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毛泽东本来是个地富分子


毛泽东本来是个地富分子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是按阶级成分来判定民众革命性的：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泽东选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共1950年土改时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明确定义了什么是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一类。有些地主虽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有劳动力仍不劳动，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一九五○年八月四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公布） 

如果说革命性，那毛泽东的革命性应该是最彻底了，所以他的成分若按革命性来决定，就应该是农民中的无产阶级，即雇农或贫下中农甚至是流氓无产阶级。但事实正相反，因为他的阶级定义是以财产划分的，那么毛泽东的家庭成分起码是在富农之上。这有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为证：“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这时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毛泽东这么革命的领袖，应该是苦大仇深的无产阶级才对，怎么会是剥削阶级出身呢？所以就有拍毛屁的权威学者在替毛泽东美化阶级成分，比如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施拉姆《毛泽东》一书中，对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就这样评述：“虽然中国农村非常贫穷，一个人生活稍有宽余，即足以定为“中农”甚至富农，但毛泽东也可能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从前经常同父亲发生激烈冲突而对他不那么孝敬了；也许是他在1936年想借此说服学生中间的许多富农子弟，他们的阶级出身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参加革命活动。无论如何，不管毛泽东的父亲后来拥有多少财产，他出身贫农这一点肯定对其家庭有深刻影响……（斯图尔特 R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2页）

当然在国内，毛左们也都认为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当是贫农。理由是毛泽东造反之后，在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就没收了毛泽东一家在韶山的全部房屋、家产和田地。1950年的土改，是根据解放前3年拥有的家产来划分家庭成分。韶山解放之前3年即为1946年，此时被政府没收的家产仍未归还。所以，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为贫农。按这个逻辑，土改后的地主富农失去了财产，就应该划分为无产阶级才对，但共产党的逻辑从来就是双重标准，失去土地的变成了地主成分，得到土地的反而变成了无产阶级！其实叫什么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掠夺的生命财产的阶级已经成为对抗势力了，对这部分人进行专政的理由就是他们曾经是剥削阶级，这时的阶级划分就不是以财产定义了，是以政治立场定义，剥削阶级只是敌人的代名词。而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对此，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变了，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而毛泽东本人，如果按1950年土改法令规定，首先毛家是地主无疑，土改时毛父母已去世，毛就是田地的唯一继承人，当时韶山冲的田地还是毛家的，地契也都还在，这地主分子的帽子非毛泽东本人莫属。但据说土改时毛家居然划了个贫农，是韶山冲的农民去朝圣说明这事时，毛感到太难忽悠天下人了，便假惺惺说了句“我家应是富农”，但压根儿就没提这富农分子的帽子还应该由谁来戴？所以这段公案始终是个葫芦案。从情理上讲，土改时韶山冲的乡亲们肯定不敢给伟大领袖戴个地主帽子，给他们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那就只能定个贫下中农，个中原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已。

然而，此事在中共党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土改时，毛主席的家庭成分到底应该评什么呢？为此难坏了当时负责韶山土改工作的农会主席乡长毛寅秋，没办法只好写信请毛泽东答复。毛泽东的回复据说是：划分富农，责无旁贷。就这样，韶山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为富农。但是这个版本，从逻辑上推理，显然是编造的，是在美化毛泽东。因为长期以来，韶山纪念馆对前来参观的国内外人士介绍毛泽东的家庭情况时，从来不明确讲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是富农分子，而一直遮遮掩掩，语焉不详的说成是“纯朴的农民家庭（或革命家庭）”。
但是，据美学者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披露：毛家的家境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毛泽东童年时，其父毛顺生就发家了，1904年毛泽东十岁时，毛家只有18亩农田，三年以后就增加到了24亩。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稻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卖。毛顺生雇了一名长工并开始精明地做起了粮食和生猪生意来赚钱，他还放高利贷。他攒了一笔本钱后就开始买进其他农户典当的土地。毛顺生的家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磨坊。（《毛泽东传》胡为雄 郑玉臣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家产”一事，也是个糊涂账。因为，据土改时统计，毛家财产虽然早被政府“没收”，但他家仍然还有22亩田地，按家中五口人算，平均每人占有土地四亩多，而当时的政策规定韶山地区平均每人只能占有0.93亩左右的土地，此外，毛父还雇过长工，显然还是地主富农。这就有个疑问：国民党政府没收的财产到底是什么？难道不包括土地和房子？农民的财产除了土地就是房子，而毛宅仍然是毛家的，土地还是22亩，那没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家有土地也是22亩，与土改时统计的相符，如果1946年以后毛家再没有购置土地，那土改时统计的土地又是从何而来？显然，国民党政府没收毛家财产一说是个谎言，不过这个谎言编的太离谱，也许是蒋介石后来给毛家平反落实了政策，归还了没收的财产？如果土地被政府没收属实，一直也没“落实政策”，那就只能说毛家在1929年以后又购置了土地，而且不多不少，还是22亩。

众所周知，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主要动力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对吧？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民起义史。若要江山稳固，就要防止农民闹事。毛泽东出身农民所以也最了解农民，农民最朴素的革命思想就是均贫富。农民闹事，不完全是因为吃不饱饭，而是贫富不均，觉得不公平也要闹事。但是，只要给农民找个出气的对象，他们就会乖乖地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嘞。于是共产党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按比例划阶级成份，制造黑五类、红七类、灰三类这个中国特色的种性等级制度，于是就有了团结大多数（95%）打击一小撮（5%），就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高压政治下，谁都害怕自己成为“阶级敌人”，成为“一小撮”（5%）被专政的对象，谁都希望自己是专政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成为专别人政的“领导阶级”（95%）。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皇帝轮班做，明年到我家”的权力欲和占有欲，虽然当不上皇帝，也是人上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贫下中农裤子打补丁，可也总比四类分子没裤子穿强多了。而那些有反抗意识的阶层就一下子就变成了百分之五的极少数，本来也是奴隶的贫下中农变成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领导阶级”，实质上还是奴隶压迫奴隶，和监狱里的囚犯欺负囚犯一样。好了，这会儿社会就稳定了。

最后还有个问题：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谁开创了农民运动？人们的习惯认识当然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不仅有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举办了广州和武汉两处农民运动讲习所，而毛泽东当时是受命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指导农民运动的历史细节却鲜为人知。事实上，“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学习苏联革命的产物，早在毛泽东讲习前就已经开办了五届。毛泽东的发迹，完全是由于汪精卫这个“伯乐”的举荐，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毛泽东看准了时机投靠汪精卫，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之一。

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才任命了毛泽东任此届农讲所所长。当时，农民运动可谓如火如荼，但最早搞农民运动的并不是毛泽东这个讲习所所长，而是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彭湃，他才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理论家，中共党史上说彭“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反抗剥削压迫、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为我党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则称赞彭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大王”。但是彭大王最终还是毛大王取代了，一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的地位，就把“农民运动大王”的王冠抢过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那么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大火怎么没烧到毛家呢？众所周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痞子运动好得很”，说的就是毛自己的家乡。这里就有个政策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是陈独秀，而且中共是挂靠在国民党门户上，是以国民革命的名义搞农村土改，而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都是地主出身，农民运动过火了，就是革了自己的命，这也包括毛泽东这类小地主富农，谁能革自己的命？共产党里能有几个彭湃那样的败家子？

当时的共产党受总部在苏联的第三国际领导，按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革命应该象苏联那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动摇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为全面篡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而做准备。但是陈独秀抵制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才把农民运动打击的对象缩小在“土豪劣绅”范围，而拥有22亩土地的毛家不过是个小地主，并非名门望族，还不算“勾结帝国主义的大地主阶级”，不然毛泽东点燃的“湖南农民运动”大火一定也会烧到自家头上。农民运动制造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引发了国民党清共分共的强烈反弹。可以说，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保护了毛家，不然痞子们才不管你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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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9日星期一

一块牛排就出卖了巴黎——谈阮次山式的爱国

作者: 博讯螺杆2009-01-13 

一个不是中国人的人，一个抛弃了自己的国籍的人来教训中国人什么叫爱国，这事听来有点滑稽。可这样人的就是层出不穷。远的有杨振宁，近的有阮次山。OK! 今天又冒出来个什么施一功！不管什么功罢，俺就从杨博士说起，如果说杨振宁教训俺们什么叫爱国的时候，那年头咱们还被封闭着，不了解国外情况，还能给他妖言惑众的机会，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谁再想以一个外籍身份来教训中国人什么叫爱国就有点太忽悠人了。可是，确实有些人就是以为咱中国人还生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就说这个猿面鸟语结结巴巴的阮次山，对自己加入美国籍的解释，也让人觉得此先生对事物的判断异乎常人。据他说，由于爱国，美国政府曾四次将护照送到他的手上都被他拒绝，但是后来呢，他发现美国护照对全球旅行很有好处，这才入了美国籍。他这么讲，如果换在70年代，大概足以令我等封闭的国人敬佩得五体投地。可惜，阮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地球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国人已经有了各种同外界交流的渠道，回国的人也不只他阮次山，况且互联网可以让国人同步了解美帝国主义，再想利用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来欺骗中国公众已经不太容易了。谁都知道，美国的入藉程序是先申请才给与，不可能给你送上门来。所以，真实的情况只能是阮先生申请了四次未获批准。不过，就算如阮先生所言，人家政府找上门来请他入藉，他呢，先拒绝了四次，最后仅仅为了旅行方便，就放弃自己的“祖国母亲”而投入美国爸爸的怀抱，还是有点不太地道。祖国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只为了旅行方便，阮先生先生就认贼作父，是不是太混账了点？阮先生的爱国故事，使俺想起早年听过的一首歌《一块牛排就出卖了巴黎》。在“国籍”和“旅行方便”的天平上，阮先生选择了后者，可见“祖国”在阮先生心中的份量有多少。国内的网友是这样评论阮先生的：

长得像香港人，
说话像台湾人，
忽悠像东北人，
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是美国人！

送交者: 螺杆 于 北京时间 11/13/2006 ()

回答: ZT 我为什么不苛责中国------ 凤凰卫视主持人阮次山 坦克 于 11/13/2006
主题：阮次山这类猿面鸟语的广东福建蛮子，确实是贱得让人恶心。
看看近代（大清）时的中国人什么模样？人类是在进化的，不要回避这个事实。 - 螺杆 ( 238 字节) 11/14/2006 (0) 慈禧贵为太后，可算是当年的大美人，但是照片上的形象实在不能恭维，现代最丑的中国女人也比她好看，这说明“猿面鸟语”本来是我们中国人丑恶的一面，阮次山本人的形象大家可以再观察一番，是不是猿面？我看他还没完全脱离类人猿的模样嘛（按无神论观点）。



以上帖子，惹来一大群五毛围攻，其中攻势最凛厉者非爱国网人“一”先生莫属，只好再写个帖子回应爱国的“一”先生：

“一”是什么？（致阮粉“一”网友）

博讯[海外强国论坛]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一”的解释是：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 意思是说，“一”是最初，是最开始，是最基本。一切都从“一”开始，现代人的说法就是从零做起。同样，被现代中国人视为最神秘最科学的《易经》，也是从“一”论起，巽，离，坤，兑，乾，坎；艮，震这些符号，都是由“一”组成。

看到“一”字，就联想起很多成语，把一些成语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最经典的爱情故事，比某明星大腕的自传体小说要精炼的多：

一本正经，一见倾心，一日三秋，一掷千金。

一丝不挂，一马当先，一张一弛，一孔之见。

一泄如注，一钱不值，一枕黄梁，一面之词。。。。。。

中国汉字的绝妙，由此略见一班。

“一”也是老大的意思，有“一”就有“二”，一把手二把手，总书记副书记，一正两副，是“领导班子”中最大的领导。不过，在中国民俗中，“老大”“老二”由此类推，直到老八老九的系列，除了兄弟排行上的用场，还用在男人的身体上，比如“老二”，就是相对脑袋这个“老大”而言的，其重要性仅次于脑袋，由此演伸为“小弟弟”，就是阳具。

其实把阳具说成为“老二”这种比喻是不确的，因为前面已经说过“惟初太极，道立于一”。人是上帝造的这没错，但人的繁衍却是从精细胞开始，这个精细胞就是“一”。从显微镜下看，每个精细胞的形状，不管它怎么游动，也是“一”，再看看阳具的形状，不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也都是“一”，是个能挺然傲然的暴怒的，一见到“奸”字，不管是通奸，强奸，还是汉奸，就瞬间竖立起来的“一”。

接着，还有跟帖谩骂：

倭狗裸姦被閹是事實！倭狗都自閹，吳三桂閹成成玉環還有淫聾閹 - 一 ( 0 字节) 07/24/2013 (58602) (6)
那就再说说“阉”：

说文解字：阉（再致阮粉“一”网友）

博讯[体育论坛]

“阉”是个意会字，在古体汉字中，“门”里边有个大“龟”，“龟”在古代语言中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爬行动物的龟，乌龟，鳖，甲鱼，也就是王八。一个是男性生殖器。《水浒》和《金瓶梅》中，都提到了王婆给西门庆拉皮条，说男人要有“驴大的行货”，这个行货，指的就是男性阴茎，也叫龟子。所以西门庆说：“我小时在三街两巷游串，也曾养得好大龟子”。意思是说：我呀，从小就在发廊啊夜总会啊那些地方鬼混，所以鸡鸡也锻炼得又粗又长。

那么按字面看，把龟关在门里，外边就见不到它了，这就隐寓了阉割的意义。因为中国古代的太监，小时割掉的阳具要保存起来，这里还有说法，它要放进一只小罐子里，再把小罐子放进一个佛龛里，当然里边是没有佛的，如果家里太穷，那就藏在自家的房梁上。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扔掉的，死的时候要全尸，这时候那个盛有自己阳具的小罐子就随葬了。龛是有门的，里边放着阳具，就是“阉”字的全部解释了。

我在旧文《“一”是什么》中已经论证了“一”就是阳具，根据上文的意思，阳具呢也就是龟，因为A=B，B=C，所以A=C，因此“一”就是王八。再说说龟头这东西，这个龟头，大家怎么理解都行，反正都是一回事儿。中国人很讲究食疗大补，中国拿奥运长跑金牌的马家军，据说就是天天喝“王八汤”，那个教练马俊仁为此还申请过专利。但是真正大补的是王八血，据说治肺痨（肺结核）有奇效，而且要生喝，怎么生喝呢？就是把龟头一刀剁下来，放血。但是想斩王八的头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它一缩进龟壳里，你就没法了，除非一大铁锤砸它个稀巴烂，成了肉酱了，那还怎么生喝呢？

但是人比王八要聪明的多，因为甲鱼这东西它有个习性，一口咬住什么东西就再不放松，于是就拿一根筷子逗它，逗着逗着，就被它咬住了，OK！往外拉，反正它也是不松口的，拉长了脖子之后，一刀斩下去！何等畅快。

所有跟贴:

倭狗裸姦，你老婆很崇拜一，家裏藏得不少，有空就晒給網友看 - 一 ( 0 字节) 07/26/2013 (0)
一是讓你老婆快槳的陽具 - 一 ( 0 字节) 07/26/2013 (0)
一是讓你老婆快槳樂的陽具，不以王八為恥反以王八為榮就是你這種倭狗 - 一 ( 0 字节) 07/26/2013 (0)
一是讓你老婆快樂的陽具，不以王八為恥反以王八為榮就是你這種倭狗 - 一 ( 0 字节) 07/26/2013 (0)

关于王八，中国人还有发明：




马俊仁奥运专利：冬虫夏草王八汤

冬虫夏草甲鱼汤

具有滋阴功效，适合瘦弱、干渴、内热、受过放射线治疗者食用；又具有补肾生津，强筋骨功效，适合运动员或体力劳动者食用。
食材：甲鱼1只，洋葱1个，胡萝卜1个，胡椒、生姜少许，大葱1根，盐少许。天然调味料少许，鸡汤1200毫升。
药材：冬虫夏草5克，续断30克，五香2个，大枣5个。
1、将所有材料洗净，待用。
2、把续断装进麻布袋。
3、把材料放进内锅，倒入鸡汤。
4、盖上内盖，再盖上压力盖并拧紧。
可放进麻布袋里，挤出汁儿，按嗜好放入盐食用。 
中国著名的马俊仁教练经常给他的运动员买甲鱼煨浓汤喝，既补充了营养又能很快解除疲劳，恢复体力。

跟帖选：

各位網友，去倭狗裸姦家的恩客有免費王八湯飲，不過大家工作時要勁 - 一 ( 0 字节) 07/26/2013 (0)
王八湯就是你這種倭狗給你老婆的恩客飲的湯 - 一 ( 0 字节) 07/26/20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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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从“不宜录取”到揭档案

从“不宜录取”到揭档案

思明先生谈到文革时造反派从学校中抄出了“不宜录取”的印章。这种印章，当年在每所高中都有，也的确是方形的木印章，加盖在档案中的个人鉴定上。每个学生从高中毕业时就建立个人档案，之后要伴随他一生。已经考上大学的，档案会随他进入大学，没有考上或“不宜录取”的，档案会保留在母校，随时由接收单位的人事部门调走。城市的每个企事业单位和农村的乡镇一级政府都有档案室来保管个人档案。

决定一个考生“不宜录取”的权力在班主任和团支部（或团小组）。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不宜录取”并不单单是指那些“出身不好”的考生，即使是出身不好，但只要他的父母是“革命干部”，本人政治表现好，那么即使是地富出身也是问题不大的。因为当时的家庭出身是从祖父辈算起，即土改时定性的成份，但在四清时又有重新定性，对革军革干子女则从父辈算，那么即使祖辈是地富，他们的家庭成分也变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这样可能不是很公平，为什么对平民子女要上溯三辈论成分，而对革军革干子女却只上溯两辈呢？想不通吧？这就是特权。

这个“不宜录取”的蓝色印记，不仅是考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你今后的一生都要被打入另册，它将直接影响你的就业，所以一般中小学校招收代课老师不会接受你，国企大厂矿也不会接受你，只能在“五小企业”干合同临时工，别的出路就只有边疆和农村了。对一个无辜的青年学生为什么要这么阴毒苛刻？这是当年的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大饥荒造成的天怒人怨，激发了青年人的反抗意识，当时全国各地的高中生群体中都涌现了“裴多菲俱乐部”式的秘密组织，我有个亲属的孩子就在他的学校组织了一个“中华义气党”，同党是几个经常用矿石收音机“偷听敌台”的同学，很快就被公安机关破获，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统统都被抓起来判了重刑。因为出身好，我们这些社会关系也没啥问题，他才免了一死。

在中共公安内部都有内参和通报，密切关注各高中学校的思想动态，而班级中的积极分子团干部，也都有监视落后学生的组织任务，专门收集他们的“反动言行”。所以这个“不宜录取”，并不只是针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而更主要是针对反动学生的。当时有很多自认为学习好“根子正”的考生对自己竟然没被录取很恼火，就回家里向父母兴师问罪，刨根问底的追究父母到底在“旧社会”干了什么“坏事”？整的父母也张口结舌，无所是从。他们哪知道自己平时的言行早已被记录在案，不被录取是因为在个人鉴定中盖了这个蓝色章子。所以出身好与不好是一个条件，个人的政治表现则是更重要的条件，这个政治表现当然也包括了师生关系，如果和班主任关系不好，平时总顶撞，还持才凌傲瞧不起那些团干部，那就惨了，注定是政治落后思想反动的学生，“不宜录取”早在高考前就定论了。当时的党宣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上面说到了个人档案，我所见到的个人档案居然有半尺多厚者，都是中共党员兼“历史反革命”简称历反，一个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朱夏，曾是满洲国时的奉天日报社长，还有一位马列主义教员叫陈梦非，曾是中统特务，能双手写一笔小楷，一气呵成几千字不错不漏一个，作得一手古诗词，都是绝顶人才，现在知道他们都曾是“白区干部”，在“旧社会”里都“历史复杂”。还有个罪名虽然不小，但档案却少得可怜的校工杜超，是国民党的“建军上校”，档案里有蒋委员长签名的委任状，这没有假。但他这个青天白日委任状却是在国民党撤退时在地摊上买的，当年国民党为了扩军，发放了不少建军司令之类的委任状，给你个委任状自己招兵买马，据说只要成建制了就会配装备军饷，杜超将军一个兵也没带成，就当上了历史反革命。其实这些都是普通档案，只对普通人保密。如果是真正的特务，档案都在公安那儿控制着，叫“内控对象”，造反派根本就没法见到。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以上的老师们怎么会成为文革祭旗的首批牛鬼蛇神？这要从批“三家村”说起，文革最初是从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开始的，批了一大气毒草然后就是批北京市委，文革开始落实到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由校党委发动党团积极分子文革小组查阅老教工的个人档案，根据档案记载的历史和结论，贴出大字报揭发“牛鬼蛇神”。好了，原来的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一夜之隔，全变成了“历史反革命”。接着，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工作组进驻了，又开始“砸开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合着校党委也与各级党政机关拧成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那些前校党委的红人，党团积极分子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工作组的红人，转过身来咬起了校长和书记们，还是继续揭档案，各专业的老教师们，只要历史上有一点问题，就成了新一拨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到了红卫兵兴起那天，老教师中已经没好人了。

居委会也是有个人档案的，都在派出所那里，所以红卫兵抄家都是有选择的，是由居委会和派出所提供档案中的个人信息：别看表面上穷得叮当响，那可是旧社会的大阔佬，别看是个穷寡妇，那可是国民党大官小老婆。我就目睹了老红卫兵们在当地居委会的配合下抄家，逼一个可怜的胖女人交出“电台”，一边批斗一边打，那女人只好撒谎说电台埋在鸡窝下，众人一轰而去挖电台，挖了半天也没有，再回头打这女人，女人说哎哟别打，我记错了，电台是埋在煤棚里，众人又一轰而去挖，一无所获再回来打，就这么一直折腾到天黑。人们怎么会一口咬定她有电台呢？原来除了档案记载，抄家中还抄出了她一直保留的与国民党军官丈夫的合影，因为丈夫跑到台湾去了，所以她一定是个女特务，一定有电台！至于砸庙烧教堂，打杀流氓，敲锣打鼓的斗破鞋，那就更是老红卫兵们的辉煌战绩了。不过都与揭档案无关，在此就不赘述。

对共产党建立档案整人这一套，我老父亲有个生动的概括：共产党就是让每个人的历史都有污点作为把柄，那么你若不听话不老实，就在运动中抖落（揭发）你的历史问题，踩住你的尾巴，斗争你。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7-22 22: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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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4日星期日

现实版的襄公之义


作者: 博讯螺杆  2013-07-11 17:00:22  [点击:144]

宋襄公很诚实，很义，结果是吃了败仗。春秋无义战，不过是历史传说，现代版的襄公之义就是国民党没斗过共产党的无义，结果是一败涂地。今天又出了个现实版的襄公之义，拿一个成功女人的回忆录说事，还是无敌派“不能用谎言战胜谎言”的老调重弹。这个襄公之义是由“打假”引起，听说是专门“打假”的方舟子起的头，还有个什么eddie为之专门办了个讨伐网页，这两位都是什么东西？相信网络上的自由派人士都很清楚。方舟子，人们都知道，就是利用中国网民喜欢围观、非理性、轻信盲从、敌视一切成功者的特性，有选择地对一些没有掌握公权力，但又知名度相当高的人进行“打假”，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风险，还能搏得江湖声望名利双收。至于那个eddie，不提也罢。

我的主张是，凡事自有公论，对傅萍回忆录可以不认同，但不宜跟随中共炒作打假。再则，傅萍也不是民运人士，也没有冒用民运名义，她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她的身份地位。中共之所以下力气围剿傅萍，要害就在于“远道的和尚好念经”这个挟洋自重效应。中国人的故事在中国由中国人来说没人相信，让一个老外说，就深信不疑了，反之傅萍的书也是一样，她是中国人，在美国用英文说中国人的故事，信不信是美国人的事情，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和中国政府更没关系，如果没有重大利益冲突，犯得着大动干戈？民运人士犯得着跟着一道起哄架秧子？是想扮个什么角色呢？

我一点也不关心傅是否骗子，换言之她是否骗子与民运没半点关系。我只知道她是位有成就的女人，在中国有过苦难的童年和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又因为她进了白宫，她的言论对中共的国际形象有重大杀伤力，最希望她闭嘴的应该是中共，这就够了。中共及其帮闲们以“打假”为名攻击她不奇怪，奇怪的是自称是中共的敌人居然也起劲地攻击她。

这事儿不在于傅说的是真假话，而在于拿这事大作文章的原因。类似的夸大事实编造故事可以说俯拾皆是，很多悲惨故事也并非普遍现象，但是所有的故事有了个案就足够了，比如广西吃人，全国并没吃人，但它已经足够证明文革吃人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不是用广东没吃人就能否定的。中西方文化不同，那么中英文翻译过程中也就有偏差，产生了妖魔化中国的作用。现在中共正借了文革已经成为历史的时空现象来为自己的罪恶形象“拨乱反正”，傅萍的回忆录就是个突破口，一些所谓公知们也纷纷上窜下跳的“打假”，这本来应该引起自由派的注意和警惕，而有些民运人士却在自作聪明，自以为公正诚实，也跟着起哄谴责傅萍说“假话”，其客观后果是在自己否定自己，如同那些白痴傻逼们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所产生的恶劣作用一样。

有人会说，揭穿谎言的动机是正确的，但是公众可看不到你们的动机，他们看到的只是效果。据我所知，近年来很多所谓中国的“政庇难民”（其实是经济难民）都是编造了自己受中共迫害的故事，有说自己是法轮功的，有说自己是受计生迫害的，有说自己是家庭教会基督徒受迫害的，总之未必都是真话。但自由世界为什么相信？前提就是这些迫害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且是普遍现象。西方人不是傻子，假话也要编得有逻辑性才让人信服，正是因为有大量事实为依据，所以逻辑是成立的，大部分“难民”的假话也就被移民官采信了。

西方人关注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中国人关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道理，就看哪一方有事实依据，合乎逻辑性，如果斯诺灯是以深受压迫为理由到中国申请政治庇护，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西方去享乐的中共，能信他的鬼话吗？因为逻辑上不通。这些道理是不言自明的，至于有没有“五马分尸”或“轮奸”？一个是中英文翻译问题，另一个就是基本事实已经存在的逻辑问题，纠缠它们是否发生在傅一个人身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中共紧锣密鼓打傅萍的假绝非偶然，这是一场反宣传攻势，这之前，先是在反法轮功那条战线，打了个山东大法弟子“伪造”酷刑的假，接着就有五毛假冒法轮功学员到处散发文章反对“撒谎造假”。这边厢再打傅萍的假，随之五毛也积极跟进，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之所以选中傅萍，并非只是一本书的问题，是因为她的身份很显眼，进入了白宫，其言论对中共国际形象的影响至关重要，另一个因素，就是傅所开发的3D打印尖端科技被中共觊觎，试图通过这一压力逼使她就范以求合作。

六月末，也即上周，傅萍通过电话接受了《南华早报》的采访，承认书中某些细节不准确，“当时红枫社没人被捕或入狱。我们当时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悔过。”她还说：“我写了部回忆录，那是我（30年前）的回忆。如果有人说他们的回忆不一样，我不会说他们的错。这只是记忆不同。”

除了以上问题，还有苏州大学的刘某“澄清”：他才是当年的“异议分子”批评了当局教育路线，没傅的份。但这至少是承认了这一事件不是傅的编造，只是责任人属的问题。傅应该不是白痴，她的书是要出版的，苏州大学的人是能看到的，没她的份她能编造出来吗？至于被捕和入狱，那不过是夸大了情节，但这事件被追究和处理却是个基本事实，怎么能算造假呢？反正傅是一张嘴，苏州大学是几十张嘴，光是唾沫就把她淹了。现在民运这边又加上了几张宋襄公的义嘴，多了几口唾沫，还振振有词曰“站在真相一边”！

傅回忆的年代并不久远，就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相关人员还都健在，所以中共可以发动苏州大学来进行反击，动员这样的反击力量并不难，因为谁都要保住饭碗。苏州大学算个什么？与傅萍出书产生同样效应的是李志绥的回忆录。毛泽东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应该不存在保饭碗的顾虑，李志绥书出后，他们不也是联名反击李志绥的“编造谎言”，大骂李是骗子吗？而且此事还闹了很久，李也不明不白的死掉了。那么，即使李的回忆中真的有夸大事实之处，我们是应该站在李医生一边？还是应该站在汪东兴等内侍们一边？如果说是应该“站在真相一边”，那他们都是内侍，都自称掌握真相，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呢？所以这并不是糊涂问题，而是个政治立场问题。

关于傅萍的书，最有争议的就是“轮奸”和“五马分尸”。众所周知，傅的书是英文写作的，翻译成中文后就会有偏差，反之也是一样。英语非母语者的英文水平参差不一，其表述的一些中文概念很难有精确的英文定义，更不要说英译中或中译英这个过程有多少偏差了。另外，被轮奸可能不会发生在傅身上，五马分尸可能也不是她亲睹，但她并不是史学家写学术论文，她是在写传记一类的文学作品，而且这类事实在文革中也并非绝对的没有，吃人事件更比这些要惨烈的多。类似于一个女孩子被多个流氓猥亵或轮奸，将“阶级敌人”用牲畜拖死，这种事在文革中发生并不奇怪，先前在农运和土改时就屡见不鲜了，有什么可令人惊诧的？用苏州大学刘某的话说：“纠正文革错误是必要的，但不能像傅苹那样造假。”啧啧！反人类罪在御用文人嘴里变成了“错误”！傅不过是夸大了事实，况且其中还有中英文翻译误差，就成了“造假”！真是亩产万斤的传人，呵呵。

前头说了，中共当局发动一所大学攻击傅很容易，因为没人不想保住饭碗，让它怎么搞它就得怎么搞，发动傅的母校搞臭她，这叫“对症下药”，先前攻击李志绥也是发动了毛泽东生前的内侍们：我们是毛身边工作人员的绝对多数，你李志绥毕竟是一张嘴，看人们相信谁？结果呢？恰恰是李太医的一张嘴战胜了众太监们的数张嘴。

现在的中国大学就是那么回事儿，是中共洗脑教育的最后一座堡垒，一管窥豹，看看孔庆东吴法天马楠孙维们是什么德行就全明了了，谁还能相信帮闲竖儒们的几张臭嘴呢？所以中共觉着还是没取得围剿的预期战果，那就发动另一条战线，请民运人物来帮忙杀毒，这招据说挺灵验的，在六四那会儿就用过，比如袁木和张工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没人信，但是由刘晓波们来说，那就事半功倍了，还有法轮功指控的苏家屯活摘集中营，也是由民运大佬出面替中共辟谣，等等。依我说，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了？

苏州大学扬言对傅萍提起诉讼纯属鬼吹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如果我是傅萍，我就不会理睬来自国内的攻击和威胁。如果必要的话，只对来自同仁的质疑进行澄清，向谁道歉？道什么歉？再说，民运宋襄公们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指责傅萍撒谎的人纯属吹毛求疵小题大作，犯得上计较一个女人写的书吗？照此逻辑，那莫言的一系列小说不也成了夸大事实编造历史？有谁指责他撒谎了？如果傅萍“道歉”，那实质上就是为中共否认文革暴行帮了大忙，一叶障目，今后谁再有文革吃人之类的回忆文章，就都成了夸大事实或编造历史了。

有人摆出一付貌似公正的面孔来“以正视听”，急三火四的帮中共“辟谣”，好象这天底下就他们才是文革见证人似的，与那个刘无敌替中共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的逻辑同出一辙，真正搞笑！所以，在傅萍事件上，如果海外民运也跟着中共瞎起哄，那就是上了大当，多年来，民运腕级人士被“正义绑架”，为中共添柴加薪已经不是一次了，联名谴责王炳章，支持申办北京奥运，还有反“邪教”，鼓吹无敌论和宽恕论。。。。等等，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球射进了自家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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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日星期一

文革中流行的新魏体

文革中流行的新魏体字

 2013-06-18 10:07:08 [点击:1063]

小时候，喜欢看电影，从字幕上最早看到了新魏体字，老电影的字幕都是手写的，（那时候没电脑制作字幕），这种字体给人一种亲切感，于是我就模仿电影字幕学起了新魏体字。其实，今天回头再看那些字幕，手写功夫也是稚嫩的很。而且那是一种钢笔字，并非正宗的新魏体。后来学校写黑板报，出校刊刻钢板什么的，我都是写一笔流利的魏体字，这要比别的字写起来快，而且耐看。再后来，就成了抄写手，老总们晋职称的论文和公司招标文件什么的，都请我抄写。这可要有真功夫了，不然钢笔和碳素墨水写成的字是不好修改和补充漏字的，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用的白色涂改液，所谓涂改液是用来修改蓝墨水的，对碳素墨水不起化学作用。老总们的论文一般都是上万言，还错字百出屁话连篇，我连抄写带编辑纠错，一气呵成，极少有错字漏字。

新魏体，是相对于老魏体而言。老魏体也叫魏碑体，顾名思义，就是南北朝时北魏流行的石刻碑文体，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等，字形朴拙险峻，舒畅流丽，虽已开了隋唐楷书先河，但此时还近于隶书体。因为汉字的演化就是个从繁到简的过程，最早的汉字是象形字（甲骨文），是在画字，后来规范成籀文（石鼓文也叫大篆）和钟鼎文（金文），然后秦始皇“书同文”统一成了小篆，但篆文写起来还是象画画儿一样麻烦，文字本来是表达语言的，那么古代汉字因笔划太多书写太慢，就只好用文言了，所以文言并不是日常生活用语，它尽管简练，书写还是不够方便，比如王侯将相的管家们要记流水账，那边的高粱谷子等着入仓，你还在这边画画儿，能跟上吗？于是就开始流行一种介乎于篆隶之间的字，所以从早期汉墓出土文物竹简上看，篆书的笔划有了粗细和简化，特别是撇和捺这两笔，开始有了隶书的雏形。

汉墓出土竹简和北魏碑文


后来隶书也不够方便了，就应运而生了书写更快的魏体和楷体，也可以说，魏体字是隶书和楷书的过渡体，行书是在楷体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为了书写速度更快，至于草体字，是在行书基础上又提高了书写速度，龙飞凤舞了，它是在纸张出现之后的事情，纯粹是文人墨戏时专用的字体，不是史官们用来写史的，也不是管家们用来记账的，更不是用来印刷书籍的。为什么魏体字很快就被楷体字取代了呢，这也和印刷术有关系，因为魏体字是过渡字体，它没有楷体字的四平八稳，简单的说就是不好规范化。楷体字可以多人替换雕板或书写，差别不大，但魏体就不成，它是在刻石中产生的，有刀锋形成的固态风格，这是因为从竹简和碑刻时代起，刻字和写字一样，都是由书家来完成，并非石匠。所以楷体字可以演化成宋体，魏体就不能，它只能维持老样子。后来到清代时有个叫金农的书法家，在魏体基础上创造了“漆书”体，算是汉字黑体字的雏形。但规范的汉字黑体却是日本人发明的，是在西方拉丁文的印刷体（Goshikku-tai、Gothic哥特体）的基础上演进的，我们今天电脑中文系统的默认字体就是黑体字叫微软雅黑。

接着说上面提到的“漆书”，怎么叫“漆书”呢？中国古时的漆是用多管毛笔扎成的排笔和扁笔涂刷，在中国书画中，排笔或扁笔也是用来裱褙涮浆糊的，金农用来写字了，另外他还自制了一种浓炼的“金农墨”，写出的字凸出纸面，象厚漆一样油光铮亮，所以叫“漆书”，这可以说是开创了改革传统笔墨的先河。毛笔要用动物毫毛制作，最挺直的是狼毫（黄鼬的毛），而排笔多用羊毫制作，这个笔锋的刚度就远远不及制作油漆刷子的猪鬃了。写过毛笔字的人都知道，小楷宜用狼毫，大楷宜用羊毫，因为羊毫蘸墨饱满，可以写大字，但笔锋太软，如能用羊毫笔写小楷即为书家，即使是大楷，如能大悬腕书写的，也肯定是高手，至于用鸡毫笔写字的，那就更是高手了，谁若不信就试试，用根鸡毛能不能写字？而且你要写的好看才行，不然还叫什么书法啊？因为“漆书”是用羊毫排笔（扁笔）书写，所以字形横粗竖细，撇和捺这两笔就难以收锋，结果大头小尾，如同砖头堆砌，可以说是这种书法的败笔。（见图）



民国后因为引进了西方文化，中文美术字开始时兴，不过我们今天看那个时代的报刊标题封面什么的，那些美术字写的还是不规范，也稚嫩的很，因为没那么大的字模，所以都是手写后再制版。最常见的美术字是“老宋体”，即明清衙门大堂所立大牌子上书写的“肃静”“回避”那种字体，也就是放大的印刷字模体。这种字体是从颜体字演进的，特点是横细竖粗，浑厚老成，工整方正，看了这几个字想不严肃也不成。我小时候在家练字，被当过前志愿军英雄的表哥看到了就说：你天天临这些破帖子有什么用啊？什么柳体颜体的？应该学习美术字嘛，那才能更好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于是就手把手的教我写老宋体美术字，还特意送了一本《怎样写美术字》的小册子给我。其实，我写的美术字要比他好得多，但是要尊师爱长嘛，所以还是很谦虚的连连点头，接受他的教诲。

真正的认识新魏体是在文革时，串联时看到天津上海的街路牌，还有火车站的站名都是新魏体，特别是蓝底白字的街牌门牌，令人耳目一新，不过作为文革大标语的字体，一开始它并没有广泛流行，因为没有书法功底的人写不好这种字，楷体字也是这样，没那么大的毛笔，否则只能描字，不适合现场即时书写。文革中最流行的是黑体字，反而不是什么老宋体或楷体。因为黑体字的特点是笔划一样粗，大方醒目，最主要是人人能写，写的不规范也不要紧，谁都认得，真正是大众化的字。黑体字的流行，也是由于西人油画笔和油漆刷子的引进，比如一号油画笔也叫大板刷，相当于三寸宽规格的油漆刷子，是用上好白猪鬃制作的，它和墨汁一样，都是文革中销量最大的文具，用这种大板刷书写练习新魏体字是最合适的。文革到了中期，各界人士各色人等都卷入运动了，其中就有书法家，所以魏体字和隶书体也就开始流行了。

大板刷书写新魏体的要领是，横笔不平直，要右上略斜，除个别字，字形多为横向扁长，同一字中的相同笔划不能重复，比如众字，有三笔撇和捺，都写成一样就成了机械呆板的美术字了，特别是大捺这一笔，尽管它最能突出新魏体的风格，但是不能滥用，否则就成了几只大脚丫子。这笔捺划，也是新魏体字中最难学成的，写不好它就还是大脚丫子。还有，每字中的最长横笔，它是自然波形的，弯曲的不能太明显造作，起笔时要收起笔锋，落笔时要重重的一顿，这和用普通毛笔书写是一样的。再就是撇，当用回锋时则用，不当用时也不能滥用，不然它和捺对应起来，就成了猪八戒的两只耳朵。新魏书还有个重要特点是牛字头和三点水旁的连写并笔，例如“生”字的起笔，它是从隶书写法直接传承过来，而三点水则是结合了行书写法，那么用毛笔书写不成问题，但是用板刷书写就要讲技巧了，所以起笔要轻之又轻，折笔时要自然的连带。

上面说的是书写大标语，它不是书法不算艺术，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在平常练习新魏书时要忌用板刷，还是要用大号毛笔，最好是羊毫大提斗笔，和其它字体不同，书写新魏体偏偏要选用制作不精的毛笔，因为需要它在笔锋展开后如扁平的板刷状才行。另外新魏体字的主要风格是外方内园，勾划突出，比如“习”字，外廓是方角的，内廓则是圆角，折勾笔划，要与最后那一提笔构成均衡。而且每个字都不能四脚齐，要有一定扭曲，整体向上右斜，但不等于失去重心，就象一个人单腿站立一样。练习楷体字讲“永”字八法，练习新魏体则不讲这个，它讲的是繁体的“飞”字，如果能把繁体的“飞”字写好，写得耐看了，真象只金鸡独立，欲飞不飞，那就算功夫已经到家。但是做为大标语，就不宜写繁体字了，最醒目的还是简体字。

文革虽然是场灾难，但也煅练了很多美术书法爱好者，文革后期，我画过的中国“圣像”，也就是巨幅毛泽东像不下几十幅，而且是各学校厂矿都争相邀请，要排号应邀，有时还与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一道作画。至于大字标语（也叫大字块），能够不放格不打稿的书写一个字两三米见方的大标语，这么大的字，当然是直接写在墙上，要一气呵成，不能修改的。每当写这么大的标语时，都有不下百人围观喝彩。有时怕天黑赶上了下班时间，连交通都堵塞了，只好停笔次日再写。除了宋体和黑体，一般都是写新隶体和新魏体，但人们最欣赏叫好的还是新魏体。至于书画展，那更是每展必应，也都是以新魏书作品获奖，可以说是当地有名的新魏书高手了。后来有些地方的桥头碑或公园里立个碑什么的，也都请我去写字，因为不是名人伟人，就不落款了，也没有什么润笔，那年头不兴这个，就是请吃顿饭送点纪念品而已。那些年月，我在原单位就是挂个名，基本是找不到人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被“上头”借调去搞各种展览了，有时还要被借去军博，史博这类大馆，是名符其实的不务正业。现在呢，有了电脑和广告打印机，字库里有了上百种中文规范字体，我这“英雄”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呵呵，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此打住。

最后谈谈新魏书的创始人，这是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最早将老魏体开创成新魏体的，是宜兴人陈禄渊，但这人生不逢时，正当他事业有成桃李满门时，不幸赶上了“新中国”。陈一炮走红是他书写了“上海北站”四个字，当年还被陈毅召见并夸奖过，不过“新中国”并不看重人才，在他的新魏体风靡全国时，上海疏散人口，他所在的单位上海站就把他下放了（大概他也是个钱守为式的人物，属于“阶级异已分子”），放到西安以西的一个小站，远离亲人开始了两地生活，可能是他这人天性孤傲散漫，又是“旧社会”过来人，就没听共产党的邪，偷偷的又回到上海，从此就成了另类。那年头，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凡不服从“组织安排”和“国家分配”者，都是边缘人物（今天叫“三无人员”），是城市中的黑户，失业者。幸好是在上海，换了别的城市，他连饭都没得吃。

陈禄渊开创的新魏体


文革期间，也是陈禄渊最潦倒的时候，被造反派雇用写大标语，报酬仅仅是管饭吃。那年头都这样，什么“家”都不值钱，画家书法家们也要经常“走穴”到商店去画广告牌写大牌匾，为的是打牙祭解馋。七十年代时，陈禄渊的字入选了中日书法联展，但始终也没得到他应有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个城市流民，更不要说知识产权发明专利这些东西。例如我写了半生新魏书，就不知道这字体是谁创造的，一直以为是民间书法界集思广益的结果。我习字用的《新魏书字帖》署名，连“著”字都不写，落款是“编者”候殿华，后来才搞清楚，这候殿华本是陈先生的大弟子，此人有点不地道，在字帖前言里，连老师的名字半个字也没提及，简直是在贪天之功。不过这也不奇怪，那个时代，别说是一种字体，诸子百家所有的著作权都一概没有，都是“集体创作”，成名成家的念头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受到严厉批判，很多右派帽子也是这么戴上的。这还是文化艺术界，科技领域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么个极端反智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产生人才呢？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6-18 22: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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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3日星期一

张莘夫被害真相

作者: 博讯螺杆   张莘夫被害真相 改贴 2013-05-12 22:44:40  

根据各方资料记载，国民政府赴东北接收人员张莘夫是中共杀害已经确证无疑。据董文琦《亡友张莘夫四十周年祭》记载：

。。。。。。。张莘夫等被迫离开抚顺之日，共军曾出示一纸公文：“十五个国民党来抚顺扰乱矿山，已打死八名，捕获七名。”迨到一月二十六日得自抚顺我政府秘密组织暗中调查报告，更证实张莘夫等八人确已被害。其遇害之经过情形如下：

（1946年）一月十六日午后八时三十分左右，苏军军用列车载张委员（即张莘夫）及随员徐毓吉、刘元春、张立德、庄公谋、舒士卿等七人（据后日报告，牛俊章在上火车途中即被共军杀害。共军将张莘夫等十五人，区分为两种，一种系着便衣之政府接收人员，决定予以杀害；另一种为警卫人员，最初亦拟杀害，嗣以彼等原系中长路譥备人员，经考虑后未予执行。）有苏军军官一人随行，另有抚顺共军公安局长等多人同车，向沈阳出发。上车后即由苏军军官将车门锁闭；午后九时许，东抵抚顺以西第一个站李石寨车站，突有数十名身着制服自称公安部队者强行登车，将张委员等拉至该处南山乱葬岗上以刺刀刺死。

当时张莘夫以悲愤心情言道：“余自九一八事变脱身入关，经过十四年挣扎苦斗，才得归还故里，不想于归回故里之际，竟得此结果。”另一青年亦慷慨激昂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在沦陷区内苦心研究煤矿技术，日日期待奋勉，以备报效祖国之建设，而今东北光复希望已达，所得结果竟如此，我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为了开发产业，死而无怨。但愿你们做中国人的，为了民族的生存，冷静的想想，中国今后的命运是在谁的身上？所谓友邦待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十四年亡国的眼睛不会看不清楚这个吧！你们良心要记住……”言犹未已，即被刺倒地，口中尚呼喊“中国人的良心……”不止。路警庄公谋赤手与公安队搏阚，且曾抢下一枝枪，但卒被刺倒，当时居民皆闻呼叫之声，惨不忍闻。

张莘夫等人殉难消息传至重庆，果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苏军既未如约撤军，又纵容共军戕杀我接收人员，制造惨案，遂导致重庆学生的反苏示威大游行，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响应，群情激昂，舆论沸腾，莫可遏止，因而中苏友好又频破裂。苏俄本拟于六月间撤退东北苏军，此时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提前撤军。因此，张莘夫虽惨遭俄军与X党残杀，但换取了俄军锋芒顿敛提前撤军，因而减少我东北同胞许多生命与财物之损害。
http://www.fs7000.com/news/liren/201208/4664_6.html

还有《天地杂志》1989.01.01／第92期《孙运璇传》记载：。。。。。。孙运璇只好留下行李和其他同仁，从机场折回重庆。过了两天，东北忽然传来一通紧急电报：“张莘夫遇害，孙运璇和怀特公司的人不要来，等情势稳定后再来。”张莘夫就是孙运璇本来在机场一起等飞机去东北的接收大员的领队，为煤矿专家，当时东北已陷入俄国势力，中国共产党对中央派的人恨之入骨，先杀张莘夫做警告，并扬言来一个杀一个。

另外，中共党内刊物《张矛•饶斌传记 》中有《在东北担任党政工作》一节，也证实了张莘夫为中共杀害：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与我们达成不包括东北在内的停战协议。这时以吴亮平任市委书记的抚顺市发生杀死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张莘夫（工程技术人员）事件。东北局和省委认为此事违反党的统战政策，不符合当时的战略方针，决定撤销吴亮平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职务，派饶斌任抚顺地委书记兼市委书记。（注：饶斌为第一任长春第一汽车厂厂长，与张矛为夫妻关系）

杀害张莘夫的是共军四野的前身――东北人民自治军。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随即150万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展开全面对日作战，并迅速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被全部解除武装。

8月10日、11日，八路军总部由朱德总司令接连发出七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并接受日军投降。八路军中最先行动的是冀热辽军区。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但冀热辽军区的东进部队第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在苏军炮火配合下，攻克山海关乘火车北上接管了锦州直抵沈阳。

1945年9月7日在沈阳，苏军司令员克拉夫琴科上将会见曾克林时提出：“从现实看，由于中苏条约的限制，国民党接管东北似乎是合法的，共产党接管东北似乎是非法的。因此，建议你们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把八路军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我们可以在东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外交上也可以争取主动。”苏军远东司令部又下达命令，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苏军还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移交给曾克林部。

随后，中共迅速抽调一批部队和干部共11万余人挺进东北，同时，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也陆续进入东北。林彪不仅接收了苏军移交的关东军六十万人装备，还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了四十个师。 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组成，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于同年底陆续成立了锦热、辽宁、等十个军区。苏联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诺将东北地区的行政主管权移交给蒋介石。于1946年3月15日撤出抚顺。3月21日，中共撤离，国民党军队才进驻抚顺。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之后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据《陈诚传》披露：日军投降后，杜聿明当时只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军事力量十分悬殊。为此，杜聿明对顾祝同发牢骚：“辞公（陈诚）下令解散关东伪军是一大失误。日寇发展关东伪军四十多万，一律日式装备，由日本人训练。可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些伪军长期在日寇的压制下，敢怒不敢言。抗战胜利，他们无不思图报国。如果我们能善待他们，利用他们控制东北，只要派些行政官员来，就可以完成接收任务，不必劳师动众。结果却相反，他们被解散后走投无路，都投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地增兵几十万！我们却是经过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云南将部队调来。杯水车薪，哪里能起作用？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驻防定了还好，只要一移动，共军就追着打。所以，我要求至少增兵五十万，否则东北只有拱手让人。”

关于中共对“日伪武装”的接收，可见杀害张莘夫的主凶吴亮平自述：我们刚到抚顺时还没有我党的武装力量，是由苏联红军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社会治安。当时，国民党分子纠集日伪残余和反动地主豪绅也组织了“保安大队”，并保留了日伪警察署的全套班底。这股反动武装的存在，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极大的威胁。因此，市委首先研究了解除反动武装的问题。公安局长孙培臣提出，请苏联红军帮助缴械的建议，我出面和苏联红军进行了交涉。开始，苏联红军认为占领抚顺几个月来，跟一部分旧武装合作得不错，不同意缴械。经我反复说明旧军队的本质和建立人民武装的必要，最后苏联红军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解除了旧军队的武装，并选派一部分党员为骨干，建立了以工人为主体的保安部队，约4，000多人，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亮平回忆当年接收抚顺）http://www.fs7000.com/news/jifu/201205/4284.html

吴亮平并不讳言中共杀害了张莘夫，但推诿了主要责任。据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所载，时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军分区政委的吴亮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写有一份材料介绍此事：国民党派张莘夫等人来接收抚顺矿务局和抚顺煤矿。那时，我们的方针是对接收进行抵制，他们未能实现接权。不多几天，他们就走了，我们派人送他们出去。到了半路，来了电话，说是苏联红军军官要搞他们。我当时在电话上听了，摸不清情况。当时苏联红军部队驻抚顺，实行军管，红军的事，我们无权管，（我）听了就说，让他们搞去，没有提出反对，这是政策上犯了大错误。苏联红军指挥我们部队，说他们是坏人，把他们几个人杀了。此事件给国民党利用作为进行反共宣传的一个口实，使党的政治影响遭受了损失，迄今每念及此，辄深为痛心。这一事件的重要责任，是作为地方党委书记的我，应当负责的。为此政策上的大错误，我受到东北局给的撤销工作处分，我作了检讨，并于1月底离开了抚顺的工作。

杀害张莘夫的主凶吴亮平当年的工作照



















张莘夫前往抚顺主要是接收这家工厂－－抚顺制铝所（后称301厂、抚顺铝厂）但已经被苏军抢劫一空变成废墟



















身着黑色军服，打着国军旗号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公安部队”在“保卫”矿山



















东北人民自治军护送拆毁工厂的苏联工程人员（病号）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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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宝玉的故事

作者: 博讯螺杆    2013-05-07 22:23:33  [点击:414]

驴子这东西，据说浑身是宝，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还有阿胶、“驴三件”什么的，驴肉我是没少吃，但因出身不高贵，驴三件和阿胶从来没吃过。后来上中学时就学到了一句成语：黔驴技穷，并且知道这成语来自柳宗元的《黔之驴》。教语文的是位老教师李咸孚先生，他教起古文来是格外卖力生动，朗读时摇头晃脑，而对那些有政治说教内容的文章则从来不用心教学，总要大家自学。他还会弹古琴，有时逢星期天，就挑选一些他认为孺子可教的学生到家里聆听他的《高山流水》，让同学们领会伯牙精神，无奈大家不是知音，所以听起来崩、崩的，就象弹棉花，特别是揉弦时的滑音，还有点象放屁，大家听着听着的，都有了困意。

我小时候和哥哥就喜欢看“驴屁影”，但没机会也没钱总看它，哥哥就自己弄些硬纸片，让我画上关公秦琼什么的，再用蜡浸一下，穿上线和筷子，就制成了，他还成立了一个“电影院”，除了放映他的土造幻灯，就是演“驴屁影”。“电影院”是在门洞里，我家的房子原是日本人的住宅，都有个门洞，能容纳十多个小孩子，幕布是一张单开的图画纸，从房间里扯出一只200度的大灯泡就可以了，哥哥演“驴屁影”是自演自唱的，其实也唱不出什么内容，不过是模仿皮影戏艺人的瞎哼哼，我猜他自己也不知道哼哼的是什么词。电影院“上座率”很高，还经常有大人搬个小板凳也来观看。

驴子这畜牲，又蠢又倔，据说它是不肯过桥的，怎么鞭打也不肯，于是就有了推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说法。卸磨杀驴也是个成语，但驴子拉磨是很卖力的，原因就是主人在它头前挂了一颗老玉米，它想吃玉米，就一个劲地向前走，却总也吃不到，这时它会忘记自己是在原地打转，以为自己一直是在向前进，向前进！驴车为什么能跑得欢？人们大概都不知道“驴咒咒”的奥秘，“驴咒咒”是什么呢？就是挂在它屁股上的一根小木棍，挂的高低刚好能碰到它的膝关节，它慢走时，这小木棍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一跑起来，小木棍就会击打它的膝关节了，跑得越快，打的越疼，车老板这时就不用鞭子了吧？至于为什么叫驴咒咒，我想那是农民叫走了音，应该是驴轴轴才对。大家有时就自我解嘲：这国家是怎么啦？为啥把咱们栋梁之材的都当成了驴咒咒用呢！

多年后，终于和驴子有了正面接触，开始了对它的全面认识。那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小山沟去“建设三线”了，报到那天是凌晨，大家天寒地冻的在火车站等了很久，才看到站前唯一一条大街的北边慢悠悠的踱过来一辆驴车，赶车的就是“保密厂”的人事干部吕宝玉，只见他穿了件老羊皮袄，载了一顶破毡帽头，活脱脱一个小炉匠栾平，栾警尉，全没了到学校领工时的牛逼派头。同学们又生气又沮丧，怎么来了一辆驴车？这也太怠慢了！闲言碎语的发了一路牢骚，吕宝玉也不敢吭声。更可气的是，厂里为大家安排的单身宿舍，房山头就是驴圈，要整天闻驴粪便的味道不是？不过还好，对门就是职工食堂，吃饭方便。这驴车就是食堂专用的，正式的车老板姓李，很快我们就熟悉了，叫他大李子，还为那条大叫驴起了名“驴宝玉”。吕宝玉接了站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很久很久，听说是出差，其实是怕新工人骂他，躲起来了。

驴宝玉每天早上，会随着最后一遍鸡叫引亢高歌，刚一开始大家都不习惯，睡得香香的就被它吵醒，不约而同的从各房间里传出破口大骂：操你祖宗的驴宝玉去死吧你！但是无济于事，因为它不懂，每天还是照叫不止。后来，大家就又觉得它有功劳了，毕竟它的声音比鸡鸣大了多少个分贝，又洪亮又有节奏，而且准时准点，风雨不误，我们连闹钟都省了，它至少教会了大家随遇而安。久而久之的，大家也对它产生了感情，有一天我就情不自禁的把自己的军帽给它戴上了：驴宝玉呀驴宝玉，细细端详起来，你真的很英俊呢！不过回到宿舍后，头上就奇痒无比，摘下帽子一看，原来是一只臭虫那么大的虱子！哎哟，这可了不得，急忙洗头，洗过后找了只密齿梳子蓖头，蓖过多遍，又找了些六六粉撒在头发里，这才不痒了。讲卫生别忘了驴宝玉，又把它头上也撒满了六六粉。这天晚上，就传来了大李子的骂声：谁他妈的手欠？想反革命投毒咋地？

其实驴宝玉它也怪不容易的，我们好歹有同学作伴，它可是孤零零的一头。哦，忘记交待了，它也是个单身汉，而且也正是青壮年纪。男人想女人，公驴也要想母驴是吧？我们没处找女人，可是给驴宝玉介绍个对象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厂外每天都会有从农村来拉化肥的大车，怪不得驴宝玉总是引亢高歌，原来它是在唱情歌呢。我们“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有这样一个知识：驴闻、马舔、人摸摸。啥意思呢？就是人与畜牲的性爱方式不一样，也就是性爱前戏不一样。废话，能一样么？驴蹄子怎么十八摸？不过大李子自从发现有人“投毒”后，对驴宝玉看守得很紧，驴圈门平时关得严严的还上了锁，任凭它闻到了雌性荷尔蒙怎么唱情歌，就是不准它自由恋爱。因为据说雄性畜牲每交配一次，会几天也不好好干活，一是它会沉浸在怀念配偶的兴奋中，二是它因劳累而体弱，要喂几天精料才能恢复体力，而且要喂大豆才行，切！人都吃不到大豆嘛。另外，还听说交配的女方是要付钱的，不然她生的小驹子归谁呢？

这大李子也太残忍了点，不过我们也没办法，没有驴圈门的钥匙。但是，终于有一天他疏忽了，忘记上锁被我看到了，这当儿又听到驴宝玉大唱情歌了，知道外边来了有母牲畜拉的大车，瞧驴宝玉的兴奋劲，外边的母牲畜还不止一头，我心中暗喜：可算有机会给它介绍对象了！贼贼的环顾一下，大李子应该不在食堂里，可能去解手了。于是我放开了驴圈门，驴宝玉迫不急待的冲了出去直奔厂外，我当然也招呼了正在休班的同学：快快去看，驴宝玉搞对象啦！大家也直奔出去，只见驴宝玉一下子就骑到一匹母马身上，正要入巷，大李子却气急败坏的冲出来了，母马的车老板一看恋爱不太顺利，就使劲的往上推驴宝玉，他可是巴不得自家母马生个活蹦乱跳的大骡子，而大李子则使劲的拽住驴宝玉的尾巴往下拉：他妈的岂能白白便宜了你？两个车老板怒目园瞪，一推一拉，见过香港的武打片么？比如黄药师PK洪七公？没错！就那招式。这场景，简直酷毙了！

驴宝玉终于被大李子扯了下来，那话儿象自来水龙头似的喷射了一地白浆，大家一阵欢呼：太精彩啦！事后也都纷纷指责大李子：你也太不近人情是不？已经上了就上了呗，结果全都喷到地上成化肥了，这不是浪费国家财产么？啥凑性啊？宁可浪费也不便宜别人？这和美国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下水道也不给穷人喝一样，是不？这要是上纲上线，你和贫下中农阶级弟兄是什么感情？是不是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啊？！

这个更厉害，干脆把眼睛蒙起来，四条驴子一齐拉磨，牲畜不懂团结斗争，只好大家一齐向前进，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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