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利益集团内部的权势斗争
中共党内的矛盾，从来就不是什么路线斗争，而始终都是帮派体系的权势斗争，所谓路线斗争，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幌子。中共，是十九世纪末以苏俄为首的第三国际派生出来的产物①，乱世英雄出四方，虽然当时的国际大气候造就了中共，但中共的根基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混合体，这注定了它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个由大小政治野心家组成的利益集团，它所建立的政权，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李自成的大顺王朝都是一个性质。
一个利益集团夺取政权后，内部必然产生权势斗争，在它打天下的过程中，同甘苦共患难是共同利益所致，待到建立了政权开始利益分配时，矛盾就全部暴露了。一群土匪内部火拼的原因，虽然多是分赃不均，但更主要还是争当大掌柜的矛盾，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口槽子不能栓两头驴，这是包括封建皇朝等一切专制政权的共性。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以均贫富这个口号，打倒皇帝，自己又做了皇帝，中共也借用了这个原始平等思想，不过是给它冠以更响亮的名义――共产主义，所以，就专制共性而言，皇帝和中共只是名称的区别。
中共利益集团内最早的“路线斗争”，始于第三国际的所谓托派，以陈独秀为代表。后来是绝对服从第三国际领导的所谓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但是当这些路线走不通的时候，共产国际就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路线执行者身上，推到间谍内奸的头上。而且，中共这个第三国际的怪胎，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个疯狂运转的绞肉机，因为它的祖师爷苏俄就是部绞肉机。经过数次“路线斗争”的血淋淋撕咬，第三国际的代表们都成了毛泽东的手下败将，最后是毛泽东胜出了。毛泽东为一世奸雄，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共产国际的肃反政策打击异己，拉一派打一派，在“长征”中拉拢周恩来张闻天打击博古和李德，最后窃取了中共的最高权力。
之所以毛能在这台绞肉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他吃透了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经典，深谙权术之道，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说的明白些，就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儒术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了资治通鉴。所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毛的政权自建立以来，也一直就处于不断的“党内斗争”中。如果毛是苏俄领袖，相信斯大林也不是他的对手。毛玩权术的最高境界是两面派双重标准，贼喊捉贼，他一贯倡导“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而实际上他才是最擅长施展阴谋诡计的。
比如他主演的火拼王伦，就是杀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但他不出面，过后又猫哭老鼠的假装慈悲，结果袁临死前还在错误的认为：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了半边哩！②然而事实上，中共杀袁文才王佐，正是根据当时中共六大的决议③，毛泽东和李立三都是六大的委员，毛也是具体执行者。中共党史把这一事件归结为李立三的错误路线，说执行者是地方政权，美化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殊不知中共历史上的一切肃反运动本来都是中央所为，之后的苏区肃反，大杀AB团也都是毛泽东玩弄两面派的结果。
中共党内，按区域分几大帮派：红区派，白区派，湘鄂帮，川帮，西北帮。在军内，还分一至四野各大体系。红区派，主要是指“中央苏区”与后来参加长征的各根据地人马；白区派，主要是指中共各地方局（北方局，南方局等等）属下的地下党组织④。湘鄂帮和川帮是指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地区先后暴动起事的共产党人，汇集到中央苏区后，鄂帮和川帮因为人数较少，依附于湖南帮，在党内斗争中结成了同盟。而西北帮和白区派，是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第一步要铲除的。
西北帮，则是指以刘志丹为首的陕北共产党，可以说，没有西北帮，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共。中共中央的“长征”，原计划本来是取道青海直奔新疆后进入苏联，再以苏联为大后方待机反攻，因青海甘肃阻力太大才折向陕甘红区，毛泽东的中央在进入陕甘前，又导演了一出鸠居鹊巢的大戏，先利用徐海东的红25军肃反，抓陕北红军的AB团，然后由毛泽东亲自出面矫枉过正，收服了刘志丹⑤。中央红军落脚之后，毛泽东用“西征”之计消灭张国焘的主力红四方面军，又用“东征”之计消灭陕北红军主力，派心腹宋任穷担任东征部队政委，出奇巧合的是，刘志丹和陕北红军的两员著名将领，居然都在这次“东征”中死于莫名其妙的冷枪⑥。
红区派干部，主要是以出身于老红军土八路为主的军人。白区派干部则以文职人员为主，包括潜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以及民主党派，各界各领域中的地下党。显然，后者的文化层次要高于前者，数量上也多于前者，中共建政后，主要是依赖这些干部建设国家。红区派引为自豪的是“老子是扛枪打天下的功劳最大最有资格坐江山”，白区派瞧不起红区派是“农民大老粗文盲土八路外行领导内行”。如果说中共内部有左右派之争，那么红区派大多是左派，白区派则基本是右派。这个矛盾终于在1956年的反右斗争中暴发。
虽然毛泽东当上了中共大掌柜，但他疑虑重重，日夜担忧别人夺他的权，与他平分秋色特别是被架空，最大的敌手当然是刘少奇这个白区派的领袖，所以他开国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搞掉刘，他用的是二桃杀三士手法⑦，制造高刘矛盾，先利用高岗这个西北帮头子搞刘少奇，而高岗反刘少奇，打的就是路线斗争牌，他也是最早看出老毛与刘不合的，错以为老毛会站在他一边，错以为斯大林是他的后台而稳操胜券。但是，刘的势力显然太大，弄权的手段并不亚于老毛，结果高大麻子不是刘的对手，老毛则顺势帮刘推了一把，先搞掉了西北帮，从此西北帮在中共党内再也不成气候，毛泽东在这次权斗中，弄权弄的是炉火纯青。
五十年代，因为刚刚获得政权，要利用资产阶级建设国家，毛刘邓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叫作“新民主主义”，所以那时候的党内权斗还不叫路线斗争，叫做“与反党集团的斗争”，那么高岗和彭德怀就都戴上了反党集团的高帽子，而且以这样的罪名还可以进行党内大清洗，名正言顺的清洗掉那些对毛泽东不够忠诚的“反党分子”。毛的最后大清洗是通过文革完成的，所谓打倒党内走资派不过是掩饰权斗的幌子。因为即使四人帮和林彪不垮台，他们也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金二胖不也搞了“特区”吗？关键在于谁嘴大，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⑧，靠的是权威，同样是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走起来就不叫修正主义了，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为什么要屡屡搞政治运动来实现党内清洗呢？因为党内派系多了，就只能实行党内民主，这就阻止了他的个人极权建立。纵观中共建政以来，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与剪除“反党分子反党集团”有关，最后是文革，文革是老毛对白区派的总清算，因为白区派的七千人大会令他深恶痛绝，文革前夕已经把他完全架空了。白区派的总头子是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泽东则故伎重演，拉林周发动文革打刘，打掉刘之后再打林，打掉林之后再打周，象朱元璋为太子继位扫平障碍一样，把元老们统统卡揸掉，搞成了毛家天下，但终因年岁已高力不从心，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其实毛在临死前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失败了，他与中共右派的最后一搏，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⑨。可以说，毛也是在无奈中恨恨而死。
毛共时代结束后，进入了邓共时代，那么深得毛泽东真传，弄权最成功的则是邓小平，乘四五运动东风，拉拢知识分子，借“民主小阳春”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搞掉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然后卸磨杀驴拆除西单民主墙，大抓曾经捧他上台的民运人士，接着就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利用赵紫阳搞掉胡耀邦，垂帘听政，和毛泽东一样，一直到咽气之前还在牢牢的抓住权力不放。这时候的中共理论家们，已经羞于再提路线斗争这个名词了，因为按马列主义理论衡量，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干脆就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了，哪来的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呢？
至于今天的中共，那就更不要提什么路线斗争了，党棍元老们都搁儿屁了，再没有铁腕级别的权威人物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打江山坐江山式的执政合法性空前危急，任何陈词滥调的理论都失去了说服力，那不就只剩下了权斗吗？其实任何社会的政治，所谓路线斗争都是虚伪的，而不讲路线斗争，只讲争权夺势的政治才是真实的。所以，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中共集团内部有上海帮，北京帮，江系，胡系，太子党，团派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帮派体系，正是权势斗争的结果。权斗的最后结果，所有的帮派体系将归结为两大阵营，最后互相角逐的将是团派和太子党派。
为什么说今后的中共政权是团派与太子党角逐目标呢，因为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想存在下去，它就必须培养可靠的接班人，中共的接班人首先是“不挖祖坟”的太子党，即中共巨头子女们结成的联盟，但它除了拥有巨大财富，其人数不多，最多也就延伸到五百个特权家庭的范围。这是因为，中共权贵们为了保住特权地位，就象贵族保持家族的血统纯正那样，差不多是近亲繁殖了，这样才能永远的立于金字塔的顶尖。而金字塔尖以下，就只能由它的外围来做基础，层层叠加。那么最接近于金字塔尖的，就是中共在太子党之外培养的第三梯队――团派干部。团派干部，大部分出身于平民，其帮派体系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构建，中央团校以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团校⑩，都是团派的基地，在这些基地里，团派人马结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张巨大的“先遣图”网络，后备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按中共元老们的愿望，太子党与团派，本来应该是一种主仆关系，但是为什么形成了今天这种反仆为主的局面呢？其实这是邓小平打的如意算盘，他让江胡当大班先为太子党站前台，这样太子党就能名正言顺的在后台侵吞国有资产，当全部资本完成转移之后，就该轮到太子党来执政了，这时候，即使出现了苏东波式的社会变革也无所谓，因为竞选是需要财力支持的，太子党拥有了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竞选的雄厚资本，不管社会向哪种制度转型，中国仍然还是共产党权贵的天下。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这是因为，他虽然崇尚丛林法则，但同时也信奉马列主义，具有视西方文明为虚伪民主的惯性思维，在他眼中，西方的民主制度都是受大财阀们左右的。
毛左们挺薄的主要理由是，薄执行了毛路线，在辽宁和重庆干得好，有突出政绩，比如搞了多少社会公益建设和社会福利等等，其实这都是假象，母鸡不喂饲料能下蛋吗？据苹果日报披露：薄熙来主政下的“重庆模式”，远看是个灯笼，近看却是个大窟窿。薄建设“五个重庆”，兴建3000公租房，六成城镇化，增加30万人就业，校园配备警员之类迪拜式的铺张，所需费用为天文数字。为了做成这个灯笼，重庆市政府总债务已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1年全国发债的一半，但重庆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约1000亿元，仅仅够支付公务员工资和各项行政支出，可以说，重庆市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无论是毛路线还是邓路线，无论是分蛋糕还是做蛋糕，中共传统意义上的路线斗争，和西方政客们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都完全是两回事。民主政治是不讲什么路线主义的，谁的施政纲领好，谁能妥善解决国计民生，谁就当选上台当大掌柜，上台后干的不好，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民轰下台，执政只有方法问题，没有路线问题，这道理是最简单不过了，何须什么路线主义？薄希来的下台，也不是什么主义的错误，反而正是因为他搞了主义才导致了失败，他想通过强权政治创建业绩争取民心，利用反动的毛派造势，目的是入常上位。但是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他搞了历史倒退，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①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共产党，在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通过俄国汉学家译学馆俄文教习伊凤阁和鲍立维的介绍，联系到李大钊，又通过李联系上与上海的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向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得到陈的同意，8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陈独秀寓所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人归纳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维基百科）
②《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井冈山上确有两个山大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两人各领一支人马。一支在山腰下，一支在山顶上，遥相呼应，靠着井冈山的有利地势，占山为王。毛泽东提出要和他们搞统一战线，结盟山大王。……会议间隙，王佐私下拉着袁文才的手说：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还是把部队拉走，到九龙山去吧。袁文才虽然也看出事态严重，但他仍然笃信中央的毛委员，于是说道：毛泽东要是起这种心肠，天也会黑半边哩！
③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对于土匪武装的问题，作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④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地方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白区中央局） →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分局、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维基百科）
⑤《同舟共进》 2009年第2期：1935年9 月15日，红25军抵达永坪镇。9月16日 ，红25军与26军、27军举行了盛大会师。此后不久，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就受到排挤和限制，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都被排除在外。西北军委也被改组，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这些安排实质上是对刘志丹等人整肃的先声。
⑥《刘志丹纪念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1936年春东征，陕北排名前三的军事将领全部阵亡。跟随刘志丹东征的杨琪先亡。3月9 日在绥德县岱王庙，我军与敌骑兵遭遇，敌骑兵被打跑。我军正打扫战场，突然一声冷枪，将杨琪太阳穴打穿。刘志丹含着悲痛将杨琪遗体封存在一孔窑内，带兵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柳林县，攻击三交镇。4月14日下午 ，刘志丹和中央保卫局特派员裴周玉、警卫员谢文祥三人在我方阵地上方的山头上观察敌情，此处离敌地堡约一千米 ，一颗子弹射穿了刘志丹的心脏，他当场倒地身亡。5月东征红军渡黄河返陕北时，杨森带兵断后，当场中弹身亡。
⑦《邓小平年谱》（1904—1974）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彭德怀的回忆是：“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杨尚昆的说法——毛在试探高岗，进行“钓鱼”，虽不可尽信，但反映的情况显然毛是以提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因此，刘少奇才会表示轮流为好，这样才可能出现高岗乃至朱老总也表示赞成轮流的意见。在组织会议上表明自己的意见完全是合乎党规党法的，以此为由给发表意见的人戴上“反党”的政治帽子，岂不是“欲加之罪”吗。
⑧编者注：“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是毛泽东借以强调阶级斗争重要性的一个比喻。1971年8月14日 到9月12 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中共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9月12日 在丰台谈到，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末期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1975年1月，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任命邓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的支持下，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来。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绩之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毛远新传达。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于11月1日 通过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这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反击邓小平。（维基百科）
⑩中央团校现聘有客座教授（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知名企业的领导和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等）和校内专聘教师近百名从事团干部培训教育。为延伸培训工作手臂，中央团校适时在长岛、青岛、无锡、呼和浩特、新郑、新疆、广西建立了七个培训基地，并以各地党校、团校为依托，每年培训各种类型、层次的团干部和青年干部近4000人。（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