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毛是中国民主的必由之径

批毛是中国民主的必由之径

批毛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必由之径，不搞臭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别想翻身。毛泽东是中共的图腾，是中共赖以欺骗人民的最后一张底牌，中国人民要象俄国人民搞臭斯大林那样，将毛泽东的尸臭彻底从思想中清除，帮助人民认清这个独夫民贼祸国秧民的本来面目，从这个中国法老的毒咒中解放出来，是每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义务和责任。“谁不知道那些罪状”？既然知道毛有罪，那象征专制制度的陵墓和画像，为什么至今还盘踞在天安门广场呢？

没错，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应该从历史出发。但这个“历史”就是昨天。直到今天，世界各地仍然有研究希特勒的，还有很多新纳粹组织，这难道说明法西斯主义值得提倡？“毛泽东思想”归根结底就是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阶级压迫的延伸，它与前者一样，已经被全世界无产者抛弃，前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是希特勒拿破仑，也没有象毛泽东那样残害自己的同胞，毛泽东根本不能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希特勒杀的是犹太人，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是用在对外战争上，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内战内行，是靠打内战总结出来的，凭这一点，他没资格与伟大人物划等号。

毛泽东在文革和文革前有很多关于杀人的内部讲话，关于造神运动，是“上有所好，下必幸焉”，毛在中共九大阅兵时曾就个人崇拜问题对斯诺讲过几句话，肯定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个人迷信崇拜，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也是缘于苏共反个人迷信，《反修十评》专门有“一评”就是肯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些历史事实不胜枚举，替毛泽东辩护者，不是出于历史的无知，就是瞪眼说瞎话。

香港的发展是在六十年代初，但大陆此时正是大饥荒时期。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如日本，南朝鲜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经济回升的，即二战结束十五年以后，这是个漫长的经济恢复期，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搞“三面红旗”和阶级斗争，也应该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比如半导体技术，中国与日本是同时起步的，但随之而来的十年文革，日本就将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了。当然我们现在应该承认，改革开放这二十年，中国是发展的很快，已经达到了日本八十年代的科技水平，从这点就可以证明，没有毛泽东的存在，中国会发展得很快。我们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是要看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有多大？是将人民往什么道路上领？试想如果他不死，中国人民现今还是在社会主义穷过渡阶段，也有几颗原子弹，象满清那样，拥有一个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但老百姓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那顶什么用呢？大战一打起来，那几颗原子弹落在哪儿还真难说。

这篇文章已经说的很清楚，所谓自然灾害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而且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还都活着，自然灾害年年有，但还都是局部地区发生的，不是普遍的天下大旱大涝，另据气象资料记载从五九年到六二年这三年，基本上是风调雨顺。“三年自然灾害”一说是中共欺骗人民的托词，既然是“人祸”，就要追究责任，毛泽东当然是罪魁祸首，但他不肯承认这个错误，当刘少奇说“人相食，你我都要上史书的”时，他才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了几句，在六二年退了下来，不再过问经济建设，将他制造的烂摊子推给了刘少奇，这是历史事实。再就是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不满，首先在苏共二十大发难与苏联决裂的，毛此时违背了一个中国古代三国都知道遵循的外交定律，既然反苏就要联美，不能四面树敌孤立自己，可惜他是在十年之后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也不是没有机会接受国际社会的援助，而是毛泽东不肯，在最危急的时刻，陈云一再苦苦请求，老毛才批准从加拿大进口了大麦和大蚕豆，渡过“大饥荒”的老一代人，都会记得大麦米和大蚕豆的味道。这就是毛泽东面对自然灾害，还有，当中国人民饿肚皮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争当他的世界共运领袖，将大量物质粮食援助给“亚非拉人民”，这也是历史事实。

如果不是昏君，换了任何一个领袖，都会首先将人民饿肚子的事情处理好，中共在重大危难面前，在人民利益和它的集团利益之间，选择的是后者，比如唐山地震，当时国际社会是主动要援助的，但时值毛病危，政权不稳，所以中共宁肯用落后的手段方法抢险救灾，也不肯接受联合国的支援。这也是历史事实！这不是什么“你看人家不行你来干试试”的问题，这样提出问题是不讲道理的，有错误就要批评，有罪恶就要揭露，当初也不是没有人劝阻毛泽东的胡做非为，但彭德怀最后是什么下埸？刘少奇最后又是什么下埸？现在我们总结历史，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就是要警惕后人，不要步其后尘。中国若再出现一个毛泽东，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

毛泽东强迫中国人民信仰共产主义，强迫中国人民崇拜他，中共所有的领袖都强奸了人民的意志，强迫人民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这不是宗教，是法西斯。大多数宗教都是尊重信徒选择的，来去自由，信则灵。法轮功不过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气功团体，旁观者清，俺相信法轮功信众并没有盲目崇拜李洪志，也相信李洪志也没有强迫信众们盲目崇拜他。再则，崇拜也不是什么坏事，不管是谁，德高望重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敬爱，学生崇拜老师，晚辈崇拜长辈，尊重一位精神领袖或师长，都是人类文明的正常行为，这与中共搞的那种政治性的个人迷信崇拜有本质的不同。

还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的领土神圣论，其实老毛是最大的卖国贼！藏南（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是西藏唯一的好地方，打了一次所谓的自卫反击战，反而把领土打没了，拱手送给敌人，这叫什么自卫反击？说军队“供给”不行，那么多汉人不可以移民过去吗？这是老毛在显示自己的“大国天子”恩威，一副不可一世的光着腚的皇帝丑态，居然还有人大肆为这个独夫民贼歌功颂德。若老毛再活十年，再打几个“自卫反击战”，难保他会把半个中国打光卖掉。实际上他少卖了吗？为越南，为柬埔寨，为老挝，为他的亚非拉，出卖了多少民族利益？中国人民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一个月吃四两油半斤肉，饿肚皮勒裤带，老毛将中国人民嘴里的食物都掏出来搞他的共运，越南越南，养虎为患！这就是毛泽东搞共运的恶果。这个老王八蛋，至今还有人替他招魂。中共的左派和右派们，都在抢夺毛泽东专制思想这份遗产。左派想利用这份遗产来反击右派搞复辟，右派想利用这份遗产来继续愚弄和奴役中国人民。

最后编辑时间2009年9月9日

说时髦论“老赶”

啥叫赶时髦？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模仿行为，比如看到别人的装扮很惹眼，就刻意学人家的样子。大家都学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个风气叫时尚，也叫时兴。我常劝家人女眷：如果自己有天赋条件，就不要总是模仿人家，要当表率，去领导新潮流，不然就是“老赶”。当然，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是女人天性，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特性和优势，总是学别人的样子，那不就成别人的镜像了？“老赶”，就是指那些本来是愚昧无知的井底之蛙，却因满足了虚荣心而自大的人。比如有人自称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其实他不过是中南海大院里扫厕所的清洁工。华侨的称谓很响亮，其实很多“老华侨”，都是在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能干上洗碗工就已经不错了。

“老赶”，现在最时髦的解释是“Out”，紧赶慢赶也赶不上的意思。它主要的表现是诈富，过去天津卫的市井小民摆阔，就是门框上挂块猪肉皮，出门时用它擦一擦嘴巴，油汪汪的叨根牙签，象是刚刚吃过肉，这就可以逢人海吹牛X了。但现在这个法子不再时髦，当今的时髦是戴名表（管它真的假的），还要穿件短袖褂子露出这名表，这样才能展示自己富有，因此中国还产生了很多“表哥”贪官。再说虚荣，它是与实荣对应的，比如人家英国女王的荣耀，那就是实荣，是几百年才生成的贵族气质，她就是戴一顶牛仔帽也是女王。虚荣就是假的荣耀，徒有其表，一个小百姓，即使戴上了女王王冠，那也是沐猴而冠，所以名表也要看戴在什么人的腕子上。

时髦这个词，在百科全书里，解释的有点过于复杂，其实它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社会运动。过去以为时髦可能是个外来语，查了典故，再次发现自己所知甚少，原来时髦一词在汉语中历史悠久。这个髦字，就说明一定是与毛发胡须有关。大概是古人以长发长须为美，比如美髯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指出：“鬒发如云，不屑髢也”，意思是说，长长黑发如云一样，根本用不着戴假发。可见古人已经很讲究美发了，而且已经发明了假发。中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把“时髦”一词两字分开看，所谓时，是指事物的目前状态，即“现在进行时”，它不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是说现今、当前。英语语法中有时态词，汉语没有，要凭说话时的语境，还要加上时间名词。

再看髦字，这是个会意字，由髟与毛二字合成，髟在古文中就是长发，而“髦，发中毫者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即毛发中最长的那些，是异乎寻常出众的意思。古人用它比喻英杰才俊之士，这也是有典故的，见《后汉书•顺帝纪赞》：“孝顺初立，时髦允集”；陆游《除制司参议官谢赵都大启》：“兹盖伏遇某官学窥圣域，望冠时髦”等等。那么这个词，扩展开就是：时下的知名者。凡有名望的，包括青史留名的和正在当红的所有人，都是时髦人士。赶时髦，就是向先进的人或事学习，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就是个时髦人士，而且很会赶时髦，他为啥时髦？一是靠他自己的表现（赶时髦），二是靠上级领导的发现，他不表现，就永远是颗螺丝钉，再永不生锈也没人发现。

但是赶时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与时髦比肩或超越它，因为如果不具备时髦人士的天赋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所以有了东施效颦这个典故。西施的容貌是她的天赋，爹妈给的，别人没有，不过她可能和现在所有的美女们一样，喜吃零食，如瓜籽毛嗑什么的从不离口，有慢性胃炎，所以经常心口疼，疼起来就皱眉头，这是她最美的时候，叫颦，不是天赋，人人都可以学。但是长相丑的女人就不宜效颦，尽管眉头谁都会紧皱，关键是皱在谁的脸蛋上？满脸褶子的人更不宜效颦了，比如李瑞环总理，他皱起眉反而褶子会更多，能好看吗？所以不能盲目效仿，北京话中的“老赶”，就很形象的概括了那些盲目追求时髦的行为，包含了引车贩浆者流的“土气”，暴发户的附庸风雅和小市民故弄斯文的浅薄。“老赶”，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历史意义，很值得回味。

我经常翻看老照片，发现中国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妇女们特别流行齐耳短发和列宁服。这当然是延安的女干部们带来的，上行下效，女性群体是最具灵长类动物模仿特性的，比如北京取缔妓女那会儿，女干部们对妓女们政治教育，她们的装束打扮自然也就被妓女们争相效仿，因为妓女们都有个漂亮脸蛋和身段，结果飒爽英姿更好看了（其实她们就是披了麻袋片也不会难看），列宁服的双排扣小翻领加上短发，看上去比穿了几十年的旗袍更加风姿绰约（不是现在新式裁剪的旗袍），这就领导了一种新潮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男人们也纷纷效仿中共男干部，摈弃了长袍礼帽，留起了延安土八路式的锅盖分头，穿戴上士林蓝中山装解放帽，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共产党干部了。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中国人是以土为美，以洋为丑，是延安土八路的着装打扮在主导中国的社会风尚。



中国人讲究“须言志”，比如出家当了和尚尼姑，为表示六根清净，要受戒剃成光头，还有留发不留头剃发令和太平天国长毛等等，都是缘于须言志。清末民初时代交替时，男人的辫子成了大麻烦，剪下的辫子要留起来，防备一旦皇帝复辟了再接上去，它是识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那会儿，革命是一种时髦，女人剪短发就象征了革命，于是军阀鉴别女人是否革命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她是不是戴了假发髻，即假“疙瘩鬏”。后来“国统区”鉴别共军女间谍的方法也如是之，如何能使假“疙瘩鬏”不被扯下来，在当时是门技术也是艺术。那么短发和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不只是须言志，因为剪成短发，就省了梳洗时间，这个时间至少要超过四十分钟。比如刘胡兰小姐，她要发动妇女干革命，就无暇梳洗打扮。再就是女兵们上战场和军旅需要，那边吹了集合号，这边还在梳头编辫子能成吗？而且长时间不梳洗也不卫生，一是虱子们里里外外的爬，不美观，二是害得战友们得伤寒，三是会刺激男战友们想入非非。

当然，以上现象也是因人而异，比如那些脑筋不开化的“死落后封建”，围着锅台转的小脚女人，就不肯剪了短发穿上列宁服上街招摇，认为那不是正经女人。持这种观念的中国女人是绝大多数，又被绝大多数的男人认同，也就没法实行剃发令了。所以外表的革命化时髦与否，文化素质很重要，它本来就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展示，是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共产党了。人们想在革命大潮中保护自己，那就要不断的“老赶”，咸与维新。这和民国初期强迫剪辫子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同样是接受新思想，表面上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迫的。但是我们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就会发现在这两种事物的实质上，前者才是被迫，后者则不是，里表正好颠倒。因为前者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改和镇反运动，那边在大批的杀反革命，这边谁还不敢“革命”？我和五毛辩论时曾说过：啥叫人民群众拥护？就是把十个人杀掉一个，剩下的九个敢不拥护？反而要感谢不杀之恩。这在国外是有研究的，据说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毕竟土八路的东西太丑陋，在六十年代开始被人们摈弃，时髦也进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可以说，中国的六十年代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小复兴时期。还是从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开始，西风先从文化界刮起来，小说和电影首当其冲，“香风臭气”也吹向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股西风，其实不是从外边软进来的，是前民国时西方文化时髦的“死灰再燃”。与此同时，因“三面红旗”惨败而导致的大饥荒，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对社会不满，人民怀念民国，台湾那边也在嚷嚷反攻大陆。那么面临内外交困，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就急切需要以“反修防修”来维稳，于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提倡艰苦朴素，用无产阶级时髦去反资产阶级时髦，以丑为美，老百姓穿一身洗白的工装打几块破补丁，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居然是“劳动人民本色”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风尚？显然，是执政者利用意识形态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与五十年代时髦堪有一比的，是文革时的军装军帽，这场“革命化”比延安土八路作风来得更凶猛，做为革军革干子弟的老红卫兵，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爹妈的旧军装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标志，引起平民子弟纷纷效仿。不过，在实行粮票布票的六十年代，平民出身的青少年学生换身衣服并不容易，一般都是捡了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但是为了表现革命化，就要千方百计弄身假军装赶时髦，最起码要弄顶假军帽戴上来咸与维新。这有点象昆虫的保护色，不过昆虫们是自然选择，人是社会选择，也可以说是社会在选择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的一切时髦举动，基本都是一种政治压力所致，没人强迫你“老赶”，但你在行为上却必须“老赶”，这是一种群体胁从效应，通常的说法叫随大流，随波逐流。

毛时代的革命化时髦，如高举小红书背诵语录，戴像章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这些举动仅仅是外在表现而已，毛泽东不会满足这些表面文章，他更在意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不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是才最可怕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文革中毁坏毛像，喊错口号，背错语录的“现行反革命”层出不穷。但毛泽东有绝招，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上面说的杀一儆百，不断的按人口比例制造出“一小撮”，然后由“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对“一小撮”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革命化一定要“铭刻在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不然早晚会沦为“一小撮”。另外，实践也证明，洗脑教育使用军事化强制手段效果最佳，因为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久而久之就生成了条件反射，这叫思想改造。所以在中国，军队和监狱这两个地方，能培养出头脑最简单的忠诚奴才。

毛共时代的阶级斗争弦，是随着毛的衰老和文革结束而放松的。紧张过后就是相对的宽松，于是革命化的东西不再风光，这首先在农民身上得到了体现，农民是最讲实用主义的，那时北方农民最时髦的服装是黑条绒衣帽，因为这种布料不掉色，沾上泥土一拍就掉，厚实耐磨。这当然也有表率，就是三条驴腿闹革命那个王国藩和五七干部们带头穿起来的，和陈永贵的小褂比起来，这身装扮要时髦的多。当时还有一支顺口溜：乡下佬进城，一身黑趟绒，先进饭馆，后进联营（百货商店）。与农民的一身黑条绒相映成趣，城里人时髦穿劳动布工装，最时髦的是戴上一顶军帽，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象征自己是领导阶级，但事实上革委会的一把手可全都是军代表。鉴于这样的现实，军大衣也就成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标志，这东西对普通民众来说也很实用，既能当棉衣穿也能当被子盖，所以当时的劳动保护多是军大衣仿制品，做为平民也能以拥有一件真正的军大衣为荣，于是“老赶”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用阶段。

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紧接着就是中美建交，大概是江青看了些进口电影和画报，突然觉得自己很Out了，中国妇女的形象很土，就仿照唐代服装样式亲自设计，发明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娘娘服”，据说当时是以红头文件推广这一“新生事物”：穿与不穿，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不过这种模仿并没长久，只流行了半年就都成了积压品，因为一是不伦不类，不土不洋太难看。二是不实用，一寸打一个褶，费工又费料，哪来那么多布票？三是不方便，要撩起来才能蹲坐，不然褶就乱了套。但是我认为，这可能也和引领者的自身形象有关，假设江青具有环肥燕瘦那样的身段容貌，应该是不愁天下女人效仿的。据说赵飞燕瘦得能被大风刮起来，于是天下女人都以纤细瘦弱为美，一直流毒至今。杨贵妃则是胖得可爱，结果你看唐代的仕女画，哪个不肥硕？如果倒退回延安时期，那时正风情万种的江青穿上这“娘娘服”，也许还真的就能流传下来。尽管是国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无论如何也是没法与青春少妇相比的，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说好马才能配上好鞍，表率表率，先要有表才能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民众思想已经解放，开始有选择的接受意识形态了。



时髦，也是文明开放社会特有的现象。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标志了文革的结束，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民主气息，于是伤痕文学和西单民主墙云涌而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不过是在经济体制上赶了时髦，与时并进适应了国际大气候而已，政治体制上还是个Out老赶。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改革开放，那就不可避免的涌入西方文化，于是各种文化时髦就应运而生，邓丽君的歌，喇叭裤，迪士科，家庭舞会等等，尽管邓小平企图扼止西风东渐，发起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八三严打枪毙了一大批追求资产阶级时髦的青年男女，但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方文化的大潮已经不可阻挡。1983年至1985年，从大抓跳舞大反黄色歌曲到大兴跳舞大唱黄色歌曲，仅仅一年之隔，一切文革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风尚”，就全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2013-12-23 

在罗布泊搭个大摄影棚，什么东西都能“登月”

在罗布泊搭个大摄影棚，什么东西都“登月”，嫦娥能，张飞李逵都能。

怎么看，玉兔登月也象是摄影棚里拍出来的。根据常识，阳光是平行照射，灯光只能集中照射，所谓平射灯光都是局部的，再强的灯光照射也有区域范围，再说灯光的LX（强度或照度）根本就不能与阳光相比。地球上有大气层，大气对光线有折射和反射作用，所以阳光照射下产生的阴影中会有环境光，懂摄影的人都知道，为什么逆光拍摄景物的色彩会更丰富。但是灯光下的阴影就不会有环境光，因为LX不够，要给辅助光才能实现阳光下的阴影效果，通常在摄影棚中，要设置多个辅助光和反光板，然而辅助光和反光板只能起到局部作用。

玉兔的“月面”摄像，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最基本的光学知识，尽管月球没有大气层，阳光照射下的阴影应该是漆黑一片，如果是在月球上空拍摄，阴影绝对黑暗毋庸置疑，但月球车不是已经“着陆”了吗？那么它的光滑表面，既然能反射太阳光，应该也会反射环境光，再投射到阴影中，所以按理，这种高分辨率照片中的阴影部分，应该有月球车对环境光线的反射才对。如果没有，那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光线不是阳光，是灯光。呵呵



结合上图的示意，再看这幅“月面”的摄像，图中明亮部分就是灯光照射区域，而周围则呈现了灰暗，阳光下则不存在这种区域性明暗差别（因为月球上没有云）。再看看月球车“舷梯”的阴影，是不是怪怪的？虽然是倾斜物体的投影，但不象是阳光造成的，因为角度不对，这个角度符合灯光下的投影



有懂光学的网友根据以上质疑做了投影分析，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月面”的漫射光源是上方的大功率无影日光灯，而“玉兔”前进方向的右侧，则有高强光源制造阴影，模拟太阳光。因为是人造光源，就造成了玉兔后轮的阴影长度与车身阴影长度比例不一致。而玉兔的那条带状反光由于是高强度光源的反射，所以才特别明亮。

另外，还有月平线呈明显的弧形也很搞笑，至于吗？那嫦娥呆的这个月球也太小了点，是不是？理论上，月平线和地平线是一样的，都是弧线这没错。但人的肉眼只能观察到4000米以内（相机镜头也如是，除非在摩天大厦上能更远一点），无论远近，视角（视野范围）都是120度，视角之外就是盲区，怎么能看到弧形的地平线或海平面昵？虽然广角镜可以弥补这个不足，但近处的景物也会相应的失真，顾此必失彼，这样的图像要经过后期处理，纠正所有的偏差才能完美。

众所周知，月球直径为3400多公里，那么在120度视野范围内居然能看到7度的弧形月面，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想利用理论上成立（实际中却不存在）的理由来刻意制造弧形月面，显然是穿帮了，呵呵

最后编辑时间2013-12-18 

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唱红歌和跳忠字舞

所谓红歌，也叫革命歌曲，是宣传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红歌历史悠久，它起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从安源煤矿唱起，到江西到陕北苏区。那个年代，最有名的革命歌曲是国民革命歌（北伐军歌）和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都是老歌填新词，有些歌曲甚至照搬了北洋军阀的军歌，如北伐军歌就是法国儿歌改编的，劳工神圣歌和农会歌等，则是根据京戏曲牌改编。红歌为什么要用民歌或戏曲的曲调？因为人们熟悉它们。有部电影《黄土地》，就是描写一个八路军文化干部深入到农村去收集民歌，然后再改编创作红歌的故事。虽然大部分民歌的内容都很低俗下流，但是填了革命歌词，立即就华丽转身了，如众所周知的《东方红》。


共产党非常重视利用歌詠娱乐这种形式，使之成为政治宣传工具。1929年，刚上井冈山落草的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在红军俱乐部中开展音乐、演剧、打花鼓等文艺活动，鼓励收集民歌填入新词”。“革命老区”的红歌最多，因为那是共产党的老巢，还因为“革命老区”普遍贫困落后，人民生活艰辛，就要靠唱歌来消解苦闷忧愁，这是一种特殊地域的风土人情。同样原因，贫困地区的流浪艺人多，也起到了传播和交流作用。中共最初因缺少音乐工作者，大量采用民歌曲调改编成革命歌曲，反而歪打正着，因为民歌旋律美，朗朗上口是下里巴人，共鸣广流传快，能为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推波助澜。


概括而言，红歌的流行分为几个时期，其中流传下来的，我大略统计了一下：
一是二十年代共产革命初期的工运歌和农运歌，这一时期的红歌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歌》和《农友歌》为代表，大约有三十多首；二是三十年代的抗战时期，以《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为代表，大约也有三十多首，此外是由音乐工作者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等；三是内战时期，以《战斗进行曲》《咱们工人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等为代表，约五十余首；四是中共建政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为有大量的音乐工作者进行专业创作，这个时期的“革命歌曲”是开始脱离了民歌改编的形式，以《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等为代表，还有电影歌曲和军旅歌曲等，超过了五十首；五是文革，占较大比重的是颂歌，还有语录歌毛诗词歌等，以《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舞蹈史诗》系列歌曲等为代表，也超过了五十首。以上的红歌，号称《革命歌曲二百首》，于六、七十年代大量发行。

后来是改开时期，即“后三十年”，进入了红歌的黄金时代，文革中贬谪的文艺工作者被“解放”，可以放手创作了，很多在文革时属于禁忌的“靡靡之音”也进入了红歌的行列。这一时期的红歌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爱国主义色彩浓厚，如《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等等。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信仰危机，加上人们对文革的反感，赤裸裸的歌颂党和领袖已经不太灵光，所以红歌的政治内容重心也开始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斜，其中不乏煽情的统战歌曲。怎样才能把爱国主义之情煽起来，要看这歌曲的旋律美不美，所谓好听，是说歌的曲调，而不在于歌词，歌词是裹在旋律糖衣里的。这和爱国主义里边夹带着爱党的私货是异曲同工，先让你爱国，但这国是党领导的，政权是党的，所以你爱国不就等于是爱党了？

任何专制政权的统治，到了末期都要极力维护社会稳定。唱红，无疑有助于维稳，在维护政权上，中共从来就不惜投入，组织些群众活动能花几个钱？要比廉政建设便宜省事的多，而且忽悠老百姓也是它轻车熟路的老传统。因为唱歌的确能影响人的思想感情，比如听了迪士科舞曲，情绪就振奋，听了哀乐心情就会沉重。所以唱红，也是个洗脑过程，唱久了，其中的“革命思想”就会潜移默化的进入你脑子里，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就会因此转变。这比单调的政治说教要奏效，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如果是当时的红头文件或报纸社论，可能不会有多少人能记得，但是谱成了歌曲，就一直唱了几十年。

现在说说忠字舞，它是文革“三忠于”活动的主要内容，什么是“三忠于”呢，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它是最典型的文革，全称叫“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它完全模仿了基督教的崇拜仪式，把基督徒信仰上帝的宗教活动悉数照搬过来，象学习圣经那样“天天读”毛语录，象基督徒祈祷那样“早请示晚汇报”，衣食起居，吃喝拉撒，言必有毛语录，简而言之，就是把基督教崇拜中的上帝置换成了毛泽东。这里边还有奥妙，文革初期，纪念毛诞辰本来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很多红卫兵战斗队还以“11.26”命名，然而到了造神高峰时，就被偷改成了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个月之差，毛泽东居然笑纳了，韶山故居纪念馆也随之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改动，一直这么因袭下来到今天。在那个年代，除了基督徒，广大愚民百姓是不知道有什么圣诞节的，只知道宗教是“反动的精神鸦片”，基督徒几乎是反革命的同义词。但中共却学了封建皇帝愚弄百姓的方法，懂得把毛泽东生日修改为耶稣隆生的第二天来造神，可见我党为了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已经不择手段。



“三忠于”活动的始作俑者是林彪，是他开展了军队思想革命化运动，当然他也是在秉承上意，因为毛泽东主张“可以有一点崇拜”。毛嘴里的“有一点”那就是非同小可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当于蝴蝶效应。毛泽东因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而一怒与苏共翻脸，就是因为个人崇拜问题。因为毛泽东主张个人崇拜，他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就亲手加上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简报），反斯大林就等于砍倒了他的参照标杆。当时又是军队支左时期，要“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全民皆兵军事化，把所有的工厂农村街道居委会都搞成了大兵营，以军事命令的方式搞三忠于活动。军事化是很奏效的洗脑形式，在共产中国，有两个地方最能迅速的培养脑残，一个是监狱，一个就是军队。我还发现年纪越大的人，越不容易被洗脑，因为“老狐狸”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增强了，很难被打动，比如看《卖花姑娘》时，老头子们就不会掉眼泪，这不是缺乏同情心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有识别能力，知道《白毛女》之类的东西多是瞎编。

三忠于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忠字舞，像章热，红歌热，“红海洋”和“大颂扬”。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毛左呢？可以说，正是1968年这个“三忠于”活动催生了大量的脑残，这个活动，完全是以强制性的灌输来实现思想控制，它的背后是军代表指挥的群众专政队，实行红色恐怖，谁敢有异议或消极怠慢，立即会被专政，因为每个“革命群众”都互为便衣特务，你监视我，我监视你。这是从政治的层面看问题，另一个层面是文化上的，因为文革，中国人的人性都被扼杀了，除了少数民族，跳舞在汉族群体中是禁忌，因为它涉及“非法聚众”。特别是交谊舞，被视为不健康的东西。文革前流行的是青年人的集体舞，中老年人都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因为领导干部基本都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另外汉族人被千百年儒家教育搞得都缺乏人性，已经丧失了歌舞的天分和乐趣。



我在南方工作那会儿，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但每逢开科技会议会后联欢时，都有一个小丑式的人物，主动为大家跳《草原红卫兵》，还特地糊了个藏族帽子，随着音乐，双手作牵缰状，单腿蹦来蹦去的跳蒙古舞，很搞笑，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凡这类会议后如果没有《草原红卫兵》小丑舞，反而觉得少了点什么，就象人少了眉毛一样，看着别扭，又一时发现不了是什么原因，这可能就是洗脑效应。现在中国社会中流行的中老年健身舞，就是文革忠字舞的翻版，不过忠字舞的动作更丰富些，会根据红歌的各民族特色配合其舞蹈动作，所以不仅舞曲是个大杂烩联奏，跳起来也是一会儿是蒙古人骑马，一会儿是藏族人甩袖子，一会儿是维族人移脖子，不伦不类，滑稽可笑。但那时候的人，跳的很认真很虔诚。也应该承认，绝大部分人其实都在随波逐流。后来忠字舞干脆就取代了广播体操，通常也有一个领舞的。 

最早的语录歌，是苏州评弹艺人创作的毛诗词《蝶恋花》，后来是李劫夫为之谱曲，立即就在全国唱红。那个年代，爱情题材的抒情歌曲基本已经绝迹，因为爱情是资产阶级思想，但毛泽东是个例外，他的爱情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人民的爱情就是应该是阶级感情，如果换了平头百姓，和一个小孤孀勾搭吟诗互诉衷情，那就是搞破鞋了。李劫夫这人其实挺有才的，但共产党讲政治立场，一不小心就会“站错立场”。一开始他的“政治立场很正确”，什么《二小放牛郎》《美丽哈瓦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都烩灸人口。文革时更是风头出尽，不仅开创了为毛诗词谱曲的先河，也是毛语录歌的开山祖，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十首，其中八首由李劫夫谱曲。这个共产党的李龟年，由于创作语录歌而红得发紫，一发不可收拾之下，又急着为林副统帅写语录歌，结果把自己写进了“学习班”。为此进了“学习班”的，还有那些到处做“大颂扬”报告的演说家，这和联动西纠红卫兵被取缔被专政是一个原因，保卫红色江山是没错的，错在曲解了圣意，站错了队。

“大颂扬”是什么呢？它是由一个长了三寸不烂之舌的军队干部发起的，这个从首长那里听说过一点毛泽东身世的小马屁精，到处讲演，颂扬毛丰功伟绩毛思想毛路线神化领袖，和雷锋一样，又被大马屁精们发现了，于是被争相仿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演讲高潮，被称作“大颂扬”。演说家们，都是李燕杰和曲啸一类党政宣传部门的铁嘴写手，当年红得很。将毛泽东的家事隐私，加上“丰功伟绩”，一讲就是一整天，声泪俱下，有条件的地方还要插播一点音乐放一段幻灯，讲一会儿就领诵一段毛语录，不伦不类。马屁精们大约讲了有两三个月，不知啥原因突然停止了，接着就是收缴像章和大颂扬的书籍。这是因为毛泽东生气了：还我飞机！因为周恩来向他汇报，说造米格的铝都被造了像章，这等于做皮大氅的料子裁成了一大堆皮裤衩，即不实用又耽误事，有点心疼了，又听说自己的隐私被到处张扬，胡乱编织发挥，穿帮太多矛盾百出，反而引起更多猜测，这等于是让他光了屁股，于是龙颜大怒，因为他要的，是狗的服务，不是熊的服务。他需要愚民，但不能愚到他头上。 



当年这个忠字舞，其实也是给了人们一个人性复苏的机会，前头不是说过吗，汉族人是个思想麻木精神困乏的群体，不懂艺术不懂幽默，更缺乏罗曼蒂克，人生唯一的乐趣可能就是床上那点事。深层次探讨一下，这可能是儒家教育和老人政治的结果，孔老二就是个假正经，他能蹦蹦跳跳吗？这样会有失他的尊严。党的领导也是这样，毛泽东跳迪士科唱《十八姑娘一朵花》会成什么体统？但是人民需要这个，劳动中还要喊个号子嘛。长期的禁欲主义压抑了基本人性，一旦有了契机，就会启动这个基本人性的焕发。所以当时忠字舞能热起来，并不在于其政治内容，而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象现在中老年妇女跳健身舞一样，借跳舞和唱歌放松一下，宣泄一下，释放将近枯竭的荷尔蒙，是一种残缺的性表达。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一点问题，觉得这种庸俗化反而会败坏他的形象，所以在九大后发文禁止这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行为。（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语）

“三忠于”活动为什么在文革能流行，至今还有毛左们乐此不疲？还要追溯一下它的根源，毫无疑义，它是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产物，人类历史上，搞个人崇拜的都是专制极权主义者，它最早是来自皇权崇拜，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只崇拜神，皇帝为了加强统治，把自己神化了，所以崇拜皇帝那就是崇拜神，中国人始终也没离开这种人神一体式的崇拜，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上，就是将一个普通的人神化了。对个人崇拜这个事物，与中国人不同的是德国人和苏联人，他们崇拜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没有神化的成分，也就是说，这种崇拜其实不庸俗，是真正对人的崇拜，而不是神化人，所以当年的德国和苏联也就没有语录歌和忠字舞。庸俗的个人崇拜多来自愚昧族群，比如农民，大多没什么文化，容易被欺骗，这和小市民被传销老鼠会忽悠是一个效应。另外，还包括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学生，青少年的狂热很容易被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利用。我的另一个发现是，感性思维的女性也容易被煽情被感染，希特勒和薄熙来就拥有大量的女粉丝。

中国农民和小市民的愚昧，与民间宗教也有很大关系，比如佛、儒、道这三个宗教，本来都是各自独立的，但在中国愚民中，它们就是“三位一体”“三教同源”，很多庙宇也都是神佛共居。中国的宗教信众，绝大多数是为了祈求神佛保佑平安发财，既然所有的神佛都具有同样的法力，何妨一齐都信了？这就象买股票，多买多得，本大利大。那么中国愚民神化毛泽东，也相当于信仰神佛，是有利益驱动的。今天更是这样，各地都毛公山之类的神迹，越被神化，信众也越多。有人会奇怪，社会不是进步了嘛？没错，社会进步了，迷信也在进步，现在算命打卦也用电脑了是不是？迷信的进步，就是不断的有新神取代旧神，今天中国民间崇拜毛泽东就是这么个产物，这和中国历史上很多神仙的产生是一个路子，关云长，活着时没人拜他为神，死了，就成神仙了。造神的社会动力，当然也有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在内，其实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邓江胡习心里明镜似的，但在利用毛泽东的专制遗产上，大家的利益却是一致的。毛是中共的图腾，图腾怎么能够放倒呢？他们自己是不会崇拜毛泽东的，不过是忽悠老百姓崇拜，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巩固政权。

说时髦论“老赶”

说时髦论“老赶”

啥叫赶时髦？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模仿行为，比如看到别人的装扮很惹眼，就刻意学人家的样子。大家都学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个风气叫时尚，也叫时兴。我常劝家人女眷：如果自己有天赋条件，就不要总是模仿人家，要当表率，去领导新潮流，不然就是“老赶”。当然，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是女人天性，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特性和优势，总是学别人的样子，那不就成别人的镜像了？“老赶”，就是指那些本来是愚昧无知的井底之蛙，却因满足了虚荣心而自大的人。比如有人自称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其实他不过是中南海大院里扫厕所的清洁工。华侨的称谓很响亮，其实很多“老华侨”，都是在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能干上洗碗工就已经不错了。

“老赶”，现在时髦的说法是Out！它主要的表现是诈富，过去天津卫的市井小民摆阔，就是门框上挂块猪肉皮，出门时用它擦一擦嘴巴，油汪汪的，象是刚刚吃过肉，这就可以逢人海吹牛X了。但现在这个法子不再时髦，当今的时髦是戴名表（管它真的假的），还要穿件短袖褂子露出这名表，这样才能展示自己富有，因此中国还产生了很多“表哥”贪官。再说虚荣，它是与实荣对应的，比如人家英国女王的荣耀，那就是实荣，是几百年才生成的贵族气质，她就是戴一顶牛仔帽也是女王。虚荣就是假的荣耀，徒有其表，一个小百姓，即使戴上了女王王冠，那也是沐猴而冠，所以名表也要看戴在什么人的腕子上。

时髦这个词，在百科全书里，解释的有点过于复杂，其实它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社会运动。过去以为时髦可能是个外来语，查了典故，再次发现自己所知甚少，原来时髦一词在汉语中历史悠久。这个髦字，就说明一定是与毛发胡须有关。大概是古人以长发长须为美，比如美髯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指出：“鬒发如云，不屑髢也”，意思是说，长长黑发如云一样，根本用不着戴假发。可见古人已经很讲究美发了，而且已经发明了假发。中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把“时髦”一词两字分开看，所谓时，是指事物的目前状态，即“现在进行时”，它不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是说现今、当前。英语语法中有时态词，汉语没有，要凭说话时的语境，还要加上时间名词。

再看髦字，这是个会意字，由髟与毛二字合成，髟在古文中就是长发，而“髦，发中毫者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即毛发中最长的那些，是异乎寻常出众的意思。古人用它比喻英杰才俊之士，这也是有典故的，见《后汉书·顺帝纪赞》：“孝顺初立，时髦允集”；陆游《除制司参议官谢赵都大启》：“兹盖伏遇某官学窥圣域，望冠时髦”等等。那么这个词，扩展开就是：时下的知名者。凡有名望的，包括青史留名的和正在当红的所有人，都是时髦人士。赶时髦，就是向先进的人或事学习，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就是个时髦人士，他为啥时髦？一是靠他自己的表现，二是靠上级领导的发现，他不表现，就永远是颗螺丝钉，再永不生锈也没人发现。

但是赶时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与时髦比肩或超越它，因为如果不具备时髦人士的天赋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所以就有了东施效颦这个典故。西施的容貌是她的天赋，爹妈给的，别人没有，不过她可能和现在所有的美女们一样，喜吃零食，如瓜籽毛嗑什么的从不离口，有慢性胃炎，所以经常心口疼，疼起来就皱眉头，这是她最美的时候，叫颦，不是天赋，人人都可以学。但是长相丑的女人就不宜效颦，尽管眉头谁都会紧皱，关键是皱在谁的脸蛋上？满脸褶子的人更不宜效颦了，比如李瑞环总理，他皱起眉反而褶子会更多，能好看吗？所以不能盲目效仿，北京话中的“老赶”，就是指那些拼命追求时髦的行为，包含了引车贩浆者流的“土气”，暴发户的附庸风雅和小市民故弄斯文的浅薄。“老赶”，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历史意义，很值得回味。

我经常翻看老照片，发现中国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妇女们特别流行齐耳短发和列宁服。这当然是延安的女干部们带来的，上行下效，女性群体是最具灵长类动物模仿特性的，比如北京取缔妓女那会儿，女干部们对妓女们政治教育，她们的装束打扮自然也就被妓女们争相效仿，因为妓女们都有个漂亮脸蛋和身段，结果飒爽英姿更好看了（其实她们就是披了麻袋片也不会难看），列宁服的双排扣小翻领加上短发，看上去比穿了几十年的旗袍要精神的多（不是现在新式裁剪的旗袍），这就领导了一种新潮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男人们也纷纷效仿中共男干部，摈弃了长袍礼帽，留起了延安土八路式的锅盖分头，穿戴上士林蓝中山装解放帽，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共产党干部了。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中国人是以土为美，以洋为丑，是延安土八路的着装打扮在主导中国的社会风尚。

中国人讲究须言志，比如出家当了和尚尼姑，为表示六根清净，要受戒剃成光头，还有留发不留头剃发令和太平天国长毛等等，都是缘于须言志。再如清末民初时代交替时，男人的辫子成了大麻烦，剪下的辫子要留起来，防备一旦皇帝复辟了再接上去，它是识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那会儿，革命是一种时髦，女人剪短发就象征了革命，于是军阀鉴别女人是否革命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她是不是戴了假发髻，即假“疙瘩鬏”。后来“国统区”鉴别共军女间谍的方法也如是之，如何能使假“疙瘩鬏”不被扯下来，在当时是门技术也是艺术。那么短发和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不只是须言志，因为剪成短发，就省了梳洗时间，这个时间至少要超过四十分钟。比如刘胡兰小姐，她要发动妇女干革命，就无暇梳洗打扮。再就是女兵们上战场和军旅需要，那边吹了集合号，这边还在梳头编辫子能成吗？而且长时间不梳洗也不卫生，一是虱子们里里外外的爬，不美观，二是害得战友们得伤寒，三是会刺激男战友们想入非非。

当然，以上现象也是因人而异，比如那些脑筋不开化的“死落后封建”，围着锅台转的小脚女人，就不肯剪了短发穿上列宁服上街招摇，认为那不是正经女人。持这种观念的中国女人是绝大多数，又被绝大多数的男人认同，也就没法实行剃发令了。所以外表革命化时髦与否，文化素质很重要，它本来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展示，是表明自己拥护共产党了。人们想在革命大潮中保护自己，那就要不断的“老赶”，咸与维新。这和民国初期强迫剪辫子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同样是接受新思想，表面上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迫的。但是我们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就会发现在这两种事物的实质上，前者才是被迫，后者则不是，里表正好颠倒。因为前者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改和镇反运动，那边在大批的杀反革命，这边谁还不敢“革命”？我和五毛辩论时曾说过：啥叫人民群众拥护？就是把十个人杀掉一个，剩下的九个敢不拥护？这在国外是有研究的，据说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毕竟土八路的东西太丑陋，在六十年代开始被人们摈弃，时髦也进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可以说，中国的六十年代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小复兴时期。还是从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开始，西风先从文化界刮起来，小说和电影首当其冲，“香风臭气”也吹向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股西风，其实不是从外边软进来的，是前民国时西方文化时髦的“死灰再燃”。与此同时，因“三面红旗”惨败而导致的大饥荒，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对社会不满，人民怀念民国，台湾那边也在嚷嚷反攻大陆。那么面临内外交困，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就急切需要以“反修防修”来维稳，于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提倡艰苦朴素，用无产阶级时髦去反资产阶级时髦，以丑为美，老百姓穿一身洗白的工装打几块破补丁，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居然是“劳动人民本色”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风尚？显然，是执政者利用意识形态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与五十年代时髦堪有一比的，是文革时的军装军帽，这场“革命化”比延安土八路作风来得更凶猛，做为革军革干子弟的老红卫兵，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爹妈的旧军装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标志，引起平民子弟纷纷效仿。不过，在实行粮票布票的六十年代，平民出身的青少年学生换身衣服并不容易，一般都是捡了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但是为了表现革命化，就要千方百计弄身假军装赶时髦，最起码要弄顶假军帽戴上来咸与维新。这有点象昆虫的保护色，不过昆虫们是自然选择，人是社会选择，也可以说是社会在选择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的一切时髦举动，基本都是一种政治压力所致，没人强迫你“老赶”，但你在行为上却必须“老赶”，这是一种群体胁从效应，通常的说法叫随大流，随波逐流。

毛时代的革命化时髦，如高举小红书背诵语录，戴像章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这些举动仅仅是外在表现而已，毛泽东不会满足这些表面文章，他更在意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不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是才最可怕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文革中毁坏毛像，喊错口号，背错语录的“现行反革命”层出不穷。但毛泽东有绝招，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上面说的杀一儆百，不断的按人口比例制造出“一小撮”，然后由“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对“一小撮”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革命化一定要“铭刻在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不然早晚会有杀身之祸。另外，实践也证明，洗脑教育使用军事化强制手段效果最佳，因为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久而久之就生成了条件反射，这叫思想改造。所以在中国，军队和监狱这两个地方，能培养出头脑最简单的忠诚奴才。

毛共时代的阶级斗争弦，是随着毛的衰老和文革结束而放松的。紧张过后就是相对的宽松，于是革命化的东西不再风光，这首先在农民身上得到了体现，农民是最讲实用主义的，那时北方农民最时髦的服装是黑条绒衣帽，因为这种布料不掉色，沾上泥土一拍就掉，厚实耐磨。这当然也有表率，就是三条驴腿闹革命那个王国藩和五七干部们带头穿起来的，和陈永贵的小褂比起来，这身装扮要时髦的多。还有一支顺口溜：乡下佬进城，一身黑趟绒，先进饭馆，后进联营（百货商店）。与农民的一身黑条绒相映成趣，城里人时髦穿劳动布工装，最时髦的是戴上一顶军帽，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象征自己是领导阶级，但事实上革委会的一把手可全都是军代表。鉴于这样的现实，军大衣也就成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标志，这东西对普通民众来说也很实用，既能当棉衣穿也能当被子盖，所以当时的劳动保护多是军大衣仿制品，做为平民也能以拥有一件真正的军大衣为荣，于是“老赶”开始进入实用主义阶段。

后来，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紧接着就是中美建交，大概是江青觉得中国女人的形象太土了，或是受了伊梅尔达的影响，就仿照唐代服装样式亲自设计，发明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娘娘服”，据说是以红头文件推广这一“新生事物”：穿与不穿，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不过这种模仿并没长久，据说只流行了半年就成了积压品，因为一是不伦不类，不土不洋。二是不实用，一寸打一个褶，费工又费料，哪来那么多布票？三是不方便，要撩起来才能蹲坐，不然褶就乱了套。但是我认为，这也和引领者的自身形象有关，假设江青具有环肥燕瘦那样的身段容貌，应该是不愁天下女人效仿的。据说赵飞燕瘦得能被大风刮起来，于是天下女人都以纤细瘦弱为美，一直流毒至今。杨贵妃则是胖得可爱，结果你看唐代的仕女画，哪个不肥硕？如果倒退回延安时期，那时正风情万种的江青穿上这“娘娘服”，也许还真的就能流传下来。尽管是国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无论如何也是没法与青春少妇相比的，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说好马才能配上好鞍，表率表率，先要有表才能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民众思想已经解放，开始有选择的接受意识形态了。

时髦，当然也是文明开放社会特有的现象。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标志了文革的结束，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民主气息，于是伤痕文学和西单民主墙云涌而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不过是在经济体制上赶了时髦，与时并进适应了国际大气候而已。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改革开放，那就不可避免的涌入西方文化，于是各种时髦就应运而生，邓丽君的歌，喇叭裤，迪士科，家庭舞会等等，尽管邓小平企图扼止西风东渐，发起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重演了一场破四旧小文革，在八三严打中枪毙了一大批追求资产阶级时髦的青年男女“流氓犯”，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方文化的大潮已经不可阻挡，1983年至1985年，从大抓跳舞大反黄色歌曲到大兴跳舞大唱黄色歌曲，仅仅是一年之隔，一切文革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风尚”，全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最典型的西风东渐，是中国人喜欢上了过圣诞节，举行西式婚礼和大造洋古典式建筑，接受西方文化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一切都统统拿来“与国际接轨”。虽然还是有点中西合璧不伦不类，是土包子开花“老赶”，但中国的社会文明总归是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