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的“四季歌”

雷锋的“四季歌”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

雷锋同志在深刻领会了主子的意图后，将“无产阶级专政”下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概括为以上四句话，前三句概括是做党的忠诚奴才，对“革命事业”要讲无私奉献，最后一句概括是做党的凶恶走狗，吠支山歌给党听，党让咬谁就咬谁。穆正新先生将雷锋这四句话形象的嘲讽为“四季歌”。

曾几何时，这支四季歌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座右铭，特别是在雷锋那个严冬一样的时代，阶级斗争这根弦崩紧了多少中国人的头脑？使他们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和同情心。毛共造绞肉机疯狂运转，有多少善良的好人被扫了落叶，多少无辜的人被残酷无情的陷害成阶级敌人，雷锋同志，可泉下有知吗？

有人会说，你也太偏激了吧？雷锋同志再虚伪，不过吃小亏占大便宜，顶多也是为了入党当官，他还不至于是坏人吧？比如，他陷害人了吗？

先别急，且听我分析：雷锋发迹的时代，正是中共内交外困最厉害时期，国内经济崩溃人民怨声载道，各地“反革命集团”案此起彼伏。国际上空前孤立，与苏联老大哥翻脸，“美蒋反攻大陆”屡屡进犯。中共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看家护院的奴才，同时积极备战扩充兵力收罗炮灰，不然身高1.5米的小矮子只能钻人裤裆，怎么会当上大兵哥呢？

雷锋能当上兵，主要是因为他“苦大仇深”，阶级立场坚定。那时候当兵不用走后门，甚至体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产阶级觉悟，政治上要可靠。中共党卫军的标准是“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雷锋的入伍决心正好符合这“四个第一”。当时，不是还有一支歌《真是乐死人》吗？唱的就是雷锋这种死乞白脸坚决当兵的奴才精神。

雷锋时代的先进人物包括他自己，都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军队，学校，企事业单位中的党团员干部和的积极分子。干部要晋升，积极分子要入党入团，就要“靠近组织”，“向党交心”，要表现出对党的无比忠诚。要表现自己的进步，就要反映他人的落后，别人越反动，自己才越革命。这份忠诚，主要是靠频繁的“思想汇报”完成的，也就是打小报告，揭发他人的反动言行和错误思想，连篇累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雷锋时代的“阶级敌人”都是些什么人呢？除了“时刻都在梦想变天”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多的是“现行反革命”，即那些因言获罪的人。比如生产中发生的事故，通常是在第一时间判定为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进而落实到某个“阶级敌人”的头上 ，这类破坏活动和“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都有一定因果关系，一定模式，就象革命样板戏中钱守为钱广马小辫那样，都被公式化概念化了。

“反动言论”就是侦破“阶级敌人破坏案”的重要线索，谁来收集他人的“反动言论”呢？就是那些党团员和靠近组织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在历届政治运动中，这种迫害是无形的，杀人不见血的，一个小报告，一张八分钱邮票，就足可以置人于死地，而被迫害的人，甚至脑袋搬家了还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他。对这类人，鲁迅有个很精辟的评语：是以人血染红顶子的人。

今天中共的各级掌权者和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大部分就是这类人。

根据雷锋四季歌这种主导思想，他在工厂部队时的这类思想汇报自然也不会少，因他的思想汇报而影响政治前程，被搞的灰头土脸的人也不会少。他要进步，要入团入党，要做标兵模范，只靠做好事当好人是不够的，在雷锋时代，好人的标准是必须听党的话，不然做多少好事也是“资产阶级的伪善”。党要求雷锋做工具做奴才，做一颗专制战车上的螺丝钉，他就必须表现得比狗还凶恶，比螺丝钉还顽固才行。

雷锋当红那个时代，并不是个要求个人道德操守提升的时代。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需要人们去做圣徒，恰恰相反，是要求人们自相残杀，“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那是个人与人之间不能讲亲情感情，只有所谓阶级友爱，是个反人性的时代。所以雷锋的助人为乐，也并不是来自真正人性意义上的爱，而是一种政治进取的陪衬和副资本。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样的事实：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党员群众，从大节上看还都是好人，还是善良之辈，因为真善美本来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盗亦有道，况乎寻常百姓呢？而共产党正是利用了人类的这点共识，给奸恶的党徒们披上了好人的外衣，一点很普通的乐善之施，只要是共产党员做的，就大吹大擂，成了先进典范。普通群众做了好事，是“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而共产党员做了点好事，就成了“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现在就来看看雷锋是怎么陷害人的？

一、1960年11月5日 雷锋忆苦思甜报告：

厂里开展社教以后，一次工会副主席对我说：“工厂是集体的，你不要那么认真，要注意身体。”那天我睡不着觉想不通，他是工会主席为什么这样？又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谈：“小雷，工厂大鸣大放，叫大家提意见，你要放就放几条，过去旧社会什么东西都有卖的，有鱼肉，现在什么也买不到。”我想在旧社会吃鱼肉的是地主，穷人哪吃得起呢！心里对他有意见，但是不敢对他提意见，他是工会副主席。李书记说大鸣大放要站稳阶级立场，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我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我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工会副主席进行了分析，看到他不是我们的人，我就将情况向李书记反映了，李书记要我以后注意他的言行。有一次在厕所，他又对一个新工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听了很气愤，又马上报告了党委。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当过土匪。后来（他）被开除了党纪，进行劳动改造。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二、1962年6月29日雷锋日记：

今天下午，从我们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队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我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有多少军队？”另外还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想：他问这个，说这些干什么呢？……

我是人民的保卫者，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人，这种责任感促使我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里来？”

“河北。”

“干什么的？”

“磨剪刀的。”

“有什么证明？”

“没有。”

“你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

“五六十元钱，一个记帐本。”

“你把记帐本拿出来看看！”

“记了几笔账，没什么看头。”

“怎么，不让看吗？”

“好吧！你要看就看吧。”

我翻开记帐本，发现他把我们正在进行国防施工的地名和部队驻地地址及部队番号等都记了下来。

“你写这干啥？”

“这地方我刚来，记下地址以后再来就好找了。”

“你写部队的番号干什么？”

“想找一个熟人。”

“找谁？叫什么名字？”

“姓张的，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你不是说熟人吗？为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呢？”

他慌慌张张地答不上来了。我看这人的言行可疑，我把这件事立刻报告了首长。首长找他问话的时候，他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神情很不正常，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为了把这件事弄清楚，首长派人把他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们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同志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纷纷议论：“……我们……要时刻提高警惕，紧握枪杆，擦亮眼睛，坚决、彻底、全部消灭……敌人。” ——6月29日 雷锋

这两个“捉反革命”的故事，都是雷锋亲笔（日记）亲口（报告）叙述的，当年都在报刊电台上反复宣传。那个工会干部因他告密出卖而丢了党票，被下放劳动改造了，也就是沦为“黑五类分子”了，下场可想而知，受群众监督，比蹲监狱有过之不及，在人群中完全孤立，连话都不敢说了，和牲口一样。那是个什么年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嘛，老百姓都饿死了几千万，黑五类还能剩下几个呢？

另一个被他举报出卖的磨刀手艺人，走南闯北了一辈子，却遇上了雷锋这样的坏人，不过是与老乡揽生意，就被他栽赃污蔑成了反革命。中共的警察是干什么的，雷锋想立功受奖，警察们不也一样吗？抓到一个潜逃多年的朝廷钦犯，那是什么功劳？起码办案人员都要晋升一级吧？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刑讯逼供下，狗熊也要承认自己是兔子，什么样的冤案也能制造出来，磨刀匠的下场也是不得而知的。

好多中小学生以“少年英雄刘文学”为榜样，学习雷锋之后，整天想的就是阶级斗争，甚至公交车上也不为老年人让座了，理由是谁知道她是不是地主婆？整天想的，就是学习雷锋，捉几个反革命立功，谁也意识不到告密出卖他人是可耻的，而对那些被无端栽赃陷害的无辜者最终是什么悲惨结果，想都不想。

我想，雷锋之所以被一根晒衣服的木桩砸破了脑壳，应该是报应，因为这种的巧合的概率太小了，简直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他指挥副驾驶倒转汽车，没想到汽车尾部刮上了晒衣铁丝，铁丝瞬间崩紧，将固定铁丝的橡木桩拔起，弹飞，落下，在空中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偏不倚的，乒的一声，正好打在他的后脑壳上，立马就头崩骨裂。当时的宣传居然说他是“壮烈牺牲”，后来才改口为“因公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