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是中国民主的必由之径

批毛是中国民主的必由之径

批毛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必由之径，不搞臭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别想翻身。毛泽东是中共的图腾，是中共赖以欺骗人民的最后一张底牌，中国人民要象俄国人民搞臭斯大林那样，将毛泽东的尸臭彻底从思想中清除，帮助人民认清这个独夫民贼祸国秧民的本来面目，从这个中国法老的毒咒中解放出来，是每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责任。“谁不知道那些罪状”？既然知道毛有罪，那象征专制制度的陵墓和画像，为什么至今还盘踞在天安门广场呢？

没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应该从历史出发。但这个“历史”就是昨天。直到今天，世界各地仍然有研究希特勒的，还有很多新纳粹组织，这难道说明法西斯主义值得提倡？“毛泽东思想”归根结底就是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阶级压迫的延伸，它与前者一样，已经被全世界无产者抛弃，前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是希特勒拿破仑，也没有象毛泽东那样残害自己的同胞，毛泽东根本不能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希特勒杀的是犹太人，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是用在对外战争上，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内战内行，是靠打内战总结出来的，凭这一点，他没资格与伟大人物划等号。

毛泽东在文革和文革前有很多关于杀人的内部讲话，关于造神运动，是“上有所好，下必幸焉”，毛在中共九大阅兵时曾就个人崇拜问题对斯诺讲过几句话，肯定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个人迷信崇拜，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也是缘于苏共反个人迷信，《反修十评》专门有“一评”就是肯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些历史事实不胜枚举，替毛泽东辩护者，不是出于历史的无知，就是瞪眼说瞎话。

香港的发展是在六十年代初，但大陆此时正是大饥荒时期。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如日本，南朝鲜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经济回升的，即二战结束十五年以后，这是个漫长的经济恢复期，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搞“三面红旗”和阶级斗争，也应该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比如半导体技术，中国与日本是同时起步的，但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日本就将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当然我们现在应该承认，改革开放这二十年，中国是发展的很快，已经达到了日本八十年代的科技水平，从这点就可以证明，没有毛泽东的存在，中国会发展得很快。我们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是要看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有多大？是将人民往什么道路上领？试想如果他不死，中国人民现今还是在社会主义穷过渡阶段，也有几颗原子弹，象满清那样，拥有一个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但老百姓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那顶什么用呢？大战一打起来，那几颗原子弹落在哪儿还真难说。

这篇文章已经说的很清楚，所谓自然灾害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而且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还都活着，自然灾害年年有，但还都是局部地区发生的，不是普遍的天下大旱大涝，另据气象资料记载从五九年到六二年这三年，基本上是风调雨顺。“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是中共欺骗人民的托词，既然是“人祸”，就要追究责任，毛泽东当然是罪魁祸首，但他不肯承认这个错误，当刘少奇说“人相食，你我都要上史书的”时，他才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了几句，在六二年退了下来，不再过问经济建设，将他制造的烂摊子推给了刘少奇，这是历史事实。再就是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不满，首先在苏共二十大发难与苏联决裂的，毛此时违背了一个中国古代三国都知道遵循的外交定律，既然反苏就要联美，不能四面树敌孤立自己，可惜他是在十年之后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也不是没有机会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而是毛泽东不肯，在最危急的时刻，陈云一再苦苦请求，老毛才批准从加拿大进口了大麦和大蚕豆，渡过“大饥荒”的老一代人，都会记得大麦米和大蚕豆的味道。这就是毛泽东面对自然灾害，还有，当中国人民饿肚皮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争当他的世界共运领袖，将大量物质粮食援助给“亚非拉人民”，这也是历史事实。

如果不是昏君，换了任何一个领袖，都会首先将人民饿肚子的事情处理好，中共在重大危难面前，在人民利益和它的集团利益之间，选择的是后者，比如唐山地震，当时国际社会是主动要援助的，但时值毛病危，政权不稳，所以中共宁肯用落后的手段方法抢险救灾，也不肯接受联合国的支援。这也是历史事实！这不是什么“你看人家不行你来干试试”的问题，这样提出问题是不讲道理的，有错误就要批评，有罪恶就要揭露，当初也不是没有人劝阻毛泽东的胡做非为，但彭德怀最后是什么下埸？刘少奇最后又是什么下埸？现在我们总结历史，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就是要警惕后人，不要步其后尘。中国若再出现一个毛泽东，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

毛泽东强迫中国人民信仰共产主义，强迫中国人民崇拜他，中共所有的领袖都强奸了人民的意志，强迫人民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这不是宗教，是法西斯。大多数宗教都是尊重信徒选择的，来去自由，信则灵。法轮功不过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气功团体，旁观者清，俺相信法轮功信众并没有盲目崇拜李洪志，也相信李洪志也没有强迫信众们盲目崇拜他。再则，崇拜也不是什么坏事，不管是谁，德高望重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敬爱，学生崇拜老师，晚辈崇拜长辈，尊重一位精神领袖或师长，都是人类文明的正常行为，这与中共搞的那种政治性的个人迷信崇拜有本质的不同。

还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的领土神圣论，其实老毛是最大的卖国贼！藏南（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是西藏唯一的好地方，打了一次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反而把领土打没了，拱手送给敌人，这叫什么自卫反击？说军队“供给”不行，那么多汉人不可以移民过去吗？这是老毛在显示自己的“大国天子”恩威，一副不可一世的光着腚的皇帝丑态，居然还有人大肆为这个独夫民贼歌功颂德。若老毛再活十年，再打几个“自卫反击战”，难保他会把半个中国打光卖掉。实际上他少卖了吗？为越南，为柬埔寨，为老挝，为他的亚非拉，出卖了多少民族利益？中国人民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一个月吃四两油半斤肉，饿肚皮勒裤带，老毛将中国人民嘴里的食物都掏出来搞他的共运，越南越南，养虎为患！这就是毛泽东搞共运的恶果。这个老王八蛋，至今还有人替他招魂。中共的左派和右派们，都在抢夺毛泽东专制思想这份遗产。左派想利用这份遗产来反击右派搞复辟，右派想利用这份遗产来继续愚弄和奴役中国人民。

最后编辑时间2009年9月9日

说时髦论“老赶”

啥叫赶时髦？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模仿行为，比如看到别人的装扮很惹眼，就刻意学人家的样子。大家都学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个风气叫时尚，也叫时兴。我常劝家人女眷：如果自己有天赋条件，就不要总是模仿人家，要当表率，去领导新潮流，不然就是“老赶”。当然，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是女人天性，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特性和优势，总是学别人的样子，那不就成别人的镜像了？“老赶”，就是指那些本来是愚昧无知的井底之蛙，却因满足了虚荣心而自大的人。比如有人自称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其实他不过是中南海大院里扫厕所的清洁工。华侨的称谓很响亮，其实很多“老华侨”，都是在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能干上洗碗工就已经不错了。

“老赶”，现在最时髦的解释是“Out”，紧赶慢赶也赶不上的意思。它主要的表现是诈富，过去天津卫的市井小民摆阔，就是门框上挂块猪肉皮，出门时用它擦一擦嘴巴，油汪汪的叨根牙签，象是刚刚吃过肉，这就可以逢人海吹牛X了。但现在这个法子不再时髦，当今的时髦是戴名表（管它真的假的），还要穿件短袖褂子露出这名表，这样才能展示自己富有，因此中国还产生了很多“表哥”贪官。再说虚荣，它是与实荣对应的，比如人家英国女王的荣耀，那就是实荣，是几百年才生成的贵族气质，她就是戴一顶牛仔帽也是女王。虚荣就是假的荣耀，徒有其表，一个小百姓，即使戴上了女王王冠，那也是沐猴而冠，所以名表也要看戴在什么人的腕子上。

时髦这个词，在百科全书里，解释的有点过于复杂，其实它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社会运动。过去以为时髦可能是个外来语，查了典故，再次发现自己所知甚少，原来时髦一词在汉语中历史悠久。这个髦字，就说明一定是与毛发胡须有关。大概是古人以长发长须为美，比如美髯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指出：“鬒发如云，不屑髢也”，意思是说，长长黑发如云一样，根本用不着戴假发。可见古人已经很讲究美发了，而且已经发明了假发。中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把“时髦”一词两字分开看，所谓时，是指事物的目前状态，即“现在进行时”，它不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是说现今、当前。英语语法中有时态词，汉语没有，要凭说话时的语境，还要加上时间名词。

再看髦字，这是个会意字，由髟与毛二字合成，髟在古文中就是长发，而“髦，发中毫者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即毛发中最长的那些，是异乎寻常出众的意思。古人用它比喻英杰才俊之士，这也是有典故的，见《后汉书•顺帝纪赞》：“孝顺初立，时髦允集”；陆游《除制司参议官谢赵都大启》：“兹盖伏遇某官学窥圣域，望冠时髦”等等。那么这个词，扩展开就是：时下的知名者。凡有名望的，包括青史留名的和正在当红的所有人，都是时髦人士。赶时髦，就是向先进的人或事学习，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就是个时髦人士，而且很会赶时髦，他为啥时髦？一是靠他自己的表现（赶时髦），二是靠上级领导的发现，他不表现，就永远是颗螺丝钉，再永不生锈也没人发现。

但是赶时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与时髦比肩或超越它，因为如果不具备时髦人士的天赋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所以有了东施效颦这个典故。西施的容貌是她的天赋，爹妈给的，别人没有，不过她可能和现在所有的美女们一样，喜吃零食，如瓜籽毛嗑什么的从不离口，有慢性胃炎，所以经常心口疼，疼起来就皱眉头，这是她最美的时候，叫颦，不是天赋，人人都可以学。但是长相丑的女人就不宜效颦，尽管眉头谁都会紧皱，关键是皱在谁的脸蛋上？满脸褶子的人更不宜效颦了，比如李瑞环总理，他皱起眉反而褶子会更多，能好看吗？所以不能盲目效仿，北京话中的“老赶”，就很形象的概括了那些盲目追求时髦的行为，包含了引车贩浆者流的“土气”，暴发户的附庸风雅和小市民故弄斯文的浅薄。“老赶”，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历史意义，很值得回味。

我经常翻看老照片，发现中国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妇女们特别流行齐耳短发和列宁服。这当然是延安的女干部们带来的，上行下效，女性群体是最具灵长类动物模仿特性的，比如北京取缔妓女那会儿，女干部们对妓女们政治教育，她们的装束打扮自然也就被妓女们争相效仿，因为妓女们都有个漂亮脸蛋和身段，结果飒爽英姿更好看了（其实她们就是披了麻袋片也不会难看），列宁服的双排扣小翻领加上短发，看上去比穿了几十年的旗袍更加风姿绰约（不是现在新式裁剪的旗袍），这就领导了一种新潮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男人们也纷纷效仿中共男干部，摈弃了长袍礼帽，留起了延安土八路式的锅盖分头，穿戴上士林蓝中山装解放帽，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共产党干部了。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中国人是以土为美，以洋为丑，是延安土八路的着装打扮在主导中国的社会风尚。



中国人讲究“须言志”，比如出家当了和尚尼姑，为表示六根清净，要受戒剃成光头，还有留发不留头剃发令和太平天国长毛等等，都是缘于须言志。清末民初时代交替时，男人的辫子成了大麻烦，剪下的辫子要留起来，防备一旦皇帝复辟了再接上去，它是识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那会儿，革命是一种时髦，女人剪短发就象征了革命，于是军阀鉴别女人是否革命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她是不是戴了假发髻，即假“疙瘩鬏”。后来“国统区”鉴别共军女间谍的方法也如是之，如何能使假“疙瘩鬏”不被扯下来，在当时是门技术也是艺术。那么短发和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不只是须言志，因为剪成短发，就省了梳洗时间，这个时间至少要超过四十分钟。比如刘胡兰小姐，她要发动妇女干革命，就无暇梳洗打扮。再就是女兵们上战场和军旅需要，那边吹了集合号，这边还在梳头编辫子能成吗？而且长时间不梳洗也不卫生，一是虱子们里里外外的爬，不美观，二是害得战友们得伤寒，三是会刺激男战友们想入非非。

当然，以上现象也是因人而异，比如那些脑筋不开化的“死落后封建”，围着锅台转的小脚女人，就不肯剪了短发穿上列宁服上街招摇，认为那不是正经女人。持这种观念的中国女人是绝大多数，又被绝大多数的男人认同，也就没法实行剃发令了。所以外表的革命化时髦与否，文化素质很重要，它本来就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展示，是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共产党了。人们想在革命大潮中保护自己，那就要不断的“老赶”，咸与维新。这和民国初期强迫剪辫子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同样是接受新思想，表面上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迫的。但是我们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就会发现在这两种事物的实质上，前者才是被迫，后者则不是，里表正好颠倒。因为前者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改和镇反运动，那边在大批的杀反革命，这边谁还不敢“革命”？我和五毛辩论时曾说过：啥叫人民群众拥护？就是把十个人杀掉一个，剩下的九个敢不拥护？反而要感谢不杀之恩。这在国外是有研究的，据说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毕竟土八路的东西太丑陋，在六十年代开始被人们摈弃，时髦也进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可以说，中国的六十年代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小复兴时期。还是从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开始，西风先从文化界刮起来，小说和电影首当其冲，“香风臭气”也吹向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股西风，其实不是从外边软进来的，是前民国时西方文化时髦的“死灰再燃”。与此同时，因“三面红旗”惨败而导致的大饥荒，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对社会不满，人民怀念民国，台湾那边也在嚷嚷反攻大陆。那么面临内外交困，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就急切需要以“反修防修”来维稳，于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提倡艰苦朴素，用无产阶级时髦去反资产阶级时髦，以丑为美，老百姓穿一身洗白的工装打几块破补丁，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居然是“劳动人民本色”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风尚？显然，是执政者利用意识形态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与五十年代时髦堪有一比的，是文革时的军装军帽，这场“革命化”比延安土八路作风来得更凶猛，做为革军革干子弟的老红卫兵，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爹妈的旧军装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标志，引起平民子弟纷纷效仿。不过，在实行粮票布票的六十年代，平民出身的青少年学生换身衣服并不容易，一般都是捡了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但是为了表现革命化，就要千方百计弄身假军装赶时髦，最起码要弄顶假军帽戴上来咸与维新。这有点象昆虫的保护色，不过昆虫们是自然选择，人是社会选择，也可以说是社会在选择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的一切时髦举动，基本都是一种政治压力所致，没人强迫你“老赶”，但你在行为上却必须“老赶”，这是一种群体胁从效应，通常的说法叫随大流，随波逐流。

毛时代的革命化时髦，如高举小红书背诵语录，戴像章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这些举动仅仅是外在表现而已，毛泽东不会满足这些表面文章，他更在意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不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是才最可怕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文革中毁坏毛像，喊错口号，背错语录的“现行反革命”层出不穷。但毛泽东有绝招，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上面说的杀一儆百，不断的按人口比例制造出“一小撮”，然后由“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对“一小撮”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革命化一定要“铭刻在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不然早晚会沦为“一小撮”。另外，实践也证明，洗脑教育使用军事化强制手段效果最佳，因为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久而久之就生成了条件反射，这叫思想改造。所以在中国，军队和监狱这两个地方，能培养出头脑最简单的忠诚奴才。

毛共时代的阶级斗争弦，是随着毛的衰老和文革结束而放松的。紧张过后就是相对的宽松，于是革命化的东西不再风光，这首先在农民身上得到了体现，农民是最讲实用主义的，那时北方农民最时髦的服装是黑条绒衣帽，因为这种布料不掉色，沾上泥土一拍就掉，厚实耐磨。这当然也有表率，就是三条驴腿闹革命那个王国藩和五七干部们带头穿起来的，和陈永贵的小褂比起来，这身装扮要时髦的多。当时还有一支顺口溜：乡下佬进城，一身黑趟绒，先进饭馆，后进联营（百货商店）。与农民的一身黑条绒相映成趣，城里人时髦穿劳动布工装，最时髦的是戴上一顶军帽，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象征自己是领导阶级，但事实上革委会的一把手可全都是军代表。鉴于这样的现实，军大衣也就成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标志，这东西对普通民众来说也很实用，既能当棉衣穿也能当被子盖，所以当时的劳动保护多是军大衣仿制品，做为平民也能以拥有一件真正的军大衣为荣，于是“老赶”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用阶段。

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紧接着就是中美建交，大概是江青看了些进口电影和画报，突然觉得自己很Out了，中国妇女的形象很土，就仿照唐代服装样式亲自设计，发明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娘娘服”，据说当时是以红头文件推广这一“新生事物”：穿与不穿，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不过这种模仿并没长久，只流行了半年就都成了积压品，因为一是不伦不类，不土不洋太难看。二是不实用，一寸打一个褶，费工又费料，哪来那么多布票？三是不方便，要撩起来才能蹲坐，不然褶就乱了套。但是我认为，这可能也和引领者的自身形象有关，假设江青具有环肥燕瘦那样的身段容貌，应该是不愁天下女人效仿的。据说赵飞燕瘦得能被大风刮起来，于是天下女人都以纤细瘦弱为美，一直流毒至今。杨贵妃则是胖得可爱，结果你看唐代的仕女画，哪个不肥硕？如果倒退回延安时期，那时正风情万种的江青穿上这“娘娘服”，也许还真的就能流传下来。尽管是国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无论如何也是没法与青春少妇相比的，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说好马才能配上好鞍，表率表率，先要有表才能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民众思想已经解放，开始有选择的接受意识形态了。



时髦，也是文明开放社会特有的现象。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标志了文革的结束，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民主气息，于是伤痕文学和西单民主墙云涌而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不过是在经济体制上赶了时髦，与时并进适应了国际大气候而已，政治体制上还是个Out老赶。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改革开放，那就不可避免的涌入西方文化，于是各种文化时髦就应运而生，邓丽君的歌，喇叭裤，迪士科，家庭舞会等等，尽管邓小平企图扼止西风东渐，发起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八三严打枪毙了一大批追求资产阶级时髦的青年男女，但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方文化的大潮已经不可阻挡。1983年至1985年，从大抓跳舞大反黄色歌曲到大兴跳舞大唱黄色歌曲，仅仅一年之隔，一切文革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风尚”，就全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2013-12-23 

在罗布泊搭个大摄影棚，什么东西都能“登月”

在罗布泊搭个大摄影棚，什么东西都“登月”，嫦娥能，张飞李逵都能。

怎么看，玉兔登月也象是摄影棚里拍出来的。根据常识，阳光是平行照射，灯光只能集中照射，所谓平射灯光都是局部的，再强的灯光照射也有区域范围，再说灯光的LX（强度或照度）根本就不能与阳光相比。地球上有大气层，大气对光线有折射和反射作用，所以阳光照射下产生的阴影中会有环境光，懂摄影的人都知道，为什么逆光拍摄景物的色彩会更丰富。但是灯光下的阴影就不会有环境光，因为LX不够，要给辅助光才能实现阳光下的阴影效果，通常在摄影棚中，要设置多个辅助光和反光板，然而辅助光和反光板只能起到局部作用。

玉兔的“月面”摄像，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光学知识，尽管月球没有大气层，阳光照射下的阴影应该是漆黑一片，如果是在月球上空拍摄，阴影绝对黑暗毋庸置疑，但月球车不是已经“着陆”了吗？那么它的光滑表面，既然能反射太阳光，应该也会反射环境光，再投射到阴影中，所以按理，这种高分辨率照片中的阴影部分，应该有月球车对环境光线的反射才对。如果没有，那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光线不是阳光，是灯光。呵呵



结合上图的示意，再看这幅“月面”的摄像，图中明亮部分就是灯光照射区域，而周围则呈现了灰暗，阳光下则不存在这种区域性明暗差别（因为月球上没有云）。再看看月球车“舷梯”的阴影，是不是怪怪的？虽然是倾斜物体的投影，但不象是阳光造成的，因为角度不对，这个角度符合灯光下的投影



有懂光学的网友根据以上质疑做了投影分析，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月面”的漫射光源是上方的大功率无影日光灯，而“玉兔”前进方向的右侧，则有高强光源制造阴影，模拟太阳光。因为是人造光源，就造成了玉兔后轮的阴影长度与车身阴影长度比例不一致。而玉兔的那条带状反光由于是高强度光源的反射，所以才特别明亮。

另外，还有月平线呈明显的弧形也很搞笑，至于吗？那嫦娥呆的这个月球也太小了点，是不是？理论上，月平线和地平线是一样的，都是弧线这没错。但人的肉眼只能观察到4000米以内（相机镜头也如是，除非在摩天大厦上能更远一点），无论远近，视角（视野范围）都是120度，视角之外就是盲区，怎么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或海平面昵？虽然广角镜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但近处的景物也会相应的失真，顾此必失彼，这样的图像要经过后期处理，纠正所有的偏差才能完美。

众所周知，月球直径为3400多公里，那么在120度视野范围内居然能看到7度的弧形月面，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想利用理论上成立（实际中却不存在）的理由来刻意制造弧形月面，显然是穿帮了，呵呵

最后编辑时间2013-12-18 

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所谓红歌，也叫革命歌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红歌历史悠久，它起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安源煤矿唱起，到江西到陕北苏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革命歌曲是国民革命歌（北伐军歌）和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都是老歌填新词，有些歌曲甚至照搬了北洋军阀的军歌，如北伐军歌就是法国儿歌改编的，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则是根据京戏曲牌改编。红歌为什么要用民歌或戏曲的曲调？因为人们熟悉它们。有部电影《黄土地》，就是描写一个八路军文化干部深入到农村去收集民歌，然后再改编创作红歌的故事。虽然大部分民歌的内容都很低俗下流，但是填了革命歌词，立即就华丽转身了，如众所周知的《东方红》。


共产党非常重视利用歌詠娱乐这种形式，使之成为政治宣传工具。1929年，刚上井冈山落草的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在红军俱乐部中开展音乐、演剧、打花鼓等文艺活动，鼓励收集民歌填入新词”。“革命老区”的红歌最多，因为那是共产党的老巢，还因为“革命老区”普遍贫困落后，人民生活艰辛，就要靠唱歌来消解苦闷忧愁，这是一种特殊地域的风土人情。同样原因，贫困地区的流浪艺人多，也起到了传播和交流作用。中共最初因缺少音乐工作者，大量采用民歌曲调改编成革命歌曲，反而歪打正着，因为民歌旋律美，朗朗上口是下里巴人，共鸣广流传快，能为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推波助澜。


概括而言，红歌的流行分为几个时期，其中流传下来的，我大略统计了一下：
一是二十年代共产革命初期的工运歌和农运歌，这一时期的红歌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和《农友歌》为代表，大约有三十多首；二是三十年代的抗战时期，以《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为代表，大约也有三十多首，此外是由音乐工作者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等；三是内战时期，以《战斗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为代表，约五十余首；四是中共建政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有大量的音乐工作者进行专业创作，这个时期的“革命歌曲”是开始脱离了民歌改编的形式，以《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等为代表，还有电影歌曲和军旅歌曲等，超过了五十首；五是文革，占较大比重的是颂歌，还有语录歌毛诗词歌等，以《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舞蹈史诗》系列歌曲等为代表，也超过了五十首。以上的红歌，号称《革命歌曲二百首》，于六、七十年代大量发行。

后来是改开时期，即“后三十年”，进入了红歌的黄金时代，文革中贬谪的文艺工作者被“解放”，可以放手创作了，很多在文革时属于禁忌的“靡靡之音”也进入了红歌的行列。这一时期的红歌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爱国主义色彩浓厚，如《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等等。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信仰危机，加上人们对文革的反感，赤裸裸的歌颂党和领袖已经不太灵光，所以红歌的政治内容重心也开始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斜，其中不乏煽情的统战歌曲。怎样才能把爱国主义之情煽起来，要看这歌曲的旋律美不美，所谓好听，是说歌的曲调，而不在于歌词，歌词是裹在旋律糖衣里的。这和爱国主义里边夹带着爱党的私货是异曲同工，先让你爱国，但这国是党领导的，政权是党的，所以你爱国不就等于是爱党了？

任何专制政权的统治，到了末期都要极力维护社会稳定。唱红，无疑有助于维稳，在维护政权上，中共从来就不惜投入，组织些群众活动能花几个钱？要比廉政建设便宜省事的多，而且忽悠老百姓也是它轻车熟路的老传统。因为唱歌的确能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比如听了迪士科舞曲，情绪就振奋，听了哀乐心情就会沉重。所以唱红，也是个洗脑过程，唱久了，其中的“革命思想”就会潜移默化的进入你脑子里，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就会因此转变。这比单调的政治说教要奏效，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如果是当时的红头文件或报纸社论，可能不会有多少人能记得，但是谱成了歌曲，就一直唱了几十年。

现在说说忠字舞，它是文革“三忠于”活动的主要内容，什么是“三忠于”呢，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它是最典型的文革，全称叫“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它完全模仿了基督教的崇拜仪式，把基督徒信仰上帝的宗教活动悉数照搬过来，象学习圣经那样“天天读”毛语录，象基督徒祈祷那样“早请示晚汇报”，衣食起居，吃喝拉撒，言必有毛语录，简而言之，就是把基督教崇拜中的上帝置换成了毛泽东。这里边还有奥妙，文革初期，纪念毛诞辰本来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很多红卫兵战斗队还以“11.26”命名，然而到了造神高峰时，就被偷改成了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个月之差，毛泽东居然笑纳了，韶山故居纪念馆也随之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改动，一直这么因袭下来到今天。在那个年代，除了基督徒，广大愚民百姓是不知道有什么圣诞节的，只知道宗教是“反动的精神鸦片”，基督徒几乎是反革命的同义词。但中共却学了封建皇帝愚弄百姓的方法，懂得把毛泽东生日修改为耶稣隆生的第二天来造神，可见我党为了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已经不择手段。



“三忠于”活动的始作俑者是林彪，是他开展了军队思想革命化运动，当然他也是在秉承上意，因为毛泽东主张“可以有一点崇拜”。毛嘴里的“有一点”那就是非同小可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当于蝴蝶效应。毛泽东因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而一怒与苏共翻脸，就是因为个人崇拜问题。因为毛泽东主张个人崇拜，他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就亲手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反斯大林就等于砍倒了他的参照标杆。当时又是军队支左时期，要“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全民皆兵军事化，把所有的工厂农村街道居委会都搞成了大兵营，以军事命令的方式搞三忠于活动。军事化是很奏效的洗脑形式，在共产中国，有两个地方最能迅速的培养脑残，一个是监狱，一个就是军队。我还发现年纪越大的人，越不容易被洗脑，因为“老狐狸”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增强了，很难被打动，比如看《卖花姑娘》时，老头子们就不会掉眼泪，这不是缺乏同情心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有识别能力，知道《白毛女》之类的东西多是瞎编。

三忠于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忠字舞，像章热，红歌热，“红海洋”和“大颂扬”。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毛左呢？可以说，正是1968年这个“三忠于”活动催生了大量的脑残，这个活动，完全是以强制性的灌输来实现思想控制，它的背后是军代表指挥的群众专政队，实行红色恐怖，谁敢有异议或消极怠慢，立即会被专政，因为每个“革命群众”都互为便衣特务，你监视我，我监视你。这是从政治的层面看问题，另一个层面是文化上的，因为文革，中国人的人性都被扼杀了，除了少数民族，跳舞在汉族群体中是禁忌，因为它涉及“非法聚众”。特别是交谊舞，被视为不健康的东西。文革前流行的是青年人的集体舞，中老年人都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因为领导干部基本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另外汉族人被千百年儒家教育搞得都缺乏人性，已经丧失了歌舞的天分和乐趣。



我在南方工作那会儿，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但每逢开科技会议会后联欢时，都有一个小丑式的人物，主动为大家跳《草原红卫兵》，还特地糊了个藏族帽子，随着音乐，双手作牵缰状，单腿蹦来蹦去的跳蒙古舞，很搞笑，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凡这类会议后如果没有《草原红卫兵》小丑舞，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就象人少了眉毛一样，看着别扭，又一时发现不了是什么原因，这可能就是洗脑效应。现在中国社会中流行的中老年健身舞，就是文革忠字舞的翻版，不过忠字舞的动作更丰富些，会根据红歌的各民族特色配合其舞蹈动作，所以不仅舞曲是个大杂烩联奏，跳起来也是一会儿是蒙古人骑马，一会儿是藏族人甩袖子，一会儿是维族人移脖子，不伦不类，滑稽可笑。但那时候的人，跳的很认真很虔诚。也应该承认，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在随波逐流。后来忠字舞干脆就取代了广播体操，通常也有一个领舞的。 

最早的语录歌，是苏州评弹艺人创作的毛诗词《蝶恋花》，后来是李劫夫为之谱曲，立即就在全国唱红。那个年代，爱情题材的抒情歌曲基本已经绝迹，因为爱情是资产阶级思想，但毛泽东是个例外，他的爱情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人民的爱情就是应该是阶级感情，如果换了平头百姓，和一个小孤孀勾搭吟诗互诉衷情，那就是搞破鞋了。李劫夫这人其实挺有才的，但共产党讲政治立场，一不小心就会“站错立场”。一开始他的“政治立场很正确”，什么《二小放牛郎》《美丽哈瓦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都烩灸人口。文革时更是风头出尽，不仅开创了为毛诗词谱曲的先河，也是毛语录歌的开山祖，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十首，其中八首由李劫夫谱曲。这个共产党的李龟年，由于创作语录歌而红得发紫，一发不可收拾之下，又急着为林副统帅写语录歌，结果把自己写进了“学习班”。为此进了“学习班”的，还有那些到处做“大颂扬”报告的演说家，这和联动西纠红卫兵被取缔被专政是一个原因，保卫红色江山是没错的，错在曲解了圣意，站错了队。

“大颂扬”是什么呢？它是由一个长了三寸不烂之舌的军队干部发起的，这个从首长那里听说过一点毛泽东身世的小马屁精，到处讲演，颂扬毛丰功伟绩毛思想毛路线神化领袖，和雷锋一样，又被大马屁精们发现了，于是被争相仿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演讲高潮，被称作“大颂扬”。演说家们，都是李燕杰和曲啸一类党政宣传部门的铁嘴写手，当年红得很。将毛泽东的家事隐私，加上“丰功伟绩”，一讲就是一整天，声泪俱下，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插播一点音乐放一段幻灯，讲一会儿就领诵一段毛语录，不伦不类。马屁精们大约讲了有两三个月，不知啥原因突然停止了，接着就是收缴像章和大颂扬的书籍。这是因为毛泽东生气了：还我飞机！因为周恩来向他汇报，说造米格的铝都被造了像章，这等于做皮大氅的料子裁成了一大堆皮裤衩，即不实用又耽误事，有点心疼了，又听说自己的隐私被到处张扬，胡乱编织发挥，穿帮太多矛盾百出，反而引起更多猜测，这等于是让他光了屁股，于是龙颜大怒，因为他要的，是狗的服务，不是熊的服务。他需要愚民，但不能愚到他头上。 



当年这个忠字舞，其实也是给了人们一个人性复苏的机会，前头不是说过吗，汉族人是个思想麻木精神困乏的群体，不懂艺术不懂幽默，更缺乏罗曼蒂克，人生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床上那点事。深层次探讨一下，这可能是儒家教育和老人政治的结果，孔老二就是个假正经，他能蹦蹦跳跳吗？这样会有失他的尊严。党的领导也是这样，毛泽东跳迪士科唱《十八姑娘一朵花》会成什么体统？但是人民需要这个，劳动中还要喊个号子嘛。长期的禁欲主义压抑了基本人性，一旦有了契机，就会启动这个基本人性的焕发。所以当时忠字舞能热起来，并不在于其政治内容，而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象现在中老年妇女跳健身舞一样，借跳舞和唱歌放松一下，宣泄一下，释放将近枯竭的荷尔蒙，是一种残缺的性表达。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一点问题，觉得这种庸俗化反而会败坏他的形象，所以在九大后发文禁止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行为。（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语）

“三忠于”活动为什么在文革能流行，至今还有毛左们乐此不疲？还要追溯一下它的根源，毫无疑义，它是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产物，人类历史上，搞个人崇拜的都是专制极权主义者，它最早是来自皇权崇拜，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只崇拜神，皇帝为了加强统治，把自己神化了，所以崇拜皇帝那就是崇拜神，中国人始终也没离开这种人神一体式的崇拜，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上，就是将一个普通的人神化了。对个人崇拜这个事物，与中国人不同的是德国人和苏联人，他们崇拜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神化的成分，也就是说，这种崇拜其实不庸俗，是真正对人的崇拜，而不是神化人，所以当年的德国和苏联也就没有语录歌和忠字舞。庸俗的个人崇拜多来自愚昧族群，比如农民，大多没什么文化，容易被欺骗，这和小市民被传销老鼠会忽悠是一个效应。另外，还包括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学生，青少年的狂热很容易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利用。我的另一个发现是，感性思维的女性也容易被煽情被感染，希特勒和薄熙来就拥有大量的女粉丝。

中国农民和小市民的愚昧，与民间宗教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佛、儒、道这三个宗教，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在中国愚民中，它们就是“三位一体”“三教同源”，很多庙宇也都是神佛共居。中国的宗教信众，绝大多数是为了祈求神佛保佑平安发财，既然所有的神佛都具有同样的法力，何妨一齐都信了？这就象买股票，多买多得，本大利大。那么中国愚民神化毛泽东，也相当于信仰神佛，是有利益驱动的。今天更是这样，各地都毛公山之类的神迹，越被神化，信众也越多。有人会奇怪，社会不是进步了嘛？没错，社会进步了，迷信也在进步，现在算命打卦也用电脑了是不是？迷信的进步，就是不断的有新神取代旧神，今天中国民间崇拜毛泽东就是这么个产物，这和中国历史上很多神仙的产生是一个路子，关云长，活着时没人拜他为神，死了，就成神仙了。造神的社会动力，当然也有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在内，其实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邓江胡习心里明镜似的，但在利用毛泽东的专制遗产上，大家的利益却是一致的。毛是中共的图腾，图腾怎么能够放倒呢？他们自己是不会崇拜毛泽东的，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崇拜，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巩固政权。

说时髦论“老赶”

说时髦论“老赶”

啥叫赶时髦？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模仿行为，比如看到别人的装扮很惹眼，就刻意学人家的样子。大家都学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个风气叫时尚，也叫时兴。我常劝家人女眷：如果自己有天赋条件，就不要总是模仿人家，要当表率，去领导新潮流，不然就是“老赶”。当然，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是女人天性，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特性和优势，总是学别人的样子，那不就成别人的镜像了？“老赶”，就是指那些本来是愚昧无知的井底之蛙，却因满足了虚荣心而自大的人。比如有人自称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其实他不过是中南海大院里扫厕所的清洁工。华侨的称谓很响亮，其实很多“老华侨”，都是在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能干上洗碗工就已经不错了。

“老赶”，现在时髦的说法是Out！它主要的表现是诈富，过去天津卫的市井小民摆阔，就是门框上挂块猪肉皮，出门时用它擦一擦嘴巴，油汪汪的，象是刚刚吃过肉，这就可以逢人海吹牛X了。但现在这个法子不再时髦，当今的时髦是戴名表（管它真的假的），还要穿件短袖褂子露出这名表，这样才能展示自己富有，因此中国还产生了很多“表哥”贪官。再说虚荣，它是与实荣对应的，比如人家英国女王的荣耀，那就是实荣，是几百年才生成的贵族气质，她就是戴一顶牛仔帽也是女王。虚荣就是假的荣耀，徒有其表，一个小百姓，即使戴上了女王王冠，那也是沐猴而冠，所以名表也要看戴在什么人的腕子上。

时髦这个词，在百科全书里，解释的有点过于复杂，其实它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社会运动。过去以为时髦可能是个外来语，查了典故，再次发现自己所知甚少，原来时髦一词在汉语中历史悠久。这个髦字，就说明一定是与毛发胡须有关。大概是古人以长发长须为美，比如美髯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指出：“鬒发如云，不屑髢也”，意思是说，长长黑发如云一样，根本用不着戴假发。可见古人已经很讲究美发了，而且已经发明了假发。中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把“时髦”一词两字分开看，所谓时，是指事物的目前状态，即“现在进行时”，它不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是说现今、当前。英语语法中有时态词，汉语没有，要凭说话时的语境，还要加上时间名词。

再看髦字，这是个会意字，由髟与毛二字合成，髟在古文中就是长发，而“髦，发中毫者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即毛发中最长的那些，是异乎寻常出众的意思。古人用它比喻英杰才俊之士，这也是有典故的，见《后汉书·顺帝纪赞》：“孝顺初立，时髦允集”；陆游《除制司参议官谢赵都大启》：“兹盖伏遇某官学窥圣域，望冠时髦”等等。那么这个词，扩展开就是：时下的知名者。凡有名望的，包括青史留名的和正在当红的所有人，都是时髦人士。赶时髦，就是向先进的人或事学习，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就是个时髦人士，他为啥时髦？一是靠他自己的表现，二是靠上级领导的发现，他不表现，就永远是颗螺丝钉，再永不生锈也没人发现。

但是赶时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与时髦比肩或超越它，因为如果不具备时髦人士的天赋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所以就有了东施效颦这个典故。西施的容貌是她的天赋，爹妈给的，别人没有，不过她可能和现在所有的美女们一样，喜吃零食，如瓜籽毛嗑什么的从不离口，有慢性胃炎，所以经常心口疼，疼起来就皱眉头，这是她最美的时候，叫颦，不是天赋，人人都可以学。但是长相丑的女人就不宜效颦，尽管眉头谁都会紧皱，关键是皱在谁的脸蛋上？满脸褶子的人更不宜效颦了，比如李瑞环总理，他皱起眉反而褶子会更多，能好看吗？所以不能盲目效仿，北京话中的“老赶”，就是指那些拼命追求时髦的行为，包含了引车贩浆者流的“土气”，暴发户的附庸风雅和小市民故弄斯文的浅薄。“老赶”，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历史意义，很值得回味。

我经常翻看老照片，发现中国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妇女们特别流行齐耳短发和列宁服。这当然是延安的女干部们带来的，上行下效，女性群体是最具灵长类动物模仿特性的，比如北京取缔妓女那会儿，女干部们对妓女们政治教育，她们的装束打扮自然也就被妓女们争相效仿，因为妓女们都有个漂亮脸蛋和身段，结果飒爽英姿更好看了（其实她们就是披了麻袋片也不会难看），列宁服的双排扣小翻领加上短发，看上去比穿了几十年的旗袍要精神的多（不是现在新式裁剪的旗袍），这就领导了一种新潮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男人们也纷纷效仿中共男干部，摈弃了长袍礼帽，留起了延安土八路式的锅盖分头，穿戴上士林蓝中山装解放帽，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共产党干部了。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中国人是以土为美，以洋为丑，是延安土八路的着装打扮在主导中国的社会风尚。

中国人讲究须言志，比如出家当了和尚尼姑，为表示六根清净，要受戒剃成光头，还有留发不留头剃发令和太平天国长毛等等，都是缘于须言志。再如清末民初时代交替时，男人的辫子成了大麻烦，剪下的辫子要留起来，防备一旦皇帝复辟了再接上去，它是识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那会儿，革命是一种时髦，女人剪短发就象征了革命，于是军阀鉴别女人是否革命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她是不是戴了假发髻，即假“疙瘩鬏”。后来“国统区”鉴别共军女间谍的方法也如是之，如何能使假“疙瘩鬏”不被扯下来，在当时是门技术也是艺术。那么短发和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不只是须言志，因为剪成短发，就省了梳洗时间，这个时间至少要超过四十分钟。比如刘胡兰小姐，她要发动妇女干革命，就无暇梳洗打扮。再就是女兵们上战场和军旅需要，那边吹了集合号，这边还在梳头编辫子能成吗？而且长时间不梳洗也不卫生，一是虱子们里里外外的爬，不美观，二是害得战友们得伤寒，三是会刺激男战友们想入非非。

当然，以上现象也是因人而异，比如那些脑筋不开化的“死落后封建”，围着锅台转的小脚女人，就不肯剪了短发穿上列宁服上街招摇，认为那不是正经女人。持这种观念的中国女人是绝大多数，又被绝大多数的男人认同，也就没法实行剃发令了。所以外表革命化时髦与否，文化素质很重要，它本来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展示，是表明自己拥护共产党了。人们想在革命大潮中保护自己，那就要不断的“老赶”，咸与维新。这和民国初期强迫剪辫子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同样是接受新思想，表面上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迫的。但是我们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就会发现在这两种事物的实质上，前者才是被迫，后者则不是，里表正好颠倒。因为前者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改和镇反运动，那边在大批的杀反革命，这边谁还不敢“革命”？我和五毛辩论时曾说过：啥叫人民群众拥护？就是把十个人杀掉一个，剩下的九个敢不拥护？这在国外是有研究的，据说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毕竟土八路的东西太丑陋，在六十年代开始被人们摈弃，时髦也进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可以说，中国的六十年代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小复兴时期。还是从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开始，西风先从文化界刮起来，小说和电影首当其冲，“香风臭气”也吹向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股西风，其实不是从外边软进来的，是前民国时西方文化时髦的“死灰再燃”。与此同时，因“三面红旗”惨败而导致的大饥荒，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对社会不满，人民怀念民国，台湾那边也在嚷嚷反攻大陆。那么面临内外交困，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就急切需要以“反修防修”来维稳，于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提倡艰苦朴素，用无产阶级时髦去反资产阶级时髦，以丑为美，老百姓穿一身洗白的工装打几块破补丁，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居然是“劳动人民本色”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风尚？显然，是执政者利用意识形态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与五十年代时髦堪有一比的，是文革时的军装军帽，这场“革命化”比延安土八路作风来得更凶猛，做为革军革干子弟的老红卫兵，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爹妈的旧军装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标志，引起平民子弟纷纷效仿。不过，在实行粮票布票的六十年代，平民出身的青少年学生换身衣服并不容易，一般都是捡了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但是为了表现革命化，就要千方百计弄身假军装赶时髦，最起码要弄顶假军帽戴上来咸与维新。这有点象昆虫的保护色，不过昆虫们是自然选择，人是社会选择，也可以说是社会在选择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的一切时髦举动，基本都是一种政治压力所致，没人强迫你“老赶”，但你在行为上却必须“老赶”，这是一种群体胁从效应，通常的说法叫随大流，随波逐流。

毛时代的革命化时髦，如高举小红书背诵语录，戴像章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这些举动仅仅是外在表现而已，毛泽东不会满足这些表面文章，他更在意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不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是才最可怕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文革中毁坏毛像，喊错口号，背错语录的“现行反革命”层出不穷。但毛泽东有绝招，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上面说的杀一儆百，不断的按人口比例制造出“一小撮”，然后由“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对“一小撮”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革命化一定要“铭刻在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不然早晚会有杀身之祸。另外，实践也证明，洗脑教育使用军事化强制手段效果最佳，因为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久而久之就生成了条件反射，这叫思想改造。所以在中国，军队和监狱这两个地方，能培养出头脑最简单的忠诚奴才。

毛共时代的阶级斗争弦，是随着毛的衰老和文革结束而放松的。紧张过后就是相对的宽松，于是革命化的东西不再风光，这首先在农民身上得到了体现，农民是最讲实用主义的，那时北方农民最时髦的服装是黑条绒衣帽，因为这种布料不掉色，沾上泥土一拍就掉，厚实耐磨。这当然也有表率，就是三条驴腿闹革命那个王国藩和五七干部们带头穿起来的，和陈永贵的小褂比起来，这身装扮要时髦的多。还有一支顺口溜：乡下佬进城，一身黑趟绒，先进饭馆，后进联营（百货商店）。与农民的一身黑条绒相映成趣，城里人时髦穿劳动布工装，最时髦的是戴上一顶军帽，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象征自己是领导阶级，但事实上革委会的一把手可全都是军代表。鉴于这样的现实，军大衣也就成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标志，这东西对普通民众来说也很实用，既能当棉衣穿也能当被子盖，所以当时的劳动保护多是军大衣仿制品，做为平民也能以拥有一件真正的军大衣为荣，于是“老赶”开始进入实用主义阶段。

后来，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紧接着就是中美建交，大概是江青觉得中国女人的形象太土了，或是受了伊梅尔达的影响，就仿照唐代服装样式亲自设计，发明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娘娘服”，据说是以红头文件推广这一“新生事物”：穿与不穿，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不过这种模仿并没长久，据说只流行了半年就成了积压品，因为一是不伦不类，不土不洋。二是不实用，一寸打一个褶，费工又费料，哪来那么多布票？三是不方便，要撩起来才能蹲坐，不然褶就乱了套。但是我认为，这也和引领者的自身形象有关，假设江青具有环肥燕瘦那样的身段容貌，应该是不愁天下女人效仿的。据说赵飞燕瘦得能被大风刮起来，于是天下女人都以纤细瘦弱为美，一直流毒至今。杨贵妃则是胖得可爱，结果你看唐代的仕女画，哪个不肥硕？如果倒退回延安时期，那时正风情万种的江青穿上这“娘娘服”，也许还真的就能流传下来。尽管是国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无论如何也是没法与青春少妇相比的，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说好马才能配上好鞍，表率表率，先要有表才能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民众思想已经解放，开始有选择的接受意识形态了。

时髦，当然也是文明开放社会特有的现象。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标志了文革的结束，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民主气息，于是伤痕文学和西单民主墙云涌而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不过是在经济体制上赶了时髦，与时并进适应了国际大气候而已。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改革开放，那就不可避免的涌入西方文化，于是各种时髦就应运而生，邓丽君的歌，喇叭裤，迪士科，家庭舞会等等，尽管邓小平企图扼止西风东渐，发起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重演了一场破四旧小文革，在八三严打中枪毙了一大批追求资产阶级时髦的青年男女“流氓犯”，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方文化的大潮已经不可阻挡，1983年至1985年，从大抓跳舞大反黄色歌曲到大兴跳舞大唱黄色歌曲，仅仅是一年之隔，一切文革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风尚”，全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最典型的西风东渐，是中国人喜欢上了过圣诞节，举行西式婚礼和大造洋古典式建筑，接受西方文化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一切都统统拿来“与国际接轨”。虽然还是有点中西合璧不伦不类，是土包子开花“老赶”，但中国的社会文明总归是前进了。

无知而无畏 少见而多怪

无知而无畏 少见而多怪

有人就是少见多怪，民间没发掘出来的杂书那可就多了，可以说海量。我年少时就看过不少。记忆犹深的是一部《新编二十四史》，这书，是民国时出版的无名之辈著作，原是我的知青大哥从一个老农那借来看的，现在根本就失传了，所以网络上也搜不到，可惜这本书被我的知青大嫂给孩子擦屁股了，等我再到大哥家去借阅时，没了！其中的开篇语很搞笑，有一段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与圣经相似，被我记下了，后来引用在旧文《中国娼妓辩》中：昔盘古开天辟地，天地交合方生万物，万物中唯凸凹者为灵，终日裸戏于山林间。一日凸者谓凹者曰：彼何以凹而吾何以凸也？今试以吾之凸投彼之凹，何也？对曰甚善！于是即投之甚觉美快。书是民国文人写的，凸凹之论显然是借鉴了明清小说《痴婆子传》。

《花荫露》这本书，为什么引起了很大争议呢，我看并不在于它的真伪上，而是因为它打了毛泽东诗词的假，于是就引起了毛粉们一片呱噪，而且还引来那个著名的打假斗士方某子也来打这本书的假。方某子，不过一个念过几天生物化学专业的“科普”博士，居然也来研究明清小说了？我倒要问一句：明清小说有上千本，他可看过几本呢？我想，除了他的渍酸菜种蘑菇专业，他没看过的书那可就多了，至少著名的小说，我敢说他连书名都不知道的也多得是，更别说是看过了，况乎是无名之辈的小说？至于借古人名义写色情小说？有这个必要吗？是吃饱了撑的吗？必须承认，包括大师在内的学者，所知都是有限的，谦逊是文化人的起码美德，学然后而知不足。有人对中国小说史一知半解就敢开牙，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方某子们的理由是：《花荫露》等小说的原作者无从可考，而且张廷兴等“情色小说研究专家”均认为这些书不在古代色情小说书目之列，既无传统刊行旧本，亦无稿本或抄本公示于众，首次“亮相”竟然是在2000年，那就“显系今人伪造”了。但我说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仅仅从藏书主人不公布原本这一条，并不能证明它就是伪作，因为藏而不露，才真伪难辨，不然还叫秘藏吗？人家是在卖书，并不是在卖文物。古书籍和其它文物还不同，它还有商业价值，因为它不仅是文物，也是文献或文学作品，有比其它文物更广泛的市场，保留了它的文物价值，其商业价值就可以不断的增值。正如一座古墓如果被发掘了，它的文物价值也就到了终点，但只要没被发掘，那价值就是无可估量的。

如果有人预设了立场看问题，那么再客观的事实在他眼中也是假的，因为以现代技术，《希特勒日记》能伪造，曹操墓也能伪造，几乎没有什么不能伪造，制造刻本手抄本之类的古书会难吗？所以藏书本身是否文物，并不影响它作为书籍的商业价值，书商和读者是一种愿打愿挨的关系，不存在商业欺诈，那么“打假”就是无的放矢。其实张廷兴等“情色小说研究专家”也并不是在打假，而是在做学术论证，即：你说是，我说不是，都在摆出自己的论据而已，和打假毛关系也没有。再则，对色情小说的打假也毫无意义，真也好假也罢，都不影响它的商业价值，因为它面对的读者群，基本不是方某子一类的假道学家，而是追求低级趣味的“三俗”大众。

其实明清小说，差不多都无作者的真实署名，因为在古代，小说话本作者是被蔑称“稗官”的，稗官，就是小官，职能是收集民间文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因这一称谓有辱斯文，所以大多作者出于自尊都隐瞒自己的实名。另外，众所周知，清代兴文字狱，为避文网之祸，也要隐去实名。再一个原因是，明清小说的创作素材，基本是来源自民间艺人的评话，评话就是说书或说唱（鼓词、道情等），而章回小说则是将说书人的口语加以文字化整理的结果，如果署名，难免就陷入“侵权”的不义，古人没有专利法，全凭职业道德和行业规则来约束。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等名家，也都是后人考证出来的，而且是否原作者本人？至今尚存在很大争议。比如在吴承恩没被考证出之前，《西游记》的作者署名就是“长春真人”。所以今天发掘出来的若干明清小说的作者，也应该都在考证之中。

《花荫露》系列小说，出自于台湾“素政堂主人天花阁秘藏本”，它们应该和忠王宝剑十二兽首等文物一样，都属于“出口转内销”的东西。因为中国历经战乱与文革，很多有记载的文物都已经失传，更不要说那些流落在民间的杂书了，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从港台日韩等外界返回大陆的，比如《玉女心经》就是从日本传入，还有很多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书》《周易》等，这类事例不胜枚举。那么《花荫露》是否是现代人伪作，就很值得探究考证。从小说的遣词造句和近百首诗词来看，都非一般现代人能为，比如其中“搓仙台、丹穴、昆石、何寓”等女性器官的古代术语，也绝非现代中国人所能知晓。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概况，教科书上介绍的，仅仅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真想做学问，光看教科书不行，光百度也不行，还得钻图书馆。到了明清，民间的小说话本可谓海量，没收录进网络档案的名不见经传作品也大有书在，这类书籍被称为“杂书”，民国时的“手淫小说”（鲁迅语）也一直在流行。最近，《花荫露》的作者临川山人，也有人考证他是康熙时的江西临川人（一说抚州崇仁人），名吴山字云谷，号临川山人，其依据是一张康熙时代刊刻的《抚州府志》中的《抚州府疆域图》，作者就是临川山人吴山。另有网人考证吴山就是吴玉峰，其论据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据考证，素政堂主人也不是现代人，学界普遍认为，天花阁藏主人和素政堂主人其实为同一人（冯梦龙后人冯堉）。所谓秘藏本，就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多属手抄本或刻本。《花荫露》第三回《父子连台各得其所》开篇诗云：“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老绾专定神仙洞，劣儿只喜攀玉峰。各取所需连床混，笑煞京都八旬翁”。这段诗文，最近有学者认为“天生一个神仙洞”其实是“吴”字的谜语，这可证明作者名为吴山，而“玉峰”则可能是吴山的别字，因为“山”与“峰”同意，“无限风光在玉峰”已经包含了吴玉峰三字，又反复提到“玉峰”二字，就是在暗示吴山即吴玉峰，如果两者的生活年代，地点，个人资历和交往都吻合，那即可确证这一判断，这就与《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有了关系。

（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4efac50101ez3d.html）

吴玉峰将《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出处在胡适先生的红学研究论文：“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学术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引章据典，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谁的论据最符合史实，那么谁的研究才最有权威性，胡适先生在1927年时得到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手抄本，上述这段话就是出于这部手抄本的引言。而后来出版的通行本《红楼梦》引言中，都没有吴玉峰这个人。吴玉峰和孔梅溪到底是谁？也是诸说纷纭，甚至在考证这两个人的过程中，有学者干脆就推翻了《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说法。

至于为什么这类书籍会在2000年后才问世？这应该和电脑的发展有关系，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在二百年前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四次大革命是划时代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电力革命（电动机的发明），信息革命（电脑的发明），第四次是新能源和生化（转基因技术的发明）革命。在2000年之前，尽管已经进入了信息革命时代，民用扫描仪还是处在数字化仪的低端水平，所以印刷品书藉转换为PDF电子版的技术也很落后，甚至中文输入也停留在初级阶段，网络图书馆的商业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各方面的因素都影响了民间杂书的网络版开发。应该说，信息革命才短短十几年，直到今天，网络档案的搜索范畴也并非第一权威，与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浩瀚纸面文献相比，还只是冰山一角。

扫描笔没问世前，电子书一般都是从印刷品抄录或扫描成PDF文件，近些年有了扫描笔，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直接将纸面印刷书籍转换为数码文字，今天的很多电子书都是这样制作，和译文一样，就看有没有人去书堆里发掘。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必不可少，因为很多巨著转换为电子版的工作量太大，没人去做这些费工费时的买卖。现在这种情况，和清末民初时的中国出版业有点类似，一百多年前，由于引进了西方印刷技术和设备，中国出版业和报业有个空前的发展时期，很多刻本和抄本都被大量翻印成铅字印刷体书籍，才使得明清小说广为流传，当时的油墨有黑和蓝两种颜色，我最早看到的铅印版《石头记》就是蓝色油墨印刷的，这类民国时期的旧书，在文物书摊上还有可能见到。今天也是这样，网络图书正处于不断充实的阶段。

现在回到毛泽东诗词的抄袭问题，我的判断是，《花荫露》很可能是出自民国文人之手，并非今人，因为民国文人的国学水平不是今人所能比肩的，清末民初的年代相近，所以文学作品的水平也相近，比较突出的例子，如民国张恨水的《剑胆琴心》与清代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在文学水平和文字风格方面就很相似，除掉书中的人物出身，二者几乎看不出有年代的区别。今人写历史小说，只能反映出今人的文字水平，想写出古人的国学造诣，那是很难的。毛泽东通读中国古代文学，杂书杂诗也应该读过不少，《题庐山仙人洞照》发表于1961年，是否抄袭了旧小说中的诗词？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文世界在2000年时，正处于信息革命的高峰发展阶段，电脑芯片从586一下子就进入到P3的水平，中文写作变得容易多了，2000年前后，也正是打印机扫描仪等电子数码技术飞跃发展的时期，桌面印刷系统和因特网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整理民间杂书并在网络上出版也轻而易举了。那么色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一下子就涌现出成千上万部而泛滥成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和色情录像和图片一样的受欢迎，可谓雅俗共存，鱼龙混杂。但不能因此就断言那些正在被发掘出来的民间杂书都是今人冒古人名义所写。民间文学和民间戏曲之类的文化遗产，始终都是在不断发掘中，谁也不能断言网络上见不到的东西就等于没有，更不能断言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就是不存在的。（最后编辑时间 2013年11月20日）

由龚琳娜的歌想到的

作者：螺杆   2013-10-15 18:31:59 [Reads:48]     返回共舞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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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琳娜在电视剧《血色浪漫》中配唱的《走西口》催人泪下，不过当时除了电视剧原唱，还搜不到她这些歌的专集，过了几年，专集出来了，但听了一遍，伴奏却令人大倒胃口，感觉是远远不如电视剧里的伴奏了，缺乏黄土高原那种空旷悲凉的味道，这才知道她正在和一个德国佬合作，专集是那个德国佬帮她搞的，为什么音乐气氛不如电视剧里的伴奏呢，我看不应该是那个小乐队人少的问题，因为现在有了电子合成技术，交响乐效果还是可以模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细细听了几遍，才品味出来，是伴奏的乐器出了毛病。德国佬为她配置的小乐队有四至五人，笛子，扬琴，大提琴，笙，二胡。问题就出在老锣给她个人小乐队改造的那只大低音笙上，竟然吹奏出了管风琴的效果，呼吃呼吃的就象刮大风，又象轮船鸣气笛，不仅盖了其它乐器的声音，而且喧宾夺主的厉害，应该说是个失败，后来可能就不用了，又改回了普通的36簧笙，反正是听她后来唱的歌，再没那种刮大风鸣气笛的声音了。

龚琳娜的乐队为什么离不开笙这种乐器？这可能因为她是贵州人，生活在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受芦笙的影响大，对它有一定的偏爱。再一个原因，可能和那个德国佬的自以为是有关系。民乐器缺少低音，所以只能用大提琴。这之前，虽然也有过改造的低音胡琴，但音域不够，效果没法与大提琴比，这个没说的。有些民族乐器是无法改造的，因为使用什么材质和构造形状决定了它们发出什么样的音响，有些可以相近，比如长笛可以模仿竹笛或洞箫，因为它们的气流振动原理相同。有些就不行，用单簧管肯定吹不出唢呐的动静，因为哨片（嘴子）的形状和大小不同。经过改造的低音笙，在大型乐队里可能会发挥作用，但不一定适用于小乐队。

回到正题，龚琳娜成为乐坛“神曲”之星，主要是因为那支德国佬丈夫为她编的曲子“忐忑”，其实这“忐忑”，对普通的中国听众来说可能挺新鲜，但熟悉外国歌剧的人都知道它并没什么新意，是借鉴了洋婆子的花腔女高音唱法和表情而已。后来在春晚上亮相的《金箍棒》也颇有争议，听起来觉得可能是吸收了昆曲的旋律，其实在所有的中国戏曲中，昆曲是最难听的，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阴阳怪气的声调？她后来出的几个专集，基本也都是老锣写的曲子，总的感觉是旋律都不美，稀松平常的很。最近又引起轰动的歌声是翻唱《但愿人长久》，虽然有很多人叫好喝彩，但我却以为不然，我认为她这是在糟蹋自己的嗓子，再这么吼几次嗓子就废了，相当于吃了两把大粒盐。

也许是她太阳春白雪了，我并不怎么欣赏她嫁给那个德国佬之后的唱法和歌声，虽然是想突破什么，想把东方的艺术西方化，这做为一种艺术探索也未尝不可，但不要太离谱。如果总是标新立异，那就成了邯郸学步，最后什么也不是了。她唱那些老锣写的曲子，比原来唱的民歌可逊色多了。我觉得，一个中国艺术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民族本色，那就不能脱离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也就是所谓文化内涵。但这“内涵”又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打个比方吧，比如我们在欣赏《清明上河图》这类中国古画时，耳边缭绕的一定不会是《多瑙河之波》的旋律，如果在你欣赏外国的有教堂磨坊的田园风景时，给你放送古筝弹奏的《高山流水》，肯定会很别扭，这就是文化内涵的作用。

这种文化内涵，用建筑学上的素语叫“文脉”，顾名思义，文化的脉络，是一种精神符号。它是由几千年的传统生成的，比如建筑，一个火柴盒房子只要加上中国独有的挑檐大屋顶（殿顶），立即就具有了中国特色，这中国式的大屋顶就是一种文脉。这个文脉，是全方位的，从农村到城市，从风土人情到生活习性，从文化艺术到社会政治，无一不具这个特色。那么中国的民族音乐也是这样，基本是五个音阶构成，古代的乐谱是“宫、商、角、徵、羽”五音，也就是简谱的“1、2、3、4、5”。据说全世界除了苏格兰民族，还就属中国音乐的旋律是以五音为主。但由于少了两个音符“6、7”，音乐表现力也就大大受到了限制，然而为什么五音符构成的中国民歌旋律都很美呢？因为中国民歌，是中国劳动人民几百年生活实践中哼唱出来的，当然是怎么顺口怎么好听就怎么唱，经过几代歌唱者的不断改进演变，日积月累就形成了美的旋律，这相当于酒的发酵，时间越久越醇。

反之，如果没有这个发酵过程，急就章的用简单五音符写曲子，力图想体现中国民族特色，反而不一定会收到预想的效果，这样的歌曲，可能自己听起来觉得不错，很中国化，但给大多数中国人欣赏未必就好听。那个老锣，大概就入了这个误区，以为只要拿准了中国音乐的“文脉”，就能写出好听的曲子，但是他忽略了美学的共性：谐调和均衡。打个比方，有的女人长的丑，并不是因为她的五官有什么缺陷，而是在组合上出了问题，单独拿出鼻子眼睛嘴巴，可能都是标准的，但组合在一起却不好看了。有的女人虽然很漂亮，但并非是她的五官都标准，即使是蒜头鼻子，单眼皮，大嘴巴，但是搭配合理了那就是美女。音符的组合，也存在这种共性，其中的规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摸透的。同样都是五个音符，有的中国作曲家就运用的很成功，有的就很失败，更不要说一个外国人了。

文化这东西和水土也有关系，不然怎么会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基因差不多已经溶入了血统中，接受什么或排斥什么，几乎是天生的。老锣是德国长大的，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现在突然换了胃口，开始研究东方文化了，那么他原有的自身文化沉积对外来文化就会产生一种同化作用，即人们常说的“不伦不类”，反之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也是这样。假如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从小就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接受的是中国文化，那这个作用就会小得多。很多老外自称是“中国通”，其实他们并非完全通，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通。我们中国人也一样，在美国生活久了，会说流利的英语，生活方式也完全是西方的，就以为自己是美国通了，其实也并非完全通，就连几辈子的黑人都没完全通，你半路出家的中国人能通吗？

“中国通”，在中国之外谈中国文化，那肯定是权威，但是在中国本土，可能他还不及一个中国农民，所以千万不要迷信什么中国通，更不要说中国音乐通或国画通了。历史的经验也告诉了中国人，有些“中国通”反而害中国人不浅，比如有个叫费正清的，当年就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结果使中国大陆沦为共产主义火坑，最近还有个叫马悦然的，居然影响了诺委会，把文学奖给了中共党员作家，喉舌作协主席，抄写毛泽东文艺讲话的文化奴才莫言。这不，又出来个老锣，把个很中国化的美女歌唱家生生的调弄成了土不土洋不洋，在舞台上挤眉弄眼耍怪态，声嘶力竭出洋相，糟蹋自己天资的小丑。龚琳娜，人呢正值中青年，倒是还能长久，但她的好嗓子让老锣这么一鼓捣，恐怕是不能长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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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龚这个人和她唱法无关,这俩生活在自由世界  喜洋洋  [204 b]  2013-10-16 04:43:13 [阅读:8] (168719)

爱情和意淫

爱情和意淫

(2013-07-30 04:18:51)[编辑][删除]转载▼标签： 娱乐 分类： 饭后茶余

大部分中老年男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一厢情愿的总认为某个年轻女子钟情于他，于是春意大发，觉得自己是白马王子了，写出很多意淫诗文来自我陶醉不已，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也许有的年轻女孩会喜欢和倾慕比她年长很多的男人，但绝对不是出于情爱，仅仅是敬仰而已，譬如学生崇拜老师。意淫，差不多是每个男人都具有的性心理，男人和女人，对性爱的认识可能截然不同，女人需要的是永久的情，男人需要的则是暂时的性，这个认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所以老年人就不理解年轻男女的殉情，其实他们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也都在年轻时曾经为了爱情而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傻事。

为什么呢？因为年龄的差别，既所谓“代沟”，一个老态的男人，怎么可能得到美女的青睐呢？特别是扯到性爱，年轻女人只能对年长的男人产生生理厌恶，而且越老越厌恶，这种生理厌恶，因各人的价值观不同而耐受力也不同，即人们常说的：女人有了耐恶心能力，鲜花也能插在大粪上。另外，男人的英俊和女人的美丽，都是以年轻为资本的，不要说人，动物也是小猫小狗才可爱，哪有喜欢老猫老狗的？所以年轻人也不可能喜欢老人，尊敬和喜欢是两回事，就象同情与爱情不是一回事一样。不光是异性之间，就是同性之间也一样是这个规律，即便是血亲关系，也有这个问题，比如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伦常现象。其实这种感觉，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年幼时是怎么看老人的，就会明白了。

年龄差距，在三四十岁以内的男性还不算明显，所以也容易诱惑比他小很多的女孩子，因为这个年龄段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期，得到一个相差十多岁的妻子，也还算正常。而女方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也容易委身于男人。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差距造成的感情危机就开始了，比如男方已经五十岁，女方才三十多岁，外观形象上就不般配了，如意郎君的形象已经不再了，性能力那就更不用说了。男性讨女人欢心的动力在于他的性荷尔蒙，如果失去了缠磨女人的厚颜无耻，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水浒》里王婆拉皮条时说的“潘驴邓小闲”中的“小”，也就是向女人曲意逢迎献殷勤的“小性儿”，换个更通俗的说法：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个“坏”，其实就是在生活中打情骂俏的疼爱女人，在性爱中积极主动花样繁多。如果妻子还年轻，她的男人缺少了这两样，那还叫丈夫吗？

我们现在不觉得自己有多老，但在小孩子眼里，都是半人半鬼的老头老太，而且五六十岁和七八十岁几乎没什么差别。我中学时有个同学外号叫黄魔症，就是下乡劳动时被房东老太吓成的精神病，因为房东老太太（其实也就六十多岁）在他睡熟时，因为喜欢孩子而凑近了他端详和扶摸，他惊醒时却看到了一张可怖的老脸，结果就悲催了。假如，他看到的是一张美少女的脸，能吓疯吗？而反过来，和房东老太喜欢小男生一样的道理，中老年男人看年轻女人，也是老马喜吃嫩草，越幼齿越可爱，恨不能尽天下美女满足自己的片刻之欢，这是男人的本性，从生物学角度说就是雄性动物的占有欲，也是一切生命繁衍的本能需要，没有人会例外的。但是，女人是有思想感情的人，而不是物，即使得到了她们，也未必真正属于自己。

总之，在老夫少妻关系中的女方，没可能有发自生理上的性需求，即使有“需求”也是为了利益，即一种权与色的契约关系，包括皇帝的嫔妃，富豪的小老婆们，实质上她们就是在卖淫，不过卖的层次更高而已，在这一点上，包括聪明一世的杨振宁都是糊涂的，他以为翁小姐是爱他的，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那他显然是表错了情。

陈永洲事件所揭示的政治现象

在央视26日发表对陈永洲事件的负面报导后，《新快报》老板旗下的《羊城晚报》和中国记协相继反水，纷纷承认陈永洲有罪，此则新闻连日来持续发酵。于无声处听惊雷，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对媒体打假的新闻腐败事件，但它却揭示了一个更为重大的惊人内幕，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大变化，即地方势力已经无法节制，已经强大到无视人伦道德、朝纲国法，出现了内臣勾结外藩，成功压服朝廷的局面，如果习近平对此没有大动作，中国的历史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为什么新快报事件会出现在湖南？而不是其它省份？因为湖南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诸多痞子发迹的地方，自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痞子得手之后，党同伐异和内斗倾轧就成了中共最主要的革命传统。先说说这个中联重科，中联重科的背景很牛掰，例如此前中联重科的起重机在甘肃酒泉施工，把当地副区长在内的五个人都砸死，检测表明起重臂焊接有问题，明显是产品质量事故，但是最后都没事了。还有中联重科硬是把三一重工逼的将总部迁走，老板梁稳根的儿子被绑架案件也不清不楚，吓得梁拼命抱党的大腿，可见中联重科背景不是一般的强。

梁稳根的儿子被绑架后，吓得赶紧拼命抱党的大腿，却无意中说走了嘴

因为中联重科的董事长詹纯新的父亲詹顺初是湖南高级人民法院前院长，岳父万达是湖南省委前第二书记；副总裁孙昌军是湖南省前省委书记杨正午的女婿；加上现任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蒋建国的儿子等其他官二代，中联重科实则是湖南高官后代的后花园。

整个事件都是很搞笑的，陈永洲承认收了钱，那么给钱的人应该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谋，但是警方却不知给钱的人是谁？可见其幕后的政治因素有多深刻。这个案子，官媒整天轰炸来轰炸去，真正拿的出手的敢说出来的假新闻，也就是5.13亿广告费写错了，但这却不是问题的核心。其他的所谓造谣，比如国有资产流失什么的并没有澄清，是因为不敢澄清。那么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陈有罪，以国家机器的强大，这个很容易做到。因为这事涉及到五百家族的切身利益，必须动用国家手段不遗余力的维稳。所以官方迫不及待的让陈在CCTV露脸，承认收了黑钱，为加强他的罪犯形象，还特地把他剃了光头穿了囚衣。

问题是，CCTV能代表法院和检察院吗？有什么资格宣布陈有罪？陈永洲有问题，并不等于中联重科没问题。问题的问题，是问题闹大了，必须立马刹车降温，不然谁的脸也挂不住，让一个小记者有罪划个句号，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这种事又不容更多时间操作，走正常法律程序肯定会穿帮露马脚，所以才有没经审判就定罪的CCTV曝光，最为人们震惊的是，有细心的观众发现，CCTV提供的访谈镜头中竟然出现了陈被刑讯逼供的疑点，陈的脖子显然有被勒伤的血痕，央视在匆忙中还是弄巧成拙了。

除了前述的地方割据问题，这一事件的意义还在于，撕开了“国企”的上市骗局和“国企”打击民企的黑幕，但是刚刚开个口子，立即就被堵上了。应该说，所有的“国企”上市，可能都有重大问题，因为中国股市本身也是“国企”。为了防止天下未乱股先乱，那就神仙打架，屁民当炮灰，只好以牺牲一个小记者和一个小报为代价，让中国股市这个大骗局
继续维持下去。最后编辑时间: 2013-10-27 06:42:28

毛新宇为人工授精所生

毛新宇为人工授精所生

[博讯论坛] 《炎黄春秋》九月刊披露，毛泽东唯一孙子、现军科院少将毛新宇（图），是前国家总理周恩来安排其父母毛岸青和邵华通过人工授精所生。不过，毛泽东却对这名得来不易的孙子甚冷漠。这一内情，来自林彪“死党”黄永胜长子黄春光的回忆文章，文章披露，当年周恩来安排毛岸青与邵华在北京301医院妇产科做了严格的全身体检，每天两人的身体状况，如体温、血压等，都要送到黄永胜的办公桌。黄的印象中，取精过程不算顺利，第一次人工授精没成功，第二次才成功。1970年1月，毛新宇终于出世，所有人也大喜，毛泽东却对孙子不感兴趣，没有理会第一个向他报喜的人员，第二个护士跟他汇报时，他停下手中正读的书，只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一张吃饭的嘴”。最离奇的是，毛从未见过他这个唯一的孙子。

先说说黄永胜，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儿由他来督办？因为黄是林彪的五虎上将之首，在文革中如日中天，身居总参谋长高职，当时在共军中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军队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301医院是军委直属的，顶头上司自然是黄永胜。周安排了这事之后，也不可能事必躬亲，要有个中间环节，那么黄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黄在林彪倒台之前，也是太祖最信任的重臣，1960年代中苏珍宝岛冲突以后，曾亲自督办太祖的战时指挥部“131工程”（特一号别墅）。这个战时指挥部设在湖北的腹地咸宁，是黄的故乡。

再说说太祖为什么对这个“科研项目”不感兴趣，毛泽东熟读中国儒家经典，受的是中国式的旧教育，那么在男女生育这方面，应该是个很保守的人，他的语录里还引用过莎士比亚的名言：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当然，毛泽东是一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两面派，他怎么耍流氓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老百姓离个婚谈个恋爱啥的都是玩弄女性。有了他这条语录，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也没少斗“破鞋”。毛泽东是个文科生，也不懂什么诸子百家，另外他的帝王思想很严重，贵胄之家怎么能象牲畜一样的配种呢？拿贵为天子的儿子媳妇做医学实验，成何体统？但是他又不能公开反对，因为这会显得他不懂科学，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所以这里边的故事太多，让人遐想。众所周知，毛岸青是精神残疾，但实际上很可能不止是精神问题，而是先天智障和不育，因为仅仅是智障并不影响性能力，我见过太多的智障，但在性需求方面一点也不逊于正常人，甚至超过正常人，比如露阴癖和秽语症，都是性能力过于旺盛的结果。二太子既然是先天不育，何精之有？人工授什么鸟精？这底细太祖自然是一清二楚，所以即使是人工授精，他也不会相信是真的，至于到底是谁的种，那就是医院的事情，反正这种没可能是二太子的。从毛孙的体态来看，也不象毛家人，相貌就更离谱了。蒙在鼓里的，是邵华以及所有的皇亲国戚，都相信了现代科技和医学。

谁心里最明白？太祖和永胜同志，因为从二太子身上采不到精，或者采到的不是精，又或者质量太差不能成活，最后都要上报到永胜同志那里请示，因为这事是周公公亲自督办，这样的政治任务，一般是必须胜利完成，折腾了半天，事没办成，岂不是失职？失职是小事，对伟大领袖不忠才是大事。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欺君之罪，其实臣子们都不是故意欺君，而是怕龙颜不悦，更主要是为了龙颜大悦，都是与头上的顶戴花翎有关，前者是丢官，后者是升官，总之不造假要比造假风险更大，这才有了弄虚作假，例如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凡造假的都升了官，扶摇直上，没造假的都被拔了“白旗”，谪为庶民。久经官场历练的永胜同志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很可能，永胜同志在高度国家机密的条件下毅然决定，用自己的！反正也没出圈子，保密措施是没问题的，换个医疗班子就成，医生之间互不通信，根本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在搞什么名堂，这事儿也没可能象修别墅造行宫那样弄成什么1234代号工程，一切都在暗中进行。所以采用永胜同志的精细胞是没问题的，你看毛孙人高马大脑满肠肥的，象不象永胜同志？而如果这精细胞真是永胜同志的，那他会有多么欣喜？这实际上是等于他睡了邵华同志，是不是？更重要的是，他的血统已经溶入了毛家，毛孙实际上是他的私生子，将来他的地位岂不是比吕不韦还要显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人工授精这事儿，农民（包括兽医张铁生）最明白，因为他们经常牵了牲口去配种站人工授精，人工配种也是要花钱的，而且那必须是种畜的精才可以，否则就是近亲繁殖，如果近亲繁殖的是牛，就总也长不大，一直是牛犊子那么大，废物。家畜的人工授精虽有很多学问，但是操作起来并不复杂，主要是把握时间和机会，比如从公猪身上采精，要有一副木架子，上面蒙上母猪皮洒上母猪尿，把正在发情的公猪牵过来，不用赶，它自己就会爬到“母猪”身上去，这时候就可以采精了，至于授精那也要掌握母猪的发情时间，不然白授。人类捐精肯定不用这么费事，因为人不用等他发情（随时都能发情），但是对于二太子这样的智障，那就难说了，请什么样的大美女来万般挑逗，他可能也是无动于衷，柳下惠算个什么？

别说牲畜要杂交才能保持优势，就是土豆栽子，也必须是“上堡”（远离本地的村子）的才行，否则长出的东西那就不叫土豆了，只有王八蛋大。只有“上堡”土豆的秧苗，在开花授粉时才不会近亲繁殖。在农村呆过几天，会种地种菜的都懂这些。植物也是可以人工授精的，那是个精细活儿，甚至是高端科技，现在叫转基因了。所以会干花粉拉皮条嫁接什么的，应该起码都是农业技术员水平，著名的袁隆平教授，就是靠研究杂交水稻成名的农业专家。

回头再说说黄永胜一点别的事儿，前面说到，永胜同志之所以敢于冒欺君之罪的动因，主要是为了与毛家结亲成为皇族。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就是这样的社会，官本位是个终极价值观，所以官宦人家的姻亲要讲门当户对，保持等级的恒定，不然就是辱没了门风。那么在和平时期，下层人物想进入上层，改变社会地位，除了一举成名天下闻，那只有一条路，就是结亲。这个路径，基本是低层次的女家与高层次的男家结亲，永胜同志能与一个大老婆子叶群同志保持暧昧，也是基于这点。经历过文革的，没人不知道音乐家李劫夫，他就是永胜同志的亲家，内定的中宣部长。但世事难料，林彪垮了，李也就受了株连，传说是自杀。

这个李劫夫，早在抗战时就是黄永胜的老部下，黄当时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时，李是军区“冲锋剧社”社长。六十年代时，李做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到广州开会，见到了老首长，认了黄的小儿子黄春跃为干儿子，并招进音乐学院学习，两家关系非常亲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人际往来，李不是搞政治的，和林彪反党集团根本就没关系，但是林出事了，黄跑得了吗？所以黄有事了，李也跑不掉，进学习班，审查！因为伟大领袖说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文革时的学习班是什么呢？就是找个地方把人关起来，几个月或几年没有自由，天天学习，天天检讨，天天审查，直到问题搞清楚。就这么着一直关了五六年，生生的把一个专为皇上写曲儿的“李龟年”给关死了。

送交者: 螺杆 于 北京时间 09/16/2013，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曾经不可一世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关于绘画作品中的“抄袭”和模仿

2013-10-11 03:11:38 [点击:638]

夏健强毕竟只是个小孩子而已，儿童画在风格和构图上基本是在模仿成人，但他们的画作中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立意和构思。现在有方粉斩钉截铁的说，夏健强是“代画”，从“抄袭”到“模仿”，到“代画”，总之他们就是要对一个小孩子“打假”。那么究竟是不是“代画”呢？儿童画能不能代画呢？我这里只提一个问题：成年画家能不能画出一幅儿童风格的画？再直接点，一个书法家能不能以毛新宇的毛体写一篇文章？我想这会很难，因为成年人的世界观已经定型，回不到童年的质朴纯真了，即使故意模仿，那也不行，这从几米或桑贝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来，它们缺少的就是孩子才有的稚气。成年人无法模仿小孩子，反之小孩子却可以模仿成年人，这个关系并不是可以逆转的，除非成年人的大脑退化了，倒退回儿童水平，或者智力根本就没有提升过，毛将军就是这样的例外，他保留了孩子的智商，所以他的字就象小孩子写的。

儿童画的特点是，很多成年人想不到的东西，他们会想到。另外和文学创作不同的是，文学中的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思想，绘画则不成，它的思想，要靠构思、构图、色彩、技巧等手法综合实现的美和意境来表达，文字抄袭很简单，照搬过来就是，但绘画抄袭就不容易了，“灵气”是抄不来的，这就是很多赝品为什么不如原画生动的原因。虽然赝品无法达到原画的意境，但借鉴和模仿却可以达到，因为有了再创作这个内涵，比如张大千模仿八大山人的画，就比朱耷本人的画还精彩。所以在绘画艺术领域，就很难介定抄袭这个概念，只有借鉴和模仿。严格的说，真要较真的话，包括几米本人，他的一些作品在立意上也并非完全都是原创，一定要有借鉴。那么有些立意构思，为什么就你可以用，别人就不可以用呢？我画了一幅万马奔腾松梅兰竹，就成了模仿徐悲鸿张大千？你画过月亮和树，波涛汹涌的大海，别人就不能再画了么？

绘画中最常见的所谓“抄袭”就是翻画，这和歌曲的翻唱、电影的翻拍非常类似，同一题材的东西进行了再创作，加入了自己的新想法，重新组织一下又出笼了，那就很难定性它为抄袭。虽然这与抄袭的性质相同，但在法理上却不是，还有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时装设计，甚至只须动一个钮扣的小变化，那都不算抄袭。翻拍的电影电视剧，大家都了解，外国故事改编成中国的，历史的翻拍成现代的，宝莱坞翻拍好莱坞，甚至好莱坞内部的各公司也互相翻拍。尽管性质是抄袭，但没人说是抄袭。翻唱作品，水平上超过原作的也不少，邓丽君的大部分歌曲都是翻唱了日本歌，翁倩玉的《祈祷》明显是翻唱了日本民谣《竹田の子守唄》，再比如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张国荣《倩女幽魂》等等，都超越了原创原版。甚至在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即使对抄袭有严格定义的区域，“和XX”，“步XX韵”等抄袭性质的诗词也屡见不鲜。

个人认为，夏健强的一些画，是模仿了几米，毫无异议，题材也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是否抄袭就很难断定。但可以肯定都不是临摹的，临摹需要有足够的相似度甚至以假乱真。那么包括几米等很多画家在内的作品，即使与别人的画雷同，但只要其中有再创作的成分，都不能算抄袭，只能说是模仿。所以几米的经理人团队是神经过敏，此前的声明估计是没加考虑。经过一番争议，该“团队”的最新声明也就不再象开始那样高调了，否则就会闹出笑话，掌了自己的嘴巴，引火烧身。因为天底下不止几米一个画家，职业画家们对古今中外的画作很了解，谁的作品借鉴（抄袭）了谁，都很清楚。真要扒下去，反而会把自己也扒光。这对夏健强那样的一个小孩子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一个有点名气的画家，那名誉上的损失就大了。







临摹和模仿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中国画，二者关系分的很清楚。现在不谈中国画，以西画为例，这幅《最后晚餐》，上面的是达芬奇原画，中间的是国内外教堂里常见的临摹，下面的是香港画家曾焚志的模仿，我们就不能说曾焚志是在临摹了：


其实这是个不值得争论的话题，因为在造型艺术领域，很难介定所谓的“抄袭嫖窃”，中国的《著作权法》谈及绘画方面知识产权的条款也仅有一两条，而且语焉不详，概念模糊。在夏健强画册争议之前，人们并不熟悉有个台湾画家几米，因为这类画家太多，正如gpid网友所言，这场争议的赢家其实是几米，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借机出了名。画画混饭吃是容易的，深圳的大芬，北京的草场地，谁也没闲着，都在卖画出画册，都有自己的经纪人团队，也都在吃“抄袭剽窃”的饭。但是成名成家就比登天还难，因为只有出了名，画才更好卖，所以谁都绞尽了脑汁的为如何出名下功夫。

几米也好，武文键或夏健强也好，都是在模仿法国插图画家桑贝。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现在许多模仿表现主义风格的中国画家们，其基本功未必都很扎实，很多人是在走捷径，特别是那些没经过科班训练的画家，用行内话讲就是“海派”（包括业余爱好者），根本就画不了素描（学国画出身的画家也如此），所以他们的作品在色彩和构图方面形同儿童画或农民画并不奇怪，把他们的画用黑白照片一显示就全“露馅”了，没有素描关系，但是为什么也能混饭吃呢，因为大众喜欢下里巴人层次的艺术（比如大陆曾经流行过的玻璃画电烙画等等）。

现在还流行装饰画，装饰画基本都是抽象风格，这类画更不用讲什么基本功，画面上就是色彩笔触和几何形体的堆积，因为现在进入了数码时代，摄影艺术已经大众化，那么写实主义绘画基本就没有了市场，科技越发展，工业越发达，艺术表现主义就越突出，体现在绘画领域就是各种流派的盛行，展示各种流派风格的装饰画也就应运而生，而且表现手法也多不胜数，总之是离写实越来越远，也就越来越大众化，有一点“艺术细胞”的人都有成为画家的可能，这也是当今画家队伍鱼龙混杂的原因之一。

不要看人家毕加索的画很抽象，老毕的素描基本功可是相当扎实的，他早期的画都是写实的。很多半路出家的中国画家没学会走就先跑起来，那就只好瞎模仿，谁有名气就模仿谁，这个模仿和张大千是不一样的，张大千的确有真功夫，而没有真本事的民间画家模仿大师所学到的就不过是皮毛。中国画为什么好模仿？因为它是抽象的表现手法，比如齐白石的水墨虾就很好模仿，但模仿的再乱真也是人家齐白石的，这就是抽象画的特性。即使是漫画插图（不是指动漫），真正的漫画家也都有扎实的绘画基本功，这和科学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桑贝的插图就是漫画风格，给人一种童话世界的美感，这都是基本功的体现。

漫画或者抽象画也可以说是一种从写实主义升华的艺术，外国的毕加索是这样，中国的齐白石也是这样，艺术大师都要经历一个千锤百炼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行不行？也行，那就是模仿，用现在流行用语就是山寨，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改头换面就可以了，反正也没谁能看的懂，况且还有评论家呢。西画中的抽象画为什么更容易模仿？因为它技巧少，不象中国画那样讲究用笔用墨用纸，西画中的抽象画主要是讲色彩，只管乱涂就是了，所以越是抽象的西画越容易模仿，正好现在流行西方文化，这就给很多二百五画家创造了混饭吃的机会，所以他们只能算是画匠。这个几米（还有我们这里的刘好疯先生），大概就属于这类画匠级别。所以也就不敢在“抄袭”这件事上较真，见好就收，偷着乐就是了。





 

吸烟

中国人吸烟，在卷烟没流行之前，有很多种方式，比如生活讲究的富人会使用一种铜制的水烟袋，样子有点象弄弯了枪管的驳壳枪，据说慈禧就喜欢吸水烟，清陆耀《烟谱》是这样描述的：“又先含水在口，烟从水过，烟味醇和，故烟性虽烈而不受其毒”。听起来好象还挺科学，意思是烟气经水的过滤净化了，所以不受其毒。然而未必，因为这样吸烟是个物理过程，并不是化学过程，谁若不信就请他洗澡时在浴缸里放个屁试试？所以这水烟袋与著名的的阿拉伯水烟壶一样，仅仅是一种吸烟的方式而已，它是明清时随着自鸣钟一道进口的东西。在此之前，中国人吸烟应该还是中国烟袋，也叫抽旱烟。真正会抽烟的人都抽旱烟，也就是没经烟厂加工过的原烟，在手卷纸烟没流行前，要使用中国烟袋来抽吸。

中国烟袋，由三个部分构成：烟袋锅，烟杆，烟嘴。烟锅和烟嘴有铜铸的，也有玉琢的，烟袋杆一般是竹杆，但选材精致沐了漆，象笔杆一样又光滑又直挺。中国烟袋，有长短两种，男人用短的，大约半尺长，小巧精干，平时可以别在腰上，同时还要有一只烟口袋栓在烟杆上。女人呆在家里，就没必要小巧精干了，一般是二尺多的长烟袋。这长烟袋也是很厉害的，相当于张飞的丈二蛇矛，我小时候没少挨外婆的长烟袋刨，腿再快也来不及躲，每被刨到一次，头上立即就是一个大疙瘩。但老人家也有刨不准的时候，有一次就刨到门框上了，烟杆断了不是？不要紧，有货郎担子每天都路过的，货郎，天津人叫“货楞（平声）子”，就是卖针头线脑的小贩，摇一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次老人家就换了一根更长的烟杆，令我不寒而慄。

外婆从来不吸纸烟，她一直吸旱烟。但是过荒年那会儿，禁止了自由市场，旱烟就没得买到了。即使纸烟也是供应的，结果很多本来不会吸烟的也学会了，因为配给啊，不买来吸就浪费了配额。外婆是把配给的纸烟全部碾碎，再把烟末装入烟袋锅，一面吸一面说：这洋烟怪燎嘴的，难抽！但是后来纸烟也紧缺起来，不再配给了，弹尽粮绝那些日子，老人家就把盛烟草的“烟笸箩”（其实是一只木抽屉）捣成碎末，和干菜叶混一起抽了几天，后来就干脆抽起了干菜叶干树叶。幸好邻居家有农村亲戚，捣腾来一些臭气熏天的乡下土烟“蛤蟆癞”，这才度过了难关。今天这“蛤蟆癞”可能已经绝了种，因为它低产，长不到烤烟那么大，产烟区的烤烟品种繁多，没人会再种它。

手卷纸烟是文革时流行的，继承的是延安土八路革命传统，据说土八路手卷烟也是学了苏联红军。我在五龙背荣军院就见过一位断臂的残废志愿军，能用一只手飞快的卷烟，那功夫一般人可学不到。文革时怎么会流行卷烟呢？因为文革时有一种新华印刷厂出版的小开本毛语录，纸张很不错，又薄，韧性又好，最适合卷烟，还有大量的传单小报，也都适合卷烟。有人会说，不对吧？谁敢用“最高指示”卷烟？我说呢，这是有区别的，不是说礼不下庶人吗？其实，社会底层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仅仅比黑五类分子高一头而已，已经都是奴隶了，你就是抓他个反革命，也不过是给他多加了一顶帽子而已。再说法不责众，包括生产队长在内的干部，大家也都在用语录纸卷烟。当然，谁也不敢当人面撕语录，都是在家撕好的，一页语录正好撕成三张烟纸。其实，什么时候上头抽疯了，想抓反革命也容易的很，老百姓就如笼子里的鸡一样，谁活该倒霉就抓谁。

我有个同事叫崔同庆，吉大毕业的高材生，毛远新如日中天那会儿，为配合北京上海那边的电影《决裂》和《反击》，也搞了一个电影剧本《夏秋之际》，这剧本的执笔之一就是老崔。后来毛远新倒了，他又参与了话剧《战犯》的创作。老崔的口头禅，就是“头可断，血可流，烟是万万不可丢”，他的灵感就全部来自吸烟。但他的思维也有愚蠢的时候，比如伏天是很热的，团里搞福利每人分了二百个鸡蛋，他就总是先捡发臭的吃，结果吃到后来，一个新鲜的也没吃到，这和吸烟没关系，也是题外话。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写作就是一字一字的抠，爬格子。夜深人静最适于写作，所以作家们几乎没有不是夜猫子的，挑灯夜战，靠什么提神呢？一是茶，二是烟。老崔吸的香烟不算高档（高档的也抽不起），但也不算太低档，两毛钱一包的“大生产”，那会儿“大中华”才是最高档的香烟，五毛钱一包。老崔是个一等烟民，啥叫一等？就是一天吸两包烟以上，二等，就是一天一包以下。看一个男人是几等烟民，也可以从他手指上观察到，一等烟民的手指尖是黄褐色的，二等一般是微黄色，烟熏的，和纹身一样，洗不掉的。

再侃一侃吸烟与权谋的关系。薄熙来的失败，标志了时势造英雄和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在中国的彻底结束，而且今后的中国，再也没可能现出现毛泽东那样的一世枭雄。西平王为什么失败了？除了诸多因素外，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原因：他不怎么吸烟，虽然法庭上允许他吸（这事儿新浪上还有网民抗议，被屏蔽了）。我还注意到，很多外国领袖们，凡狂吸尼古丁的都取得了极大成功，比如丘吉尔，麦克阿瑟。而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大多不吸烟，所以失败了，因为战争是离不开政治的，政治又离不开吸烟，这之中有一种微妙的连带。不能不承认，二战中，丘吉尔在与斯大林的周旋中，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西方的利益，杜绝了共产主义势力在西方的漫延，也不能不承认，麦克阿瑟将军在处理日本天皇问题是发挥了他的政治天才，因为天皇的存在，才避免了日本沦为共产主义国家。他们的深谋远虑，都和自己嘴上叨着的大烟斗有关。

二战之后，纵观世界格局，专制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文明，所以想搞个人极权政治，就不如帝制时代那样容易了。各国共产党猷们既要打着民主的旗号，又要专制，那就非玩权谋不可。玩权谋，就要动脑筋，和下棋一样，每走出一步都要预测到下几步怎么走，这时候大脑的运算是飞快的，精神需要高度集中才能思考的更深入更全面。共产党的天下，和古代皇帝一样，也是打出来的，天下好打，有炮灰有武器就成，难的是打下江山后谁来当老大？那么在共产党内这个没有“真龙天子”的政治环境里，就少不了鸡争狗斗的“路线斗争”，最后是谁最能玩权谋，谁就是龙头老大了。比如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就一个又一个的收拾掉了比他资格更老的政治对手，这全靠他的权谋能力。

说起斯大林，当年他把中国人也折腾得够呛，全国都为他祝寿，到处是寿棚。全国都为他吊丧，农民要把灵堂设在家里。所以那时候的中国农民，都叫他斯大林大烟袋（大元帅）。大烟袋这东西还真厉害，老农在铲地时抓到了“野鸡脖子”（一种毒蛇），就会拔下烟袋锅，将烟袋杆塞进到蛇嘴里抹一下，“野鸡脖子”一沾了烟袋油子，立马就死，看看，尼古丁是不是比蛇毒还毒？斯大林的毒，和他的大烟斗也分不开。在党内斗争和树立个人极权的权谋方面，毛泽东是完全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而毛泽东的毒，也和他嗜烟如命有关。烟草中的尼古丁肯定是有镇静提神和帮助思考的功用，咖啡因，古柯碱，大麻酚等等中枢神经兴奋剂也都有类似功用。

搞权谋就要玩心计，就要动脑筋，要深思足虑，因为这和科学研究不同，是在和人斗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权谋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你在研究人家时，人家也在研究你，所以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什么老毛会其乐无穷呢？因为他和曹操一样是“宁我负天下人，匆使天下人负我”，结果常常是他整过的人，反而死心塌地忠于他，让猫吃辣椒而心服口服，老毛损人利己了一生，总是有成就感，他能不其乐无穷吗？我认为这也和他大量吸烟分不开，老毛吸烟到什么程度？太医李志绥说他的牙齿都是绿色的，而且从不刷牙，真是难为了贺子珍和江青。不过不要紧，据说美女的耐恶心能力普遍都很强，所以鲜花往往都是插在牛粪上，说难听的，就是好X都让狗日了。

《毛泽东传》作者，美国作家R.特里尔说：“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都不如毛的爱吸烟。毛曾戒过烟，但失败了，他说：戒烟无益于事，我们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毛吸烟一直吸到死前两年，因为多次中风造成了脑细胞的大量坏死，最后已经完全不能思考问题，对烟的兴趣也就丧失了，那就不能算是戒了烟。斯大林就死于脑溢血，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曾告诫毛泽东：“苏联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同志遵照医嘱戒烟的话，可能不会逝世得那么早。”事实也如此，尼古丁的确是促进心血管病的杀手。那么陈毅等其他嗜烟如命的中共领导人，本来是因为怕死而不敢再吸烟了，那就不要再美化成什么“坚强的革命毅力”。曾有文章吹捧说1989年后，邓小平出于健康考虑戒了烟。其实没这回事，邓临死前还在抽烟，留下的半截烟在家乡博物馆里供瞻仰。

有人会说，那恩来同志呢？他可是不吸烟的，还有林彪同志，也是不吸烟的，不也都是很杰出的人吗？是啊，正因为他们不吸烟，所以才没玩过毛泽东，恩来同志早就知道玩不过老毛，所以才在遵义会议上让贤。连吸烟的刘邓都玩不过毛，惶论不吸烟的周林呢？还有人会说，蒋介石也吸烟，他就没玩过毛泽东。我说这是不对的，传说中蒋介石吸的“大重九”，那本来是他招待客人的，他有基督徒宋美齡管着，应该不会吸烟。再一个可能就是蒋在年轻时也曾经吸烟，而且可能什么烟都吸，但是后来戒掉了，因为“常凯申”先生，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都坚持冷水洗脸，每天都坚持写日记等等，他才是个有“坚强革命毅力”的人，所以戒烟对他来说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政治居然和吸烟也有关系？这观点，听起来是挺荒唐，但细细琢磨一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做为政治人物和文学家，最成熟练达的年纪是四十岁至七十岁这三十年，做为烟民来说，这三十年也正是吸收尼古丁最多的时期，而做为集政治家（或文学家）和烟民于一身的人物来说，这三十年也是他们人生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前面说过，毛泽东的人生信条就是与人斗争，他斗别人，别人就要防他，除非象张国焘那样退出，否则就要绞尽脑汁保护自己。所以他周围的人也多是烟鬼，比如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等，都是口不离烟，而且都有各人喜爱的牌子，少奇同志是“大前门”，美其名曰“节约烟”。小平同志是“大熊猫”，一支烟有三分之二长的过滤嘴。这些牌子的香烟，当然也和老毛的132号什邡雪茄一样，都是特供的，今天也是一样，真正特供给国家领导人的东西，外界人根本就见不到。

当然，再特供的物质也改变不了它们的实质，特供香烟和普通香烟的尼古丁含量不会相差多少，对肺脏的损害也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刺激气管，一样的满肺子粘痰。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可能就和吸烟有关。过去，比较讲究的人家都有痰盂，而且还是主要的嫁妆。但是不讲究的，都是“吧唧”一口吐在脚下，有的还会踏上一脚碾两下以示自己讲卫生。中国绅士们，坐着时身边会有痰盂，走动时咋办呢？那就只好也“吧唧”一口了，传说李鸿章出使日本时就闹过这样的笑话，“吧唧”一口吐在人家的红地毯上了。而美国人就很尊重中国人“吧唧”的习惯，在邓小平访问时没有忘记在他面前摆上一只痰盂。

西平王没有狂吸尼古丁，所以他最终也没有成为政治家，如果他一直能客观冷静地分析国内外的总体大势，就不至于满脑子的毛泽东思想和冷战思维。从他的“政治遗嘱”看，他居然认为自己是：“被中情局和党内那位法轮功分子联手放倒的”。连发动文革的毛泽东都看出了世界大势的不可扭转，发出了“我死以后右派会翻天”的哀叹，而薄熙来居然认为“如果没有文革，苏东剧变的风潮已经把我们国家打倒在地”。只要不是猪脑子，随便拉出个中国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个除了张嘴吃饭撅腚拉屎的人口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国度了，老美颠覆它又能有什么利益可图呢？再说薄熙来满脑子的马列主义，中情局策反他做什么呢？多么可笑的逻辑！他如果象魏京生那样多吸几口尼古丁，多动动脑子，也不至于如此昏庸啊。

毛左们帮了平西王的倒忙

毛左们帮了平西王的倒忙，地方割据号令天下乃专制政权大忌

其它的罪名都不重要，判薄贪污受贿滥权的刑事罪，不过是非政治化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

薄熙来案被外界认定为政治案，主因在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结党营私，在党、政、军各系统培植党羽，密谋篡党夺权。他在重庆施政以所谓“重庆模式”挑战中央权威，给各地“诸侯”立下各行其是的不良示范，才是本案重点。北京当局投鼠忌器，不愿扩大打击面，千挑百选，避重就轻，才选了三项受贿和贪污罪名，把它办成经济犯罪案。但最后却在薄熙来庭供引导下，演变成充斥拳头与枕头、金钱与谋杀、权贵与美女的桃色案，审理过程的滑稽荒诞，使中共体制、官员腐化、处置方式等都不免受牵连和批判。（泰国《世界日报》社论）

护城河里钓金龟

护城河里钓金龟

早些年，故宫的护城河，能绕着走整整一圈，后来房子盖的太多，路就不通了。我在京城时，一到日头偏西的傍晚，就喜欢到南北池子那地方的护城河边转悠，主要是看人钓王八，看这个要有耐心，虽然一时半晌的没啥结果，不过吃饱了呆着也没事，也顺便观赏一下角楼的夕阳美景。钓王八这话可能不太好听，但是不要紧，咱捡好听的说，钓金龟就是了。喜欢京戏的网友都知道，有《钓金龟》这么一出戏，是嫂子害小叔子的包公破案戏。这出戏是老旦唱的。早先的京戏，女人的角色都是由男人扮演，老旦就是老太太，唱老旦，不必象唱小旦那样要勒着嗓子眼尖声尖气的嚎，男人模仿女声，和“假嗓”还不同，是假之又假的声音，好了不说了，会唱歌的都知道什么是假嗓。但是人老了，不管是男女声音都要变，最后就都变成了一种声调，类似于童音那样不分男女了，所以唱老旦并不难，除了扮相不同，和唱老生一样。

说正题，钓金龟这三个字还有说法，是招“乘龙快婿”的同义词，古人还将丈夫称谓“金龟婿”，这有李商隐诗为证：“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之所以称“金龟婿”，和中国这个等级社会的官本位价值观有关系，因为唐朝时的官阶识别标志是佩饰，一开始，这佩饰是文官鱼符武官虎符。符呢，就是证件，一种挂在腰上的牌子（现在是挂在脖子上了），因为古人的人事制度比较透明化，证件都是公开的。符分左右两半，一半在身上挂着，一半由大内（组织部）掌管，上面刻有官名姓名，类似名片，挂这个玩意，是为了“明贵贱，应召命”。另外官阶不同，符的材质也不同，“亲王以金，庶官以铜”。到武则天当政时，改鱼符为龟符，并规定三品以上为金质，那么佩带金龟的，就都是亲王或三品以上的大官。如果女婿是佩带金龟的，那不就鸡犬升天了？

武则天为啥要改前朝规矩呢？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个女皇帝，要搞些新政的，比如样板戏什么的新生事物，中国古时，龟比鱼更受尊崇，是吉祥和长寿的象征，与龙、凤、麒麟并列为“四灵”。更主要的，龟是中国神话中的北方之神，也叫真武大帝，还有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等等很多典故，在此不赘。武则天死了以后，右派复辟了，所以这规矩又改回去了，官员们还是采用了祖制的鱼符。不过金龟婿这个典故却流传下来，老百姓不明白这其中的许多说法，还以为“龟”与“贵”同音，是金贵的意思。于是民间就流行了这样的规矩：大户豪门的新姑爷第一次进女家门时，要送老丈人一只金龟祝愿长寿，送这礼物的同时，当然也是在炫耀自己是金龟之婿。小市民图虚荣的，可能也会送个“金龟”，不过是瓷的，镀了一层金而已。穷人则没了这些讲究，总不能送只活乌龟吧？没文化的还以为是上门讨骂呢，自己做乌龟不够，还要老丈人也做？

王八二字成为骂人话可能是唐朝以后的事，唐代以后，儒家文明空前发展，这个动物名称就含有了民俗意义，一是古人对爬行动物的习性认识不足，认为龟蛇同穴就是淫乱；二是儒家道德是很重视男女关系的，差不多和伊斯兰教义一样，只要这关系不正当不合法，那就一定涉嫌王八二字，而且是一人当王八，全家男人都受辱，所以共产共妻也是绝对的不符中国国情。这里，再给甲鱼正一下名，严格的说，王八本来是乌龟的别名，和甲鱼没关系，和礼义廉耻八荣八耻什么的，也没关系，之所以称乌龟为王八，是因为它的肚子上明明就写着这两个字，而甲鱼身上，从背到腹既无纹理也无王八二字，他们仅仅是同类，就象白种人黑种人一样，都是人类，不同种族而已。但是到了后来，鼋族却替龟族背上了这个骂名，人们已经习惯于称呼甲鱼是王八了，这种现象在今天也很常见，比如海外华人就常常被统称为中国人，其实这里边的区别很大。

言归正传，现实生活中的钓王八，是个无本生意，也就是不用钓饵，也不用钓杆，就是一条长长的绳子栓个铁钩，这玩意叫“地钩”，比鱼钩要大的多，不然没有惯力，钓者要有点力气，象扔流星锤那样，利用离心力，轮圆了甩出去，所以旁边的人不能靠近观看，不然被钩上了那才麻烦。为啥要选择黄昏时钓王八？因为这时候的阳光不足了，水中是昏暗的，但铁钩却能因夕阳的照耀在水中闪闪发光，那些愚蠢贪吃的王八眼神不好，以为是鱼虾什么的，就纷纷中招了。王八还有这么一种特性，一口咬住什么东西就再不肯放松，结果只要它咬上钩子，钓者尽可放心从容的收回绳子，它是不会松口脱钩而逃的。

护城河里为什么会有王八？其实很早以前，不止有王八，还有大鲤鱼，都是宫里的皇上太后做善事放生的。不但在御花园里放生，还在中南海放生，皇宫里的水池都是活水，与护城河连通，而且民间的善男信女们也在护城河放生，所以护城河也是水族的乐园。据民国史料记载：“总统府（冯国璋政府）尽卖南海子（中南海）鱼，英使购得二尾，见其上有明嘉靖和清乾隆皇帝放生金牌，未忍烹食，送还外部，请仍蓄养禁池”（资料来源北京晚报）。这说明外国人比中国人重视生态，在市场上买到了鲤鱼的祖先，就建议中国政府保护它们。从年代看，这些大鲤鱼非常长寿，从嘉靖的1522年到民国的1918年，已经有396岁，简直是奇迹了，鱼都成了精，那王八不是更长寿？

不过护城河里到底能不能钓到金龟？我没见过，也没见到有鲤鱼，我见到的是有人钓到了甲鱼，即中华鳖，它们的繁殖力远比乌龟强大，而且知名度远远超过了乌龟，一提起王八，没人不想到是甲鱼，已经是中餐的一道名菜了，这在我家乡也是特产，凡有水的地方都能捕捞到，而且它们还喜欢闻声而动，侦察它们是否潜伏的方法是，在河边敲铜盆，它们一听到声响，就会齐齐的在水面上探头，随着敲击声，很有节奏的跳水中芭蕾舞。

最后编辑时间 2013 Sep 4

为平西王解套，就是为整个中共集团解套

为平西王解套，就是为整个中共集团解套

审薄告一段落，概括而言是避重就轻。因为即使审的是贪腐罪，也都是皮毛，以及一些鸡毛蒜皮争风吃醋的家务事。所以，这场审判，分明是在为平西王解套，当然也是为整个中共集团解套。既然经过公开审理，平西王已经通过自辩俨然成了一个清官，岂不是胡温打错了？我说没错，其实胡温倒薄的根本目的，就是“削藩”，阻止平西王在重庆坐大，把他踢出政治圈子，为什么要踢他出局？因为他搞的重庆模式与中共集团的整体利益有冲突，大家都在养鸡下蛋闷声发大财，你非要标新立异杀鸡取卵，那一部分人还怎么先富？所以唱红并不是大问题，而且还得到了七常委的支持，但打黑却是动了党的根基，打个比方：民营企业就是下蛋的鸡，要杀，也只能一只只的隔三差五杀，全都打成了黑社会，一道杀了吃百鸡宴，那今后还想吃鸡蛋么？

这是说重庆模式，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王捕头的逃馆，孤立的看，那不过是个叛国罪，通过外交手段要人，再处置他个人就是了。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最大的可能是，王捕头向老美提供了一些能致平西王特别是中共集团于死地的情报，比如预谋政变反人类罪什么的，因为这事非同小可，所以平西王才出动了七十多辆警车去领馆抢人。但这么一折腾，纸里包不住火了，他就必须出局，否则十八大就会有好看，这从过后奥巴马意味深长问胡哥的话中就能听出：家里还好么？另外，在审判前的8月19日，新浪微博上也有“薄家族人”发帖为薄夫妇辩护，称“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也不能让薄夫妇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有相应政策，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只不过他们俩开了头。”（此帖迅速被删除）。

这一切，都说明平西王绝对不止于贪腐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毛共时代，不要说一个平西王，就是一百个也要被废黜直至杀头，但是时过境迁，今天再以“反党分子”的罪名整人行不通了，因为中共正在标榜民主，党外要民主，党内更要民主，今天再整什么“薄熙来反党集团”就成国际笑话了。那么就要与时并进，以反贪反腐的名义，以政治问题非政治解决的办法拿掉他，而且还不能整的太狠，否则平西王狗急跳墙，来个鱼死网破，谁面子也不好看。因为平西王并不孤立，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太子党等党内外一大部分势力，还代表了毛左势力。毛左这个群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怪胎，也是中共专制的社会基础，中共还要借这个群体维持政权，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起社会动乱。一个政权到了它的末期，最怕社会不稳定，既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抓了人就要审判，总要有个了结，还要防止副作用，那么就要在审薄之前，由纪检委代表高层出面，与薄达成一种交易，互相妥协。

另外，还要预先彩排一下，如何演好这场戏？这场戏，包括了公开审理谋杀英国佬的罪和一部分贪腐罪，从而掩盖政变未遂罪和他所操刀的中共反人类罪，如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等，这类涉及中共形象的最高国家机密，是绝对不能公开的。而对外公开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三项罪名，与他实际应该承担的相比，已经大大缩水。这样做，是为了大家都有台阶下，习梦思不想因薄案出乱子，他是想大事化小，草草收兵。毕竟大家都是太子党，兔死狐悲，事也不能做得太绝。所以纪检委拿出了一套贪腐数额不大不小的方案，即薄自己所说的“两个大单”，这和刘志军的贪腐比起来完全是小菜一碟。认了这样的罪，也不过十年八年的刑期，再有个病啊灾啊什么的，就监外执行了，而对平西王来说，不斩立决那就是轻判了，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总的看来，还是平西王在配合习当局在演戏，但是为了假戏真做，表面上还要做出不配合的样子，这个做样子就是当庭翻供。

正因为是一场戏，戏又是编出来的，所以虽百密也会有一疏，那就一定有穿帮的地方，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平西王也是男人，一个男人最大的尊严是什么呢？那就是免于当乌龟，而平西王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承认自己戴了绿头巾，正如他自辩中的口头禅，是极“不符合情理”的。那么按情理，他本来应该声明这涉及个人隐私问题，他有权拒绝答辩才对头。而王捕头也深知自己不过是块口香糖，俗话说宁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况且是他顶头上司的老婆？他就算色胆包天，也会知道这叫耗子舔猫B，找死。对谷的多情，他只有阿谀逢迎的份儿，即使有非分之想，也没可能象黄永胜与叶群那样爱得昏天黑地。

另外，假定是王立军给上司戴了绿帽子，已经是“如胶似漆”了（薄熙来语），在吃了薄一记老拳后，事情已经明朗化，以捕头这种城府极深的人，凭什么还要为了这种出于阴谋和利益的“爱情”而闯馆？再假定他们是真爱，如果闯馆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对女方不管不顾，那还叫什么爱情呢？按平西王的说法，王闯馆是 “想把水搅混”，但是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和意义呢？那么只能是一个原因，即捕头面临杀身之祸却走投无路，被撤了公安局长的职之后，他就是平西王砧板上的鱼肉，不得不铤而走险，闯馆目的就是与薄鱼死网破，实际上也就是“一耳光打出了一个叛徒”（薄熙来语）。在这场审判中，薄也好，王也罢，都是在配合习做出一种假象，以淡化闯馆造成的国际影响。另外只要王的人身安全，老美那边就会一方面信守承诺，一方面考虑到中美关系，而不会把中共的丑事曝光，但是非官方的曝光就难说了，对付这类事件，老美的办法多的是。

还有一个更大的穿帮，就是检方故意忽略的一条重大线索：即海伍德向薄瓜瓜索要项目中介费1400万英镑，什么样的项目，会有如此高昂的中介费？谷开来辩护人说英国佬被杀的原因是向薄瓜瓜索要这笔钱，否则就如何等威胁，促成了谷开来的杀人动机。但是这无意中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是什么样的项目，中介费多达1700万英磅？按一般行内规则，中介费不会超过项目利润的10%，假定是10%，那就说明仅仅这一个项目的获利就要超过一亿四千万英镑，合十几个亿人民币，与此相比，审判中提及的那所区区才两千万人民币的法国别墅又算个什么呢？为这两千万人民币纠缠，岂不是太小家子气了？换了我是平西王，也会因这区区两千万感到掉了贵族身价。显然，这个所谓“项目中介费”不是一般意义的好处费跑腿钱，而是一种洗钱的提成方式。而且这个数目的好处费，也说明洗钱肯定不止一笔。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场审判是在演戏，这从薄的流利答辩上也能看出端倪，在审判中，平西王的自辩思维敏捷，逻辑清楚，一句废话也没有，连思考和回忆的停顿间断都没有，倒象是事先演练过。要知道薄已经不年轻了，听力，记忆力，分析力能如此良好，要么是他事先演练过，要么就是个脱口秀天才。平西王翻供的意义在于，对他来说，即使两千六百万的受贿也不存在，那他无疑是个清官，如果众矢之的都不是贪官，那其他高官们不是更清廉吗？所以审薄对习来说，是一石二鸟，既证明了中国是个法制社会，又证明了中共的廉洁，而薄案审到最后，估计最多不过就是个滥用职权罪甚至是无罪，这样，平西王满意，毛左满意，习更是斩获颇丰赚个杯肥钵满，皆大欢喜。

但是，旁观者清，针对平西王的翻供，国际上的专业人士分析是，薄熙来当庭翻供，可能也是中共高层事先安排的，借此让薄熙来获得轻判，并掩盖可能对中共造成更大危机的薄案内幕真相。众所周知，中国司法从来就没有什么公正可言，它只是一种姿态和表现，至于它背后有什么政治交易，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大家是照剧本来演，后面的结局如何都已经安排好了。很显然，北京是希望藉此对薄熙来的审判来证明当局的反贪决心，并减轻此案在政治上所可能引发的更大后果。（美国之音报导）

薄案审判出现这种局面，结合中共当局近期大肆整顿网络“谣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习在玩政治平衡术，打右灯向左转。因为一党专制下是不能讲民主的，特别是在个人极权下，党内也不会讲民主，那么想维持政权稳定，唯一的办法是搞左右平衡。而中共的历史，也正如“少奇同志”所说：“我党就是这么一左一右走过来的！”远的不提，就说邓小平镇压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就出现了左倾回潮，江泽民根据邓的讲话“改革开放后最大失误是忽略了教育”而大搞“革命传统教育”，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了外资不再注入，经济发展倒退了。邓一看向左转不行，就立即南巡，向右转，扶正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政治倾斜。至于毛泽东，那更是平衡老手，用右派发展经济，用左派搞阶级斗争，一直到快咽气了还在玩平衡，传位给华国锋。

所谓平衡，就是权术，发现政局有点左了，那就右一下。再发现右了，那就左一下，玩人民于股掌之中，有时更会让奴才愤青们手足失措。比如毛泽东搞文革，一开始就很让那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是“右派翻天”了，也很让革军革干们迷惘，发动了自己的子女组成红卫兵保爹保妈，统统成了运动中的保守派。但是老毛利用完左派（或叫造反派）达到政治目的后，就立即卸磨杀驴，动用军队来“支左”，其实是支右，保守派摇身一变都成了左派，原来的造反派反而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除了老毛玩平衡术玩的炉火纯青，历朝历代的帝王也都是这么玩，本朝纠正前朝的冤假错案，为冤杀的忠臣树碑立传，抚慰人心，至于受株连而死掉的普通百姓，那就省了。所以平反这东西，也并不是中共的专利。

最后编辑时间: 2013-08-27 15: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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