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报军报是造假大王
欧阳海和蔡永祥
众所周知，六十年代，在中共宣传史上是英雄辈出的时期，几乎平均每个月产生一位英雄，为什么频率这么高？就是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困难”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共需要激发每个人的虔诚无私、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是列宁的名言。用毛泽东的话说：典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了榜样，就能培养出更多的忠实奴才来保卫政权，所以就推出了众多的“英雄”和“事迹”。
欧阳海和蔡永祥的英雄事迹大同小异，都是为了“几百名旅客的生命安危奋不顾身英勇牺牲”的英雄人物，其实也都是制造出来的，据《欧阳海之歌》的小说作者金敬迈自己披露，欧阳海的事迹本来是一场事故：“驻衡阳的140师有个战士调皮捣蛋被火车压死了。我问怎么回事？说是他没好好行军，跑到火车站的轨道上去推一匹马，说是马受惊了，跑到轨道上去了。用得着你推吗？火车来了马自然就跑开了。结果火车一来，马还是跑了，人哪有马快啊，就给压死了”。
作者当初是写报导替这个“调皮捣蛋”的战士鸣不平，结果被上级发现这是个宣传教育的好题材，于是按上级意图反复修改，将很多模范事迹都堆积在一人身上添枝加叶的越写越多，最后写成了一部小说。据说这场事故还另有情节：欧阳海去推马屁股，被惊马一蹄子踹倒了没爬起来才被火车轧死。其实按常理分析，即使马匹驮的是炮架子，马儿没跑开，欧阳海也救不了火车，因为马能驮得动的东西，火车一撞早飞出去了，怎么可能导致出轨呢？当时还有一个荒唐的说法：马皮牛皮什么的能将火车滑脱轨道，人们还居然相信了。
蔡永祥，就更是凭空制造的英雄了，金敬迈写完《欧阳海之歌》，又接到了江青的新任务，要写《蔡永祥之歌》，不过这次他实在是再也没法瞎编，因为：“那个事迹是假的，一看就知道。我在他值勤的那座桥上站岗观察了一个月，那桥每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是个交通枢纽，夜里灯火通明。当时的材料说，蔡永祥是1点钟上的岗，夜班值1个小时，事情发生在1点15分，就是他上岗后的15分钟，一个‘阶级敌人’在铁轨上放了一根棍子，企图颠覆火车。但两条铁轨间的距离是1.435米 ，棍子却不够1.4米 长，搭上这头那头就短了，而且是根细木棍，怎么能颠覆火车？我说这棍不足以把火车颠覆，他们就换了条水泥的，但里面没有钢筋，火车一压就碎了······”。
蔡永祥的英雄事迹宣传了不久就偃旗息鼓，因为伴随“英雄事迹”的应该是一桩重大“反革命破坏案件”，但是作案的“阶级敌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连那根“大木头”也不知哪儿去了。现场只有蔡永祥一个人，他怎么知道即将开到的火车是红卫兵专列？他的判断（阶级敌人破坏），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一切都无从查究，所以不得不停止宣传不了了之，那么《蔡永祥之歌》也就流产了。
王杰和刘英俊
这两个“英雄人物”，是毛泽东一分为二“变正法”的应用典型，也早有人批得体无完肤。王杰是继雷锋之后，解放军大力传的又一“英雄事迹”。著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座右铭就出自王杰日记。从五十年代始，毛泽东想打世界大战搞了全民皆兵，民兵训练都是由当地武装部组织驻军协助。事实是王杰辅导民兵埋地雷（在训练中以炸药包模拟地雷），不慎引爆了炸药包被当场炸飞，还炸伤了十多个民兵，一开始，部队师党委在向上级报告中，已经把王杰的死正式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事故。
但是这件事被当时济南军区青年部的崔部长淘宝了，说：“以事故定乾坤这种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事故归事故，英雄归英雄。雷锋不也是死于事故吗？你回去后，可以搞个详细的材料给我，定了性的东西，只要是错误的，可以平反嘛！”
于是，新的调查报告又变成了：“……原来王杰使用的拉火管是过了期限的，拉火装置早已失控。当王杰把拉火管接上连结炸药包的导火索时，拉火管突然引爆。这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已来不及，在这危急关头，如果王杰想保全自己，完全可以向后仰身，以避开炸药包爆炸时形成的45度最大杀伤角，可根据验尸来看，王杰没有这样做，而是用自己的身躯扑向炸点，掩护了在场的民兵和人武干部……”
济南军区装甲部队的领导，为了逃避责任，干脆来了个反戏正唱，由军队的笔杆子硬是将王杰写成了活学活用毛著的模范标兵。接着又出现了更大的转机，这篇报导被林副统帅发现了，林彪看后授意：“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 所以，因“爆炸时形成的45度最大杀伤角”所炸伤炸残的十多个民兵和人武干部，在此后的宣传中，连提也没提。
林彪为什么要大力宣传王杰？除了鼓励全军学毛思想，更主要是鼓励王杰的炮灰精神，林彪在军事上当然比毛泽东内行，他很清楚中国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是个什么角色，如果没有人肉炸弹将一事无成。在全民皆兵大练武中，误伤和事故层出不穷，王杰的事故是因为他炸死了自己，这样的死典型怎么吹怎么有理，王杰所在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成为全军的榜样，借宣传王杰，也宣传了林彪倡导全军学毛著的伟大成果，包括林彪在内的活人，都借了死人的光。
接下来是刘英俊，他本来是个经常顶撞领导的“后进战士”，但是却做出了拦惊马救人而牺牲的英雄行为，这肯定不符合共造英雄的标准。为了合乎标准，将后进宣传成先进，使英雄高、大、全，《解放军报》的喉舌们又移花接木，将刘的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加以发挥拔高，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将刘英俊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色彩的突出典型。可以说，虽然刘英俊的舍身救人行为本身，不存在英雄造假的成份，但是党报军报完善英雄形象的宣传之举，则是百分百的画蛇添足和造假，反而将英雄的光环罩上了阴影。
吕祥璧、李文忠、门合
吕祥璧的英雄事迹是：1967年3月3日下午 ，吕祥璧为支援春耕生产，驾驶马车拉油桶。装车时，油桶撞击声惊了拉车的马。惊马沿着公路狂奔，马车失去了控制，4名学生望着狂奔而来的马车惊慌失措，呆立路心，惨祸即将发生。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吕祥璧临危不惧，猛拉缰绳，使马车翻倒在路旁沟里。4名学生安全脱险，吕祥璧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那年他才22岁。
吕祥璧和刘英俊的“英雄事迹”几乎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吕比刘的政治表现好，他在生前有“革命日记”曾写到：“人民需要我去死，我就会挺身而出”，“为人民牺牲就是我的光荣”。这才是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亮点，中共要的就是军人的这种炮灰精神，因此它打造的所有的英雄，都有类似的豪言壮语。
其实不论是刘英俊还是吕祥璧，在执行任务（赶马车）中的一切“英勇行为”都是军人的天职，对惊马翻车这种事故，采取措施紧急避险完全是车老板的责任，反之他们就应该承担事故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是一经过《解放军报》的妙笔生花，吕祥璧的责任事故就变成了“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毛主席好战士”，四个小学生也变成了“红卫兵”。
学习吕祥璧的高潮还没减退，江西那边又出了一个事故，据当时《解放军报》报导：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命令，进驻江西支左的6011部队，于1967年8月19日 ，派出一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小分队，和当地部分革命造反派一起，横渡赣江，护送蒋巷区革命造反派，由南昌市返回农村闹革命。……在组织本排战士和数十名女红卫兵以及部分革命造反派上船后，……就在离对岸不到半里的激流处，船身竟突然摇晃起来。……由于船头急速下沉，五六十名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战士，已掉进了激流之中。……经过四排同志和当地革命造反派的英勇奋战，五十多个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得救了。但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李文忠、李从全和陈佃奎三位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显然，“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是当年江西文革武斗的牺牲品，时值程世清受毛泽东之命赴抚州弹压“军事叛乱”，李文忠“护送”的就是参加抚州武斗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文史精华2008年第11期·程世清沉浮录》）因渡船超载至江心翻船，既然“人民子弟兵”都被淹死三个，那“革命群众”被淹死的也不会少，事实上，只有二十七个女“革命小将”被救。宣传李文忠，并不在于他救了多少个红卫兵，而在于毛泽东对程世清平息江西军事叛乱的肯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于1967年11月20日 授予四排和李文忠为“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支左爱民模范”光荣称号。
《解放军报》很快的又为李文忠掀起了一个宣传热潮，不仅一如既往地说他如何“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又在社论和报道中将他的事迹总结概括出文革中的流行口号：“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学习李文忠不到两个月，西北地区又出了一个“支左模范英雄”门合，在帮助民兵试射人工防雹土火箭中，因意外爆炸事故而牺牲。据说门合也象王杰一样，在土火箭就要爆炸时，迅速“扑向炸点，牺牲自己”，掩护了群众。这次军报对门合总结的口号是：“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
值得玩味的是，对英雄门合的宣传正值中央文革为青海造反派“八一八“平反之时，和前面的宣传李文忠英雄事迹有异曲同工之处。且看当时的报导：“一天，我路过巴仓农场，遇见了门合同志。他关切地问我：‘你参加了什么组织？’我说：‘参加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他听了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好，你参加的是革命组织！’门合同志的这番话，说得我心里热烘烘的，更加坚定了我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人民日报》1968年6月2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门合英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http://app.xj71.com/print.php?contentid=528158）而且巧合的是，李文忠救了二十七个女红卫兵，门合也救了二十七个革命群众。
据说门合是在搅拌“炸药”时发生了意外爆炸，根据常识，民用炸药硝胺在无雷管引爆的条件下是不会爆炸的，之所以爆炸，是因为违反操作规程引爆了推进火箭的火药，比如配合比不对（氯酸钾过量），搅拌工具和搅拌不正确等等，都可能引爆推进火药，这类事故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死人无数。但中共树立这个“支左爱民模范”，主要目的是为宣传“英勇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所以明明是责任事故，也要“一分为二”的变坏事为好事，把死人也当成政治工具。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则是当时的“左派理论家”们为吹捧毛泽东而创造的新提法，门合是个半文盲大老粗军人，根本没可能知道这一最新时代用语，但是却被笔杆子们写成了实践和体现这一时新理论的“光辉榜样”。
杀人犯英雄刘学保
杀人犯英雄刘学保
中共制造了无数个假英雄都很成功，不幸的是活的英雄没有一个不露馅不穿帮，刘学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解放军报社老记者，曾担任过《炎黄春秋》主编的卢弘在《“文革”中的“英雄”是怎样塑造出来的？》一文中说，“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的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二十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的”，卢弘所举的文革英雄如王杰、刘英俊、蔡永祥、吕祥璧、李文忠、门合无不是为政治宣传的需要制造的虚假典型，而这些虚假典型对于年轻人的蛊惑毒害十分严重，终于让刘学保这样的英雄崇拜者走上前台，以杀人和自残来实现心中的英雄梦。（http://url.cn/4Fry1w）
刘学保，兰州军区某部副班长。1967年底，刘发现“反革命分子李世白”要炸毁大桥，便“殊死搏斗”，用斧头将李砍死。随后，刘被树为“保卫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江山”先进典型轰动全国。然而事实真相却令人瞠目结舌：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本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林场老工人。1967年12月17日晚 ，蓄谋已久的刘看到李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踪李走近一座破旧废桥时，残忍地将李杀害。之后跑到桥下，引爆了自己带来的一个雷管，炸伤自己的左手，大喊“抓反革命！”部队领导立功心切，很快将“英雄事迹”上报，《解放军报》则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不仅连升三级成为营级干部，还当选为兰州军区党委委员，选为九大代表，受到毛林的亲切接见。而无辜的李世白一家，却变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老妻被迫改嫁一个疯老头，一个儿子喊冤被抓进监牢，其余孩子都改名换姓流落异乡。
虽然事后《解放军报》也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质疑，但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和惩处，直到文革后，这一冤假错案才被纠正。天理昭昭，1985年终于查明：刘学保为当英雄杀害无辜，自残欺骗社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公开为李世白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这些都登在1980年代出版的《法律与生活》等报刊上，始作俑者《解放军报》自己也不得不作了相应报道，不过并没有为此表示自责，更绝口不提刘学保犯罪与军报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据说，刘学保被减刑释放后，依然没有悔悟，还一口咬定自己是英雄。而煽动教唆刘学保这类“英雄”的军报笔杆子们，对于自己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却至今无人忏悔，他们还照常升迁高位，有的虽已离休也正在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