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星期三

从三十万到三千

作者: 博讯螺杆     2012-02-27 16:28:30  [点击:319]

从三十万到三千

写此文之前,笔者先要肯定一点,即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而且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被占领区各地都曾发生过与“大扫荡”相应的不同规模的屠杀事件。不论是哪个民族,那个国家,哪个政权,哪个政党,它们在历史上犯下的族群灭绝等反人类罪,都应该严厉谴责,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我要说的是,除了谴责,还要认真的客观看待历史,不能因政治需要,由意识形态来掩盖和歪曲历史真相。

南京大屠杀,很多中外文献多有论述,但是具体死难的人数一直被日本右翼人士质疑,按中国政府目前的说法是三十万,而且是“早有定论”了,那么这个“定论”是怎么来的?是中日双方都认可的?还是国际社会认可的?纪念碑上的数字,有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比如一个人证实他目睹日军屠杀了一千人,或者亲自参与了收尸一千,这样,有三百个证人,也能证实三十万这个数字。但是,如果没有人证,只凭失踪人数来统计死亡人口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一个国军师长说他全军覆亡,也要有花名册来按人头统计,不能凭嘴巴一张,五六千官兵就人间蒸发了。今天的所谓“定论”,应该是指东京审判的判决书裁定,但当时的“定论”是二十万,并不是今天中国官方“定论”的三十万。

夸张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丈,所以很多历史记载的事件也多是夸张,比如项羽一夜之间坑杀二十万降卒,秦将白起一夜之间坑杀四十万降卒,在冷兵器时代,要怎么杀?怎么埋呢?即使象卡廷森林那样杀,象纳粹集中营那样杀,也没可能一夜之间连杀带埋二十万吧?因为是古代社会,中国的史学家们比如司马迁,相当于半个文学家,写史就是写小说,不怎么讲科学论证,可是除了太史之外,当时还没别的人干这个,他是蝎子粑粑毒一份,他说二十万那就是二十万,没人推翻他的结论,这样的历史也就算了,因为你就是再质疑,再不相信,也没法去考证,骨头都变成黄土了嘛,还考证个什么呢?今天咱就当它是真的吧。但是现代社会记载历史就不能再使用夸张数字了,因为有条件考证,再不认真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从学术角度讲,历史研究最忌讳的就是情绪化和政治化。

日本方面,反驳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权威资料很多,就不再赘述了。在这里,只谈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事件,即东北“日伪时期”发生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八十年代时,曾经有位学历史的南韩女研究生,专程在东北呆了二年多,她写了部论文《东北抗联史》,就包括了这一事件,但是很遗憾,现在查不到这本书了,连作者的名字我都忘了。在这本书里,比较客观的记载了平顶山事件的全过程,和今天《抚顺平顶山纪念馆》所陈述的出入太大。这个出入,主要也是人数问题和事实经过,据当时“关内”国民党媒体《大公报》等报导,是日本人集体屠杀了2000多口中国村民,而今天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则是400多户3000多口人,和南京大屠杀一样,在人数上都同步增加了半倍。

最早报道平顶山惨案的是19321115的《上海新闻报》,标题为《抚顺两千村民悉数被屠》。19321126的《大公报》又以《日军屠杀两千农民,开惨无人道之新纪录》为题报道了惨案。1932128《申报》刊登了《抚顺日军屠杀农民、外部提出严重抗议》一文,当时的国际媒体也都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假定当时国民党报刊的报导属实(因“白骨馆”陈列的都是报纸照片),那就先说说平顶山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两千多口人?

据老一辈人回忆,当时这地方,其实是个新建的非自然村,大部分人口是因日本人搞煤矿扩建,从一个叫“腰截子”的小村落强迁到此的,所以当时人们是还习惯于称呼它腰截子,与平顶山这个地名混用。在日常称呼习惯中,平顶山就是腰截子,腰截子就是平顶山。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以平顶山为中心,向南行,有一条通往本溪的路,向东行是老虎台矿,向西行是日本人的“大山坑”煤矿,以及日本移民的居民区叫杨柏堡,也叫日本街,很繁华,有警察所,还有洋行等商家。今天这地方,则是抚顺西露天矿的大坑。那时候的抚顺露天矿,只是三个分散的小矿坑,离这里最近的叫大山坑和东乡坑,所以腰截子村民也大部分都是矿工。这类煤矿周围的非自然村,都是关内移民为了挨近矿区打工方便陆续迁入,与原住户结合而生成的,历史不悠久,规模也不会大,人口最多也不过百十来户而已,按平均每家六口人算,也就六百多人。

现在先假定这个腰截子村是100多户,那么100多户的村子要有占地多大面积呢?如果按密度大的占地标准,考虑当时这里是城乡接壤地带,各家都有自己的院子,那么以每户占地50平方米计算,即7见方,这样的村子至少也要方圆0.5平方公里,也就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要走一里路,半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半个北京故宫那么大,这有可能吗? 那么400多户的村子又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将以上数据乘以4,这样的村子是不是也要有2平方公里?也就是两个北京故宫那么大?那就不是腰截子村了,应该是镇子了,这种规模的镇子在古代时叫千户,设置了行政机构那就是县城。如果历史上的抚顺曾经有这么大规模的工业人口镇,那日本人保留的档案中就会有相应记载,比如老千金寨(抚顺工业镇地名)的昔日繁荣,就有很多日本明信片为证。

由此可见,中国官方今天“爱国主义教育”所宣传的抚顺平顶山惨案,说日本人屠杀了400多户3000多口中国人,是个被极度夸张的数字。而且事实上,人们从已经挖掘的屠杀现场看,也没有那么密集的尸体。屠杀现场,今天已经是《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当地人叫它“白骨馆”,最早是文革后期(1971年)为了举办“阶级教育展览馆”而发掘的,历经了两次扩建。

如果有3000多具尸体,那么为了更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让事实说话,起码应该挖掘出几百具成形的尸骸才对,因为死人是不会飞的,年代又不久远,一直都在那儿埋着吧?据人民网的资料说“展览大厅里,是长80,宽5的遗骨池,池内800多具殉难同胞的遗骨,纵横叠压惨不忍睹。”那么这个“万人坑”的面积就是80X5400平方米,如果平均每人占地按0.8平方米算,也只能容纳500人,现在就按“纵横叠压”估算成是800人,那其他2000多人呢?为什么不挖出来呢?现在人们看到的,仍然还是文革后期“阶级教育展览馆”陈列的那些,有好事者曾经反复查数,除了散乱的碎骨,成形的也只有不到200具,官方的宣传资料上却言之凿凿的说成800多具!可能会有人说,当年死者亲属会迁葬一些尸骨,这也不对,因为历史上记载说,屠杀之后,日本人立即就命二鬼子(朝鲜浪人)用炸药将平顶山削平了,埋葬了所有的尸体,从此以后那里就是禁区了,谁敢冒着“通匪”的杀头之险去挖掘收尸呢?

再看看事件的经过,在抚顺矿区做工的老百姓,大部分是闯关东的冀鲁豫三省农民,有帮会迷信等传统,崇尚武艺舞枪弄棒,加上被欺压,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时值满洲国刚刚建立,这一带的民间有“反满抗日”地下活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平顶山大屠杀的起因是“闹大刀队”,向抚顺的老辈人了解这一历史时,他们都不说是惨案或事件,而说它是“闹大刀队”。“大刀队”是什么组织呢?它是九一八事变后,辽东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和中共没半点关系。现在官方历史上叫它“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但这个说法,八十年代前的版本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七十年代前的版本,则是“杨靖宇同志领导下的抗联”。其实这些称谓都不对,“大刀队”本来是东北民间类宗教组织“红枪会”的分支,以义和团大师兄式的绿林好汉梁聚夫为首,活跃在本溪恒仁一带,扎红头巾,红腰带,涂红脸,辽东农民叫他们“红胡子”,也就是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大刀队和红枪队出征前也颇具义和团色彩,要祭坛扶乩,烧纸喝符水,然后一路高喊“刀枪不入”,直奔日本人的平民居住区洗劫抢掠,同时也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了。

“大刀队”是农历八月十五月夜之下,从抚顺南部山区杀过来的,官方历史上说有1200人,是专程来攻打抚顺的,但据老一辈人讲,主要是抢劫烧杀杨柏堡日本街,遭到了警察和日本炭矿武装“自卫团”的激烈抵抗,伤亡很大,据说天亮时路上到处是“腰间别着小烟袋”的大刀队尸体。说“攻打抚顺”是个瞎话,因为抚顺有日本驻军“守备队”,是有重武器的,反而是市内守备队的增援吓退了“大刀队”。“大刀队”的战果是“烧毁了日军的配给店,途中又袭击了日军杨柏堡采炭所,处死了采炭所所长渡边宽一,打死了自卫团长平岛善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放火烧毁了采炭所。”(见人民网)这里说的“烧毁了日军的配给店”应该是指位于腰截子村的日本商店(洋行),它并非什么“日军配给店”。这里一不是水陆码头,二不是军事要地,哪里需要什么军需兵站?因为腰截子村的村民大部分都跟随大刀队,参与了抢劫日本洋行和袭击杨柏堡,这才是他们被野蛮屠杀的唯一原因。

根据那个韩国研究生论文的描述(该论文是以日伪档案为依据的),基本与维基百科的记述相符(见维基百科相关条目)。日本人在屠杀前进行了“大扫荡”,凡搜出了“洋面”或其它洋货的村民一律抓捕,而腰截子村民则因“通匪”被统统抓捕,全部集中到腰截子村外的平顶山山脚下。所以,被屠杀的村民不只是腰截子村的,还有从附近如千金,栗子沟等村落抓捕来的“大刀匪”。扫荡是由汉奸配合“查户口”为名的,实际上就是大搜查。在搜捕中,有少数参与抢劫的村民嗅觉灵敏寻机逃掉了,而腰截子村那些没参与抢劫的老实村民则愚蠢的认为事不关己,反而都成了替死鬼。1958年抚顺公安大跃进时,战果展览中也有这一事件的详细描述,据说参与搜查的汉奸之一叫王天士,当然是早就枪毙了,但是在今天的官方报导中却没有了这样的记载,汉奸(翻译)中也没有叫王天士的,那么这个“王天士”,就很可能也是个大跃进时被抚顺公安放了卫星的屈死鬼。我们再往下看今天官方报导的解说词(纪念馆还播放了一段电影):

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和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率领大批日本兵进袭平顶山实施报复。日军首先控制了东、西两个大山头,包围了全镇,然后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百姓和矿工逼赶到平顶山南面的洼地里。它的北面是铁丝障;西面为陡壁断崖;东面放着六个被红布蒙着的东西,大约午后1点多钟,突然,红布被揭开,露出了六挺机枪。一声令下,机枪疯狂地向人群扫射,顿时,鲜血四溅,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活着的人们拼命地往外冲,只有南面一个缺口,早有日军设防,冲出去的人幸存者甚少。一位妇女当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她身上带着刺刀坐了起来,双手攥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头被割落在地。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还紧紧盯住刽子手。平顶山 3000多骨肉同胞倒在血泊里。同时,日本兵把平顶山居民的房子全部泼上汽油点着,整个平顶山被火吞没。••••••(以下艺术描写从略)”

这段描写,八十年代前的版本,一直是“三挺蒙着黑布的重机枪吐着火舌,日军挑出孕妇肚子里的胎儿,狂叫这是小小的大刀匪”等等字样,现在又改为六挺蒙着红布的机枪。其它描写,那就更是艺术加工了,谁能看到那个“带着刺刀坐了起来”的妇女?是抚顺监狱的日本战犯?还是汉奸“王天士”的供词?还是幸存者六岁小女孩方素荣的亲眼目睹?恐怕都不是,只能是小说家言。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这段解说词:

“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日军雇佣朝鲜浪人到平顶山,用钩子将尸首垒到山崖下,浇上汽油焚烧,之后用炸药将山崖炸崩,以掩埋罪证灭迹;然后又在屠杀场四周拉上铁丝网,抓来劳工在此铺设铁道;接着,又以守备队的名义,命令抚顺县长夏宜在平顶山、粟家沟和千金堡的废墟上制作假房,拍成照片,以掩盖其屠杀罪证。同时,川上精一亲自到抚顺县署借款5万元贿买正在沈阳的国联调查团新闻记者,让他们保持缄默。事后,日军布告全县,不准收留平顶山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百姓,违者即是“通匪”,其全家将处死。此次屠杀,平顶山3000余名无辜百姓横遭杀戮,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儿童,4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二三十人死里逃生”。

在以上的解说词和以往的官方记载中,都没有公开提到“腰截子”这个村名,而是语焉不详的以平顶山取代了腰截子,事实上,除了腰截子村被“三光”,其它的村庄并没有被“三光”,也不存在造假房子的问题,日本人一直理直气壮的认为是依照满洲国法律进行了“剿匪”,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国际舆论。而且直到今天,日本方面也不接受死难者后人的理赔诉求。再则,既然当时“国联调查团新闻记者”被贿买了,那么日本战败后,怎么还不见披露记载呢?解说词中的“800多间民房被烧毁”就更荒唐了,不知道这800多间民房的数据是从何而来?这一事件,日本方面后来公布的资料是“抚顺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的亲戚田边敏雄在自传中,根据参加屠杀兵士的证言,推断人数在400-800人,理由是当时平顶山附近居民总数1400人,牺牲者应在600人左右”。国联(国际联盟安理会)档案馆的记载是:中国方面死者700,重伤6-70,轻伤130人。(维基百科)。

今天中国的官方资料,虽然忽而说“平顶山村”400户,忽而又说500户,都认准了总数是3000多口人。但是根据历史常识,平顶山一带包括自然村和非自然村的居民总数应为1400人,这个数据才是正确的,因为满洲国实行了户口制度,尽管没搞“暂住证”,但满洲国成立后就开始封关,限制关内移民了,人口并不是处于流动状态。而且“平顶山附近”的说法也比较客观,因为平顶山本身从来就不是一座村庄,它是一个以丘陵地貌形成的地区,包括了腰截子,栗子沟,千金堡等村落。所有这些村落的常住人口,在“日伪档案”中都应该有记载,只有公布了档案记载的户口人数才是可信的。当时的抚顺县全境人口才20多万,一个小小的非自然村又不是贸易集市,就占了3000人,这可信吗?

更令人深思的是,据发掘现场的老辈人说,当时发现很多尸体身上都有怀表或金戒指,还有长命锁等贵重饰物,但是今天为了政治宣传需要,只出示了其中的极少部分。按当时的经济水平,拥有这些贵重饰物相当于今天拥有摩托车和电视,这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满洲国治下的东北人民,并非都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钱仲书《围城》写的也是历史事实,江浙京沪地区在“汪伪”政权下也的确繁荣了,有些爱国人士非要说《围城》是汉奸文学,非要说上海南京的老百姓当了亡国都奴水深火热了,那么阿庆嫂既然能开茶馆,沙老太既然能养活十五个伤病员,又说明了什么呢?不承认这点,那就和姚文元一样了,一切都是政治第一,民族大义第一,老百姓也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何不食肉糜?这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拿着不是当理说。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反过来说就是:失败者应该受审判,受谴责。斯大林的“公理”逻辑,明显是丛林法则,那么丛林法则支配下的审判也就无从公正。南京失陷时,日本人的确是搞了屠城,主要暴行是杀俘虏和强奸妇女。但既然是审判,就应该重证据以理服人,而不是成王败寇以势压人,所以中国人的遇难人数也应该如实统计,不能盲目相信国民党宣传的二十万和共产党宣传的三十万。当时国民党守军是十五万,除去阵亡的突围的,应该还有十余万人,日军屠杀的主要是这部分国军士兵,所以应该是死难十万人左右合乎常理,不然无法解释南京为什么会在极短时间内重建和人口恢复常态,除非是从周边地区移民。另外,沪淞战役打响后,南京国府就迁都重庆并开始疏散人口,把它失陷前后的人口总数相对比是荒谬的,因为这样一比,被疏散的人口就充进屠杀数字之内了,但常识告诉人们:在战争中,城市战略疏散的人口应该不少于滞留的人口。

日本右翼反驳的理由也主要是数字,这和审判杀人犯一样,虽然杀一人偿命,杀十人也是偿命,但没有人会只杀了一人却肯承认杀了十人,除非他是疯子。制造和煽动族群仇恨和民族仇恨,一向是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手段,今天的中共一再拿日本的民间势力说事,就不怕人家也说它是干涉内政?专制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民主的“资本主义阵营”冷战了半个世纪,“狼来了”喊了多少年?再喊下去还有人相信吗?关于“狼来了”,那个创造了惊世名言“谎话重复千次就是真理”的纳粹真理部部长戈培尔,更直截了当的说:“老百姓都是愚民,你只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只要跟着领袖就可以避免被害,他们就会放弃理智,迷信领袖,干任何事情都会认为理由充分。”

在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中,假想敌人一直都在制造着,五十年代是美帝,六十年代是苏修加美帝,现在是日本和美国。只说有敌人是不够的,还要有仇恨才行,只要控制了话语权,中国人与任何民族的仇恨都能从历史上翻出来。日本政府并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是个民主社会,也不可能看了别国眼色就限制本国的朝野舆论,中共在六四屠杀上要求公众“实事求是”,否认“血流成河”杀了几千人,强调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和日本右翼人士是一样的逻辑,都想从转移概念入手否定重大历史事件。区别就在于,中国是政府在狡辩,日本是民间的右翼人士在狡辩。

为了政治需要,中共昨天的屁股今天可以是嘴巴,中日建交那会儿,铺天盖地的舆论导向是“一衣带水”,“中日不再战”,“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简直就是度蜜月,那时候的日本右翼势力可要比现在厉害的多。在七十年代之前的中学历史课本里,根本就见不到南京大屠杀这个话题,雨花台烈士陵园也见不到这个内容,甚至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也是轻描淡写,我最早在历史博物馆见到的数据是二十万(是国民党的数据),后来又变成了三十万。为什么八十年代后反而大肆渲染这个话题呢?三十年来,中共出版了大量的影视文学作品,大修纪念碑纪念馆,而且承认了国民党抗战的历史事实,大力宣传爱国主义,这是个政治需要,是转移社会矛盾为民族矛盾,祭出民族主义大旗,目的是凝聚人心以利它的政权巩固。

雷锋的“四季歌”

雷锋的“四季歌”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雷锋同志在深刻领会了主子的意图后,将“无产阶级专政”下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概括为以上四句话,前三句概括是做党的忠诚奴才,对“革命事业”要讲无私奉献,最后一句概括是做党的凶恶走狗,吠支山歌给党听,党让咬谁就咬谁。穆正新先生将雷锋这四句话形象的嘲讽为“四季歌”。

曾几何时,这支四季歌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座右铭,特别是在雷锋那个严冬一样的时代,阶级斗争这根弦崩紧了多少中国人的头脑?使他们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和同情心。毛共造绞肉机疯狂运转,有多少善良的好人被扫了落叶,多少无辜的人被残酷无情的陷害成阶级敌人,雷锋同志,可泉下有知吗?

有人会说,你也太偏激了吧?雷锋同志再虚伪,不过吃小亏占大便宜,顶多也是为了入党当官,他还不至于是坏人吧?比如,他陷害人了吗?

先别急,且听我分析:雷锋发迹的时代,正是中共内交外困最厉害时期,国内经济崩溃人民怨声载道,各地“反革命集团”案此起彼伏。国际上空前孤立,与苏联老大哥翻脸,“美蒋反攻大陆”屡屡进犯。中共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看家护院的奴才,同时积极备战扩充兵力收罗炮灰,不然身高1.5的小矮子只能钻人裤裆,怎么会当上大兵哥呢?

雷锋能当上兵,主要是因为他“苦大仇深”,阶级立场坚定。那时候当兵不用走后门,甚至体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觉悟,政治上要可靠。中共党卫军的标准是“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雷锋的入伍决心正好符合这“四个第一”。当时,不是还有一支歌《真是乐死人》吗?唱的就是雷锋这种死乞白脸坚决当兵的奴才精神。

雷锋时代的先进人物包括他自己,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军队,学校,企事业单位中的党团员干部和的积极分子。干部要晋升,积极分子要入党入团,就要“靠近组织”,“向党交心”,要表现出对党的无比忠诚。要表现自己的进步,就要反映他人的落后,别人越反动,自己才越革命。这份忠诚,主要是靠频繁的“思想汇报”完成的,也就是打小报告,揭发他人的反动言行和错误思想,连篇累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雷锋时代的“阶级敌人”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时刻都在梦想变天”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多的是“现行反革命”,即那些因言获罪的人。比如生产中发生的事故,通常是在第一时间判定为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进而落实到某个“阶级敌人”的头上 ,这类破坏活动和“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都有一定因果关系,一定模式,就象革命样板戏中钱守为钱广马小辫那样,都被公式化概念化了。

“反动言论”就是侦破“阶级敌人破坏案”的重要线索,谁来收集他人的“反动言论”呢?就是那些党团员和靠近组织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在历届政治运动中,这种迫害是无形的,杀人不见血的,一个小报告,一张八分钱邮票,就足可以置人于死地,而被迫害的人,甚至脑袋搬家了还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他。对这类人,鲁迅有个很精辟的评语:是以人血染红顶子的人。

今天中共的各级掌权者和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大部分就是这类人。

根据雷锋四季歌这种主导思想,他在工厂部队时的这类思想汇报自然也不会少,因他的思想汇报而影响政治前程,被搞的灰头土脸的人也不会少。他要进步,要入团入党,要做标兵模范,只靠做好事当好人是不够的,在雷锋时代,好人的标准是必须听党的话,不然做多少好事也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党要求雷锋做工具做奴才,做一颗专制战车上的螺丝钉,他就必须表现得比狗还凶恶,比螺丝钉还顽固才行。

雷锋当红那个时代,并不是个要求个人道德操守提升的时代。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需要人们去做圣徒,恰恰相反,是要求人们自相残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那是个人与人之间不能讲亲情感情,只有所谓阶级友爱,是个反人性的时代。所以雷锋的助人为乐,也并不是来自真正人性意义上的爱,而是一种政治进取的陪衬和副资本。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样的事实: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党员群众,从大节上看还都是好人,还是善良之辈,因为真善美本来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盗亦有道,况乎寻常百姓呢?而共产党正是利用了人类的这点共识,给奸恶的党徒们披上了好人的外衣,一点很普通的乐善之施,只要是共产党员做的,就大吹大擂,成了先进典范。普通群众做了好事,是“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而共产党员做了点好事,就成了“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现在就来看看雷锋是怎么陷害人的?

一、1960115 雷锋忆苦思甜报告:

厂里开展社教以后,一次工会副主席对我说:“工厂是集体的,你不要那么认真,要注意身体。”那天我睡不着觉想不通,他是工会主席为什么这样?又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谈:“小雷,工厂大鸣大放,叫大家提意见,你要放就放几条,过去旧社会什么东西都有卖的,有鱼肉,现在什么也买不到。”我想在旧社会吃鱼肉的是地主,穷人哪吃得起呢!心里对他有意见,但是不敢对他提意见,他是工会副主席。李书记说大鸣大放要站稳阶级立场,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我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我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工会副主席进行了分析,看到他不是我们的人,我就将情况向李书记反映了,李书记要我以后注意他的言行。有一次在厕所,他又对一个新工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听了很气愤,又马上报告了党委。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当过土匪。后来(他)被开除了党纪,进行劳动改造。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二、1962629雷锋日记:

今天下午,从我们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队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我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有多少军队?”另外还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想:他问这个,说这些干什么呢?……

我是人民的保卫者,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人,这种责任感促使我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里来?”
“河北。”
“干什么的?”
“磨剪刀的。”
“有什么证明?”
“没有。”
“你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
“五六十元钱,一个记帐本。”
“你把记帐本拿出来看看!”
“记了几笔账,没什么看头。”
“怎么,不让看吗?”
“好吧!你要看就看吧。”

我翻开记帐本,发现他把我们正在进行国防施工的地名和部队驻地地址及部队番号等都记了下来。

“你写这干啥?”
“这地方我刚来,记下地址以后再来就好找了。”
“你写部队的番号干什么?”
“想找一个熟人。”
“找谁?叫什么名字?”
“姓张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你不是说熟人吗?为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呢?”

他慌慌张张地答不上来了。我看这人的言行可疑,我把这件事立刻报告了首长。首长找他问话的时候,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神情很不正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首长派人把他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们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同志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纷纷议论:“……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紧握枪杆,擦亮眼睛,坚决、彻底、全部消灭……敌人。” ——629 雷锋

这两个“捉反革命”的故事,都是雷锋亲笔(日记)亲口(报告)叙述的,当年都在报刊电台上反复宣传。那个工会干部因他告密出卖而丢了党票,被下放劳动改造了,也就是沦为“黑五类分子”了,下场可想而知,受群众监督,比蹲监狱有过之不及,在人群中完全孤立,连话都不敢说了,和牲口一样。那是个什么年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嘛,老百姓都饿死了几千万,黑五类还能剩下几个呢?

另一个被他举报出卖的磨刀手艺人,走南闯北了一辈子,却遇上了雷锋这样的坏人,不过是与老乡揽生意,就被他栽赃污蔑成了反革命。中共的警察是干什么的,雷锋想立功受奖,警察们不也一样吗?抓到一个潜逃多年的朝廷钦犯,那是什么功劳?起码办案人员都要晋升一级吧?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刑讯逼供下,狗熊也要承认自己是兔子,什么样的冤案也能制造出来,磨刀匠的下场也是不得而知的。

好多中小学生以“少年英雄刘文学”为榜样,学习雷锋之后,整天想的就是阶级斗争,甚至公交车上也不为老年人让座了,理由是谁知道她是不是地主婆?整天想的,就是学习雷锋,捉几个反革命立功,谁也意识不到告密出卖他人是可耻的,而对那些被无端栽赃陷害的无辜者最终是什么悲惨结果,想都不想。

我想,雷锋之所以被一根晒衣服的木桩砸破了脑壳,应该是报应,因为这种的巧合的概率太小了,简直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他指挥副驾驶倒转汽车,没想到汽车尾部刮上了晒衣铁丝,铁丝瞬间崩紧,将固定铁丝的橡木桩拔起,弹飞,落下,在空中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的,乒的一声,正好打在他的后脑壳上,立马就头崩骨裂。当时的宣传居然说他是“壮烈牺牲”,后来才改口为“因公殉职”。

2012年2月12日星期日

我看王立军兼论“二”

作者: 博讯螺杆   2012-02-11 19:43:21  [点击:161]

我看王立军兼论“二”

王立军这个人,据说没什么权贵背景,平民出身,他是凭个人奋斗,从知青干到民警,从民警干到派出所长,从派出所长干到公安局长这个位置的。但是中国的公安,少不了要与黑社会打交道,因为办案破案都需要线人,要玩无间道。特别是基层公安的刑警,还有监狱的管教,对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帮伙行会那一套是很熟悉的,这是他们的职业需要,不过,近墨者黑,那就免不了沾上匪气。中国老百姓常说“官就是匪”,这不只是与苛政有关,还包括警察的匪气。在官本位价值观下的专制社会,警察是官府欺压百姓的工具,“为人民服务”就是直接管老百姓,颐指气使耀武扬威,所以民愤也大,那么每逢改朝换代,老百姓首先要报复的就是旧政权的警察。六四那会儿,有些城市的警察上下班时都不敢穿警服了,这就很说明问题。在中国,不光是警察有匪气,下层老百姓也崇尚匪气,什么是黑道白道?黑道就是黑社会,白道就是官府。

东北人匪气比较大,因为东北这地方,自古就是胡狄蛮荒之地,后来闯关东的多是冀鲁豫省份的胆大农民,为了团结互助,他们也从家乡带来了诸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的江湖帮会组织,平时也习武练功做防身之术。所以,在东北这种适者生存的险恶环境中,匪气应该说是一种生存能力。匪气,说好听的,就是豪爽粗旷,心胸开阔,襟怀坦白,这种特性,是由长期社会磨炼而培养成的基因所决定的,但它只能表现在性格上,应该是外在的,不能成为内在的心术,“大大咧咧”也要适度,粗中有细,头脑清醒,这样才能更好的生存,否则就成了东北人嘴中常说的 “二虎”、“膘子”、“二楞子”、“二逼”,“二”是所有这些二X的简称。在人群中,“二”常常被公众推举为领袖,因为“二”们缺心眼,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多数中国人经过几千年专制社会的逆淘汰,基本形成了明哲保身的狡诈本性,“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但凡什么事情,没人肯带头,都想随大流,不管大事小事,人们最需要的就是“二”出头,去赴汤蹈火趟地雷,然后冠以他们英雄称号。

古今中外,不论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还是看家护院的家丁,其中都有敢于冲锋陷阵的“二”猛士,中国文革中的武斗队和群众专政队,基本上也都是由“二”组成,因为他们敢打敢杀。在武斗时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唯有牺牲多壮志”,在“清队”时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打杀“牛鬼蛇神”,还有土改中上台斗地主杀地主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哪个不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另外,军队中的作战英雄,工农群众中的劳动模范,也大多是“二”,如果都去堵了枪眼,都去舍身炸碉堡,最后是不是就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了?所以一个社会,离开“二”不行,“二”太多了也不行,大跃进就是“二”太多了,人人都是劳动模范,连物理学家钱学森都成了“二”,硬是用科学理论来证明亩产万斤,这样的社会就是全民疯狂了。全民“二”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饿死了三千万!

有人会说,那所有的文革红卫兵包括薄希来同志,不也都成“二”了?我认为也可以这么说,他不“二”,能将老子的肋条骨踢断三根?因为青少年人基本上还算是未成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要不怎么会把青少年犯罪另类看待呢?一切中外专制者都曾经利用了青少年狂热,特别是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红小鬼”的,他的农民运动,长征,土改,文革等一系列“革命”都离不开“红小鬼”,用红小鬼的生命鲜血为他们打天下。但是,“红小鬼”们成年后就开始分化了,有心眼的就不再是“二”了,缺心眼的仍然还是“二”。你看有些老红军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干部?就因为他们没文化,缺心眼,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那么今后治理国家,打现代化战争还能依靠“二”吗?不能!所以中共成立了军事学院,训练骄兵悍将们,让他们学会耍心眼玩权谋,不再是“二”。

但是,对于专制政权来说,“二”是永远需要的,都玩起心眼来谁还听话?所以专制者们最希望老百姓都是“二”,而老百姓也希望有“二”出头替大家争取利益,但是,当群众领袖并不是“二”,而是一个拒绝收买的真正英雄时,那就成了专制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要认真对待了。过去,通常是安上个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枪毙,现在通常是以“煽动颠覆国家”为罪名判重刑。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派领袖就都是“二”,最精明的蒯大富聂元梓们也不过是义和团大师兄式的悲剧人物,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装逼”。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真的以为这是一埸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大革命,自己从此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哪里料到最后还是没能扭转乾坤,“无产阶级印把子”没夺来,反而被卸磨杀驴了,到头来人家仍然还是要坐轿子的。他们可能至死也不会明白,古今中外政治野心家们的信念中,根本就没有理想二字,政治野心家们虽然高唱某个主义,但并非都是某个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来都是借用某种信仰,利用那些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只是老百姓,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少不了“二”,比如中国的公安队伍里就少不了打手,我有个当公安的亲属,年轻时绰号叫陆敢干,什么叫“敢干”?就是敢下黑手打人,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权观念,他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了,认为凡是犯到公安手里的都是坏人,打他们没商量,而且是往死里打,所以民愤极大,后来年纪大了,中国的公安也讲点政策纪律了,家里人也常常告诫他,他才收敛了,不再干刑警去干后勤,结束了打手生涯。不然终有一天,即使不遭天报,也会成为一头替罪羊。我身边就有很多这类遭天谴现世恶报的例子,啥叫现世恶报呢?就是他一生总是整人害人,最后不得好死,没有善终。有人总说你这观点是迷信,现实中恰恰是好人不长寿,但我说你别着急,这辈子不报下辈子报,上帝是最公正的。中外历史上,酷吏替罪羊大有人在,周兴来俊臣商秧,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江青罗瑞卿康生等等都是。

不幸的是,被一部分中国百姓所崇敬的打黑英雄王立军,恰恰就是个“二”替罪羊,电视剧《铁血警魂》的编剧周立军就是这样评价,说他“有点彪”,用赵本山的铁岭方言说就是“膘扯扯的”,“二逼朝天的”,“二虎叭叽的”。王立军是蒙古人,蒙古男人自小就会摔跤,到了普通汉人堆里,那就是会武术,受人敬畏。这类男人在中国社会一般是两条路:一条是涉黑直至成为黑道人物,一条是进入专政机器,成为白道人物,王立军参了军,被政治洗脑了,当然就入了白道,成了专政机器的打手。王立军“二”到什么程度呢?据周编剧说,在一次“扫黄大干”中,荷枪实弹的王捕头冲进一家发廊,一个恶虎扑食就把个手无寸铁的发廊小老板降服了,其实这种暴力手段完全没有必要,一是人家并没有“拒捕”,二是这家发廊根本就没有涉黄证据。但是王捕头的抓人理由,仅仅是因为那个小青年染了黄头发,他认为染黄头发的绝不是好东西。

象王立军这种执法犯法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对中国公安来说,简直就不算个什么,谁有半点异议敢于对抗,除了加上一条拒捕罪,还有妨碍公务罪或者包庇罪。可以说,王立军的公安局长,就是这么一路打上来的。因为中国公安在“严打”中的扫黄打非“大干”和“大搂”,从来都是以宁可错抓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为原则,鱼过千层网,网网还有鱼,抓了一千人,难道其中没有一个坏人?只要有一个,那就抓对了,就立功了,甚至为了立功,为了满足上级下达的指标,狗熊也要打成兔子,先是根据嫌疑臆测有罪推定,然后按罪名落实,大刑侍候,很多冤假错案就是这么造成的。王立军的口碑是打黑英雄,而实际上,中国至中共建政后,黑社会一直就没成气候,所以王立军在铁岭的打黑业绩,其实就是打击了几个流氓团伙而已。在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中,这样的“流氓团伙”有千千万万。

说重庆的以黑打黑也不确切,就象贵族的定义一样,黑社会也有它的定义模式,中国皇权结束后,从此没有贵族,到今天只有权贵,你说太子党是贵族,鬼都要笑死。中国今天也没有黑手党青洪帮那样的黑社会,真正的黑社会,与政府完全是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利用,甚至是是一种互生关系,一个正常的社会也离不开黑社会,它能起到稳定社会的和谐作用,比如吸毒和卖淫问题,民主社会的政府是无法妥善管理瘾君子和娼妓的,只能禁止贩毒,无法禁止吸毒,所以这个社会底层就由黑社会来控制了,政府睁只眼半只眼,出了人命再出面解决。中共的“新中国”号称彻底取缔了卖淫嫖娼,其实只是禁止了公开的娼业,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最后只好重新定义为“搞破鞋”。在今天的中国,什么叫黑社会呢?就是非官方的社会,比如私营企业,为了经营需要,它必然要有自己的行政管理系统,如果它不肯接受党的领导,那就是分庭抗礼,入了黑社会名单,和意大利香港等地的黑社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那些街头地赖码头恶霸,他们是不够黑社会级别的,充其不过是流氓团伙,即使受黑社会控制,也是边缘末梢。

黑道讲江湖义气,其实白道也讲这个,过去国民党军队里讲黄埔系,保定系,都是同学校友关系,在今天中国社会,白道江湖义气也是在党校团校这样的场所形成,毕业后在各级政府互相照应,互为马仔互为老大,比如铁岭的公安系统,那就是王立军的一统天下。但是白道的江湖义气远远不及黑道,黑道讲盟誓,剁手指头喝血什么的,他们是真的信神,所以很少有出卖和背叛行为,我看过一段墨西哥黑道用电锯处死敌手叔侄俩的视频,惊魂动魄,那爷俩才真叫视死如归。白道讲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二三十年代的真正共产党人,为了信仰可能会视死如归,但在今天,我绝对不相信共产党人还有视死如归的,因为时代变了,现在的人没过去那么傻,过去大家都争当“二”饿得肚皮贴脊梁骨,只有老毛大快朵颐红烧肉偷偷的乐。现在就没这节目了,信仰都是假的,你当老大的在那边发大财,老婆孩子都送到外国去洗钱享福,我当马仔的这边就应该视死如归吗?所以你“飞鸟尽兮良弓藏”,我就要“曝大嚄兮日你娘”!

中国公安“二”们的最后下场,一般都是被兔死狗烹,比替罪羊还不如。在中国专政机器里,上级拿下级替罪的逻辑就是:我限期你破案没让你乱抓人,我限期你审案没让你逼供,我让你审讯没让你刑讯,我让你刑讯没让你把人打死,你个二,怎么破坏纪律呢?请君入瓮吧你!

王立军的悲剧,还不仅是他“二”的原因,更主要是他没有进入体制内,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只不过是块口香糖,被嚼的没味了就“叭叽”一声吐出嘴,不知道沾到谁的鞋底上。现今中国社会所谓的体制内,就是外界通常说的五百个特权家族,主要是以太子党为主,团派只是刚刚进入它的外围,我在旧文《评中共的贵族地位与特权》中指出,中共权贵阶级是有强烈排异性的,想进入这个圈子,除了政治联姻别无它途,如果王立军是某个老军头家族的乘龙快婿,那就与薄平起平坐了,谅谁也不敢轻意动他,还用得着跑去美领事馆吗?王立军的狗头弟兄们也都没有进入体制内,他们就是当上了公安局长警监,也还是打手家丁,如果没进入体制内,那其实就和黑社会差不多,不过是多穿了一套警服肩章。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中国今天的打黑也是一种排异,“黄四郎”们再有钱有势,也是体制外的,当他的势力威胁到政权,要与当政者分一杯羹时, 那就是黑社会了,要打击,要取缔。

2012年2月4日星期六

国民性和素质论

国民性和素质论

“国民性”,主要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个推理,有很多人将它逆向了,表面上看似乎也有道理: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仿佛罪恶的根源是在于国民性,所以也就有了全民反思文革这个谬论。但是,照这个思路,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裕仁天皇的军国主义日本,还有斯大林的苏联,这些民族不也都有中国文革式的国民性吗?再往前追溯,犹太人迫害耶稣,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迫害,都存在国民性问题了,那么应该反思的国民性,就不止于中国人,全人类都应该反思了,每个人都有罪了,这不就是基督教义吗?所以泛泛的空谈反思,把一埸历史灾难归啻于国民性的说法并不可取。一代人做一代事,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一切历史事件都是时代潮流,国民性必须在这潮流中翻滚,逆流是很难存在的。

即使是全民应该反思,它的意义也仅在否定历史错误,引以为戒,避免重演。但是绝不能忽略追究那些对历史错误有重大责任的元凶,对历史做出正确的定论。在专制社会,群体是跟随领袖的,盲众没有灵魂,统治者们既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模式,甚至控制了人民的思想,那它们就应当承担起这种统治所引起的后果责任。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拿四人帮做替罪羊就是为毛泽东开脱,毛泽东应该为文革全部负责,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定论。中国某些学者对文革的考察分析很深入,但也不是没有硬伤,这个硬伤就是对毛泽东的认识。其实人们所美化的毛泽东所谓理想“史无先例的新体制”(五斗米道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巴黎公社等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太平天国时洪秀全就曾实践过,完全是君临天下救世主那一套,所以把毛泽东看成是理想主义者是错误的,正如历史不承认秦始皇是个理想主义者一样。

“国民性”有时候是一种假象。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独裁者都受了它的迷惑,这种假象其实是民众随波逐流的本性,在专制社会中,人民大众都有群体盲从的通病,因为人民被剥夺了知的权利,除了统治者宣传的那一套,其它什么也不知道,专制者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法律,老百姓既然要奉公守法,那就要接受法律化的意识形态,比如过去的“反革命罪”和现在的“颠覆国家罪”,都是以意识形态来判定的,那么谁还敢以身试法呢?所以就要在言行上拥护中共的意识形态。老奸巨猾的毛泽东曾经看透过这种假象,文革后的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指着下边的人群对斯诺说:我看那些欢呼万岁的人有三种,一种是真正拥护我的,一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但绝大部分是中间派。但这种自知之明只是毛的聪明一时,他对民众觉悟的估计从来就是糊涂一世。

齐奥塞斯库,死到临头也不理解为什么人民会反对他?临垮台前,他召开的本来是拥护他的万人大会,居然因为一个小记者的振臂一呼,转眼间就变成了反对他的大会。萨达姆,卡扎菲和齐氏一样,也都坚决相信自己是人民百分百的选票选上来的,全国人民都是拥护他们的,他们就是死了也想不通,人民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来了个一百八度大转弯的背叛?萨达姆怎么会想到,几天前还雄纠纠气昂昂在阅兵式上高呼效忠他的共和国卫队,居然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卡扎菲怎么会想到自己的帝王之尊被民众污辱的一文不值?连他最忠诚的女保镖们最后也绝情的控诉他奸淫?说到底,就是大独裁者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太自信,太相信自己的国民,被“国民性”的假象欺骗了。毛泽东敢于公开所谓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让人民批判”,就是一种愚蠢的自信,“批林批孔”的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国民性假象,也是制造出来的,所谓“先进性”,就是从毛共时的不敢怒不敢言“先进”到了胡共的敢怒而不准言,突出表现是钳制舆论大搞一言堂,比如现在的国内网络媒体,就是一片歌乐升平莺歌燕舞,到处都在唱后庭花,凡指向中央的批评,对现政权有危害的负面言论都被和谐了,而且比毛时代“先进”的是,与时并进的允许了一点小骂大帮忙的“异议”来标榜民主,允许了庸俗不堪的低级趣味。淫秽色情反而不是有害信息了,“扫黄打非”,就是以扫黄为理由打非,这个非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即“有害信息”。同时,除了重金收买招安海外知名网络媒体,还发动境内外五毛抢占那些尚未被收编的网站,混入编辑管理层,对“独运轮”暗中下绊子,争夺话语权,挤压“独运轮”言论空间,以言论自由之矛攻言论自由之盾,在海外民主论坛上,如果你限制五毛们大量灌水,他们就倒打一钯反污你搞一言堂。中共这种无赖逻辑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当所有的舆论媒体都充满了五毛的亲共爱国言论时,国民性的假象就制造成功了。

正是这种“国民性”的假象造成了素质论。不错,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的确是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多,秋瑾少,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弃医从文,意在唤醒民众。殊不知鲁老先生也是国民性假象的受骗者,秋瑾们再少,辛亥革命不也是成功了吗?从古轩亭口到武昌起义,是不是有个过程?唤醒民众当然是必要的,但使民众觉悟,更重要的因素不在于唤醒,而在于社会的黑暗,梁山好汉并没人唤醒,都是逼上梁山的,社会革命需要催生而不是拔苗助长。现在毛左们坚信中国会发生第二次文革,还在以六十年代的眼光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我看这样的可能是个零,毛左们忘记了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可能有相似之处,但相似号不是等号。比如今天胡主席贴了一张炮打温总理的“我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文革,那么我相信,响应他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脑子进了水。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可以拉人马上井冈山,现在还有井冈山吗?到处都是游客的垃圾粪便了是不是?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公园里,情侣们还能在草丛树林里“搞破鞋”,今天试试?没那个环境了嘛。

有人会说,中国不是正在富强吗?人民生活好起来了,还能被逼上梁山吗?我说这样讲的人思维很成问题,把贫富差距当成了社会的唯一黑暗,如果说有素质论的话,持这种思维的那就正是素质差的人。先不说今天的中国到底是谁富强了,即使是每个中国人都成了富强粉,也不过是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你拥有的自行车再新再漂亮,能与人家的小汽车相比吗?一切社会黑暗都源于社会不公,当社会不公现象很隐蔽时,社会矛盾就小,比如毛时代,中国民众身边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看上去就很清廉,因为他们没有贪腐的条件,农村社队干部刚刚产生这种倾向,毛泽东就搞了四清运动,毛泽东整肃小干部也决不手软,当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毛泽东又一石多鸟的适时发动了文革,即搞倒了政敌,又缓解了官民矛盾。但是毛泽东和中共高干们的帝王贵族生活谁看到了?谁又能知道呢?就算是知道,按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思想水平,也认为是天经地义,打天下坐天下嘛,今天夫人还敢唱《打天下坐天下》吗?首先她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了,怕观众耻笑喝倒采,仅从这点看,就说明中国人的觉悟已经飞跃性的提高了。

国民素质,只有先后之分,没有优劣之别。国民素质,一个是要随着时代发展而提高,一个是随着社会制度而改变,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国家民族,都经历了素质改变提高的过程,不然这个世界还会有文明吗?我曾在珠三角一个小乡镇工作过,这个镇子百分之八十都是外来“农民工”,但其市容的文明程度,在卫生,秩序,治安方面,决不落后于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这就是环境约束,人的群体行为有一种谐振性,受感染的心理因素很多,如果环境是文明的,大家都自动自觉的随大流循规蹈矩了,害群之马就孤立了。广东的文明不但是个传统,也是受了“香港狗”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外来民工接受了珠三角本土人和港商外商的文明,无形中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不在于公众所受教育程度,有些时候,一个乡下农妇反而比一个大学教授要文明的多。

孙志刚事件能在广东引起社会震动,就是环境因素起了作用,因为这类官府践踏人权的事件,在当时的内地简直就不算什么,几乎天天都有发生,也没人抗议和仗义执言。但广东和内地的社会环境不同,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就是中国最开放的地区,民众的觉悟(素质)也不同,所以“南方报系”才有市场。孔庆东身为大学教授,为什么会怒骂“三妈”南方报系呢?我看并不是他的素质恶劣,而是他落后了,今天的毛左和百年前义和团民的素质还是一样的,义和团民连使用火柴铅笔都视为汉奸洋奴,是真正的排外,今天的愤青一面使用着打火机电脑这些洋玩意,一面嘴里还要骂着汉奸洋奴,是虚伪的排外。也就是说,中国的毛左爱国愤青们,虽然在生活方式上没有落伍,但他们的思想却落后于先进文明整整一个世纪!

再说说“素质论”者所强调的国民教育问题,“素质论”者说中国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缺乏民主意识,既然国民缺乏民主意识,就没有搞民主的条件了。但是中共建政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再说这样的话,岂不是对伟光正的否定?教育还是有的,从小就戴上红领巾接受洗脑了,怎么能说受教育程度不够呢?但是专制下的洗脑教育,真的还不如不教育,没有这种教育,中国人还能保留一点人类的天性良知,比如正义感同情心等等,一经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脑子里就全是阶级斗争丛林法则,反而把这点天性抹杀了,归根结底,国民素质低下还是制度造成的。今天胡共搞的“先进性教育”,其实也是阶级斗争教育的翻版,在“八荣八耻”中,不过是将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换成了热爱祖国和人民,其余的就是朱子家训之类的劝世之言,本来就是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还用他来重复?

“素质论”不是什么新玩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观点,孔子早在三千年前就提出来了。中国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都是这个观点,都强调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制度,都说中国人是群体性自私愚昧,落后野蛮,不配享受民主,中国一搞民主就会军阀割据,就会连年战争,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只配专制来“管一管”,毫无根据的断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甚至发出了巫师式的预言:共产党一倒,中国就会天下大乱。但是众所周知,当年的共产党就是高调的民主派,而且大力鼓吹西式民主多党轮政。它本来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夺取政权的,在当年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毛泽东就一贯主张乱中夺权,以反专制为名打了三年内战,政权到手了却又鼓吹起专制了,害怕天下大乱了,而且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百年不变,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中共垮台后中国会不会乱?先说说前有车后有辙的苏共垮台,苏共的官僚体系和特权阶层比中共强大的多,肯定不甘心退位,但是八一九复辟政变只折腾了三天就失败了,其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垮台也都是一夜间的事情。中共现在走的正是前苏共的老路,那么社会转型的模式也必将是前苏联式的。所以,即使是改朝换代,中国也乱不起来,因为任何一个新政府都有它的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就是承前启后的过程,不仅新政府在积极运作,人民也有自发的治安团体,如果没有政客军阀们折腾,政权的更替就是政府换届而已。

政府换届只是首脑们换了,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公务员班子是没必要换的,比如,民国就留用了大量前清旧臣和衙门捕快,这是因为民国初建,加上文化教育落后,社会缺少行政管理人才,民国初期,在借鉴外国文明的同时,也承袭了大清的全套行政管理制度,比如司法系统就是照搬,只是县官换成了县长,百姓仍然称之为父母官县太爷,警察代替了衙役,枪毙代替了砍头。当然后来,也正是这类遗老才有机会报复革命党人,有机会有能力搞复辟;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就学聪明了,“解放”初期,也留用了一部分国民党和满洲国的军政人员,但很快就过河拆桥,利用镇反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肃清了这些“历史反革命”。

中共建国初期就承袭了国民党的全套行政管理制度,而且在统治手段上比大清更野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也命令日本人在受降前维持地方秩序,甚至接收后也留用了一部分“汉奸”。因为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是一种专业,并不是有了学问和善于玩弄权术就可以胜任的,土八路乡巴佬就更不懂了,所以共产党管理了半个多世纪,国家也没见长进。邓小平等中共右派还算懂一点治国,留过洋,见识过文明社会,照猫画虎摸石头过河才把中国山寨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中共右派(走资派)不翻天(毛泽东说他死了以后右派会翻天),那么中国今天还应该是北朝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