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刘分歧源于义和团

毛刘分歧源于义和团

(2012-01-31 07:32:43)[编辑][删除]

标签： 杂谈

毛刘分歧源于义和团

早年听过一个荒唐笑话，说毛泽东是朱红灯和文七妹的私生子，现在想来也不是没根据，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相貌与毛母相像，但与毛父和兄弟们却没有相似之处，这就给了人无限遐想，现在又有活佛说他是文殊转世了，毛左们可能又是欢喜又是烦恼，欢喜自不必说，毛泽东被神化正是他们的愿望，烦恼什么呢？因为达赖是“藏独分裂分子”，一个“国家敌人”居然说自己的死对头是菩萨转世，是不是有点太滑稽？但是宗教上的事情，自有它的道理。不过，我的道理就简单了：文殊二字里包含了朱红灯和文七妹。

现在就来说说这个荒唐笑话与中文的奥妙，文殊，殊者，死也。（《说文》汉令曰：蛮夷长有罪当殊之）。殊字的歹旁原为攴，即尸体分解后剩下的骨头，隶书演变为“歹”，本义是斩首，断其首身而死。好了，可以联想了：朱红灯流窜到湖南发展义和团，与红灯照积极分子文七妹搞上了，文氏珠胎暗结，怀上了毛润之，朱红灯回到山东就被公安逮捕砍了脑壳，应了殊字的攴字旁，那么，文殊=文攴朱，即文死朱（瘟死猪），按迷信说法，就是文七妹把朱红灯兙死了，某些女人命里就是与某些男人相克的，现在我也迷信一次：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宗教为了生存，不得不阿谀统治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见的事情。历代君王为了神化自己和愚民治国，也要依赖和利用宗教，这时，统治者与宗教是一种共生关系。比如大清时，西藏密宗各大教派就尊奉清朝的每位皇帝都是“文殊菩薩”转世化身，达赖八世则称乾隆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与“满洲”音近，又因有传说乾隆出生于承德狮子沟（文殊菩萨的坐骑是狮子），于是就有了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之说。

到了我党执政的五十年代，西藏叛乱后，达赖是跑掉了，没跑掉的怎么办？那就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与我党对抗的，是“反动僧侣”。一派是屈服的，为了更好的生存不被迫害，成了爱国和尚，编造毛泽东是活佛的神话，也不奇怪。至于达赖所说的毛泽东前世是文殊菩萨，我认为还不至于是阿谀之词，也许另有意义，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如果按密教的传统，现世的国家首脑都是文殊转世，那么达赖把毛泽东说成文殊转世也是佛理之中，既非褒之亦非贬之。

当然，我这种“谤佛”言论，针对的是被中国化的佛教，所谓中国化，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就是中文译经，中文译经，就是把外国话音译和意译，比如人们最常见的“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梵文Namas Amitabha的音译，“南无”意为皈依。“阿弥陀佛”，就是如来的全称。全句意思是皈依如来佛祖。还有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也都是古代印度语，翻译成中文汉字，也不是没有同音近音字，但是译成“俺妈你爸迷魂”就太不严肃了吧？所以，当年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回来后为翻译佛经专门造了很多汉字。其实文殊菩萨的梵文Mañjuśrī意译应为“妙吉祥”，全名“曼殊舍利”，原音Mañju译成中文，粤语发音就是曼（文）殊（珠）了，译文不用曼字，可能是因为不够中国化？偏偏用了“文”字！哈哈中文的绝妙，就是可以拆字测字，不然，那些算命先生们还有饭吃吗？

为什么会产生毛是义和团领袖私生子这样的荒唐笑话呢，根源就在于毛对义和团的大力肯定上，可以说，毛泽东与“少奇同志”的公开分歧，也是从对义和团的认识上开始的。大多数研究中共历史的人都认定毛刘分歧是始于六十年代初，即七千人大会，在接下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中矛盾加剧了。我认为其实不是这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对刘的成见早在六年前就产生了。因为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于毛，建国后在中共集团中的威望如日中天，令毛产生了妒意，本来想利用高岗反刘，结果高岗不是刘的对手，毛则顺势利用刘剪除了西北帮，再觅机对刘下手。时隔一年后的1954年，中南海电影院上演了《清宫秘史》，江青看过后就说这是部坏影片，毛立即支持她这种观点，指示中宣部组织批判，但被刘少奇制止了，说它是爱国主义的，不能批判，这明显是驳了毛的面子，二人间的龃龉由此明朗化。自此之后，毛喋喋不休的先后五次提到了《清宫秘史》的卖国主义问题。最后，终于亲手发动了文革，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神化义和团运动，把矛头公开指向了刘少奇这个“二毛子”。

中外历史学者笔下的义和团，几乎没有正面的评价，早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认为义和团与革命靠不上谱：“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梁启超：《革命驳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也就是说，义和团民昨天还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杀洋毛子，今天就变成了高举顺民旗向洋人摇尾乞怜的“汉奸”。而孙中山则指出义和团是“愚蒙之质”，认为义和团只是因“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甚至早年的毛泽东对义和团也曾是批判的态度，把义和团说成是“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他文史学家如蔡东藩等，则干脆直称庚子之乱或拳匪肇乱。

但是我党夺取政权后，全面实行马列主义教育，为研究义和团提供了新的视点，这个新视点的基础思想，就是一刀切的肯定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为自己的暴力革命赋予合法性正义化，所以我党的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充分肯定的。可以说，我党的发家史离不开农民起义，否定农民起义就是否定我党的暴力革命。也可以说，毛泽东的“痞子运动好得很”，与洪秀全朱红灯等发动农民起义的过程是异曲同工。俗话说当着矬人别说矮话，当着和尚别言秃。农民运动是毛泽东的老底，骂义和团是祸国殃民，那不就是含沙射影的骂毛泽东吗。

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红区派），刘少奇是搞工人运动的（白区派），我党得天下就是依靠了这两个革命，但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路子，刘的工人运动才算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贫下中农的先锋队。但是我党的革命成功，的确是靠了“星火燎原”的农民起义，是“毛泽东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那么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所有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封建皇帝们一样，利益集团革命成功后，就是内部的激烈倾轧撕咬。而且显然，刘在治理国家和经济建设方面也是胜毛一筹，刘苦心经营下的各级政府干部队伍，也大部是“白区派”人员，黄土地的喇喇蛄拱不动黑土地，毛泽东怎么能容忍刘少奇功高盖祖，“架空晁盖”来平分秋色呢？

另外，毛泽东还是个心胸狭窄的农民，瑕疵必报，凡是他认为在革命历史上对他不忠诚不合作的，包括那些反对他与江青的婚姻，主张江青不得干政的人，都在心中记了一本账，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最后是老账新账一道算，什么“路线斗争”什么“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为了争权夺势打击政敌而制造的“革命名义”而已。算这个账，就从《清宫秘史》开始，刘少奇认为光绪皇帝主张维新励精图治是爱国，义和团排外是愚昧的；毛则认为受外国列强支持的光绪是卖国的，义和团排外是民族英雄。刘进入了光绪角色，毛则进入了老佛爷角色，就这样明争暗斗了十年，毛打向刘的太极拳终于换成了文革大砍刀。

 

 

毛父与毛母（文七妹官名文素勤，那个年代照相是要花些银子的，普通农民也照不起相）

女子和性

女子和性

我这个标题，是在故意吸人眼球，现在网络上时兴这个。其实我说的是“好”和“性”，而且下文的内容，也是此性非彼性，这个性，与大家所关心的“性”是离题万里，这就是中文的微妙怪异，换了洋文，大概就不会产生这类错觉，比如英文Property和sex无论在词义上还是字母上，都没有任何联系，但是翻译成中文，立即就有联系了。就说“先进性教育”这个词，包括所有的中国大儒，谁若不联想到性，那才怪。但我还是要事先声明，本文绝对与性无关，让什么“性教育”先见鬼去。如果谁看到这里感到失望，那就不用往下看了。因为有位先哲曾说过：浪费他人时间无异于谋害他人生命。哦，这话可能是鲁迅说的。

俗话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人物说话，吐口唾沫就是钉，用成语讲就是金口玉牙，特别是皇帝，真龙天子嘛，总是没错的，所以皇帝处理政务一般都是批折子，不轻意开口表态，不然国事非乱套不可。皇帝们批折子如果写错了字，也不会涂涂抹抹，自有翰林们将他的错字录入康熙大字典，成为别体字。贵为天子是很讲尊严的，为了培养这份尊严，打小就入太学（现在是留学），由全国最有文化的老师教他，直到登基时，不说他学富五车，也是才高八斗，所以他才有本事殿试天下举子。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开国皇帝，不大讲究学问，因为他很可能没有多少学问，比如朱元璋，放牛的出身，即使他有点学问，也都是看戏听书学到的。但皇帝是真龙天子，口水都是香的，据说龙涎香这种鲸鱼的排泄物也和四大发明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说它是龙睡觉时流出的口水。

那么龙放不放屁呢？没听说过，但我想如果龙放屁，除了雷霆万钧，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味道也不会好。今年是中国历的龙年，说龙放屁这话是对中国文化的大不敬了，但别管什么龙，是恐龙，猪婆龙还是中国龙，只要有胃肠和肛门，肯定都要放屁的。好在今天是二十一世纪，没有皇帝了，说说龙也无妨，而且这话也有来头，因为按毛粉们的崇拜思维，毛泽东是神，是真龙天子，帝王之象。但毛泽东就爱放屁，而且有贴身女护士替他记数，正常情况下一天能放二十八个屁，刚好对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为毛的屁多，所以作诗也不离屁字：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他以为不须放屁就能天翻地覆，放个屁还不宇宙大爆炸？结果每天放二十八个屁，地球还是照样转。皇帝的话叫圣旨，毛泽东的话叫最高指示，在文革中，毛诗词也是最高指示，除了毛语录歌，还有毛诗词歌，所以“不须放屁”当然也就成了最高指示。

还有更离谱的最高指示，只有半句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半句话，也是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报头，其实这半句最高指示，本来是一段话的开头问句，原话是“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明明是对张姚二人的指示，不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所以就不能原话照搬，又过了一天，删去其中五十多个字，增加了一句，才变成了完整的最高指示正式发表：“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但是，全国人民对这段最高指示还是搞不清楚，一位老农就是这样学习的：“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他没搞清楚叫毛主席搞清楚，毛主席又叫我们搞清楚，列宁没搞清楚，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搞得清楚呢？”

这类半真半假的笑话，还有最新最高指示：“朝阳下雨了吗？”被广为流传。朝阳，是辽宁省的一个专区，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是辽宁最贫困的地区。全国农业学大寨，朝阳也喊出了“誓叫朝阳变昔阳”的雄壮口号，当时辽宁是太子毛远新坐大，中央自然要格外重视，与四人帮大本营上海遥相呼应，号称“辽海两地一线牵”。时逢九大开幕，伟大领袖接见各地区军代表，轮到朝阳军分区代表司令员王畿道时，陈锡联在旁特意美言了几句：“十年九旱人定胜天”云云，毛停下脚步听完介绍，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区区朝阳，不过一边远小镇而已，只是因为毛远新树样板搞政绩，要搞出个辽宁大寨，才获此厚爱。待到会议闭幕接见，又轮到了王司令员，伟大领袖又亲切地多问了一句：“朝阳下雨了吗？” 再无下文，继续握其它代表的手去了。王司令员不过一普通师级干部而已，能蒙伟大领袖亲自接见，已至百倍受宠若惊，今次又被伟大领袖多加关怀，还问了一句话，更是诚惶诚恐，兴奋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立即汇报上级首长，获得批示“此乃最新、最高指示，立即向全县人民传达、学习并隆重庆祝！” 当下正值午夜，红色电波及至朝阳，全县震动，全民动员，热烈庆祝最新最高指示发表，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广大工人阶级，广大贫下中农，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莫不欢呼雀跃，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秉灯燃炬彻夜游行，高举小红书，以极强之节奏遍遍高呼：最！高！指示！朝-阳-下-雨-了-吗！最！新！指示！朝-阳-下-雨-了-吗！

回到正题，那么“好和性”，到底怎么回事呢？众所周知，中共的接班人都是钦定的，但毛泽东并没有钦定邓小平，毛临终前钦定的是华国锋，邓小平其实是篡了华国锋的权。不过，他当上了老佛爷后，却钦定了江泽民，顺便也替江隔代钦定了胡锦涛。江在六四事件上是紧跟邓的，以政治考量，这一点就足够了，而且江还“多才多艺”，会吹拉弹唱，这样的中共领导人还真不多，胡有何德何能呢？据说也有点本事，就是在六四前果断地镇压了“藏独”，除了这个，再没什么出奇冒泡的政绩了。胡执政到了今天，人们从他身上才终于看出，中共的接班人其实无须什么学问，什么太学太师，留法留苏的，统统不须放屁，只须一点：平庸即可。因为中共的党内政治斗争原则是逆向淘汰，接班人只能领会上级的意图，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胡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虽然，胡为了掩饰自己的平庸，故意装作藏而不露，城府很深的样子，但是一听他说话，一看他的文章就露馅了。

先说这个“好”字，它是个形容词，是用来修饰名词的词，表示事物的特征，人或物的性质，状态及特征的程度，是个受副词修饰，不带宾语的词。例如：大 小 长 短 早 晚 多 少 好 坏 快 慢 甜 苦 远 近 直 斜······等等，根据语法特征以及所表示意义，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它的语法特征是：在句子中主要充当定语和谓语，受程度副词修饰。

“好”，就是个性质形容词，也是个单音节形容词，在大多情况下，可以受程度副词来修饰。例如：很好，太好，极好。另外，单音节形容词绝大多数都能重叠，也可用肯定或否定方式提问。例如：好好好，好不好？

胡哥讲话或指示的特点就离不开“好”字，而且这个“好”字，多是用来修饰动词的。当然形容词修饰动词（状态）是常见的，比如搞好，做好。搞是方言，是日常用语，做或作是官话。日常用语出现在官话行文中是党文化的一大特点，胡适先生曾说过毛泽东的白话文最好，其实就是在说老毛的日常用语与官话结合的好。尽管是这样，同一语义的用词也不宜重复，既然说了“搞好”，就不能再说“做好”，因为搞和做本来是一回事，特别是排比句，最忌重复罗列。胡的党八股文章就犯了这类毛病，随便举几个例子：

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央党校讲话》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把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好、发展好，把人民政协的优势进一步运用好、发挥好，……《首都各界庆祝政协成立60周年讲话》

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大会上的讲话》

九十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大会上的讲话》

大家看，这些“好”和“性”，是不是多余的废话？把这些“好”字和“性”字去掉，是不是更能清楚的表达原话的思想意义？因为这些“好”和“性”组成的排比句语病太明显了。不管什么事物，既然它实现了，目的达到了，那本身就是好了，还“实现好”什么呢？至于坚持好，完善好，巩固好，发展好，运用好，发挥好等等，更是狗屁不通的废话。既然是完善，巩固，那本身就已经好了，还好个什么呢？坚持和发展都是有时态的，是正在进行时的动词，坚持到底，坚持不懈，发展快速，发展前景，都有很多形态和结果，是一个好字就能概括的吗？“运用好，发挥好”更是官腔十足，“把人民政协的优势进一步运用好、发挥好”这句话，本来应该这么说：进一步运用和发挥人民政协的优势。

在现实生活中，“好”这个词，是对所有褒义形容词的一种简化和概括，什么什么好，只是一种口头语言，甚至是一种说话习惯。最常见的口头语言是语气词，比如有人说话习惯用“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啥那啥”，还有官腔“嗯”“嘛”等等哼哈之词，这些口头语言中的语气文字，和咳嗽喷嚏一样，在政论文体中没有半点用处，更不适宜用文字来表达，这和小说中描写人物特征，和古人的文言虚词是两回事。

人们平时说话中，谁也不会在意什么语法，语病也在所难免，除了列宁和希特勒等著名演说天才，还没发现有谁讲演时不用口头语言的。但语言生成文字后毕竟是严谨的，秘书或编辑们把胡哥的口头发言（照稿念也是口头发言）总结成文字发表，那就要斟酌一下，有些口语直接用文字表达合适不合适呢？通不通呢？胡哥不懂，这些废物也不懂吗？前头说过的毛泽东白话文好，主要是指当年的新华日报社论，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文胆”比蒋介石的“文胆”白话文水平高。那么今天，胡锦涛“文胆”们的水平，显然是较当年的中共文人差了一大节气。

再说“性”字滥用的语病，在中文里，“性”字前加上名词，就是给某一事物确定性质，汉语实行白话文后，掺入了大量的外来词语，就包括了性质这个词。胡哥讲话中滥用的“性”字，是汉语白话文引进外来词语之后产生的语法混乱，因为汉字是一字多义，可以由字来直接组成词汇，而外文是由字母来组成单词，再由单词来组成词汇，在英文中性（sex）是独立的单词，和其它字母不能组合成性质这个词，在英语中，“根本性”（Fundamental），“全局性”（Overall），“稳定性”（Stability），“长期性”（Long-term）等等，都与“性”这个词没有任何联系，也与性质（nature，character等等）没有任何联系。但在现代中文中，由于中国文化受官本位价值观的影响，诸如“好”和“性“这类语病，却是党文化的不断充实膨胀。

因为前头说过，毛泽东一天放几个屁都有人记载，他说的话就更弥足珍贵了，所以半句话都成了“最高指示”。在中国，国家首脑都是九五之尊金口玉牙，除非稿子本身是他放权秘书们拟就，如果是他亲拟的文章，秘书们有多大的胆子大删大改？显然，类似“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这些“性”，是胡的语言习惯，也是他的专利。胡的语系中喜欢用性来加强词义，所以才有了“先进性教育”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笑谈。这些好和性，正是胡语系的特征，没有这些好和性，那就不是胡的语言了。

还有一个因素，胡是团干部出身，众所周知，团干部都是很能写的，大多也是秘书出身，都是最擅长写空话党八股的笔杆子，他们要想在浩瀚的空话文章中标新立异，就要树立自己的风格，在长期写作应制文章的历练中，生成了一种类似万金油的标签和符号，不管什么社论报告，哪怕是陈麸子烂谷子的旧文，只要在固定模式的套话中抹上这点万金油，它就会焕然一新，一篇新的《X选》文章就问世了。胡哥文章的万金油标签符号就是“好”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