菟城旧话（连载六）
1971年7月31日夜，菟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件大事至今也鲜为人知，什么大事呢？水库决口子了，淹死了六百多口人，有人会说，瞎扯！没听说过。且慢，容我一一道来：这个水库并不是人们熟悉的大伙房水库，而是菟城周边地区众多小水库之一，叫虎台水库，位置就在菟城市区东南的救兵乡。
文革后，是谁在辽宁主政呢？毛远新。辽宁的老辈人都知道“陈三两”，其实这个“陈三两”陈锡联是冤枉的，让辽宁人每月吃三两油，本来是毛远新的主张。为什么全国人民每月都供应四两油，辽宁偏偏要减了一两呢？因为辽宁要学大寨，要粮食自给自足，硬要一个工业省粮食自给，那就只能勒紧裤腰带，从老百姓嘴里往外抠食儿。毛远新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后，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是他“辽宁粮食不过关死不瞑目”。这话是虽然由陈三两嘴里说出，但此时陈锡联已经成了小毛的传声筒，他说的每句话，都在是重复小毛。
辽宁是怎么学大寨的？先是请了陈永贵来辽宁视察，农民总理头戴白毛巾，身穿黑布褂，视察了一番，用他的小铜烟袋锅指点着山山水水，说你辽宁的贫下中农也太懒哩太笨哩，放着腊搭搭的大片山包包，咋个不修梯田哩？介么多山沟沟，咋个不修几个水库库哩？介敢情不是浪费资源嘛？俺大寨腊搭，连茅草草都搂起当柴烧哩！一席话，说得农村干部们直拍脑门子，它妈拉巴子的对呀！咱咋就不向人家大寨学一学呢！
其实，这兴修水利的事儿，早在五八年公社化时，全国各地水库水电站的蓝图就已画好，那就是遇山就开荒，见河就修水库，有城市就建工厂大烟囱，老太太纳鞋底子见缝插针，和农民总理现在讲的一样，后来不刮共产风了，这宏伟计划也就搁置下来。农民总理原是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文革前全国树立学毛著样板：解放军树了雷锋，工业树了王铁人，商业树了李素文，农业则树了个陈永贵。工农商学兵，唯独没有“学”字，没有知识分子的样板，因为学毛著运动，本是一埸又庸俗又低级的个人崇拜闹剧，必须有邪教徒般的狂热虔诚才行，岂能指望知识分子学毛选学出样板来？就是有样板也是郭沫若那样的马屁精。陈永贵也是从基层党委一级一级保荐上去的，这就象导演培养名星，名星红了，导演也就紫了。你看那耍猴卖艺的，猴子表演的再精彩，受益的也是主人。陈永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事迹，就是他领导大寨人在八山一水一分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土地上创造了“连年丰收”。
其实名星和猴子，都需要投入巨大资本栽培训练才行，谁都知道这大寨是三分自给七分外援扶植起来的，且不问扶植一个丰收样板田需要多少优良种子和化肥农药，即令是自力更生，那庄稼是有水有空气有阳光就有苗不愁长，不旱不涝无虫无害就丰收，怎么能扯到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上去呢？这是说种地。还有打乒乓球的，硬是用毛泽东思想打出来一个乒乓球的辩证法，卖菜的硬是用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个卖大白菜的哲学，亏了当时还掌握着一点尺度，还没至于搞出放屁辩证法吐痰哲学来。不过没过多久，毛泽东思想已经如同大力丸包治百病，成了万应万灵的宝贝，马克思辩证法也成了揩屁股纸，谁都可以滥用了。
农民总理视察之后，辽宁就开始组织农村干部分批分期到大寨考察学习，一定要把大寨的经验学到手。果然，那些干部们学习归来，都干劲冲天，摩拳擦掌的捋胳膊挽袖子，纷纷提出“誓叫我县变昔阳”的口号，来了个学秃子不惜剃光头，上山砍树，放火烧荒，把原来的植被破坏殆尽，有点平缓的山头全都修成大寨式的梯田，再修大寨式的高架水渠，引水上山，就这么瞎折腾了一气，把黑土地硬是搞成了黄土地，远远看去，土黄土黄的，象个大寨的模样了，好了，大功告成。好端端的花果山，一定要弄成黄土高原的光秃秃样子，这算哪门子学大寨？不是劳民伤财嘛，别纳闷，党搞运动，就是这么回事。这表面文章，就象那毛式人民服，只有穿上它，才能说明你至少在外观上革命化了，至于学大寨的实质是什么，庄稼能不能长，能不能打粮食，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说劳民伤财？瞎扯！劳动力多的是，当时的贫下中农，不论男女老少都按民兵编制，譬如公社是民兵营，各生产大队就是民兵连，各小队则是民兵排，下田种地上山开荒时，全部荷枪实弹，一律军事化，排着队唱语录歌上下工，把毛像地头一摆，红旗一插，就低头干活，干部们还不断吆喝督促：妈拉巴子的，欢干！欢干！那些农民弟兄，还有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脸朝土地背朝天，一条垅沟足有半里地长，播种铲地，追肥打药，收割打埸，全部是人力操作，风吹日晒雨淋，三百六十天下来，一个壮劳力所得不过五百工分，收成好的地区，一个工分才三角钱人民币，连四美分都不到，一年才能挣下二十美元！吃人的工农业剪刀差，就差农民的脑袋没剪下来，这是什么样的剥削和掠夺？这还不够，已经是中国人中最低等级的农民，但凡识几个字读几天书的，在劳动中还要提心吊胆的担忧，没准哪一天会沦为黑五类，掉进那十八层地狱，因为隔三差五就开批判会，斗争牛鬼蛇神，还要不断揪出新的阶级敌人。
传说这个救兵生产大队，就有一位老寡妇，在地头歇晌跳忠字舞时，为了表现积极，把“毛主席就在我心上”大声豪气的唱成了“毛主席就在我身上”，这下子坏菜啦，老太太立马就被拉出来现埸批斗，这老太太，你让她齐步走都顺拐，别说唱歌了，不过是听差了音唱走了嘴而已，就算是伟大领袖真的在她身上，又有何妨？老太太从此被编进了牛鬼蛇神的队伍，一个老太太都能在转眼变成了阶级敌人，哪个还敢消极，哪个还敢对抗？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这个农民军事化的共运经验，还被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学了去，又干了更大更多的坏事。
菟城县的干部们去大寨学习取经归来后，当下就动员了救兵公社所有的青壮劳力，在东洲河上游一个叫虎台子的山口修起水库来。中国农村的土木工程原本就很简单，比如造房子，先将房基夯实，四脚各埋一块柱石，立了柱上了梁，再砌墙和房山，然后上盖搭炕，安上窗户门糊上窗户纸就完事大吉了。但是修水库要如此简单，那就成了儿戏，农村干部们就是把这大事当成了儿戏。更有那些大跃进时造就出来的土专家，二五眼工程师，发明了很多土办法土材料，什么三合土粉煤灰，电石灰干打垒，竹批子替钢筋，粘土掺水泥，菱苦土代混凝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水耗子憋坝式的材料和方法，都成了土法上马的“先进经验”，著书立说成了自力更生的伟大经典。
专业地讲，水库库区必须有雨量观察站才行，但是别说这个新建的水库没有，就连其它已经建成的小水库也基本没有，根据辽宁地区的气象规律，每年的七月末和八月初都是汛期高峰，虎台水库的建设者们显然是忽略了这个重要规律，而这个水库据说是向八一献厚礼的重点工程，要在建军节将大坝竣工。但日夜抢工的结果，还是没能达到设计高度（海拔118米），另外，因为大坝还没达到一定高度（低于海拔116米）就过早合龙，当时曾有技术人员建议，在大坝留个侧口泄洪以防不测，却被“工程指挥部”拒绝采纳了。那么提前拦洪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再说设计问题，这个水库是按10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设计的，但是在计算流域面积的时候却使用了十万分之一的旧军用地图，比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少算了6平方公里，6 平方公里有多大？就是12华里见方，比望花区面积还要大。坝址以上的东洲河长约13公里，河道平均比降千分之24.8，库容是根据流域面积设计的，算少了库容就意味着大坝存在隐患。那么，虎台水库的相对高度是21米（海拔121米），库容即465万立方米！打个比方，这465万立方的水冲垮一个村庄，就象一桶水冲个蚂蚁窝。
论库容规模，虎台水库在本县也算数一数二了。不过常言道：水火不留情。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水灾乃是最大的最多的，圣经上讲大洪水，就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所以各民族的历史都有关于上古时期大洪水的记载，也有大量关于人类治理洪水的记载，由此可见，水患无论是天降还是人为，本不足怪，怪的是政府却要将它瞒过，因为它不怕天怒，天塌大家死怕也没用，它怕的是人怨，人怨能令它垮台。
那年七月的暴雨连下三天，根据常规，降雨量达到每小时一百毫米，水库就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泄洪，然而没人关心这事，大意的以为水库蓄水是正常的，没有水还叫什么水库？都在张罗庆祝八一建军节的事儿。到了第四天头上，坏了！大坝上传来警报，说几个钟头的工夫水就涨到警戒线了，于是干部们召开了紧急会议，一面向市里向省里的部门领导请示，一面对水库会战指挥部下了死令，要全体革命贫下中农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一面又指示放水溢洪，不过这时候开闸放水已经来不及，那闸门已经变了形，提不动了，不光是闸门变了形，整个大坝都变了形，上至县委下至公社，干部们全都急得没了主意，把坝炸开？这时候炸坝，无疑是放水淹人，谁敢担这个责任呢？大家只好报了侥幸，盼望着暴雨停下来。
水库那边，早已纠集了人马防汛，加高坝顶，人们以为只要水不过坝，涯过半夜这雷雨停下了就没事儿。但事与愿违，到了后半夜，雨非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大坝开始动摇了，站在坝上都感觉到脚下在颤，后来坝顶开始裂缝，社员们争相逃命，于是民兵就逼着黑五类分子前往坝上堆沙袋，黑夜闪电中，“牛鬼蛇神”们赤裸着身体，连哭带嚎地扛着沙袋上前送死，眼瞅着刚垛上去的沙袋都冒出水来，大坝也开始晃动，这时民兵们才想起鸣枪报警，然而下游最近的虎台村也离此一里多路，枪声又被雷声淹没，村民们根本不可能听到，即使是听到了，来得及逃命吗？近处的来不及，远处的听不到，鸣枪有什么用？灾难警报，如果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发出，可不是黄瓜菜都凉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山崩地裂的轰然一声，那四百五十多万吨的洪水夹杂着乱石滚木，一下子就决开了这条对它来说简直象只拨火棍的大坝，以每秒钟十多公尺的速度，咆哮着浩浩荡荡倾泄而下，所到之处无论何物，无不席卷而去。往坝上堆沙袋的牛鬼蛇神，除了一个紧紧地搂着一根水泥柱的老地主，其他十多人全被大水冲走，暗夜中雷雨交加，那些吓得失魂落魄的民兵和社员们都往山上跑，然而被洪水冲倒的高压电线却要了不少人的命。
住在大坝附近的虎台村村民刚听到枪声，裤子还来不及穿就连人带房子全被冲走。几分钟后洪水就到了救兵乡，当村民们被震耳的轰鸣声惊醒时，大水已经破窗而入，房倒屋塌之下，全家老少均随着砖石瓦块顺流而去，有体力的会水的男人不肯随波逐流，就试图横向河边靠拢，于是他们有被乱石打破头的，有被电线缠身越缠越紧的，也有被碎玻璃和树枝开膛破肚的。那些在洪水中拼命挣扎的人们一片呼天呛地，哭爹叫娘，好不凄惨，但更惨的事情马上又有发生，在河床的九十度转弯处是一座陡峭的石山，叫砬子头，急流又将这些还有一线生机的人们重重地摔向砬子头，无一幸免，砬子头脚下从此变成了暗暗的血褐色。
市内有一家中学（十五中？），派了两个班的初三学生来支援修水库，这叫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孩子们还在睡梦中就全部被大水冲走，那些女孩子好可怜，内裤都被水流冲涮得只剩下一条橡皮筋。有两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因为偷了社员的鸡，被专政起来锁在生产队磨房里，看更的老支书只顾救牲畜，却忘了关在咫尺之处的知青，等听到呼救声为时已晚，但他打不开房门，钥匙在民兵队长那，磨房很结实，没被冲倒，结果老支书被冲走了，两个知青也活活地淹死在磨房里。老知书也壮烈，尸首腮帮子上齐刷刷一排大牙印，大概是死前被那只大骡子狠狠地咬了一口，事后菟城日报还有文章赞颂这位“英雄老支书”，说他舍己救人什么的，其实哪有那么回事？
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发生的，事后活着的老农都说，那埸面和动静太“森人”了，就象几百辆坦克一块儿开过似的，地动山摇间中还夹杂着鬼哭狼嚎。因为这附近就驻扎着一个坦克团，所以活着的老农就用坦克的声音形容洪水。知青中有一位绰号叫老二的大龄青年，和另一位女知青结了婚，在当时是受欢迎的事情，是真正的扎根落户，所以生产队用安家费给他们在砬子头对面山坡上，挨近道边盖了间小房子，没曾想这前后都是坟地的房宅风水虽差，却在这埸灭顶之灾中保住了夫妇一家三口性命，本来老二也是被派了去水库防汛的，但这天晚上公社安排他准备乐器和唱本，说是明天要排练庆祝建军节节目。
外边雷声不绝于耳，夫妻刚入梦境就被洪水声惊醒，还没从土炕上爬起来，就听得院子里传来哭喊，只见在乡青年孙某某，背着七十岁老奶奶，祖孙俩一丝不挂，象是从原始部落来的野人，闯进屋子里，放下老奶奶就坐地哀嚎起来，因为爹妈和两个妹妹都被大水冲走了。接着就陆续有幸存者不断涌进院子，大家都在黑暗中赤身裸体，冻得战战兢兢挤作一团。老二夫妇立刻搞起了共产主义，把所有的被褥衣服都奉献出来，没有更大的锅和更多粮食，就只好用那口熬猪食的大锅给大家熬棒子面粥。
总算涯到天亮雨停，只见整个救兵乡一片狼藉，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已经不见了一半，那条热闹大街变成了河套，大街两旁的房子，还有公社革委会，生产大队部只剩了间磨房，其余的就象被推土机平了一遍。断壁残垣中到处是赤条条的尸体，活着的人都在哭唤着亲人的名字，在死尸中寻找亲人。中午时分，毒烈的太阳开始暴晒，晒不到两天，满村就弥漫了尸臭。人的尸体和牲畜的尸体，惧目园睁呲牙咧嘴的，四肢都叉巴着，个个都胀得像是要爆裂的大轮胎。此时，此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中止，交通也被截断了，进来的全是军队的汽车，不过现在已经不需要子弟兵们抢险救人了，这水灾和地震不一样，用不着扒房子救人，险过了，人死了，房子也一扫而光。
水库那边，上头来调查的干部要照相，无奈，那搂着大坝残柱侥幸活命的老地主已经变成了傻子，无论人们怎样威胁恫吓，死活也不肯下来，最后是民兵用枪逼他，才松了手从几丈高的柱子上掉下来，当埸就摔个肝脑涂地。后来就是毛远新，陈锡联，武峰光等省市首长们戴着大口罩来视察，也都是召集活着的村民们开会训话，每次都忘不了要念上几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学一通老三篇唱一阵语录歌，然后照例是挨家挨户送上一套毛选。可怜那些还没有脱离恐惧还在哀痛之中的农民们，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政治洗脑，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们，窝棚里都摆满了毛选和语录。本地唯一的通讯工具，邮电局被水冲没了，公社的电话也都封闭了，当局严格地封锁了消息。但是却在下游发现不少死尸，于是传言不径而走，人们无法接近灾区，因为军队开进戒严了，不许人们出入。所以那两个班的学生家长们，只好望着灾区的方向恸哭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又暴晒了三天，无人辨认的尸体高度腐败，骨头与肉分了股，一提起来就烂柿子似的支离破裂，只好一一用黑色大塑料袋子装起来，收死尸的工作由也由幸存下来的黑五类分子们完成，死尸最后都编了号集体埋在后山沟里，包括那两个班的七十多个中学生。后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与实际差了一百多人（公布数字是512人），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实际死亡的人数是六百人左右，减少一百人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这一百多人是属于全家灭绝，无人追查，也就免报了。因为地方政府要向中央上报死难人数，人数的多少决定责任大小，地方官员们都是欺上瞒下惯了的，上头不知道最好，知道了，就轻描淡写说几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是作官的诀窍，至于救灾物资，从哪都能调来，农民们要求也不高，打发几床被褥几件军大衣，他们就知足了。
但实际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在外界来说至今是个迷，这个数字，现在恐怕除了本地的人而且是经过这埸灾难的村民之外，已经无人知晓。时隔数年多后，人们仍在以神秘的表情谈论这埸灾难，当局是严厉禁止传播有关消息的，谁走露风声，谁就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谁敢替那些冤死的农民说话？所以至今也没有人站出来揭露事件的全部真相。
虎台水库，既然是政府组织群众修建的，那就百分之百是政府行为，水库成了豆腐渣工程，淹死这么多人，尤其要追究政府责任，追究那些不按科学办事的官僚责任,难道那六百多口人的亲属子女和朋友，至今就没人向政府要求赔偿？至少也要讨个说法吗？如果确实是天灾，地震海啸什么的也就罢了，大家活该倒霉，可这不是明显的人祸吗？既是人祸，就要追究责任，哪怕是时过境迁，人命关天天理难容。然而在毛泽东时代，从来就没这节目。什么赔偿？什么说法？中国人口这么多，你小百姓能有口饭吃，能活着就不错了，政府修水利难道不是为了百姓吗？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来家？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你小百姓的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伟大领袖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且不说这救兵乡的六百口人，四年之后的一九七五年，治淮工程大小水库统统崩溃，造成驻马店大水灾使24万人死于非命，又有多少人听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