防军炮兵司令部所属地炮兵第1、2、8师。但实际上，早在金日成南犯时，一支中国军队就已经加入战争了，这支队伍是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士兵组成的三个师，是金日成组建人民军时向毛泽东讨要的，成为人民军的主力。那么解放军哪里来的这么多朝鲜士兵呢？
原来，他们是四野收编的关东军余部。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尚有七十万人，但并非全部是日本军人，这是因为太平洋战场几度抽调其主力，不得不从朝鲜和台湾征集兵员，所以后期的关东军组成，有相当一部分士兵是“满洲国”伪军、朝鲜军和台湾军，老一辈人东北人都知道，甚至在伪满警察中，也有很多朝鲜人，被称谓二鬼子。苏军出兵东北后，关东军全面崩溃，其中八万多被击毙，六十万投降。投降的日军一部分被苏联人押解到苏联境内服苦役，其余被遣返日本，非日本藉的俘虏就被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收编了。这些非日藉的原关东军士兵，受过严格的正规军训练，所以战斗力很强，和日本军人也差不多少，虽然打不过打苏军机械化部队，但打国民党军队和南韩军队还是没问题的。
原国民党军队投诚起义，一小部分是因将领被中共策反统战，或者本身就是中共的人，而大部分都是在形势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前者是可以继续带兵的，比如曾泽生，就要带着他的50军亲自上朝鲜战场。而后者是不能带兵的，比如陈明仁，只能给个高官厚禄养起来，他的52军，53军也全部开进朝鲜。中共为防止军队反叛，保持党指挥枪的高度原则，在原国民党投诚部队被整编后，加入了大量政治干部和党员骨干，所以在朝鲜战场就能有效地挟持士兵或战俘。 显然，比较有政治头脑的原国民党军士兵，特别是青年军这类知识化的国军士兵，四野中早期收编的国军兵员，大部来自国民党青年军，还有原关东军的中国藉士兵，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他们对两种社会制度会有明确的比较，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士兵在朝鲜战场被俘后，也会很明显地认识到：吃炒面和吃罐头绝对是不同的生活，联合国部队的飞机大炮与步枪刺刀也是绝对的武器差别，两相对照的结果，自然要选择投奔自由这条路，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志愿军战俘都是这个选择，这可能是中共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不怕志愿军战士被炮火炸飞，怕的是他们被俘，更怕他们反叛，他的本意是将那些原国军战俘们从肉体上消灭在朝鲜战争中，和白起坑杀赵卒是一个用心，所以他要力争将战俘们弄回国内管教，不能让他们跑到台湾去替国民党反共。
尽管两万多战俘有近一万五千人投奔了自由，毛泽东发动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三个险恶动机还是如愿以偿，特别是第三个动机，他免去了内战后裁军的风险，因为裁军通常是军队反叛的主要原因。当然，在政权稳固的条件下是没有这种危机的，比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也大量裁军，但没有造成军队的激烈反弹，因为一部分军队改编为武警部队了，一是降低了常规武器的军备投入，二是没有影响军人的切身利益，这也等于是裁军。
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毛泽东想搞毛家天下，但毛太子岸英的阅历太浅，除了当翻译和搞了几天土改，没有一丝战功和太多政治资本，太子亲征应该是毛搞世袭的如意算盘，如果真正的想保家卫国，他应该命太子下连队去当普通士兵，一级一级的靠战功提升，但安插在司令部里，显然一方面是为了监督彭大将军，另一方面是战功的起点高，这个资历不是从士兵开始，而是从指挥官开始的，因此彭的所有英明指挥，都应该有太子亲征的一半，料他彭德怀也不敢不承认。怎奈人算不如天算，太子违反了战斗纪律暴露了目标，葬身于汽油弹的火海中，毛泽东的这个最自私的动机失败了，从此彭大将军也成了他的仇敌，不除不快。 从毛泽东以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为始，到邓时代的中越边境冲突为终结，中共的对外局部战争都不是以真正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而是借战争来解决内患，出于这样的动机，所以每次战争都没有值得夸耀的胜利。
脾气大的一定因为雄性激素过旺
螺杆定律，脾气大的一定因为雄性激素过旺 这个定律是可以反证的，也即雄性激素过旺的人一定脾气大。大家看，张飞和李逵第二性征发达不？是不是雄性激素过旺？脾气是不是很大？张飞动辄就鞭笞部下，而且是往死里打。李逵呢，动辄就板斧轮起来，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乱砍，脾气大的象火药桶是吧？这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也未见经得起考证，但现实生活中也的确如此，不信大家可以观察，四肢特别发达的人都有点弱智，这叫匹夫之勇。上帝是公平的，所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造物，对此我深信不疑，而且据我观察，大部分绝顶美丽的女人都缺心眼（说愚蠢这二字就太难听了）。我说这些，可能会惹得这里的漂亮女网友骂我是大放劂词，拍我的砖头，欢迎拍砖！
通常的讲法是性格决定脾气好坏，而且还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这个定义太抽象是不？我看不对，应该是脾气决定性格，脾气决定命运。某个人没脾气，所以才说他性格好。通常还把没脾气的男人叫没血性，但脾气再好的男人也要有点血性，就是说忍让也有底限，比如他能忍受胯下之辱，但决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女被人欺负，或者更难堪的，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婆与人通奸，他一定会拼命维护自己的尊严，不然就不是男人了，不仅天下人耻笑他，就连老婆也都瞧不起他，是不是？比如最近就有个上海女人，婚内与老外通奸，生了个黑孩子叫娄静（应该是随了母姓），全世界都说中国的上海男人脾气好得很，号称小男人，也就是说上海男人很有修养，那也不行，再有修养的男人也不肯当活王八，她老公还是愤愤然的与她离婚了！ 西人说血型和血液的粘稠度决定脾气，什么多血质啊等等，而中医则认为肝功能决定脾气大小，什么肝火盛啊等等。其实都没说对，脾气除了受制于人的修养，和性激素是大有关系的，这个现象可以从青少年犯罪率来观察，青少年是处于青春期，不论雄性激素还是雌性激素，都是分泌过旺的，如果不过旺，那就是病态了。因为激素的缘故，男孩子好勇斗狠，富于表现，富于挑衅性，所以犯罪率就高。现在有一类热血青年叫愤青，愤怒的青年。为什么叫愤青呢？怎么不叫愤老呢？因为青年人好斗，一是因为他们阅历浅所以愤世嫉俗，二是因为他们年轻，性激素过旺就要发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直至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一种发泄渠道。
当然，激素过旺并非只限于青年人，中老年人也有激素过旺的，比如现代医学普遍认为，男人秃顶就和激素分泌有关，但这并不是说秃顶的男人就脾气大，姚文元就秃顶，没脾气，林彪秃顶，有点脾气，但和毛泽东比起来不算暴燥，列宁也秃顶，和斯大林比起来算好脾气。还有个现象，是西人秃顶的多，这是饮食结构决定的，高蛋白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促使他们的代谢进程，所以他们普遍体质强壮，洋鬼子相当于自然界的肉食动物，高蛋白食物也会增进激素分泌，第二性征就特别发达，而且浑身是毛。 另外，洋人比中国人显老，当年的白求恩同志，五十多岁了，看起来就比现在的胡总书记和马英九总统还老，不仅秃顶，还一嘴白胡子，这是因为洋人的饮食质量促进了代谢，代谢过速就加快了衰老。比如运动员长寿的就很少，和一般人比起来，他们在外观上就成熟的多。同样是二十岁的姑娘，郎平小姐就比唱歌的杨钰莹小姐老的多，同样年龄的中年男人，秃顶的男士更老练精明些。所以成功的男人十有八九是秃顶，比如列宁，秃顶，李嘉诚，秃顶，毛泽东，秃顶，蒋介石更不用说，灯泡！而且脾气坏的男人很少有成功的。所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在雄性激素分泌同等的条件下，秃顶的男人比不秃顶的男人脾气好。中医讲，毛发盛而肾气旺也，所谓肾气，就是性激素，头发掉光了，消耗了“肾气”，所以脾气也就没了。
我原来是很倾慕洋婆子的，在画报上看到了洋婆子就想入非非，而且还听说混血儿体质强壮相貌漂亮，这个道理，连中国的老农都明白，比如栽土豆，就不能用本地的种子，要用“上堡”的，也就是外乡的。给牲畜配种也是，不能血缘太近，否则生下来的小牛永远是牛犊子那么大。所以我梦想将来如果能与洋婆子结婚，那么生出来的就是混血儿，人高马大的英俊漂亮，多好啊！但是近距离接触洋婆子之后，我的天，这种梦想就立即被打碎了，原来洋女也和洋男一样，浑身是毛！人没有毛不行，为什么共产党的高官们看起来象一群太监？因为他们都不留胡须。再说，女人没头发那还叫女人吗？但浑身是白毛就可怕了。诸位看到的洋婆子玉肤冰肌，那都是剃过毛的。（欢迎卡码女士拍砖！）
中国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也都长有很长的汗毛，这也和性激素有关。我小时候就常听大妈大姨们夸奖：这小子毛笃笃的，真招人喜欢！我想我小时候的脸蛋肯定象小猫一样全是汗毛，是谓胎毛未退乳臭没干，上中小学时，总是得到女教师们的偏爱，记得下乡劳动时，班主任老师上厕所也要带上我。而过去早婚女孩子出嫁时，新娘子也要用细线绞掉脸上的汗毛，将脸蛋儿收拾的光溜溜的，再擦上脂粉，又白又滑，苍蝇都站不住脚了。为什么老头子和老太太就不长汗毛？其它地方的毛也是掉一根少一根呢？因为性激素停止分泌了。为什么年轻人激进，老年人保守呢？也是性激素的作用。因此，老夫少妻就不现实，但老年男人就是故意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看不出对方的生理厌恶，看不出她们的嗲声嗲气是假装的，非要喜欢孙女辈的女孩子，金钱和权势能买回青春吗？能代替性功能吗？不能！那么戴绿帽子不就是自找的吗？所以杨振宁博士心里应该比谁都明白。（欢迎翁帆小姐拍砖！）
说到掉头发，我发觉中年女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对着镜子摘白头发，因为是连根摘，年纪大了毛囊被破坏就不能再生，结果摘一根少一根，很快就变成了秃老太太。江青同志可能就有这个毛病，最后她只好戴假发。传说她曾经问过伊梅尔达，为什么五十多岁了还那么年轻？马科斯夫人暗示她要多与年轻男人鬼混，教她给毛主席戴绿帽子。这就象幼儿教师总是年轻一样，因为总与年轻人在一起，精神上就年轻，精神因素是能够影响机体代谢的，心理年轻就延缓了机体的衰老。都说老年男人喜欢年轻女人，其实反过来也一样，老马喜吃嫩草和老母猪爱吃马芽菜是一个道理，老年女人也是喜欢年轻男人的，所以现在中国流行姐弟恋，有钱的女人也嫖男妓包小白脸。（欢迎所有养小弟的女士拍砖！）
好啦，最后再说说螺杆，我用螺杆来形容自己的脾气，大家看过麻花钻头吧？那也是一种螺杆，什么事都要钻研一下，搞清是与非，黑与白，而且认准了一个方向，非钻透不可，有脾气没？有！铁板都能钻个洞，能没脾气吗？但要讲方法，要定位，螺旋前进，乱钻是不成的。机械上的螺杆，是约制模数的，能精确到丝米微米，所有的机床都离不开螺杆，一切工业产品都与螺杆有关。过去机械行业有段顺口溜：钳工怕打眼，车工怕车杆。打眼还困难吗？钻头都是合金钢工具钢的，更硬的还有金钢钻头，不怕钻不透。这里说的“怕”，是指作业面，平面上打眼当然容易，看准了中心，钻就是了，难，就难在斜面或球面上打眼。车工怕车杆，特别是又细又长的杆，机床上要有稳定架，随着车刀走，不然杆不仅会颤动，还会象兰州抻面那样甩起来。这是指车削一般的光杆，车削螺杆就更难了，要八级工水平才行，不过，我毕业后“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学徒时，就曾经因加工螺杆而获得“双革标兵”称号，所以对螺杆这个名词情有独钟而已。有人说这个笔名和罗干有关系，那是瞎说。
最后编辑时间: 2009-11-21 11:37:24
通常的讲法是性格决定脾气好坏，而且还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这个定义太抽象是不？我看不对，应该是脾气决定性格，脾气决定命运。某个人没脾气，所以才说他性格好。通常还把没脾气的男人叫没血性，但脾气再好的男人也要有点血性，就是说忍让也有底限，比如他能忍受胯下之辱，但决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女被人欺负，或者更难堪的，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老婆与人通奸，他一定会拼命维护自己的尊严，不然就不是男人了，不仅天下人耻笑他，就连老婆也都瞧不起他，是不是？比如最近就有个上海女人，婚内与老外通奸，生了个黑孩子叫娄静（应该是随了母姓），全世界都说中国的上海男人脾气好得很，号称小男人，也就是说上海男人很有修养，那也不行，再有修养的男人也不肯当活王八，她老公还是愤愤然的与她离婚了！ 西人说血型和血液的粘稠度决定脾气，什么多血质啊等等，而中医则认为肝功能决定脾气大小，什么肝火盛啊等等。其实都没说对，脾气除了受制于人的修养，和性激素是大有关系的，这个现象可以从青少年犯罪率来观察，青少年是处于青春期，不论雄性激素还是雌性激素，都是分泌过旺的，如果不过旺，那就是病态了。因为激素的缘故，男孩子好勇斗狠，富于表现，富于挑衅性，所以犯罪率就高。现在有一类热血青年叫愤青，愤怒的青年。为什么叫愤青呢？怎么不叫愤老呢？因为青年人好斗，一是因为他们阅历浅所以愤世嫉俗，二是因为他们年轻，性激素过旺就要发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直至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是一种发泄渠道。
当然，激素过旺并非只限于青年人，中老年人也有激素过旺的，比如现代医学普遍认为，男人秃顶就和激素分泌有关，但这并不是说秃顶的男人就脾气大，姚文元就秃顶，没脾气，林彪秃顶，有点脾气，但和毛泽东比起来不算暴燥，列宁也秃顶，和斯大林比起来算好脾气。还有个现象，是西人秃顶的多，这是饮食结构决定的，高蛋白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促使他们的代谢进程，所以他们普遍体质强壮，洋鬼子相当于自然界的肉食动物，高蛋白食物也会增进激素分泌，第二性征就特别发达，而且浑身是毛。 另外，洋人比中国人显老，当年的白求恩同志，五十多岁了，看起来就比现在的胡总书记和马英九总统还老，不仅秃顶，还一嘴白胡子，这是因为洋人的饮食质量促进了代谢，代谢过速就加快了衰老。比如运动员长寿的就很少，和一般人比起来，他们在外观上就成熟的多。同样是二十岁的姑娘，郎平小姐就比唱歌的杨钰莹小姐老的多，同样年龄的中年男人，秃顶的男士更老练精明些。所以成功的男人十有八九是秃顶，比如列宁，秃顶，李嘉诚，秃顶，毛泽东，秃顶，蒋介石更不用说，灯泡！而且脾气坏的男人很少有成功的。所以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在雄性激素分泌同等的条件下，秃顶的男人比不秃顶的男人脾气好。中医讲，毛发盛而肾气旺也，所谓肾气，就是性激素，头发掉光了，消耗了“肾气”，所以脾气也就没了。
我原来是很倾慕洋婆子的，在画报上看到了洋婆子就想入非非，而且还听说混血儿体质强壮相貌漂亮，这个道理，连中国的老农都明白，比如栽土豆，就不能用本地的种子，要用“上堡”的，也就是外乡的。给牲畜配种也是，不能血缘太近，否则生下来的小牛永远是牛犊子那么大。所以我梦想将来如果能与洋婆子结婚，那么生出来的就是混血儿，人高马大的英俊漂亮，多好啊！但是近距离接触洋婆子之后，我的天，这种梦想就立即被打碎了，原来洋女也和洋男一样，浑身是毛！人没有毛不行，为什么共产党的高官们看起来象一群太监？因为他们都不留胡须。再说，女人没头发那还叫女人吗？但浑身是白毛就可怕了。诸位看到的洋婆子玉肤冰肌，那都是剃过毛的。（欢迎卡码女士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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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掉头发，我发觉中年女人还有个毛病，就是对着镜子摘白头发，因为是连根摘，年纪大了毛囊被破坏就不能再生，结果摘一根少一根，很快就变成了秃老太太。江青同志可能就有这个毛病，最后她只好戴假发。传说她曾经问过伊梅尔达，为什么五十多岁了还那么年轻？马科斯夫人暗示她要多与年轻男人鬼混，教她给毛主席戴绿帽子。这就象幼儿教师总是年轻一样，因为总与年轻人在一起，精神上就年轻，精神因素是能够影响机体代谢的，心理年轻就延缓了机体的衰老。都说老年男人喜欢年轻女人，其实反过来也一样，老马喜吃嫩草和老母猪爱吃马芽菜是一个道理，老年女人也是喜欢年轻男人的，所以现在中国流行姐弟恋，有钱的女人也嫖男妓包小白脸。（欢迎所有养小弟的女士拍砖！）
好啦，最后再说说螺杆，我用螺杆来形容自己的脾气，大家看过麻花钻头吧？那也是一种螺杆，什么事都要钻研一下，搞清是与非，黑与白，而且认准了一个方向，非钻透不可，有脾气没？有！铁板都能钻个洞，能没脾气吗？但要讲方法，要定位，螺旋前进，乱钻是不成的。机械上的螺杆，是约制模数的，能精确到丝米微米，所有的机床都离不开螺杆，一切工业产品都与螺杆有关。过去机械行业有段顺口溜：钳工怕打眼，车工怕车杆。打眼还困难吗？钻头都是合金钢工具钢的，更硬的还有金钢钻头，不怕钻不透。这里说的“怕”，是指作业面，平面上打眼当然容易，看准了中心，钻就是了，难，就难在斜面或球面上打眼。车工怕车杆，特别是又细又长的杆，机床上要有稳定架，随着车刀走，不然杆不仅会颤动，还会象兰州抻面那样甩起来。这是指车削一般的光杆，车削螺杆就更难了，要八级工水平才行，不过，我毕业后“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学徒时，就曾经因加工螺杆而获得“双革标兵”称号，所以对螺杆这个名词情有独钟而已。有人说这个笔名和罗干有关系，那是瞎说。
最后编辑时间: 2009-11-21 11:37:24
参天古木的思考：宗教的意义
参天古木的思考：宗教的意义 送交者: 螺杆 于 北京时间 23时 10/31
在广州时，有位姓苏的老知识分子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他说对于人的道德提升和良心教化，除了“宗教迷信”，任何法规和思想教育都是不济事的。接着他举了个例子，说珠江三角洲这地方，有很多街路和建筑的修筑都是要让位给一些参天古树的，这倒不是因为人们有环保意识，而是“迷信风水”造成的，在广东人看来，那些参天古木都是有灵性的“神树” ，活了几百年是风水使然，动不得。
就树木而言，宗教与迷信的结果，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试想，如果没有神威佛法的震摄，有什么法律能阻挡住愚昧的农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笔者前不久到山西考察时，也发现了这种奇特现象在内地也是普遍存在的，黄土高原的生态，可以说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和今人破坏的很彻底了，但一些百年古松，千年古柏竟然能活下来，没被砍伐掉盖房子当柴烧，不能不说法律这东西，在宗教迷信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现在国内很多旅游胜地也是这样，自然生态保持得很好，也不能不说这些地方，原来是因为有大量宗教场所的缘故。
说到宗教场所，笔者是自栩为无神论的，而且经常与有神论者辩论，但有些时候，可能是由于才疏学浅罢，面对一些僧尼道士的问题也是瞠目结舌。有一次在中岳庙，开玩笑的问一位道长：你们出家人，当真认为有神的存在么？那位道长却笑着反问：你为什么来这里？来这儿做什么呢？我说我是来游山逛景啊。道长说：是了，这不过是一片大山大岭而已，普天下皆是，你何故偏来此地呢？我说同是大山大岭，这里与别处是不同的。道长又笑问：有何不同？我说这儿不是有中岳庙嘛。“那么，中岳庙里都有什么呢？”道士又反问，我说有菩萨，有道长啊。那道士大笑：就是啊，你说了半天，不还是奔着神仙来的嘛！
过去，经常听到人们念念有词的为自己的诚信打赌发誓：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明。我若如何如何，天打五雷轰云云。这说明发誓的人还有他最后的道德底限，还有个“神明”在约束规范他的行为。但是当人们不肯发这样的誓言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法律和政策这些东西再严密，也总是有空子可钻的，法律的执行，多半是民不举官不究，再则，没有证据也不能执法，然而，又有哪个违犯法律的人会主动留下证据给人起诉呢？
不过神的约束就厉害了。据说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法庭上，诉讼双方要执行两种起誓方式，一种是凭良心和法律责任，一种就是手按圣经凭基督徒的诚实信誉。在例行公事上，有些文件的担保人，除了律师也可以委托神职人员，可见神和法在社会中具有同等地位。不可否认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文明的不同，不同的宗教文明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西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个人诚实的前提下讲求爱心和公共道德。东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不伤天害理的前提下独善其身。西方的基督教或天主教要求信众们以基督或圣徒为榜样，从群体做起，人人平等，奉行济世的牺牲精神，它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东方的佛教或道教则是要求信众从个人做起，广渡众生，主张与世隔绝的修练成佛成仙，与所在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干。在西方宗教文明中出现了哥白尼，开辟了人类科学的新纪元，但在东方宗教文明中似乎除了张衡的地动仪，再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创造了。
当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原也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是可以用来与西方的宗教文明抗衡的，这就是儒家思想，尽管后世的学者们不承认儒学是宗教，但它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宗教的角色，如果它没有经过五四运动，能健康的发展下去，它就是东方最大的一门宗教，这点是不庸置疑的。从东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都视儒学为国学，以此来提高和巩固国民的道德素质，精明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人民的道德质素普遍提高了，才能够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学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这个固有文化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文明的财富。尽管儒家思想有它迂腐落后的一面，尽管它鼓吹的是封建道统观念，但它的思想精髓“忠，孝，仁，义，礼，智，信”，对东方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这一美誉，也是本世纪之前，全世界人民都一致公认的。
现今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都肯定神威佛法的存在，各自的神名称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即使是中国盛行过的儒教，也不否认神，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即使非宗教信徒，也认为“不事天地不敬鬼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是儒家教育的结果。人们心目中只要有了神，就会自动自觉的检省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所以宗教的戒律，就能对人类的思想行为产生约束作用，而且没有哪一种宗教的戒律不是教人向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对于人类文明，确实有它积极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现状，前不久，中共高层有一位精英理论家潘岳先生，已经提出了宗教这个敏感问题，肯定了宗教在提升国民道德质素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看来他的主张很快就被封杀了，由此可见中共对政治改革的恐惧并非止于体制之外。中国的宗教，目前规模较大的有佛教，其次是道教，至于外来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历来是受本土文化压制的，从未兴盛过。中共建政后，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立即对所有的宗教进行迫害，象取缔娼妓一样，遣散了大批僧尼道士，充公了大量寺院庙宇，在镇反中，枪毙了一大批“帝国主义宗教特务”。后来考虑到统战和民族政策，才成立了《宗教事物委员会》，作为文物，才保留了一点象民主党派那样的花瓶摆设，在这个“委员会”的管辖下，中国的宗教界只不过是中共统治的附庸品而已。就是这一点摆设，在文革中也几乎破坏殆尽，宗教的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成了“骗人的封建迷信”，成了“精神鸦片”，从此一厥不振。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集团为了刺激旅游业发展，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宗教界的一部分权益，比如使用土地，建筑，收纳信徒等，但与此同时，中共也没有忘记在宗教中的渗透，在各大旅游胜地的宗教场所中，都有大量的身怀党票的光头特务。这样的宗教，其实并没有它们实际存在的意义，因为大部分寺院庙宇，都是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设置的敛钱工具，“普渡众生”，只是为了“普渡”众生口袋里的人民币。
中共这类流氓政党，是任何事物都要为已所利用，要为它政治服务的，至于如何培养人民道德情操文明质素，对它来说并不重要，它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什么假冒伪劣，什么男盗女娼，对它来说也都不重要，它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爱国”的和尚道士，牧师神父们，与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都是被中共养起来的，吃中共的，花中共的，就要为中共作事，除了担负着“爱国爱党”的政治说教使命，还要保障完成政府指派的各种税费指标。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是得不到宗教知识的，中国人民对宗教的了解，还不如一本神话小说《西游记》。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宗教，并没有完全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
实际上，尽管中共喊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但它对宗教的流行传播是极不情愿的，因为宗教是与它争夺人心的。中共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取代宗教，在它把持下的国民教育也禁止青年人涉及其它信仰，中共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严密的控制着青少年人的思想境界，在今天的中国，各派宗教的信众也绝大多数是几乎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这对中共当然是构不成任何威胁的，但是社会的动力和生命在哪里？是在中青年一代身上，然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恰恰正是在这一代才出现了真空。
中国文革以来，在国民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以一党之私，竟用一个即庸俗又乏味的学毛著标兵党奴雷锋做道德楷模，象产品般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昙花一现的英雄模范充当文明表率，而这些“道德楷模”“文明表率”又没有一个是形象完美的，更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那样的圣人。事实证明，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实验田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试验是彻底失败的。即使中共是清廉的，不腐败的，也没有“变色”，共产主义学说也不能永久凝聚人民的思想，因为它没有神的位置，它就不具备宗教的神密和威严，它没有宗教戒律那样系统的道德准则，所以它就不能具体规范人的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念而已，其破有余，其立不足，所以它也不足以摄服人的思想。如果现在谁能用经典的共产主义理论，来透澈的解释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乌七八糟的社会现象，那绝对是个思想界的哲学奇迹。
今天，当那个一度被中国人民崇拜过的偶象毛泽东，竟被他自身的淫秽丑恶暗淡了光环，那个一贯标榜伟光正的中共，也被其政府官僚的贪脏腐败彻底糟塌了形象，中国社会在空前“繁荣”的后面，竟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人民不信鬼不信神，良心泯灭，人性欠缺，空气中弥漫着剌鼻的铜臭，自然资源遭到疯狂的掠夺破坏，民间出现了群体道德沦丧，富则拔扈宣淫挥霍，穷则志短鸡偷狗窃，男盗女娼物欲横流，老夫少妻鸡鸭遍地，坑崩诈骗卖儿拐女......。中国社会坠落到如此深渊，中华民族难道就此甘于面对这些灾难，接受这一文明灭绝的现实吗？中国人民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中国现在需要宗教！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法轮功的产生无疑是这一回归和觉醒的促进剂。“真，善，忍”，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宗教文明中的全部有正面意义的清规戒律，以通俗，清新的面貌进入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信仰地带。法轮功人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许。中国宗教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象法轮功这样，在短短的三年内，凝聚了海内外如此众多的忠实信徒，在这些信徒中，有普通百姓，也有高级知识分子，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甚至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党员干部，还有对政府忠诚的军人和警察，更有对东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外籍人士。难道这些人都是弱智白痴吗？他们会认为自己是“邪教徒”吗？除了一贯颠倒黑白，以谎言度日的中共之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会称法轮功是“邪教”呢？
在广州时，有位姓苏的老知识分子讲了这么一个道理：他说对于人的道德提升和良心教化，除了“宗教迷信”，任何法规和思想教育都是不济事的。接着他举了个例子，说珠江三角洲这地方，有很多街路和建筑的修筑都是要让位给一些参天古树的，这倒不是因为人们有环保意识，而是“迷信风水”造成的，在广东人看来，那些参天古木都是有灵性的“神树” ，活了几百年是风水使然，动不得。
就树木而言，宗教与迷信的结果，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试想，如果没有神威佛法的震摄，有什么法律能阻挡住愚昧的农民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笔者前不久到山西考察时，也发现了这种奇特现象在内地也是普遍存在的，黄土高原的生态，可以说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和今人破坏的很彻底了，但一些百年古松，千年古柏竟然能活下来，没被砍伐掉盖房子当柴烧，不能不说法律这东西，在宗教迷信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现在国内很多旅游胜地也是这样，自然生态保持得很好，也不能不说这些地方，原来是因为有大量宗教场所的缘故。
说到宗教场所，笔者是自栩为无神论的，而且经常与有神论者辩论，但有些时候，可能是由于才疏学浅罢，面对一些僧尼道士的问题也是瞠目结舌。有一次在中岳庙，开玩笑的问一位道长：你们出家人，当真认为有神的存在么？那位道长却笑着反问：你为什么来这里？来这儿做什么呢？我说我是来游山逛景啊。道长说：是了，这不过是一片大山大岭而已，普天下皆是，你何故偏来此地呢？我说同是大山大岭，这里与别处是不同的。道长又笑问：有何不同？我说这儿不是有中岳庙嘛。“那么，中岳庙里都有什么呢？”道士又反问，我说有菩萨，有道长啊。那道士大笑：就是啊，你说了半天，不还是奔着神仙来的嘛！
过去，经常听到人们念念有词的为自己的诚信打赌发誓：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明。我若如何如何，天打五雷轰云云。这说明发誓的人还有他最后的道德底限，还有个“神明”在约束规范他的行为。但是当人们不肯发这样的誓言时，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法律和政策这些东西再严密，也总是有空子可钻的，法律的执行，多半是民不举官不究，再则，没有证据也不能执法，然而，又有哪个违犯法律的人会主动留下证据给人起诉呢？
不过神的约束就厉害了。据说在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法庭上，诉讼双方要执行两种起誓方式，一种是凭良心和法律责任，一种就是手按圣经凭基督徒的诚实信誉。在例行公事上，有些文件的担保人，除了律师也可以委托神职人员，可见神和法在社会中具有同等地位。不可否认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宗教文明的不同，不同的宗教文明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西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个人诚实的前提下讲求爱心和公共道德。东方人的处世准则是在不伤天害理的前提下独善其身。西方的基督教或天主教要求信众们以基督或圣徒为榜样，从群体做起，人人平等，奉行济世的牺牲精神，它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东方的佛教或道教则是要求信众从个人做起，广渡众生，主张与世隔绝的修练成佛成仙，与所在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干。在西方宗教文明中出现了哥白尼，开辟了人类科学的新纪元，但在东方宗教文明中似乎除了张衡的地动仪，再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创造了。
当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原也有自己的宗教文明，是可以用来与西方的宗教文明抗衡的，这就是儒家思想，尽管后世的学者们不承认儒学是宗教，但它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宗教的角色，如果它没有经过五四运动，能健康的发展下去，它就是东方最大的一门宗教，这点是不庸置疑的。从东汉以来，历朝历代的中国统治者都视儒学为国学，以此来提高和巩固国民的道德素质，精明的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人民的道德质素普遍提高了，才能够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儒学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这个固有文化并不只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文明的财富。尽管儒家思想有它迂腐落后的一面，尽管它鼓吹的是封建道统观念，但它的思想精髓“忠，孝，仁，义，礼，智，信”，对东方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这一美誉，也是本世纪之前，全世界人民都一致公认的。
现今世界上流行的几大宗教，都肯定神威佛法的存在，各自的神名称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即使是中国盛行过的儒教，也不否认神，五十年前的中国人，即使非宗教信徒，也认为“不事天地不敬鬼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是儒家教育的结果。人们心目中只要有了神，就会自动自觉的检省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所以宗教的戒律，就能对人类的思想行为产生约束作用，而且没有哪一种宗教的戒律不是教人向善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对于人类文明，确实有它积极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现状，前不久，中共高层有一位精英理论家潘岳先生，已经提出了宗教这个敏感问题，肯定了宗教在提升国民道德质素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看来他的主张很快就被封杀了，由此可见中共对政治改革的恐惧并非止于体制之外。中国的宗教，目前规模较大的有佛教，其次是道教，至于外来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历来是受本土文化压制的，从未兴盛过。中共建政后，为了禁锢人民的思想，立即对所有的宗教进行迫害，象取缔娼妓一样，遣散了大批僧尼道士，充公了大量寺院庙宇，在镇反中，枪毙了一大批“帝国主义宗教特务”。后来考虑到统战和民族政策，才成立了《宗教事物委员会》，作为文物，才保留了一点象民主党派那样的花瓶摆设，在这个“委员会”的管辖下，中国的宗教界只不过是中共统治的附庸品而已。就是这一点摆设，在文革中也几乎破坏殆尽，宗教的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成了“骗人的封建迷信”，成了“精神鸦片”，从此一厥不振。
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共集团为了刺激旅游业发展，不得不重新恢复了宗教界的一部分权益，比如使用土地，建筑，收纳信徒等，但与此同时，中共也没有忘记在宗教中的渗透，在各大旅游胜地的宗教场所中，都有大量的身怀党票的光头特务。这样的宗教，其实并没有它们实际存在的意义，因为大部分寺院庙宇，都是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设置的敛钱工具，“普渡众生”，只是为了“普渡”众生口袋里的人民币。
中共这类流氓政党，是任何事物都要为已所利用，要为它政治服务的，至于如何培养人民道德情操文明质素，对它来说并不重要，它所关心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什么假冒伪劣，什么男盗女娼，对它来说也都不重要，它关心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爱国”的和尚道士，牧师神父们，与那些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都是被中共养起来的，吃中共的，花中共的，就要为中共作事，除了担负着“爱国爱党”的政治说教使命，还要保障完成政府指派的各种税费指标。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民是得不到宗教知识的，中国人民对宗教的了解，还不如一本神话小说《西游记》。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宗教，并没有完全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
实际上，尽管中共喊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口号，但它对宗教的流行传播是极不情愿的，因为宗教是与它争夺人心的。中共几十年来，一直试图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取代宗教，在它把持下的国民教育也禁止青年人涉及其它信仰，中共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少先队，严密的控制着青少年人的思想境界，在今天的中国，各派宗教的信众也绝大多数是几乎行将就木的老年人，这对中共当然是构不成任何威胁的，但是社会的动力和生命在哪里？是在中青年一代身上，然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恰恰正是在这一代才出现了真空。
中国文革以来，在国民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以一党之私，竟用一个即庸俗又乏味的学毛著标兵党奴雷锋做道德楷模，象产品般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昙花一现的英雄模范充当文明表率，而这些“道德楷模”“文明表率”又没有一个是形象完美的，更没有一个是耶稣基督那样的圣人。事实证明，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实验田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试验是彻底失败的。即使中共是清廉的，不腐败的，也没有“变色”，共产主义学说也不能永久凝聚人民的思想，因为它没有神的位置，它就不具备宗教的神密和威严，它没有宗教戒律那样系统的道德准则，所以它就不能具体规范人的行为。它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理念而已，其破有余，其立不足，所以它也不足以摄服人的思想。如果现在谁能用经典的共产主义理论，来透澈的解释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乌七八糟的社会现象，那绝对是个思想界的哲学奇迹。
今天，当那个一度被中国人民崇拜过的偶象毛泽东，竟被他自身的淫秽丑恶暗淡了光环，那个一贯标榜伟光正的中共，也被其政府官僚的贪脏腐败彻底糟塌了形象，中国社会在空前“繁荣”的后面，竟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人民不信鬼不信神，良心泯灭，人性欠缺，空气中弥漫着剌鼻的铜臭，自然资源遭到疯狂的掠夺破坏，民间出现了群体道德沦丧，富则拔扈宣淫挥霍，穷则志短鸡偷狗窃，男盗女娼物欲横流，老夫少妻鸡鸭遍地，坑崩诈骗卖儿拐女......。中国社会坠落到如此深渊，中华民族难道就此甘于面对这些灾难，接受这一文明灭绝的现实吗？中国人民期待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中国现在需要宗教！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了道德的回归和良心的觉醒。法轮功的产生无疑是这一回归和觉醒的促进剂。“真，善，忍”，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传统宗教文明中的全部有正面意义的清规戒律，以通俗，清新的面貌进入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信仰地带。法轮功人的高尚情操和优良品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许。中国宗教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象法轮功这样，在短短的三年内，凝聚了海内外如此众多的忠实信徒，在这些信徒中，有普通百姓，也有高级知识分子，有佛教徒也有道教徒，甚至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共党员干部，还有对政府忠诚的军人和警察，更有对东方文化一无所知的外籍人士。难道这些人都是弱智白痴吗？他们会认为自己是“邪教徒”吗？除了一贯颠倒黑白，以谎言度日的中共之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会称法轮功是“邪教”呢？
腊子口战役的谎言
作者: 博讯螺杆 2009-03-26 18:23:59 [点击:255]
腊子口战役的谎言 据《红色旅游》资料介绍：腊子口是甘川古道上一处地势极为险要的峡谷隘口，地处迭部山层峦叠嶂的峡谷之中，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腊子口”为藏汉合音，“腊子”藏语为山青之意，藏汉合意为山青上的口子。天险雄踞腊子河，由东西两座山峰聚拢形成一道石门，两峰底端相连，峡谷长30米，宽不足8米，崖高500米，崖顶相距不过1米，有一座1米多宽的小桥，崖下水流湍急的腊子河由北向南纵穿隘口。当年，国民党守军的碉堡就建在峰顶，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门户。
关于腊子口战役，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重庆晚报》是这样报道的： “国民党军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2个师，其中甘肃军阀鲁大昌的14师两个营驻守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敌军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交叉火力网。毛泽东知道，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注：卓尼杨土司同情红军，他的骑兵构不成威胁），右侧是胡宗南主力，如不能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敌人三面合围，红军只能重回草地。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杨成武的红4团向腊子口发动猛烈进攻，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成功。部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由政委杨成武率队正面夜袭，夺取木桥；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2连，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迂回部队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后，善于攀援的12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上去，后面的战士也随之而上。登上山顶的红军用手榴弹向敌人猛砸，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党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重镇哈达铺”。
红军“攻破”腊子口“天险”，还见于《解放军报》（甘肃迭部9月24日电/记者李敬坡）的报道： “毛泽东在迭部县旺藏乡茨日那村果断下达了‘三天之内拿下腊子口’（注意：这里又变成了三天）的命令。然而，敌军鲁大昌部在方圆不足百米的险要地带，集中了两个营之众，堡垒林立，组成交叉火力网，死死封锁山口。 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任务，交给了曾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红军经过雪山和草地，基本没有可以摧城拔寨的重型武器。那么，该如何突破横亘在眼前的这道天险？甘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武给记者讲述了一个被叫做云贵川的无名苗族战士的英雄壮举。‘当时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强攻多次仍无法拿下，只能智取’。陈武说，这位苗族小战士从贵州苗区入伍，没有名字，参加红军走过了云、贵、川，大家都叫他云贵川。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练就了一身攀登陡壁的本领。关隘久攻不下，云贵川毛遂自荐，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绝壁攀上崖顶，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了。敌军没有想到，红军居然从笔立陡峭的崖壁攀越过来，如神兵天降，一举解决战斗。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云贵川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
而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网页上，则出现了与最权威的《解放军报》的描写相悖的报道： 一次又一次，红军的七、八次攻击都未能成功。从俘获的敌人口中得知，天亮之前还有从岷县方向增援的敌人赶到。情况十分严峻。‘要智取，不能强攻’。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从山腰向下打，另一路则从腊子口约2里的纵深山脊上俯冲下来，进入腊子口内与敌人激战。上、下夹击，内外夹攻。‘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从悬崖峭壁上打下来，弹药库又被摧毁。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腊子口被智勇双全的红军攻克。成为长征途中出奇制胜，以弱胜强的战例”。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整条峡谷全长才三十米（一颗手榴弹的投掷距离），最狭窄之处是八米（一间教室那么宽），这个最狭窄部分就是隘口，前进方向的右侧是万丈深渊，如果国民党守军真的想阻挡红军，只须在最狭窄处设置障碍，几挺机枪火力封锁即可，根本用不着在山顶修什么碉堡工事，即使修，也只能在隘口的对面山崖上修，但因为悬崖全高五百米，即使隘口在半山腰处，距崖顶至少也要有二百米以上，在八米宽的地带，红军的炮火（迫击炮）不可能向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碉堡至隘口的距离超过了枪弹有效射程，那么守军的碉堡不就是自欺欺人的摆设吗？除非这碉堡与悬崖垂直平齐或贴在崖壁上，但即使这样修好了也无法射击，怎么向下瞄准？子弹能拐弯吗？那么就只能扔手榴弹，居高临下的扔，但是隘口还有自家兄弟，不是一块都炸死了？在碉堡里向外扔手榴弹，怎么扔？就算在碉堡外边扔，又能扔多远？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碉堡和所有“激烈战斗”的“遗迹”，都是为了“红色旅游”而复制的。
为了自园碉堡和扔手榴弹之说，“革命传统教育”又通过《法制日报》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 “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
（人民网>军事>资料>重解长征之谜>战役之谜）” 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之后，还是不能体现战斗的合理过程，因为所有的报道和回忆都没有记述这一重大战役的伤亡情况，国民党守军方面也没这方面的记载，倒是《百度百科》提供了一点信息： “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他想，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扣关而入？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没见伤亡数字。据我估计，最多几十人。因为战斗规模不大，且采取了佯攻和偷袭方式，敌军一触即溃”。
从以上几段回忆记载来看，腊子口战役的战况是矛盾百出，这个说“堡垒林立”，那个又说“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正面应该怎样排列林立的碉堡？这么大的“战役”居然没有伤亡统计和立功人员！没有付出重大代价，怎么能称之为天险和激烈战斗呢？关于那个苗族战士，也描述不一，有说是他一个人的，也有说是十二个苗族人的，最后干脆说这个小战士牺牲了，死无对证。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攀崖的战斗过程，几百米高的悬崖怎么攀登？不借助绳索只靠一根带钩的长杆子，能攀上几百米高的崖顶吗？几百米长的绳索有可能随军携带，但十二根带铁钩的长杆难道是随军的铁匠炉打的？
所以《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修正了这个神话：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从山脊上爬上去和攀崖是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关于伤亡，近来有网络写手芦笛先生云红军“伤亡逾千”，但查遍资料也未见有“伤亡逾千”的记载。也许，在中共早期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上有这样的记载，伤亡逾千（超过一个团）属于重大伤亡，但如果伤亡逾千，那几米宽的隘口岂不堆尸如山？伤员又怎么抢救呢？
事实应该是这样，红军从正面进攻隘口不果，就采用了从右侧上山迂回的战术，解决了封锁隘口的右侧山上工事（如果真有工事的话），而国民党守军都是地方军阀部队，一无战斗力二无决心死守，见红军侧翼包抄就“一触即溃”的一轰而散了，估计国军是零伤亡，所以才未见国民党方面有伤亡记载，既然“战斗规模不大”，又何谈为战役？且不论红军漠视战士生命，至少，那个苗族小战士的形象应该有很多参战者能记忆清楚，怎么只见有杨成武的回忆呢？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都有名有姓，为什么腊子口的“十二勇士”一个也没活下来？而且无名无姓？要知道他们并不是正面攻击敌人，而是背后包抄敌人，而且不只是他们十二个，是两个连的兵力！居高临下用手榴弹进攻没有防备的无顶盖碉堡中的敌人，怎么会有重大伤亡？ 由此可见，所谓腊子口战役和那个“飞夺泸定桥”一样，都是夸大事实的谎言。看看下面这幅隘口的图片，就知道腊子口是不是“天险”了。
图片，腊子口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3-27 16:18:17
腊子口战役的谎言 据《红色旅游》资料介绍：腊子口是甘川古道上一处地势极为险要的峡谷隘口，地处迭部山层峦叠嶂的峡谷之中，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腊子口”为藏汉合音，“腊子”藏语为山青之意，藏汉合意为山青上的口子。天险雄踞腊子河，由东西两座山峰聚拢形成一道石门，两峰底端相连，峡谷长30米，宽不足8米，崖高500米，崖顶相距不过1米，有一座1米多宽的小桥，崖下水流湍急的腊子河由北向南纵穿隘口。当年，国民党守军的碉堡就建在峰顶，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门户。
关于腊子口战役，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重庆晚报》是这样报道的： “国民党军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2个师，其中甘肃军阀鲁大昌的14师两个营驻守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敌军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交叉火力网。毛泽东知道，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注：卓尼杨土司同情红军，他的骑兵构不成威胁），右侧是胡宗南主力，如不能突破腊子口，就会面临敌人三面合围，红军只能重回草地。毛泽东果断地下达了‘两天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杨成武的红4团向腊子口发动猛烈进攻，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成功。部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由政委杨成武率队正面夜袭，夺取木桥；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2连，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迂回部队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后，善于攀援的12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上去，后面的战士也随之而上。登上山顶的红军用手榴弹向敌人猛砸，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党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重镇哈达铺”。
红军“攻破”腊子口“天险”，还见于《解放军报》（甘肃迭部9月24日电/记者李敬坡）的报道： “毛泽东在迭部县旺藏乡茨日那村果断下达了‘三天之内拿下腊子口’（注意：这里又变成了三天）的命令。然而，敌军鲁大昌部在方圆不足百米的险要地带，集中了两个营之众，堡垒林立，组成交叉火力网，死死封锁山口。 夺取腊子口的战斗任务，交给了曾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红军经过雪山和草地，基本没有可以摧城拔寨的重型武器。那么，该如何突破横亘在眼前的这道天险？甘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陈武给记者讲述了一个被叫做云贵川的无名苗族战士的英雄壮举。‘当时战斗打得十分惨烈，强攻多次仍无法拿下，只能智取’。陈武说，这位苗族小战士从贵州苗区入伍，没有名字，参加红军走过了云、贵、川，大家都叫他云贵川。他从小在家采药、打柴，经常爬大山，练就了一身攀登陡壁的本领。关隘久攻不下，云贵川毛遂自荐，用一根带铁钩的长杆子钩住树根或岩缝，一把一把地往上爬，硬是从绝壁攀上崖顶，放下绳索。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攀上去了。敌军没有想到，红军居然从笔立陡峭的崖壁攀越过来，如神兵天降，一举解决战斗。然而，在这次战斗中，云贵川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牺牲时只有十六七岁，连真实姓名都没留下。”
而在《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网页上，则出现了与最权威的《解放军报》的描写相悖的报道： 一次又一次，红军的七、八次攻击都未能成功。从俘获的敌人口中得知，天亮之前还有从岷县方向增援的敌人赶到。情况十分严峻。‘要智取，不能强攻’。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一路从正面进攻，一路从山腰向下打，另一路则从腊子口约2里的纵深山脊上俯冲下来，进入腊子口内与敌人激战。上、下夹击，内外夹攻。‘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从悬崖峭壁上打下来，弹药库又被摧毁。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腊子口被智勇双全的红军攻克。成为长征途中出奇制胜，以弱胜强的战例”。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整条峡谷全长才三十米（一颗手榴弹的投掷距离），最狭窄之处是八米（一间教室那么宽），这个最狭窄部分就是隘口，前进方向的右侧是万丈深渊，如果国民党守军真的想阻挡红军，只须在最狭窄处设置障碍，几挺机枪火力封锁即可，根本用不着在山顶修什么碉堡工事，即使修，也只能在隘口的对面山崖上修，但因为悬崖全高五百米，即使隘口在半山腰处，距崖顶至少也要有二百米以上，在八米宽的地带，红军的炮火（迫击炮）不可能向上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碉堡至隘口的距离超过了枪弹有效射程，那么守军的碉堡不就是自欺欺人的摆设吗？除非这碉堡与悬崖垂直平齐或贴在崖壁上，但即使这样修好了也无法射击，怎么向下瞄准？子弹能拐弯吗？那么就只能扔手榴弹，居高临下的扔，但是隘口还有自家兄弟，不是一块都炸死了？在碉堡里向外扔手榴弹，怎么扔？就算在碉堡外边扔，又能扔多远？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碉堡和所有“激烈战斗”的“遗迹”，都是为了“红色旅游”而复制的。
为了自园碉堡和扔手榴弹之说，“革命传统教育”又通过《法制日报》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 “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
（人民网>军事>资料>重解长征之谜>战役之谜）” 编造了守军碉堡无顶盖的谎言之后，还是不能体现战斗的合理过程，因为所有的报道和回忆都没有记述这一重大战役的伤亡情况，国民党守军方面也没这方面的记载，倒是《百度百科》提供了一点信息： “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他想，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扣关而入？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没见伤亡数字。据我估计，最多几十人。因为战斗规模不大，且采取了佯攻和偷袭方式，敌军一触即溃”。
从以上几段回忆记载来看，腊子口战役的战况是矛盾百出，这个说“堡垒林立”，那个又说“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正面应该怎样排列林立的碉堡？这么大的“战役”居然没有伤亡统计和立功人员！没有付出重大代价，怎么能称之为天险和激烈战斗呢？关于那个苗族战士，也描述不一，有说是他一个人的，也有说是十二个苗族人的，最后干脆说这个小战士牺牲了，死无对证。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攀崖的战斗过程，几百米高的悬崖怎么攀登？不借助绳索只靠一根带钩的长杆子，能攀上几百米高的崖顶吗？几百米长的绳索有可能随军携带，但十二根带铁钩的长杆难道是随军的铁匠炉打的？
所以《甘肃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修正了这个神话：一名叫云贵川的战士带领十几名红军从右侧的山脊上爬上去，另外两个连的兵力从左侧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山脊迂回成功。从山脊上爬上去和攀崖是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关于伤亡，近来有网络写手芦笛先生云红军“伤亡逾千”，但查遍资料也未见有“伤亡逾千”的记载。也许，在中共早期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上有这样的记载，伤亡逾千（超过一个团）属于重大伤亡，但如果伤亡逾千，那几米宽的隘口岂不堆尸如山？伤员又怎么抢救呢？
事实应该是这样，红军从正面进攻隘口不果，就采用了从右侧上山迂回的战术，解决了封锁隘口的右侧山上工事（如果真有工事的话），而国民党守军都是地方军阀部队，一无战斗力二无决心死守，见红军侧翼包抄就“一触即溃”的一轰而散了，估计国军是零伤亡，所以才未见国民党方面有伤亡记载，既然“战斗规模不大”，又何谈为战役？且不论红军漠视战士生命，至少，那个苗族小战士的形象应该有很多参战者能记忆清楚，怎么只见有杨成武的回忆呢？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都有名有姓，为什么腊子口的“十二勇士”一个也没活下来？而且无名无姓？要知道他们并不是正面攻击敌人，而是背后包抄敌人，而且不只是他们十二个，是两个连的兵力！居高临下用手榴弹进攻没有防备的无顶盖碉堡中的敌人，怎么会有重大伤亡？ 由此可见，所谓腊子口战役和那个“飞夺泸定桥”一样，都是夸大事实的谎言。看看下面这幅隘口的图片，就知道腊子口是不是“天险”了。
图片，腊子口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3-27 16:18:17
大盖帽、制服勋章与阅兵
大盖帽、制服勋章与阅兵 我以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党国大盖帽》，说的是中国政府人员的制服泛滥，泛滥到什么地步呢？不分老丑妇孺，不顾及法律形象。比如孕妇法官，挺个大肚子头顶国徽，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她飒爽英姿。还有身材与相貌的问题，比如毛大校，穿着那身军装，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军人风度。后来就好了一些，注意点国家形象了，“与国际接轨”了，制服换了一代又一代，越来越精神，还虚张声势的搞起了天安门升旗仪式，这仪式成了天安门一景，惹得很多老少爱国愤青们起了大早观看，当局认为，这应该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其实老百姓们看什么呢？看热闹，主要是看那一队雄纠纠气昂昂的仪仗士兵，扯着五星旗正步走，一、二、一、二的从中国皇帝的古老城楼里踱出来，就如免费看戏。仪仗队的举手，投足，每个动作都经过精心设计，都与国际接轨了，和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交接班一样，很有观赏性。
但我总觉得，警察也好，武警也好，这德式或者美式制服，特别是那顶马鞍型大盖帽，总是与中国人的身材不相衬，怎么看都有点别扭。说难听的，这套制服穿在中国武警身上，活脱脱象一台牵线傀儡。为什么呢？我看问题就出在中国人腿的长度和脑袋的大小上，关于人体比例，达•芬奇提出了一个标准，即头是身高的1/8~1/9，肩宽是身高的1/4，平伸两臂的宽度等于身长，两腋的宽度与臀部宽度相等，乳房与肩胛下角在同一水平上，大腿正面厚度等于脸的厚度，跪下的高度减少1/4。肚脐是身体上下部位的黄金分割点，肚脐以上的身体与肚脐以下的长度比值是0.618，这个比值叫黄金比。达大师认为，人体符合上述比例，就是美的。
仪仗队嘛，是代表国家形象的，人员当然要经过严格挑选，他们应该是标准的模特身材了。如果选一位天安门升旗仪仗队员做个比例分析，会发现他的脑袋与身材还是符合1/8比例关系的，但是将上半身与下半身一比，毛病就出来了，差不多1：1，比值不是0.618，也就是说，身子长，腿短。再看脑袋直径，也会超过大腿的直径。也就是说，脑袋大，身子小。这可没办法了，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就象蒙古马一样，身子长腿短，这是亚洲人的骨骼特征决定的。毕竟是仪仗队，不是运动员， 不可能清一色的姚明或者郎平，对不？即使身材比例合适，体魄也不见得合适，比如肩宽，中国人的体型特点是柳肩膀美人肩，即使个子高肩膀也窄，豆芽菜细麻长条，不过笔挺的仪仗服装加了垫肩，就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但这么一来，胳膊又长了半寸。
人体就是这样，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则太短。 马鞍型的大盖帽，是适合欧洲人体型的，纳粹军装为了增加威严，还设计了马裤配长筒马靴，洋人腿长，他们为了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走起路来必须挺直身体，旧式军队都戴着高高的筒帽和大船型帽，大腿要加粗才能谐调整体比例，另外骑马时裤子也不能紧箍大腿，否则总是上马下马，裤子旁缝容易开线，马裤和长筒靴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穿在亚洲人的短腿上就难看了，大腿没了。马鞍型的大盖帽反而加大了脑袋的体量，缩小了与身体1/8~1/9的比例，头重脚轻，这种不谐调的比例几近漫画了，而且怎么看，都象老和尚的帽子，如果把帽遮拿掉，那就是老和尚帽子。这是说仪仗队，仪仗队员的身材可都是百里挑一的，不是仪仗队那就更难看了，更加漫画了是不？好了，我不想再埋汰中国武警的服装，包子好吃不在皱上，管他穿什么衣服，对付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都没问题。
我还要埋汰的，是北朝鲜的军服，尤其是将军们那顶苏联特色的大盖帽和浑身披挂的勋章，俄罗斯人，身材魁梧，脑满肠肥，戴上那顶锅盖一样的大盖帽，还算威严，胸前挂满了勋章，也算夺目，勋章象征着战功卓绩。咱就说朝鲜军人，经历过俄罗斯军人的那些战争吗？没有吧？好象只有韩战，还是中国人帮它打的，不然，现在三千里江山早就是南韩的天下了。不知道朝鲜将军们胸前挂的上百枚勋章，都立过什么样的战功？哪怕是中国六四平暴那样的屠杀老百姓，也算战功嘛。我估算了一下，一枚勋章重约五十克，二十枚就是一千克，好象朝鲜的将军们胸前至少都悬挂了五十枚，那就是两公斤半！那些将军们的体型保养得都很好，不象金二，都没有将军肚，不说骨瘦如柴，也是苗条单薄，能承受这么重的荷载也算可以了，丝毫不逊于俄罗斯那些犍牛般的肥壮将军。但是这么多勋章，挂在体魄宽大的胸前还说得过去，挂在朝鲜将军的瘦小身躯上，就象个货郎担子了。
刚看过金二的朝鲜建国六十年大庆阅兵，感觉朝鲜人和中国人一样，在阅兵典礼这方面很能下功夫，所有的专制国家都这样，越是贫困，越是穷兵黩武，而且朝鲜军人的正步走很有特色，两臂下垂，不象中国仪仗队那样两臂平摆，这种两臂下垂，大腿抬到九十度的正步走，是纳粹党卫队的步伐。中国国庆六十年阅兵，也应该学学人家，两臂下垂，上身直立，象征着绝对服从，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学着试了一下，如果两臂摆起来，大腿就抬不到九十度，这种高难动作，恐怕只有体操运动员才行，六十年大庆，总不能把全国的体操运动员拉来充当仪仗队吧？不过也未尝不可，因为现在就开始训练了，士兵们每天睡觉把大腿吊起九十度，吃饭时也把大腿放在饭桌上，这么折腾一个多月，应该可以。中国的将军们呢？也许会象北朝鲜那样，胸前也琳琅满目的挂满勋章，为了减轻负担，我建议设计一种塑料勋章，这样不仅胸前能挂满，背后也能挂满，反正也是给人看的。
再就是阅兵时的进行曲，金二阅兵是《金日成将军之歌》，后半部加了《金正日将军之歌》，说老实话，这曲子挺雄壮的，比《解放军进行曲》要雄壮的多，同样是朝鲜人作的曲子，《金日成将军之歌》可以和纳粹军歌媲美，但《解放军进行曲》就不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听起来不那么振奋，有气无力的，有点残兵败将丢盔卸甲的味道。我小时候，总喜欢看八一电影制版厂拍的战斗故事片，特别是闪着金光的八一片头和开始曲，同学们都兴奋的迎合拍节击掌，但不知道歌词，于是大家就把这段：“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唱成了“挺大的老爷们儿没有卵子子儿！”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9-06 03:40:06
但我总觉得，警察也好，武警也好，这德式或者美式制服，特别是那顶马鞍型大盖帽，总是与中国人的身材不相衬，怎么看都有点别扭。说难听的，这套制服穿在中国武警身上，活脱脱象一台牵线傀儡。为什么呢？我看问题就出在中国人腿的长度和脑袋的大小上，关于人体比例，达•芬奇提出了一个标准，即头是身高的1/8~1/9，肩宽是身高的1/4，平伸两臂的宽度等于身长，两腋的宽度与臀部宽度相等，乳房与肩胛下角在同一水平上，大腿正面厚度等于脸的厚度，跪下的高度减少1/4。肚脐是身体上下部位的黄金分割点，肚脐以上的身体与肚脐以下的长度比值是0.618，这个比值叫黄金比。达大师认为，人体符合上述比例，就是美的。
仪仗队嘛，是代表国家形象的，人员当然要经过严格挑选，他们应该是标准的模特身材了。如果选一位天安门升旗仪仗队员做个比例分析，会发现他的脑袋与身材还是符合1/8比例关系的，但是将上半身与下半身一比，毛病就出来了，差不多1：1，比值不是0.618，也就是说，身子长，腿短。再看脑袋直径，也会超过大腿的直径。也就是说，脑袋大，身子小。这可没办法了，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就象蒙古马一样，身子长腿短，这是亚洲人的骨骼特征决定的。毕竟是仪仗队，不是运动员， 不可能清一色的姚明或者郎平，对不？即使身材比例合适，体魄也不见得合适，比如肩宽，中国人的体型特点是柳肩膀美人肩，即使个子高肩膀也窄，豆芽菜细麻长条，不过笔挺的仪仗服装加了垫肩，就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但这么一来，胳膊又长了半寸。
人体就是这样，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则太短。 马鞍型的大盖帽，是适合欧洲人体型的，纳粹军装为了增加威严，还设计了马裤配长筒马靴，洋人腿长，他们为了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走起路来必须挺直身体，旧式军队都戴着高高的筒帽和大船型帽，大腿要加粗才能谐调整体比例，另外骑马时裤子也不能紧箍大腿，否则总是上马下马，裤子旁缝容易开线，马裤和长筒靴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穿在亚洲人的短腿上就难看了，大腿没了。马鞍型的大盖帽反而加大了脑袋的体量，缩小了与身体1/8~1/9的比例，头重脚轻，这种不谐调的比例几近漫画了，而且怎么看，都象老和尚的帽子，如果把帽遮拿掉，那就是老和尚帽子。这是说仪仗队，仪仗队员的身材可都是百里挑一的，不是仪仗队那就更难看了，更加漫画了是不？好了，我不想再埋汰中国武警的服装，包子好吃不在皱上，管他穿什么衣服，对付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都没问题。
我还要埋汰的，是北朝鲜的军服，尤其是将军们那顶苏联特色的大盖帽和浑身披挂的勋章，俄罗斯人，身材魁梧，脑满肠肥，戴上那顶锅盖一样的大盖帽，还算威严，胸前挂满了勋章，也算夺目，勋章象征着战功卓绩。咱就说朝鲜军人，经历过俄罗斯军人的那些战争吗？没有吧？好象只有韩战，还是中国人帮它打的，不然，现在三千里江山早就是南韩的天下了。不知道朝鲜将军们胸前挂的上百枚勋章，都立过什么样的战功？哪怕是中国六四平暴那样的屠杀老百姓，也算战功嘛。我估算了一下，一枚勋章重约五十克，二十枚就是一千克，好象朝鲜的将军们胸前至少都悬挂了五十枚，那就是两公斤半！那些将军们的体型保养得都很好，不象金二，都没有将军肚，不说骨瘦如柴，也是苗条单薄，能承受这么重的荷载也算可以了，丝毫不逊于俄罗斯那些犍牛般的肥壮将军。但是这么多勋章，挂在体魄宽大的胸前还说得过去，挂在朝鲜将军的瘦小身躯上，就象个货郎担子了。
刚看过金二的朝鲜建国六十年大庆阅兵，感觉朝鲜人和中国人一样，在阅兵典礼这方面很能下功夫，所有的专制国家都这样，越是贫困，越是穷兵黩武，而且朝鲜军人的正步走很有特色，两臂下垂，不象中国仪仗队那样两臂平摆，这种两臂下垂，大腿抬到九十度的正步走，是纳粹党卫队的步伐。中国国庆六十年阅兵，也应该学学人家，两臂下垂，上身直立，象征着绝对服从，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学着试了一下，如果两臂摆起来，大腿就抬不到九十度，这种高难动作，恐怕只有体操运动员才行，六十年大庆，总不能把全国的体操运动员拉来充当仪仗队吧？不过也未尝不可，因为现在就开始训练了，士兵们每天睡觉把大腿吊起九十度，吃饭时也把大腿放在饭桌上，这么折腾一个多月，应该可以。中国的将军们呢？也许会象北朝鲜那样，胸前也琳琅满目的挂满勋章，为了减轻负担，我建议设计一种塑料勋章，这样不仅胸前能挂满，背后也能挂满，反正也是给人看的。
再就是阅兵时的进行曲，金二阅兵是《金日成将军之歌》，后半部加了《金正日将军之歌》，说老实话，这曲子挺雄壮的，比《解放军进行曲》要雄壮的多，同样是朝鲜人作的曲子，《金日成将军之歌》可以和纳粹军歌媲美，但《解放军进行曲》就不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听起来不那么振奋，有气无力的，有点残兵败将丢盔卸甲的味道。我小时候，总喜欢看八一电影制版厂拍的战斗故事片，特别是闪着金光的八一片头和开始曲，同学们都兴奋的迎合拍节击掌，但不知道歌词，于是大家就把这段：“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唱成了“挺大的老爷们儿没有卵子子儿！”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9-06 03:40:06
非书法的伟人题词题字
非书法的伟人题词题字 2007-12-27 03:16:48 [点击:140]
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人物精英分子，上自皇帝下至州官或文人，差不多都有到处题词题字的癖好，这是因为此举：一可彰示功名显赫才华，二可扬名天下千古垂青。我们的祖先是很喜欢竖碑立传的，在石头上刻下字，为自己或某人某事留下历史见证，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因为石头这东西，比起竹简和纸寿命最长久，可谓千秋万代。不仅如此，为了增强这个永恒和稳固，还以长寿安静的石头乌龟来驮这石碑，若论功过是非，且看王八驮碑！可能，人类最早在石头上刻字立碑的应该是中国人。秦始皇东巡登泰山封禅，发现此山巍峙东海，突兀中原，当临绝顶有与天共壤之感，人神之间几近一步之遥，于是命李斯撰写泰山石铭，记载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图留芳百世。不过那时的汉字书写，还没有后来那么多字体变化，只有李斯发明的小篆这一种，此前，是周代的钟鼎文和籀文，在早是甲骨文，完全是象形字了。
象形字是从绘画演变来的，这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后来各民族的文字就分别因语言的不同而演化为不同的拼音字母，而汉字就没能跳出绘画的圈子，绘画是能传神的，因为它讲求意境和思想，汉字也具有这个特性，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文字和绘画始终也是扭结在一起，字离不开画，画离不开字。所以汉字与其它民族的文字不同，它是可以作为绘画艺术来欣赏的，一个或多个汉字，特别是象形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而换了其它民族的现代文字，如人们熟悉的拉丁字，罗马字，阿拉伯字，梵文，直至由汉字进化而成的日文韩文等等，怎么美化修饰，看起来它们也只能是文字。所以，中国人的写字其实是在画字。
汉字字体的发展经历了篆，隶，楷（魏），草（行），这四个大阶段，每种字体又因人的书写习惯和审美意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同时这四种主要字体本身也是各自独立的，风格鲜明，形态各异，如果象郑版桥那样，将多种字体同时书写，又会产生一种新的风格。既然汉字书写有这么丰富的变化形式，它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艺术了。说它是艺术，就要有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在内，这个学问，历代书家都有论述，比较有代表的论述，如王羲之《论书》（真伪未考）：“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读此论述，我们就能知道，汉字书写艺术的表达过程是包涵了思想活动的，绝非简单的写字，所以人们才称这种艺术为书法。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国粹。书法造诣，要靠摹帖来培养，因为称作国粹的东西，是容不得改革的，人们习惯了的事物，面目一经变化，就不粹了。国粹还最讲“科班”资历，非此出身就不正统，也就难以得到权威的肯定，没有权威的肯定，你就难以被本行业或本专业的社会认可。你没有摹过帖，没有经过师传，你的字就没有“帖气”，没有来头，就很难出头。
“科班”这东西，最讲门派出身，弟子三千簇拥大师，都希骥靠了大师的名气出人头地，其迂腐风气历来如此。 但在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下，伟人和名人就例外，他们的字写得再拙劣也是神来之笔，自有书法家替他润色，英明领袖华主席喜欢书写他的“颜体”大楷，到处大书特书，但至今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毛主席纪念堂》匾额题字，而且它是被书法家们修之又修才定了稿，因为华的颜味太足，横竖粗细比例悬殊，笔笔鼠尾，其丑无比。伟大舵手毛泽东的“书法”，也是经过一番作秀处理的，横拉斜扯，似乎是自成一体，不过知道一些书法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字体仍是怀素的，并没有成为“毛体”。因为书法家必须走过一条相当艰苦的道路才能成家，而且他们的文字书写功底也应该相当雄厚，这种修养非朝夕可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书写的是一种很幼稚的，毫无贴气的隶魏混合书体。毛于抗战八年期间，在延安窑洞无所事事，就研究哲学演练书法，写了“三论”，攻习了怀素的贴子。怀素的狂草胜于刘伶，有如奔腾野马，于放荡中隐含着霸气，这极符合毛泽东的秉性。“毛体”书法即出，天下竞相效仿，刘副主席半领真谛，林副统帅画虎类犬，得其精义者唯其好学生江青，她的字与毛的亲笔几可乱真。
其实，现代中国领袖伟人中，鲜有能为书法家者，毛也不可能例外，但由于中国文人中盛产郭沫若这类马屁精，也就使得非书法的伟人名人书法得以泛滥成灾了。 中国各地的名胜寺庙都有笔砚侍候，以备名人题字题词。因为有了名人伟人的足迹墨宝，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施主，收到更多的善款。名人伟人获得了不朽，名胜也为地方政府增加了可观的收入，皆大欢喜。泰山的游人多，名人题字刻石也居众山之首。八十年代初，中共诸首长军头纷纷前来泰山题字，题的泰山凡有石头的地方都有字，几乎成了碑林，犹如炎黄子孙们在自己母亲肚皮上涂鸦。 其实伟人名人藉名胜留芳百世的行为，是一厢情愿，是过于乐观的为自己过早下结论。赵佶严嵩书法之绝，并未因此而冲淡他们的恶名。岳飞的《出师表》经考证虽非真迹，但后人宁愿认作他的手笔争相临摹。乾隆经常在民间走动，患了严重的题字癖，而且他是皇帝，大有资格为天下书，特别是商贾大受其惠，因为有御笔钦点，臭豆腐也成了名菜。尽管如此，至今却无有“乾隆体”，这是因为他的字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能为天下师的水平，他的字结构稀松，四平八稳，无肩无骨，和八股文章一样，没有个性，所以后人就把附庸风雅，胡乱题字的无聊行径讽为“乾隆遗风”。同样是皇帝的李世民，虽然并未曾到处题字，但他的字却是后世公认的好书法。
说到乾隆的书法，应该提一提我们那位也酷爱到处题字的军委江主席，在当代中共领袖中，除了胡锦涛胡总书记，论“书法”工夫还唯江莫属，但学理工的出身，文字上的功底非能与国学家相比。因为历代书家，同时也必须是国学家，不然他的碑贴会错字百出，岂不误人子弟？乾隆是皇帝，金口玉牙，所以他写错了字也是对的，自有臣子们立刻将这个错字收进康熙字典，专门为他造一个字。但我们这个时代与乾隆时代就不同，不是封建王朝，党和国家的领导们，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贵为天子，包括毛泽东在内，也不至于霸道的以错就错，尽管有郭沫若说这是伟大领袖故意写错的。而江主席的国学，更不能与老毛结攀，人贵有自知之明，每逢题字时，就一定要意在笔先，细细斟酌推敲，不然就会经常遇到象“舘”与“馆”之类的困扰，因此江主席出行，是有智囊团陪同的，这智囊团中就有国学大师，来参谋江主席的书法，提醒他避免写错字。对书法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拿江主席的字与乾隆的字比较一下，还是挺相像的。
雷锋纪念馆的“馆”字，如果按简化字写，没错，但是按繁体字写，那江总书记江主席就写错啦，因为在汉字没简化前，饭馆的馆与楼台馆所的馆不是一个字，后者应该是“舘”即“舍官”，汉字简化后，这两字就合并为一个“馆”。但在书法艺术中，为了保持汉字的文化底蕴，依例要坚持两个馆字的不同用处。在这方面，中共元老中还是有学问渊博的人，比如董必武，他当年的“辽宁工业展览馆”就没写错，写的是“舍官”，而不是“食官”，董必武为该馆题匾时，汉字简化方案早已推行，但汉字书法习惯是保留了繁体写法，除了草书的两“馆”相似，舘字与馆字在篆、隶、楷中还是要按字义区别书写。据说，江泽民在题到馆字时，还真的犹豫了片刻，但是身旁的饭桶智囊却告诉他两字是通用的，结果他还是写错了，如果江写的是简体字，倒也说得过去，行草区别并不是很大嘛，“食”与“舍”旁，就是一勾带过而已，然而江总书记偏要卖弄繁体字，写了个饭馆的馆！
江写到馆字时为什么犹豫了片刻？这里有个插曲，了解文革的都知道，董必武在文革时也是被搞得灰溜溜的，被毛泽东冷处理了。文革后期军人坐大，辽宁工业展览馆也要增加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内容，就搞了全面改馆，“辽宁工业展览 董必武题”这几个字被敲掉了，要重新题写。当时也不知是陈锡联还是毛远新，一拍脑袋就说，名人题字落款是封资修，再说现在哪个名人没问题？咱们部队不也有书法家嘛，就用我们工农兵的字吧！于是就命沈阳军区的一位二百五书法家，题了“辽宁工业展览馆”，而且是简体字的“隶书”，不伦不类的，比如“工”字和“展”字，一个字中居然有两笔波横（扁担横），全没了书法规矩，这事儿曾是中国书法界一个大笑话。
现在，江总书记这个饭“馆”也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笑话，相比之下，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茂字多画了一个点，不过小菜一碟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毛新宇大校，他最著名的墨宝是“一师是个好学校”。 中国的碑林也是世界一绝，学书法者用来习字的“帖”，也大部是从碑文上拓下来的，能否使大师们的笔迹千古，石匠的刻刀功夫也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曾应某市政府书写一桥头碑铭文，结果被石匠自作聪明的改个面目皆非，庸俗不堪，魏体变成了楷体，个性风格完全丧失，无奈之下只好将落款涂掉（随便是谁写的好了，反正不是我螺某人写的）。西安碑林，集历代书法家之大成，立志学书法者不可不观摹碑林。不过，中州河南为发展旅业，也纠集中国当代的名人名家们在芒炀山搞了个现代碑林东施效颦，但铜臭气过浓，结果是谁肯掏钱，谁就可以立一座碑具名落款，如同古人的捐款修庙，在碑文中留下“某员外捐银二百两”一样，至于文字是否为书法艺术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此一游”这泡猴尿。 中国历代书法家，千百年来不过数十位，而改革开放竟使华夏大地瞬间涌出了上千个“书法大师”，和假烟假酒充斥超市一样跻入了书法家行列。这些才子们的大名，可以从近些年书摊上减价处理的各类《现代名人大辞典》中查到。
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人物精英分子，上自皇帝下至州官或文人，差不多都有到处题词题字的癖好，这是因为此举：一可彰示功名显赫才华，二可扬名天下千古垂青。我们的祖先是很喜欢竖碑立传的，在石头上刻下字，为自己或某人某事留下历史见证，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因为石头这东西，比起竹简和纸寿命最长久，可谓千秋万代。不仅如此，为了增强这个永恒和稳固，还以长寿安静的石头乌龟来驮这石碑，若论功过是非，且看王八驮碑！可能，人类最早在石头上刻字立碑的应该是中国人。秦始皇东巡登泰山封禅，发现此山巍峙东海，突兀中原，当临绝顶有与天共壤之感，人神之间几近一步之遥，于是命李斯撰写泰山石铭，记载自己的丰功伟绩以图留芳百世。不过那时的汉字书写，还没有后来那么多字体变化，只有李斯发明的小篆这一种，此前，是周代的钟鼎文和籀文，在早是甲骨文，完全是象形字了。
象形字是从绘画演变来的，这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后来各民族的文字就分别因语言的不同而演化为不同的拼音字母，而汉字就没能跳出绘画的圈子，绘画是能传神的，因为它讲求意境和思想，汉字也具有这个特性，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文字和绘画始终也是扭结在一起，字离不开画，画离不开字。所以汉字与其它民族的文字不同，它是可以作为绘画艺术来欣赏的，一个或多个汉字，特别是象形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而换了其它民族的现代文字，如人们熟悉的拉丁字，罗马字，阿拉伯字，梵文，直至由汉字进化而成的日文韩文等等，怎么美化修饰，看起来它们也只能是文字。所以，中国人的写字其实是在画字。
汉字字体的发展经历了篆，隶，楷（魏），草（行），这四个大阶段，每种字体又因人的书写习惯和审美意识不同而形成了不同风格，同时这四种主要字体本身也是各自独立的，风格鲜明，形态各异，如果象郑版桥那样，将多种字体同时书写，又会产生一种新的风格。既然汉字书写有这么丰富的变化形式，它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艺术了。说它是艺术，就要有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在内，这个学问，历代书家都有论述，比较有代表的论述，如王羲之《论书》（真伪未考）：“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读此论述，我们就能知道，汉字书写艺术的表达过程是包涵了思想活动的，绝非简单的写字，所以人们才称这种艺术为书法。汉字书法艺术是中国国粹。书法造诣，要靠摹帖来培养，因为称作国粹的东西，是容不得改革的，人们习惯了的事物，面目一经变化，就不粹了。国粹还最讲“科班”资历，非此出身就不正统，也就难以得到权威的肯定，没有权威的肯定，你就难以被本行业或本专业的社会认可。你没有摹过帖，没有经过师传，你的字就没有“帖气”，没有来头，就很难出头。
“科班”这东西，最讲门派出身，弟子三千簇拥大师，都希骥靠了大师的名气出人头地，其迂腐风气历来如此。 但在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下，伟人和名人就例外，他们的字写得再拙劣也是神来之笔，自有书法家替他润色，英明领袖华主席喜欢书写他的“颜体”大楷，到处大书特书，但至今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有《毛主席纪念堂》匾额题字，而且它是被书法家们修之又修才定了稿，因为华的颜味太足，横竖粗细比例悬殊，笔笔鼠尾，其丑无比。伟大舵手毛泽东的“书法”，也是经过一番作秀处理的，横拉斜扯，似乎是自成一体，不过知道一些书法知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字体仍是怀素的，并没有成为“毛体”。因为书法家必须走过一条相当艰苦的道路才能成家，而且他们的文字书写功底也应该相当雄厚，这种修养非朝夕可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书写的是一种很幼稚的，毫无贴气的隶魏混合书体。毛于抗战八年期间，在延安窑洞无所事事，就研究哲学演练书法，写了“三论”，攻习了怀素的贴子。怀素的狂草胜于刘伶，有如奔腾野马，于放荡中隐含着霸气，这极符合毛泽东的秉性。“毛体”书法即出，天下竞相效仿，刘副主席半领真谛，林副统帅画虎类犬，得其精义者唯其好学生江青，她的字与毛的亲笔几可乱真。
其实，现代中国领袖伟人中，鲜有能为书法家者，毛也不可能例外，但由于中国文人中盛产郭沫若这类马屁精，也就使得非书法的伟人名人书法得以泛滥成灾了。 中国各地的名胜寺庙都有笔砚侍候，以备名人题字题词。因为有了名人伟人的足迹墨宝，就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施主，收到更多的善款。名人伟人获得了不朽，名胜也为地方政府增加了可观的收入，皆大欢喜。泰山的游人多，名人题字刻石也居众山之首。八十年代初，中共诸首长军头纷纷前来泰山题字，题的泰山凡有石头的地方都有字，几乎成了碑林，犹如炎黄子孙们在自己母亲肚皮上涂鸦。 其实伟人名人藉名胜留芳百世的行为，是一厢情愿，是过于乐观的为自己过早下结论。赵佶严嵩书法之绝，并未因此而冲淡他们的恶名。岳飞的《出师表》经考证虽非真迹，但后人宁愿认作他的手笔争相临摹。乾隆经常在民间走动，患了严重的题字癖，而且他是皇帝，大有资格为天下书，特别是商贾大受其惠，因为有御笔钦点，臭豆腐也成了名菜。尽管如此，至今却无有“乾隆体”，这是因为他的字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能为天下师的水平，他的字结构稀松，四平八稳，无肩无骨，和八股文章一样，没有个性，所以后人就把附庸风雅，胡乱题字的无聊行径讽为“乾隆遗风”。同样是皇帝的李世民，虽然并未曾到处题字，但他的字却是后世公认的好书法。
说到乾隆的书法，应该提一提我们那位也酷爱到处题字的军委江主席，在当代中共领袖中，除了胡锦涛胡总书记，论“书法”工夫还唯江莫属，但学理工的出身，文字上的功底非能与国学家相比。因为历代书家，同时也必须是国学家，不然他的碑贴会错字百出，岂不误人子弟？乾隆是皇帝，金口玉牙，所以他写错了字也是对的，自有臣子们立刻将这个错字收进康熙字典，专门为他造一个字。但我们这个时代与乾隆时代就不同，不是封建王朝，党和国家的领导们，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贵为天子，包括毛泽东在内，也不至于霸道的以错就错，尽管有郭沫若说这是伟大领袖故意写错的。而江主席的国学，更不能与老毛结攀，人贵有自知之明，每逢题字时，就一定要意在笔先，细细斟酌推敲，不然就会经常遇到象“舘”与“馆”之类的困扰，因此江主席出行，是有智囊团陪同的，这智囊团中就有国学大师，来参谋江主席的书法，提醒他避免写错字。对书法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拿江主席的字与乾隆的字比较一下，还是挺相像的。
雷锋纪念馆的“馆”字，如果按简化字写，没错，但是按繁体字写，那江总书记江主席就写错啦，因为在汉字没简化前，饭馆的馆与楼台馆所的馆不是一个字，后者应该是“舘”即“舍官”，汉字简化后，这两字就合并为一个“馆”。但在书法艺术中，为了保持汉字的文化底蕴，依例要坚持两个馆字的不同用处。在这方面，中共元老中还是有学问渊博的人，比如董必武，他当年的“辽宁工业展览馆”就没写错，写的是“舍官”，而不是“食官”，董必武为该馆题匾时，汉字简化方案早已推行，但汉字书法习惯是保留了繁体写法，除了草书的两“馆”相似，舘字与馆字在篆、隶、楷中还是要按字义区别书写。据说，江泽民在题到馆字时，还真的犹豫了片刻，但是身旁的饭桶智囊却告诉他两字是通用的，结果他还是写错了，如果江写的是简体字，倒也说得过去，行草区别并不是很大嘛，“食”与“舍”旁，就是一勾带过而已，然而江总书记偏要卖弄繁体字，写了个饭馆的馆！
江写到馆字时为什么犹豫了片刻？这里有个插曲，了解文革的都知道，董必武在文革时也是被搞得灰溜溜的，被毛泽东冷处理了。文革后期军人坐大，辽宁工业展览馆也要增加毛泽东思想和阶级斗争内容，就搞了全面改馆，“辽宁工业展览 董必武题”这几个字被敲掉了，要重新题写。当时也不知是陈锡联还是毛远新，一拍脑袋就说，名人题字落款是封资修，再说现在哪个名人没问题？咱们部队不也有书法家嘛，就用我们工农兵的字吧！于是就命沈阳军区的一位二百五书法家，题了“辽宁工业展览馆”，而且是简体字的“隶书”，不伦不类的，比如“工”字和“展”字，一个字中居然有两笔波横（扁担横），全没了书法规矩，这事儿曾是中国书法界一个大笑话。
现在，江总书记这个饭“馆”也成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笑话，相比之下，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女士的茂字多画了一个点，不过小菜一碟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毛新宇大校，他最著名的墨宝是“一师是个好学校”。 中国的碑林也是世界一绝，学书法者用来习字的“帖”，也大部是从碑文上拓下来的，能否使大师们的笔迹千古，石匠的刻刀功夫也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曾应某市政府书写一桥头碑铭文，结果被石匠自作聪明的改个面目皆非，庸俗不堪，魏体变成了楷体，个性风格完全丧失，无奈之下只好将落款涂掉（随便是谁写的好了，反正不是我螺某人写的）。西安碑林，集历代书法家之大成，立志学书法者不可不观摹碑林。不过，中州河南为发展旅业，也纠集中国当代的名人名家们在芒炀山搞了个现代碑林东施效颦，但铜臭气过浓，结果是谁肯掏钱，谁就可以立一座碑具名落款，如同古人的捐款修庙，在碑文中留下“某员外捐银二百两”一样，至于文字是否为书法艺术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到此一游”这泡猴尿。 中国历代书法家，千百年来不过数十位，而改革开放竟使华夏大地瞬间涌出了上千个“书法大师”，和假烟假酒充斥超市一样跻入了书法家行列。这些才子们的大名，可以从近些年书摊上减价处理的各类《现代名人大辞典》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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