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曾几何时喧嚣于庙堂之上，大烧教堂大杀洋人大杀同胞，被慈禧利用对抗外来文明，直到愚蠢的向各国宣战，围攻各国使馆，最后终于在八国联军打击下做了鸟兽散，慈禧不得不屈服于国际压力，镇压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爱国”拳民们，法术再也不灵，一个个的都被砍了脑袋。
一百年后的1967年文革中，被反美宣传激狂头脑的红卫兵们，也做出了一糸列野蛮出格的蠢事：见洋人就强送毛像章毛语录，火烧英使馆，殴打日记者，冲击港英当局，殴打英人警察，烧死香港记者，直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世界各国舆论大哗，都把毛与中国政府当成疯子，惊呼义和团再现，整个国际社会包括“苏修”都剑拔弩张，准备武装干预。
老毛见事不妙，立即下令抓捕了闹事的毛左头头姚登山等人并判了重刑，枪毙了毛左红卫兵头头张建旗等人，撤职了奉命指挥红卫兵的中央文革的王关戚穆，又以打击“516”名义，借助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与军方，在全国大清洗了一批造反派与红卫兵头头（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均被抓）。正在狂热中的左派很受伤，随即降温冷场。毛在与外宾谈话时对此举做了委婉解释：“我们的那些左派，其实就是一些反革命”。又采取了一糸列弥补举措安抚港英，这才挽回了国际影响。
无数迹象表明，日前以保钓为名发生在各地的大规模骚乱，也是毛左们煽动串联掀起的，名义上是保钓，实质上是保薄，令中共右派们胆寒的是，这些有组织的“群体事件”险些酿成颜色革命和毛左派政变，以至于胡大举调动军队以防不测。当然，毛左暴徒们的抵制日货打砸抢暴行，也和义和团红卫兵一样，给中国人及至中国政府的形象又一次抹了黑黑的一把屎。这笔秋后账，中共右派自然要算，“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乌有之乡网站也就首当其冲了。
乌有毛左们的世界观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生观是欺软怕硬的强权祟拜。林彪当年在倡导学毛著时有句名言：“权权权，命相连，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失去一切”。用政治语言表达就是服从铁腕统治，祟拜铁腕人物。这与黑社会“谁狠谁是老大，谁狠我就服谁”的江湖规则是一个逻辑。
所以，毛左们对世界各国的强权专制者如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金家父子，卡斯特罗直至塔利班等，都满怀亲切，敬佩，同情之心。毛左一旦得势，就会变本加厉的恃强凌弱，这从乌有之乡干将们的言行就能看出，比如一个八十岁老人不过是发表一点个人意见，韩无德就挥拳相向。乌有在已经面临彻底出局时，竟然还在大谈网络管制，叫嚣“要杀五十万”等等恐怖主义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那么乌有之乡真的只是一个发表言论的网站吗？只涉及言论吗，不是！乌有在没有被封前春风得意时，多次征集签名，动员号召，到重庆开会鼓劲，起诉茅于轼，上书人大“惩治汉奸”，仗着当局认可的毛的正统性，一再利用行政权力打压反对派。动辄就指斥“汉奸”，实行网络专制，封杀非我族类，黑干将孔庆东竟然说出“香港人素质低才靠法治”的狗屁言论，已经完全将自己边缘化了，今天被封杀也是被请君入瓮，咎由自取。
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饭后茶余聊右派
饭后茶余聊右派
我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就是学校走廊里，还有市委前的一条街上，满目的大字报。一开始是敲锣打鼓的游行“大鸣大放”“向党交心”，队伍前还抬着一幅巨大的“扑克牌”――红桃心。老右派们说，当时每天都要开会，每个人都要“交心”，不发言不给党提意见，就是不肯交心，不交心就不让下班回家，其实是逼着那些在黑名单上的人留下更多的言论罪证。黑名单是早就拟好的，由党团干部积极分子们物色猎物，目标是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平时看不起领导和党团干部的知识分子。最后呢，他们交的心也就都成了“放毒”“放臭屁”，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大右派储安平说：蒋 先生治中国，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治中国，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大右派们都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有深切感受。五七年中共反右，主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右派是以民主党派为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势力，是中共体制外的曾经帮它夺取政权的同盟者。当初这些同盟者瞎了狗眼，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民主才支持它，现在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就骚动起来，指责中共搞党天下。大知识分子嘛，小学教员水平的毛泽东是说不过他们的，况且人家还占了理，所以老毛恼羞成怒，就阳谋反右了。只反大右派还不够，要连根拔，一下子就拔了五十万。
能被打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右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拥共的，一种是反共的。
拥共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奴才型，基本是中共党员或团员，多数是当年唱《团结就是力量》闹学潮反蒋的“进步学生”，他们给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老爷您的袍子脏了咱为您擦擦”。这类右派，就是给他们摘了帽子，仍然还会拥护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把迫害理解成母亲错打儿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类右派本来就是天生的贱骨头，和什么哥尔摩综合症扯不上。所以中共平反右派，主要是给这些人平反，也是打心眼里觉得当年确实是冤枉了奴才们，那么政策也很慷慨，官复原职，工资补发，给房给老婆，立即重用。所以平反右派，真正得到全方位实惠的，是曲啸张贤亮们。他们的逻辑，是肯定共产党的伟光正（也是肯定自己），自己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而反共的右派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们是因为要求中共兑现民主诺言，结束一党专政，才被打成右派的。他们之中，很多都是为了建设祖国放弃在海外优厚境遇的爱国者。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位高知老前辈曹 先生，东京大学毕业的铁路专家，家里拥有大型果木林场，即后来的兴城果木研究所，四九年时他“毅然回国”，把祖上的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果呢，就因为大鸣大放中放了一个很著名的臭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打成了大右派，怎么叫大右派呢？因为他职称高，是总工程师，副矿长。
这两种右派，后者值得钦佩，前者令人憎恶。当时划分右派是有界限的，有所谓的“极右”，“中右”，“偏右”，“边缘”等不同标准，那么后来的平反时，内部肯定也有个标准，也就是根据当年的划分标准，平反后什么样的右派要重用，什么样的右派要冷处理，嫡亲分明，绝对不是公平对待。
对知识分子右派的处理也是分等级的，极右者送劳改营劳教，中右者下放。下放也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是下放原单位基层监督劳动；一种是遣送农村监督劳动。轻微者即偏右或右派边缘分子，保留原职，但降薪一至两级。因地区或单位不同，处理形式也不同，总之是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凑数。有一位同事，大学刚毕业才参加工作就被凑数了，属于什么言论也没有的一种，仅仅就是他家庭出身小资本家，有海外关系，就被右派了。所以，他是个假右派，虽然是被凑数了，市委组织部的右派档案上没有他，所以落实政策也落不到他头上，糊里糊涂的当了二十年假右派，从农村回来时，已经近五十多岁了，找谁谁都不认账，当年的书记退休了不知所踪（其实是中共的一贯政策，每逢大的政治运动之后，都要采取调任的方式保护那些决策人）。其他的知情人也都装糊涂，最后还是他在美国的弟弟，回国通过侨办才给他落实了政策，无非是恢复原职补发一些工资。
机关职员，也是按知识分子标准划定右派，平时散布落后言论的，虽然没有“大鸣大放”，也要按右派边缘处理，但表面上不明确是处分，而说成是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表现好的才能回到机关，表现不好的，那就糊里糊涂的永远变成了工人，什么原因？反正自己心里明白。而工人中的思想落后者，有言论的，则被定为“坏分子”，或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会有一批牺牲品，也就是“抓倒霉的”，这是一种统治手段，总是有人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划归到5 % 的一小撮，接受95%的群众专政，然后再被落实政策，又变成了95%中的一分子，去专政新的5%，有个老辈人说的好：共产党就是让每个人都有点历史污点，即“小辫子”，谁也不干净，一旦不听话就揪小辫子，这样每个人才能老老实实。
当年反右运动的打击面是很大的，后来平反落实政策的，仅仅是在册的右派，更多的边缘右派和“坏分子”都是吃了哑巴亏，“平反”政策落不到他们头上。总之，从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运动看，少部分中国人确实很坏，这个坏，就是妒贤嫉能，告密出卖同事，落井下石。但大部分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除了毫无正义感，还缺乏同情心。比如我工作过的车间就有一个右派分子，因为大家都曾是读书人，就有惺惺相惜之感，平时与他的话就多一些，虽然他说话很谨慎，我也并不在意，但因此就多次受到车间领导的告诫：小罗，离那个右派分子远一点！
另外，大部分工农群众被毛泽东蛊惑的，以为真的是“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也都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仅歧视，还以嘲弄欺辱右派为乐。有些最脏最累的，又不信任地富反们去做的，特别是涉及技术方面的差事，也都是让右派们去做。做出了成绩，功劳是党的，荣誉是集体的，做出了坏结果，那反而是罪上加罪。比如农村修水库，一般都是被监督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做技术工作，功劳没他们的份儿，但是大坝决堤了，他们就倒霉了，右派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所以，将右派知识分子交给工农群众“监督改造”，是个很恶毒的迫害手段。
在中国，真正的右派应该是民主主义者，即民主自由派。今天的中国右派是个广义概念，即主张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泛右，也可分为体制内右派（民主派）和体制外右派，但体制内右派多为闷声发财派，与体制外的民主自由派不能同义而语。
介于民主自由派和中共右派之间的代表人物，中共当局是乐于利用的。因为民主自由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温和的，目标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推翻中共的专制独裁，建立普世的民主制度。而中共右派则主张在体制内政改，保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即另类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自由派中温和主义的某些主张，比如无敌论和无原则的非暴力抗争，与今天执政的中共右派逃避清算思想就一拍即合，达成了客观上的默契，给人的错觉就是在合作。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主观意识上的合作，中共右派也没必要制造什么阴谋苦肉计，会认为某人奇货可居，把他包装成一个中国的甘地曼德拉以期将来合作。但是中共右派大可以利用无敌论和顺从论，一方面能瓦解分化民运，另一方面能争取和迷惑广大民众（比如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是个很阴险的招数。
所以我认为，做为革命派中的右派，即温和自由派，其实是一群自作多情，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傻狍子。怎么叫傻狍子呢？凡打过猎的都知道，狍子这动物，如果一枪没打中，不要紧，等着，一会儿它还回来，它要看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呯”的一声，吓了它一跳？你瞧瞧？这不是吃了一百个豆还不嫌腥吗？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四）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四）
西太后往避祸太原，山西巡抚毓贤知道自己纵容拳乱，难咎其责，就一味殷勤供奉，西太后也没加诘责，还说他忠心办差，但为了瞒中外耳目，也不得不推光绪出头，颁发几道罪己诏，同时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会同庆王弈劻，前与各国议和。李虽是个和事老，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要与各国议和，不是太难办吗？李进京后，见京津一带人烟稀少，死气沉沉，未免叹息。庆王弈劻先已在京，两人商议了一阵，就前去拜会联军统帅瓦德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进驻了皇宫，仪銮殿成了联军统帅部，这对大清而言，的确是个巨大的污辱，但是那么多军队又能驻扎在哪呢？各公使馆巴掌大的地方，肯定住不下，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皇宫，太庙和各王府了。联军大部分还是守军纪的，唯有德军纪律败坏咨意横行，留守的王大臣们不仅没一个敢抗议，反而要摆席设筵招待巴结献媚，由自己的姨太太们陪酒，丧尽了廉耻。不过据野史说，京城有个著名妓女赛金花，凭借姿色迷住了瓦德西，为民请命，劝说联军守规矩，才使北京居民改善了境遇。这个民间传说，有点类似于莫泊桑的《羊脂球》故事，大清文武官员的外交能力，竟然不如一个婊子，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庆王和李鸿章拜会瓦德西，受到了欢迎。李与瓦德西已经是老相识了，彼此握手叙旧。谈到和议时，瓦德西也立即同意了，不过还要求朝廷再与各国商议。二人又去一一拜会各国公使，各公使主张不一，事后各国又与瓦德西协议，先提出两个最大要求：第一是严办罪魁祸首；第二是太后皇上即速回京。答复了这两条，才可以接着谈议和条件。二人只好电奏西太后，但这个老女人还在权衡得失，犹豫不决。八国联军未见回复，就整队出发，又攻陷了保定，袭扰张家口，大有向山西进攻的意向。庆、李急了，一面飞电报告，一面再求见瓦德西，极力劝阻。瓦德西则表示暂时还无意西进，只要求清廷尽快答复先前的两个条件。这时的慈禧，听说联军又从北京杀过来，吓得继续向西逃奔，一口气又逃到了西安。途中接到了庆、李电奏，也是敷衍回电：“此次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谴，加以惩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着革去官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着交都察院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当亦天下所共谅也！钦此”。
很显然，西太后这道上谕是在袒护端王等罪魁，他们没有一个得到严刑重罚。各国公使又不是小孩子，哪里肯听他的支吾搪塞就此干休？所以当庆王、李鸿章二大臣宣布电谕时，各国使臣当即拒绝。庆、李不得已再行电奏。这时太后皇上两宫已经到了西安，刚毅在途中病死，他捡了个善终，算是万幸。接到了庆、李再奏，才将惩治条件修改为端王革职圈禁，毓贤充戍边疆，董福祥革职留任。这道电谕颁发到北京，各国使节仍然是不答应，庆、李两大臣，因一再拖延各国条件，唯恐时间太久再生出别的变故，只好遵照“便宜行事”的谕旨，答应两大条件，然后开始商订和议。谈判了多次，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一再赔礼道歉，才有了点头绪，协议共十二条：
一 戕害德使，须谢罪立碑。
二 严惩首祸，并停肇祸各处考试五年。
三 戕害日本书记官，亦应派使谢罪。
四 污掘外人坟墓处，建碑昭雪。
五 公禁输入军火材料凡二年。
六 偿外人公私损失，计四百五十兆两，分三十九年偿清，息四厘。
七 各国使馆划界驻兵，界内不许华人杂居。
八 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备，尽行撤去。
九 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 颁帖永禁军民仇外之谕。
十一 修改通商行船条约。
十二 改变总理衙门事权。
庆、李将这十二条电奏西安请示，西太后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了别的办法，只好命两人全权签定条约，按条件发出了惩办罪魁的上谕：“……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已革庄亲王载勋……着赐令自尽！已革端郡王载漪……着革去爵职，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已革巡抚毓贤……着传旨即行正法！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惟现已病故，着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降调。（也是怕兵变雪上添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着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后，凡我友邦，当其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钦此。”
新年在即，西安这边的朝廷，因为有国难也就停止了庆贺，惶惶不可终日，忽然又接到北京电奏，说各国使臣仍然嫌惩办罪魁不严厉，还应该加重。于是英年、赵舒翘也不能保全了，只好赐令自尽。还有启秀、徐承煜于京城被陷时，被日本兵捉拿到，现正囚禁。于是庆、李密奏：“启、徐都是国家重臣，与其被外人处死不如自请正法，还得以保全国家主权面子。”事关国体尊严，西太后当然允奏，命庆、李照会日本联军将两人索回，拉到菜市口砍脑袋。启秀这时还算神色自若，通过翻译对日本兵官说：“中日唇齿相依同文同种，与他国不同，自悔从前错误，此后望贵国助我中华，变通治法，渐图自强，我死亦感德。”不过那个徐承煜这时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大呼冤枉，全没了监斩许、袁二公时的得意劲头。启秀挺鄙视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二人是奉旨就刑，并不是洋人的意思，死亦何怨？”随即二人身首异处，这算是他们袒护拳匪的结果。毓贤则在甘肃被正法，可叹的是，其实这个毓贤本来是个清官，操守廉洁，死后竟然穷的无一文积蓄，也没有一件新衣服装殓，只可惜为那个攘夷排外才算爱国的民族主义所误，以至于庇护拳匪倒行逆施，落了个断头异乡的下场。
对西太后和光绪的逃难，史书上就不能说的太难听，清史叫“两宫西幸”，也叫“两宫西狩”，就象中共被政府围剿逃窜，却美其名曰长征一样。朝廷官员中袒护拳匪的罪魁，死的死杀的杀，或者流放或者罢官的，已经是不留一个。不过那个日夜侍奉西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倒是没什么事。这边连连的处置罪魁，那边李太监能不害怕吗？谈判和议达成以后，就一直在担忧洋人定他的罪，因此当中外各方面力请两宫回銮时，李莲英就一直在恐吓西太后，从中阻挠。后来听说洋人索办罪魁的名单上没有他，庆王又密函相告力保他无事，他一再进言阻止西太后回京的小动作才停止。不过他在京中的财产多半遗失了，就怂恿西太后收缴陕西山西两地贡银。西太后本是个贪娈的女人，知道拳乱以来国库耗失，正想充实，当即就下谕竭力搜括。李总管也乐得从中分红，中饱了若干万两。真是皇帝走到哪，哪的百姓遭殃。
两宫回銮前的动作是，先废黜了玩狗的大阿哥，又将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五人平反，追复原官，应了袁当初临刑时的预言。又命醇亲王载澧赴德国，侍郎那桐赴日本遵约谢罪。改组总理衙门成立外交部，为六部之首。此外如保护洋人，改易新政等谕旨也接连下了几道，比光绪的百日维新还激进，真是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各国见清廷已经悔祸，这才下令撤军，只留一二千人保护使馆。西太后在西安听到京中已经安定，又得到更好的消息，原来宫中储藏的财物珍宝，并没有被联军抢掠，联军都驻扎在故宫和城内各王府，也无对皇家园林有破坏之举，这才决意回京。所以，爱国愤青们的所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也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西太后回北京后，接见各国公使及公使 夫人，都是盛情殷勤款待。这时候的西太后，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自作聪明的引用古人“五饵三表”的法子，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企图以收买的方式驾驭洋人，其实她又大错了。因为各国列强非匈奴可比，五饵三表之法，并不实际。什么是五饵三表呢？就是西汉贾谊提出的防御匈奴的五种措施，以建立信义、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人家的之先进技术为“三表”；以赠送华丽盛饰车马、盛食珍味、美女乐伎、楼阁和奴婢以及款待来使为“五饵”（见《新书·匈奴》）。其实外国列强，只是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在公平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幌子下，用巧妙的法子掠夺中国的资源，什么殖民地什么租界地的用途，都用于它们本民族的最大利益上。而满清统治者对内大肆搜刮，对外曲意逢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以为自己是在收买人家，殊不知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真个是迂腐透顶了。
拳匪肇乱，引起中外战端，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津涂炭，并非完全是因西太后以个人意志逞一时意气愤然主战，而是因端王等满清大臣的昏庸愚昧促成。之前不久的中日甲午之战，双方军力旗鼓相当，尚且全军覆没了，如今却要以一敌八，不是开玩笑吗？就算拳匪果真的有异术邪术，能撒豆为兵克敌致胜，也不可轻易开战。因为人家外国并没有公开的挑衅你，而清政府纵容拳民烧毁教堂，屠杀教士和信徒，围攻使馆，杀害公使，直到向列国宣战，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古人尚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庚子拳乱，实属野蛮之至，最后失败也是必然的。纵观庚子之乱中所有的事件，没有一件占理，谈何爱国主义？谈何民族主义？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几千年，还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悖谬荒唐事件。
（全文完）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三）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三）
这时，朝廷屡闻败报，国防部官员们还不敢据实报告，只有端王才敢仗着胆子入奏：“天津已被洋鬼子占领，都是义和团不肯虔守戒律，以致战败。目前是裕禄，宋庆马玉昆等退守北仓，洋鬼子虽然占了优势，但北京城还是极其坚固的，鬼子决不可能攻入。”西太后听罢怒不可遏：“今儿早上荣禄上奏，说那个外国照会，已经调查明白，是军机章京连文冲奉你之命假造的，弄到这个地步，你有几个脑袋，敢这般大胆？”端王连忙叩头：“奴才不敢！”西太后说：“我今儿个才晓得你的心肝了，你想儿子即位，好当太上皇监国，你趁早绝了这份痴心妄想罢，我活一天，就一天没有你做的，你再不安分，就赶出宫去，家产充公！”端王自管事以来，还从没被西太后正色呵斥过，这次是破了天荒，吓得俯伏在地只是磕头不止。这时内监奏报，称甘军司令董福祥求见。
西太后见了董福祥，厉色道：“你好呀！从上个月起，你已经来奏过十多次，都说是围攻使馆打了胜仗，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攻破？”董福祥答：“臣来求见正是为这事儿。臣闻武卫军中有大炮，如果用来攻使馆立即叫它片瓦不留，臣向他索取几回，荣禄坚决不肯借用。还说即使老佛爷有旨，也是不借，请老佛爷即速罢荣禄的官！”西太后大怒：“闭嘴！你个强盗出身，朝廷用你，不过是叫你将功赎罪，象你这样目无朝廷的狂妄，仍不脱土匪习性，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快滚！”董屁滚尿流的退下。西太后又命速召荣禄进殿，见端王还在跪着叩头，也喝令他滚出去。端王出了宫，正碰上荣禄急急进殿，于是在外等待探听消息，约有两三个时辰，方见荣禄出来。当即有内监透露，得知西太后是令荣中堂速速办了礼物送与使馆慰问，又命调李鸿章补授河北省长。端王不禁失色：这变化可真是出人意外啊。密报的内监又说：“还有许侍郎、袁京卿二人，上疏参劾了各大臣，听说王爷也在内。”端王闻言，不禁气冲牛斗，大骂：“都是这班汉奸蒙蔽太后，所以太后才痛骂我，早晚宰了他们，方见老子手段！”
第二天，端王就与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等密议定下计策。徐桐等刚离开，李秉衡就前来进见，端王迎入与之谈论很是投机，当下端王嘱其如此如此周旋，李秉衡应命。这个李秉衡，是应诏前来保卫朝廷的，被西太后召见时就说起了大话，什么臣愿亲自赴前线决一死战云云，深得西太后欣赏信任，李秉衡当即又密奏：“许、袁二人，擅改谕旨，将从前太后颁发各谕，于待遇洋人事件中的捕杀字样统统改为保护字样，这是专擅不臣，欺君岡上，按律应加诛戮。”西太后看了折子又勃然大怒：“这不成了赵高了？应该处死！”这话一传给端王，还没等谕旨下达，就令公安部长赵舒翘拿了许、袁二人，根本就没加审讯就押赴市曹，由徐承煜监斩，这个徐承煜就是徐桐的儿子，在法场上喝令剥下许、袁二人朝服。许大叫：“我还没被革职，为什么剥我的官服？”袁则大叫：“我们犯了什么罪？”徐承煜说：“你们是著名的汉奸，还狡辩什么？”袁叫屈：“死不足惜，只是说我等汉奸没有罪证。你们愚昧狂妄，乱谋祸国，我们死了，你们也快了！”又转头对许景澄说：“将来消灭了僭妄之辈，我们一定会昭雪的！”正说着，两边的拳匪已经拔刀上前想动手了。袁怒斥：“士可杀，不可辱，我辈大臣自有朝廷国法，你们有什么资格动手？”然后从容就刑。
许、袁二人死后，他们的谏章草稿即流传出来，这次参劾通匪各大臣，已经是第三次奏章了，语言十分痛切：“…………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傅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从解说？ …………臣等愚谓时止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
纵观满朝文武的奏章折子，乱拍马屁谄媚之词居多，切直痛陈犯颜敢谏者很少。许袁二人，弹劾当道权势显然是老虎头上抓痒，虽被强权吞噬，毕竟是义薄云天，事迹流传千古，也算是替大清增光了。端王杀了许袁二人，又想到汉员徐用仪、满员立山等也是一贯与我做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也一道灭了。唯有荣禄受宠于太后，不好妄动，他的脑袋暂时先寄在他脖子上，以后再说。当下密嘱拳匪假传圣旨，将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悉数逮捕。徐用仪做官四十多年，向来谨慎小心，遇事模棱两可，本来也没有什么侠肝义胆，只因拳匪无法无天，再也忍耐不住，才在朝议时多了几句嘴，谁知竟触怒了端王，被陷入死地。联元本是崇绮门下，起初也是头脑愚塞不通，后因女婿影响，才思想开放，这次也因对抗端王，疏劾拳匪，同罹祸患。立山是内务府旗人，任职二十多年，积资富饶，素性豪爽，与端王家的阿哥因狎妓争风挟嫌成恨，这次与端王作对，也是被公报了私仇。
端王一口气杀了五个大臣还没解恨，又暗里布下密网，罗织罪名继续剪除政敌。七月初北仓败绩，又报杨村失陷，裕禄自杀，端王固然着急，不过他还有最后一张牌。哪一张牌呢？就是李秉衡，他不是向太后请命杀敌吗？朝廷就命他帮办卫戍区军务，统归节制所有各军。李秉衡用尽心力招集军队，谁料这时，官兵面对洋人的强大炮火早已怯战，军心涣散不听号令了。眼见联军日逼日近，清军却日懈日弛，恁你李大人如何有志灭洋也是没办法，只好服了毒药自杀，以报太后端王的知遇之恩。李秉衡一死，各路兵马纷纷溃退，四散奔逃。那班义和团，也改换了从前装束，大肆抢掠。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而眼巴巴的指望联军来解放。结果洋兵每到一处，顺民旗帜就高悬一处，有打膏药旗的，有打米字旗的，有打三色旗的，京城顿时成了万国友邦。寻常百姓，虽然缺乏爱国之心，但如果不是朝廷昏庸权奸当道，还不至于如此甘心做“汉奸带路党”。
眼见联军已经直逼京城。西太后自悔不及，只能对着荣禄哭泣。荣禄劝道：事已至此，请西太后不必悲伤，速图善后事宜！西太后止泪说：“前已电召李鸿章入京议和，奈何他不肯前来，反说我议和无诚意，定要我先将妖人正法，罢那些信任拳民的大臣官职。他是三朝元老了，到这个节骨眼上还拿我一把，咋办？”说着，就翻出李鸿章的折子交荣禄看。荣禄接过细读，无非是：“……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如今日任田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云云。
荣禄看过奏折说：“李中堂的话倒是没错的，现在想阻止洋人，唯有将袒护拳匪的罪魁先行正法，表明朝廷诚意，方可扭转大局。”西太后沉默不语，忽见刚毅等闯了进来大呼：“老佛爷，洋兵来了！已经到了天坛。”西太后还以为是从甘肃来的回勇，刚毅说：“决不是回勇，真的是洋鬼子，请老佛爷即刻出走，马上他们就杀来了。”西太后迟了半晌，才说：“与其出走，不如殉国。”荣禄说：“太后明见！”（他心里可能也巴望这老太婆早死早好）西太后又说：“你快去收集军队准备守城，待我定一会神，再作计较。”这一天，她频频召见国防部官员，直到深夜还在折腾，最后只剩下了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前来应召了。西太后很生气：“就剩你们三个啦？他们都到哪去了？都跑了是不是？丢下我娘俩不管了，太可恨了！”刚毅劝说：“现在洋兵已经攻城，皇太后皇上不如暂时出幸，免遭洋鬼子恶气！”西太后说：我主意还没拿定呢，我想守城。刚毅说：“洋鬼子厉害着哪，听说他们有绿气炮，不用炮弹，绿气喷出，人一碰上就死，所以我军才屡战屡败，两宫保重要紧，何苦轻遭毒手？”西太后说：“现在看来，我也只好暂避了，但你们三人要跟我走。”三人齐声遵旨。临行之前，西太后又杀了光绪宠爱的珍妃，这段故事，历史多有记载，这里就不说了。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二）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二）
大清时的北京卫戍区，设前、后、左、右武卫四军，分别由宋庆、聂士成、马玉崐、董福祥四将领统率。其中董福祥原本是甘肃的大土匪，经左宗棠收抚招安，破格提拔为甘肃军区司令员，并调入京城统带武卫右军，董军驻扎在蓟县。部下都是甘肃土匪出身，董本是一介粗莽武夫，是受了端王暗中笼络，命他率军入卫的，所以也格外拥戴端王。本来，拳匪已经横行京城肆无忌惮了，又加上这一班毫无军纪的土匪出身官兵，成群结队驱入京中，这首都还能安宁吗？结果是扒铁路，剪电线，捣洋房，举凡带个洋字的，统统捣毁破坏，纷纷扰扰的闹个不休。更野蛮的是，拳匪还涌到东交民巷，将各国使馆团团围住，这可不是示威抗议，是日日夜夜的攻打，可想而知，攻进去的结果也是和洋教堂一样，不论男女统统剁为肉酱。各公使馆一面拚命防守，一面频频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制止攻击。但这时国务院已归端王管理，所有的洋人公文，一概不预理睬了。
攻不进使馆，拳匪就想了个火烧赤壁的法子，放火烧使馆周围的民宅，企图借东风烧毁使馆，怎奈使馆和围墙都是洋人建造的水泥砖石建筑，烧不起来的。正阳门内外，民宅被焚烧千余家，唯独各使馆仍岿然不动。一个使馆尚不能攻入，还想抵抗联军，不是太可笑吗？这时的清廷居然还连连降旨嘉奖拳民甘军，拳匪越加得势，甘军也越发胡行。那个端王坐在国务院里，整天得意洋洋的等待攻占使馆的捷报，忽然有捷报传来：“日本使馆秘书杉山彬，被我军民杀死”，端王闻报大喜：“杀得好！杀得好！”随即又有捷报，传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拳民击毙，端王喜上加喜，又连声大赞：“好义民！好义民！”端王正在兴高采烈，却被一纸紧急公文浇了一瓢冷水，拆开一看，立即皱起眉头，与启秀密谋了一阵，先入宫奏报。
西太后见了奏报生气的说：“这洋人也太可恶了吧？联络了八国来攻我大沽炮台，这事倒是不好办了”。端王说：“不怕！有广大义民效力，何惧洋鬼子？请太后立即宣战就是”。西太后毕竟是吃过洋人的亏，还是迟疑不决，端王又说：“老佛爷如果看了外交团照会，想不战也是不能了”。西太后问：“什么照会？”端王说：“奴才已着启秀进呈，恭候懿旨”。西太后宣入，启秀跪过礼把照会呈上。西太后一见，勃然大怒：“他们怎么敢干涉我国内政？我豁出去了，拚死一战也比受他们的欺侮强得多”。这份照会，历史上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是由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荣禄手里。荣禄老糊涂了，也没想想这照会是从哪来的？就匆匆送给太后。这个说法挺荒唐，连起码的外交常识都不具备，照会没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难道西方国家给中国政府送公文，也跟中国人送礼走后门似的需要偷偷摸摸的不成？显然是胡扯，还是前面的说法靠谱。西太后为什么看了这照会大发雷霆？因为它的内容是：“要西太后归政；把大权让还皇帝；废大阿哥；准许洋兵一万进京。”西太后发过脾气，随即命端王召集各王大臣上朝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宣战问题。西太后不知这照会真假，而且又全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能不恼怒吗，大怒之下也就决意主战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来龙去脉已经明白：如果当初不重用端王，则不会立大阿哥，不立大阿哥，也就不会发生拳匪之乱。拳匪的种种荒诞，稍有头脑的就知其虚妄，为什么一向以聪明的慈禧，竟然也被迷惑了？就算是一时偶尔的误听误信，但她最亲信的荣禄也是再三谏阻，应该也引起警觉吧？为什么始终执迷不悟呢？这全是因为一念之误，一念之误是憎恶光绪，再念之误是她喜欢那个玩狗的大阿哥，爱憎交迫，感情战胜了理智，私情代替了国事，于是她的英毅美德，都在这一念之下化为乌有，从而被端王之辈愚弄，引来举国大祸。西太后将光绪晒在一边，独自召开清廷会议，商议向各国宣战的事情，军机处各大臣都齐齐到会。荣禄仍然跪奏：“虽说是与各国开战是各国自取，不是我国挑衅，但是围攻使馆是万万不可，即使杀了全部使臣，也不能显扬国威，不仅毫无益处，这么干，恐怕宗庙社稷全都完了！”西太后怒道：“你坚持这个意见，那最好是去劝使馆的洋人赶快滚蛋，免遭人民围攻，我现在也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是除了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就别再废话了！”随即，启秀取出所拟宣战谕旨呈上，这个宣战书又臭又长，多达720字，不乏慷慨激昂煽情之词：“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不过通篇也没明确指出究竟是向哪国宣战？全无国际规则外交辞令，西太后却边看边赞：“很好！我的意思也是这样。”接着又问各军机大臣是否同意？
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也不敢再说别的，都齐声：诚如圣意。西太后这才入宫吃早饭，早饭过后，又召集各王公大臣到勤政殿开会，这次光绪也到了，满朝文武黑压压挤满一殿，只听得西太后厉声宣布：“洋人此次侮我太甚，我不能再容忍了！我始终约束义和团，不欲开衅，直到昨天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才知道此事并不能和平解决。要我归啥政？皇帝自己都承认不能执掌政权，外国有什么理由干预我国内政？现在听说外国兵舰已经驶至大沽，要我交出炮台，真的是无礼已极，忍无可忍了。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不妨直接说！”说完，等了好一会，也不见有什么奏请。西太后又转头向光绪，问他有什么意见。光绪迟疑了半天，才说：“请圣母听荣禄的建议，不要攻打使馆，应该立即将各国使臣送至天津回国。”说这话时，见西太后的脸色已经变了，后面站着的李莲英，也护法韦驮似的冷面相对，回头再看各王公大臣，只见端王如恶煞神一般凶悍，光绪吓得战战兢兢，急忙回脸禀西太后：“这么大的国事，我不敢决断，还是请太后作主吧。”西太后也板着脸不答。赵舒翘这时又上奏：“请明发上谕，消灭国内的洋人，免作外国间谍泄露军情。”西太后还是拿不准，又命军机大臣斟酌复奏。
于是兵部尚书（军事委员）徐用仪、户部尚书（人民委员）立山、吏部侍郎（组织部副部长）许景澄、内阁学士（常务委员）联元、太常寺卿（文化部长）袁昶，依次进谏，都说：“与世界各国宣战是寡不敌众，必至败绩。而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太后皇上圣明裁断”等话。袁昶还说：“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多和平讲礼，不致于干涉中国内政。以臣愚见，请西太后归政的照会未必是真”。这话正犯了端王心中的鬼，立即勃然变色，怒斥袁昶：“好胆大的汉奸，敢在殿中妄说！”随即又转向西太后：老佛爷肯听这汉奸的说话么？西太后命袁昶先退下，责备端王言语暴躁，不该面辱廷臣。命军机颁发宣战谕旨电达各省，又令荣禄明白通知各使，如愿今晚离京，即应派兵保护，妥送至津。
被端王骂个狗血喷头的许景澄、袁昶退朝后又联名上奏：“拳匪纵横恣肆，放火杀人，激怒强邻，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朝廷应该痛行剿办，悬赏缉获拳匪首领，务绝根株，然后可阻住洋兵，削平巨患。”这样的痛陈奏折递上后也是石沉大海，二人不胜焦灼，正要再续谏章，忽然听说外省督抚亦通电力阻。外省督抚就是今天的各省省长，哪个是最识时务的呢？当属袁世凯。这时的山东省长毓贤已调任山西，后任就是袁世凯。老袁深知拳匪难以对付，决意痛剿，但见端王等袒护，他又不好违背，就想了一个妙法，下文件通知各地：真正的拳民已赴京保卫宫廷了，所以再有练拳设坛的必是匪徒假冒，应该立惩无赦！于是山东省内文武各官，日夜搜捕拳匪，义和团死的死逃的逃，不到数日全省肃清。还有那个老奸巨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自中日战后就成了闲职，见大阿哥溥儁入嗣，端王专权，预料宫中必生乱端，将来恐左右为难，不如讨个差使离开北京，免受牵连。凑巧两广总督开缺，就乘机运动李莲英，果然得旨外放，权势自然是不小。再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新学洋务，也是个翘楚人物。这三人之外，最忠诚的要算两江总督刘坤一，光绪未遭废立，也全亏他力倡保全。
一天，忽然从京中传来宣战书电文：“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料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刘大人读到这儿不禁怒形于色：这等乱民，朝廷还说他是义勇？接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读到这里大惊：这还了得！当下就拟电上奏力阻战事。一面分别致电各省征求意见。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等复电都说：拳匪难恃，不应开战，已发电谏阻。刘这才稍事放心。又忽然报闻大沽炮台已失守，警报接踵而至，于是再上书极谏；接连又来了北京电报催办兵饷：“……你等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似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尔各督抚知内乱如此之急，必有寝食难安，奔走不遑者，安肯作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随，遂至如此。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立保疆土。如有疏失，唯各督抚是问！特此电谕”。
现在就是再谏再争也没用了，但北方即然已经开战，各国兵舰肯定要陆续来华在海面游弋，东南也必然吃紧，生灵涂炭是在所不免。左思右想苦无良策，正犯愁时，又接到各国领事来文，都是：中外开衅，祸由拳匪，洋人在华，仍求保护等内容。刘大人一拍脑袋，忽然醒悟，想出了一个保护东南的法子来，随即致电各督抚商议大计。各督抚也回电极力赞成，当下联合了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与各国领事立约协定：东南一带决不开战，洋人亦不得无故侵扰。这个协定，相当于与朝廷对着干了，可见大清这时的中央已经不能号令地方。还多亏当年定了这个条约，北方拳乱时东南各省才得平安，大清没灭亡，还全仗这些救国救民的官员头脑清醒。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各省宣布独立不响应，不能不说就是这种为国家民族大计而不与中央配合的思路。这时，天津一带全被拳匪盘踞，山东拳匪因袁世凯驱逐也相率到津，勒索百姓兼索官饷，稍有不从就大肆掳掠。并攻入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凡见洋行洋房立即焚毁；同时四处张贴咒语俚词，文字多是不伦不类，什么“天兵天将，八月齐降，重阳灭尽洋人，神仙归洞”等等鬼话，大半都是愚民为小说戏词所误。
中外开战初期，登陆的八国联军兵员并不多，遇上大股拳匪及董福祥甘军，打了几场小仗，伤亡了几个洋兵，寡众不敌当即折回。裕省长连忙奏捷，朝廷下旨格外褒奖，赏拳匪及甘军银子各十万两。在津拳匪越发兴高采烈，以为洋人已被灭尽。只有后军司令员聂士成，素来嫉恨拳匪，下令所部不得袒护，而拳匪也仇视聂军，为什么呢？因为聂军是保护铁路的。没打仗前，聂军驻扎天津芦台护路，拳匪正要倾浇煤油放火烧毁铁路，不料聂军突然赶到，勒令拳匪解散。拳匪却乘聂军不备猛扑聂军，聂军立即结成阵势防御。拳匪四面围攻，一匪首爬上电杆摇旗指挥，被聂司令望见开枪遥击，正中匪首大腿掉落地上，聂军上前砍杀，连砍数刀也没死，正以为真的是神仙，被聂司令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脑袋，方知拳匪其实没什么异术，不过是江湖卖艺的些许特异功能而已。拳匪首领被杀，被聂军击毙数百，遂痛恨聂军不已。
后来大沽失守时，聂士成奉旨赴津防守，途中被拳匪追杀，急逃入省衙门中，拳匪也直入府中指名要人。裕禄假意为聂辩护，邀聂与匪首见面说和。但匪首还想挟持聂到神坛谢罪，被聂严词拒绝，匪首悻悻而去。从此聂军官兵每被拳匪所杀，皆投诉裕禄。裕禄一面假装排解，一面却暗中上疏弹劾聂，说他是汉奸，不然怎么不招爱国义民待见？朝廷不明是非，竟然将聂革职留任了。什么叫革职留任呢？就是留职查看的意思，现在的说法是保留军籍，降级为普通士兵，你表现好了官复原职，表现不好还要加重处罚。
聂司令气愤已极，只好找左军司令员诉苦。马玉昆说：你现在是疑谤交乘，说不清的，只有杀敌一个法子能还你清白。如果能打胜最好不过，否则马革尸还也算是以身报国的大丈夫，是非自有后人评说。聂两难之下只好听从朋友劝告。此间洋兵又势如破竹的杀来，兵临城下，聂遂与老母诀别，并令部下撤离，部下纷纷跪请效命。聂司令不禁泪下说：我死，是分内之事，你们进不死于敌，退必死于匪，还被安个里通外国的恶名，何必一定要随我同归于尽呢？部下仍不肯去，随聂出营。行数十里，遇洋兵前锋，聂已自知必死，一马当先冲敌，将校们勇气百倍随上，互相搏击了四五个时辰，洋兵已见退了，战斗还算得手。不料后面杀声大起枪弹齐飞，聂军以为是洋兵包抄，回头一望，却都是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的拳匪，急忙大呼部下：你们杀退拳匪，就各自逃命去罢，我死于此便一了百了。随即将部下所牵马缰割断，冲向联军，身中数弹而死。洋兵钦佩他勇敢，不忍伤尸，听任聂部下负其尸返归。拳匪们见了立刻冲上前来意欲碎尸万段泄忿。反而是洋兵赶上击退拳匪，始得全尸归葬。朝廷得报居然还说他“督师多年不堪一试，殊堪痛恨！姑念他为国捐驱，着加恩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冤枉不冤枉？堪比那些死于共产党屠刀下的国军抗日将士了。
聂士成全军覆没，只剩下马玉昆统率数营，扼守京津交通要道，并令拳匪协力对敌。战斗开始，洋兵节节攻入，拳匪跳跃舞蹈装神弄鬼的在前冲锋，对方洋兵枪炮一响，立即溃散奔逃，反而冲乱了官军。这时官军还要让路给拳匪，否则就倒戈相向，官军相当于两面受敌，作战越加困难。更可叹的是，因为马部官兵都戴草笠，竟然被拳匪指为洋奴汉奸。多次向裕禄通报要与马军开战，裕禄与马司令商议数次，说是要尊重人民的爱国热情什么的，马司令被纠缠不过，只好将全军草笠除去。因此他也是愤恨非常，与洋人交战时，拚命搏斗，宁愿象聂士成那样牺牲报国以证忠良。洋兵见他如此奋勇，倒惧怯了三分。一天，又与洋兵对阵酣战多时，将洋兵逼退到租界，正要乘胜追击，忽然狂风暴雨袭来，马军将士被风雨扑面不能睁眼，反而被洋兵顺风轰击，伤亡大半只得撤退。自从聂士成阵亡以来，英勇善战的中国军队要算马军，也恪守战争规则，临敌不避非义不取，历史上被洋兵推崇为中国名将。
这次马军败阵，主要是因为不戴草笠，顶风迎雨，最终为洋兵所乘，伤亡巨大。不单是马司令痛恨拳匪，部下也都大骂不止。为啥呢？因为马军戴的草笠，远远看去和洋兵差不多，洋兵特别是法军，都戴着宽边头盔，与马军草笠形状相像，就污蔑马军官兵戴了洋兵的帽子，是洋奴汉奸。义和团的愚昧，可笑可恨之极了。这时宋庆已奉旨统领各军，听说马军败退，知道津城再难防守，三十六策走为上，命令马军退守北仓，防御洋兵北上进京。马军奉命退守，洋兵随即逼进天津，这个宋庆本是无能之辈，中日战争时已有明证。裕禄慌了神，急忙请拳匪头目商议如何守城，大师兄们说：不碍事！不碍事！我等已派遣了神团守护城南，大人只管放心。裕禄也深信不疑。匪首自去召集匪党，托词开城出战，一出了城，就哄然四散了。洋兵趁机攻入城南，裕禄还在府衙中傻等着义民捷报呢，忽然巡捕入报洋兵已经进城了。裕大人吓得肝胆俱裂起身就逃，驰出北门径直投向马营，只见大沽守将罗荣光已服毒自尽。天津沦陷，联军士气大振。此时的联军，日本兵最多，一万二千人，其次是俄国八千人，英美各二千五百人，法国千人，德国二百五十人，奥兵一百五十人，意大利最少，只有五十人。显然，图谋中国的反而是近邻的日俄两国。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一）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一）
庚子之乱，表面上是因义和团作乱引起，其实是宫廷内部权势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这话，要从慈禧西太后欲废光绪帝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老佛爷与光绪生了隔阂，母子间一直耿耿于怀。西太后斩尽杀绝了康梁维新党，力反新政，但在表面上还是做出母子很和谐的样子，这主要是为了维稳，但是西太后废光绪帝的决心已经暗暗下定了。现在有的史学家，说西太后是在学吕后私立少帝和武则天废中宗，这就把她说的很英明。其实未见得是这样，我看西太后欲废光绪，主要是出于她的怨恨之心，并不在于什么社稷江山的“国家利益”，不管皇帝是谁，都还是大清天下，但是谁来做皇帝才是她最关心的。不过，这时的大清已经不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大清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那么皇帝立废之事，除了国内的政治影响，还会引起国际干预，所以西太后一直在找机会争取文武大臣的支持。
机会终于来了，端郡王载漪，是她的侄女婿，本来是没有什么权势的，但因西太后疏远汉员，信任满人懿亲，这就给载漪钻了空子。而端王的老婆又能说会道，经常陪西太后游玩，端王的十四岁儿子溥儁姿质聪敏，随母入宫，也深得西太后喜爱。端王见此暗喜，一面嘱咐妻儿曲意逢迎讨得西太后欢心，一面活动崇绮，徐桐，启秀等一班大臣，密定了一个废立的计策，写了个折子密奏西太后，西太后看了正中下怀，当下就召集诸王大臣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当初呢，皇上登基时，国人就多有质疑，我给压了下去，只想他内孝外道，做个明主，没想到他如此丧良心，与维新党人合谋害我。所以我想废了他，重新立个新皇上，这事要抓紧办，过年时就举行大典，你们琢磨一下，新皇帝应该立个什么国号？因为这种事前朝就有过，也不算违背祖制”。还没等众臣张嘴呢，她就决定了：“新帝已选定端王的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此言一出，把个端王乐的屁颠。不料军机大学士孙家鼐站出来反对了：“太后英明，不过这事要慢慢来，不然南方的维新党会有骚动”。西太后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这本来是我们满人的家事，召集你们汉人来不过是为了你们体面，居然还多嘴多舌的？给我退下去！”
过后，恭王荣禄在宫内草拟谕旨，西太后看完，问荣禄：你说废立这事儿，究竟行不行？荣禄说：“西太后说行就是行，谁敢说不行？但是皇上有什么过错，现在还不明确，再说皇上搞维新那一套是受到外国支持的，现在废掉他，那些外国公使恐怕要来干涉，这事儿可要谨慎！”西太后一听生了气：“刚才开会时你咋不说？（感情西太后也怕洋人）现在事情已经张扬了，咋办？”荣禄说：“其实这倒也没什么，我看当今皇上已过中年了，还没皇子呢，不如立端王子溥儁为大阿哥，随时找个正当理由就可以即位，这样不就名正言顺了嘛？”西太后一想：也是。于是就这么立了大阿哥，硬塞给光绪一个大儿子。这大阿哥虽然姿质聪敏但生性急燥，不爱读书却喜欢玩狗，竟牵进皇宫里两条大洋狗，明白的人见了他这样，也都料到他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玩狗的大阿哥进了宫，从此端王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没想到，由此却引出一埸史无前例的奇祸来。什么祸呢？就是史书上说的“拳匪肇乱，联军入京，两宫出走，城下乞盟，订约十数款，偿金数百兆，清室衰亡，中国贫弱”，从此一蹶不振。
怎么叫拳匪呢？不是民族英雄爱国运动吗？这拳匪，就是义和拳，是山东的白莲教遗孽，原名梅花拳的，一向在民间聚众练习拳棒，装神弄鬼画符念咒，自称有神相助，刀枪不入。山东巡抚毓贤思想昏谬，竟然视其为义民，不禁不止反而格外优待，因此蔓延四境。这时候正赶上天津开挖运河，可巧的掘出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碑文写着：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当时人们都大惑不解，后来闹起了拳匪，才知道应验在这上头了。这故事，有点象东汉“苍天以死黄天当立”的典故，所以那块破碑应该是有人故意埋的。拳匪有两种技艺，一种叫作金钟罩，一种叫作红灯照。金钟罩呢，是一种功夫，据说有了这功夫就刀枪不入。红灯照，则是个妇女组织，幼女尤多。身穿红衫红裤，左手提着红灯，右手舞着红折扇，煽着舞着就能飞起来，飞到空中把灯掷下，就是烈火焰焰，相当于飞机扔燃烧弹了。但是这些胡说八道，本来是人云亦云的谣传，但当时的人们却众口一词的说成亲眼目睹。至于义和拳所造经咒，更是令人可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八字是无上秘诀。念完这八个字，就象抽疯似的猝然倒地，老半天才起身，自称齐天大圣附体，索要刀枪棍棒跳跃而去。还有说杨香武、纪小唐、黄飞虎附身的，怪诞不经荒谬绝伦，要说愚民百姓相信这些，那是他们没文化，有情可原，偏偏这满腹经伦的省长大人毓贤，却信以为真。
这个毓贤，本是端王一党，一向趋炎附势的，听说端王在朝廷得意，就密报端王说：我这疙瘩有义和拳民，武艺绝伦，刀枪不入，英勇无敌，是洋人的克星，这准定是皇天隐佑大阿哥，才生此辈奇材扶助真主，王爷应该招集他们进京保卫宫禁，以备大阿哥即位。端王听说后高兴的了不得，心下想：西太后不肯立即废立，不就是怕洋人干涉吗？如果有了拳民保护，驱逐了洋人，大阿哥稳稳当当的登基，我不就是太上皇了？我若做了太上皇，连慈禧都可废掉的，何况光绪这个瘪三？随后就入宫报告西太后。慈禧起初还不太信，翻出东汉张角的典故驳斥端王（如果她立刻轻信了，那还叫通文达史的慈禧吗？）端王见西太后不相信，又说：“老佛爷真是明见千里，不过依奴才愚见，不如命裕禄，招集几十拳民来京先演习一下。如果真有异术，就选其忠勇到内廷当侍卫，将来好除灭洋人，即报了仇又雪了恨，老佛爷也就成了古今无二圣后，这有多好啊？”西太后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由的不动心：“你这话也有点道理，那就命裕禄查明真假去吧”。
端王退出后，急命军机拟旨密令裕禄，招集拳民编为团练。裕禄与端王，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连忙发文到山东通知毓贤，立即将大队拳民送至河北，由首长一一检验，只见拳民们红巾红带，个个强壮人人精悍，挥拳如筹武艺高强。还真的是刀枪不入，怎么个刀枪不入呢？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硬气功，也叫人体特异功能。不过那大刀片要直砍，而不是横割，红樱枪也是慢慢的扎，不是突刺，否则再硬的气功也是瞎扯，是不是？还有胸口碎大石，手劈砖头，口吞铁钉什么的，类似于今天的中国武警表演了。唯独枪炮性命悠关，不敢轻试，但是也糊弄着表演了一下，那火枪是鸟铳，装的是铁砂，还要远远的轰，而做靶子的大师兄则在红兜肚里藏了块厚厚的牛皮，一枪轰过去，果然是枪炮不入，演习取得重大成功！于是立即设了团练局大营，供拳民居住，又竖起一面大旗，大书“扶清灭洋”四字。这“扶清灭洋”口号也是有来历的，先前义和拳本来袭用的是白莲教的口号“反清复明”，现在是为朝廷服务了，这反动口号还能用吗？当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洋鬼子，皇帝固然可恨，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主子，所以现在要“扶清灭洋”才对。
有了政府支持，“爱国”拳民又辗转勾引串联，不到几个月就聚众数万人，本来是乌合之众，竟然被当成“十万雄师”（堪比文革百万红卫兵）。到了这年春天，山东河北已经成拳匪世界了。义和团首领主要有三个：王德成，称老师傅，曹福田，称大师兄，张德成，称二师兄，这三人都是被后来民间传说神化的“民族英雄”，其余还有许多首领也都互称师兄。拳民多的数不胜数。团练局住不下了，就分居在庙宇里，庙宇又不够住了，就散入民宅。整的家家设坛，人人演教。大师兄们一见到有姿色的妇女，就强迫她们加入红灯照，不加入就是汉奸，白天学习，晚上奸淫，其淫靡秽乱令人发指。这时又有天津卫的土娼，推举了一个窑姐为红灯照首领，号称黄莲圣母，据说治疗团民伤痛灵验非常（嘿休起来没个不灵验）。而糊涂昏瞆的裕省长，听说圣母到了天津，竟然朝服出迎，恭恭敬敬接入署内参拜。圣母傲然上坐，浓妆艳抹，煞是好看，接受了朝廷官员参拜行礼之后，再由团民簇拥出官署进入神庙，如观音下凡一般，神食香火黄幔红烛，愚民拥挤跪拜不已。圣母以下，又有七仙姑九仙姑等等，各俱妖态风情万种，其实都是平康里（天津城里的红灯区）的婊子。后来京津失陷时，“圣母仙姑”们也都做了鸟兽散不知了去向。
拳乱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上一直称“中国教案”，也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教案最初始于河北省的涞水县，那儿有座天主教堂，招收教徒，后来有乡民与教徒因邻里纠纷打起了官司，始终没打赢就挟嫌成仇了。拳匪窜入本地后，就在这乡民家招众习拳。这个乡民就想借拳匪报复教徒，而教徒那边，也为了预防祸害找神父保护，神父就找涞水县官祝芾交涉。祝芾不敢得罪洋人就上报请示，上级回复说都是些无知愚民，没必要小题大做吧？时间一长他们自己就散伙了。祝县长见了上级指示，也就没敢剿办。但这个神父又通过领事照会给省里，一再要求查办，县里只好派一个杨副官带兵前往弹压。不料官兵还没到，拳匪已经攻入教堂了，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乱刀齐下砍成肉酱，又放火烧了教堂。官兵到达后，命令拳匪放下武器，拳匪不从反而杀向官兵。只见官兵一个齐射，众多拳匪应声倒毙，其余的也就溃散了（枪炮不入本来就是个神话）。第二天，拳匪用了个诱敌的计策，这杨副官没放在眼里，冒险直进，不料马失前蹄，把他掀翻在地，众匪一拥而上一阵乱戮乱砍，也剁成肉酱，官兵失了主将立即撤退。拳匪大获全胜，也越加骄横迅速蔓延了。
乱到这个份上，裕禄不得已只好上报朝廷，朝廷明面下旨“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暗中却关照地方“妥善处理”，其实就是袒护拳匪，当下派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军机大臣赵舒翘“剿办”。二人到了涿州，正值涿州地方官缉捕了数名拳匪，刚毅当即命令释放，赵舒翘也随声附和。刚毅则带了这些拳匪回朝廷复旨，建议西太后信任义和团，打了包票说如果收编义民为军队，抵制洋人，肯定不会失败。太监总管李莲英也竭力赞成这个建议，又添油加醋的说了不少拳民神奇的鬼话。西太后这老女人，从半信半疑至深信不疑，从此变成了朝廷守旧党的傀儡。守旧党中只有大学士荣禄，坚持认为义和团的神奇纯属虚妄，就算有些小灵验，也都是邪术气功而已，万万是不可靠的，一再劝阻西太后。遗憾的是，这时西太后的身边左右，已经全是端王党羽了，都在满口的称赞义和团，荣禄孤掌难鸣，哪里还能挽回局面？接着，西太后又令端王接管了国务院，任命启秀为副总理，对付国际交涉。庄王载勋和大学士刚毅则统率义和团，准备大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京城大乱，来来往往的游民都是拳匪，就和文革时的红卫兵大串联一样了。
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
文革武斗，现在通常的提法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革中煽动了武斗，这样讲就太简单了。文革，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每一步骤每一细节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通过中央文革实施的。从1966年8月撤销工作组到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整个运动期间武斗愈演愈烈，直接从红卫兵小报了解文革动态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正是毛泽东的“活该“二字，使得大中学校在工作组撤销后，法纪无存暴力加剧，很快波及社会。
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这里还有他的讲话为证：“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9页）至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不能过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痞子运动好得很”等等煽动性语录，更是直接教唆红卫兵施暴，当各中学校打死老师校长的暴行发生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杀人凶手宋彬彬等红卫兵，鼓励她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
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武斗，是毛泽东出于把文革作为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的立场（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 一封信中的观点），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指出：“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毛泽东主张“应该把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摆在首位。群众运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1页）。
对举世震惊的中国文革武斗，毛泽东毫无忌讳，1967年12月18日 ，毛泽东对“外国友人”说：“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可见毛对各地武斗已经完全了解，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制止。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武斗的另一个主要证据是1967年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的文件批示。“武装左派”这个口号，最初是武汉群众组织“钢二司”提出的，时间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这个文件把“文攻武卫”口号政策化，决定给“左派”发放武器。与此相连的事件是《红旗》杂志的“抓军内一小撮”社论出台，这个文件当时已经传达到基层并张贴，但为期很短（不超过5天）。其后的《九五命令》是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的文件。这个文件为了和前一个支持武斗的文件保持衔接，依然单独列出一条，继续肯定“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这也证明了“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至少两次经过毛泽东的批示肯定。
文革武斗产生后，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左派“获得武器后关于使用武器的规范，如何确认群众组织是否左派和右派呢？也没有说明，都是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机表态来定性。而且，两派群众组织在“武装夺权”过程中互相杀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整个文革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包含了视武斗为“反修演习”的成分，包含了让群众“闹一闹”“锻炼锻炼”的想法。另外，中央文革也肯定了“全面内战”的提法，也是希望搞一场群众大混战。类似“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之类的最高指示也不断出现在文革小组成员的口头讲话中，成为群众武斗的法理依据。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8-16 1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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