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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刘分歧源于义和团
早年听过一个荒唐笑话,说毛泽东是朱红灯和文七妹的私生子,现在想来也不是没根据,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相貌与毛母相像,但与毛父和兄弟们却没有相似之处,这就给了人无限遐想,现在又有活佛说他是文殊转世了,毛左们可能又是欢喜又是烦恼,欢喜自不必说,毛泽东被神化正是他们的愿望,烦恼什么呢?因为达赖是“藏独分裂分子”,一个“国家敌人”居然说自己的死对头是菩萨转世,是不是有点太滑稽?但是宗教上的事情,自有它的道理。不过,我的道理就简单了:文殊二字里包含了朱红灯和文七妹。
现在就来说说这个荒唐笑话与中文的奥妙,文殊,殊者,死也。(《说文》汉令曰:蛮夷长有罪当殊之)。殊字的歹旁原为攴,即尸体分解后剩下的骨头,隶书演变为“歹”,本义是斩首,断其首身而死。好了,可以联想了:朱红灯流窜到湖南发展义和团,与红灯照积极分子文七妹搞上了,文氏珠胎暗结,怀上了毛润之,朱红灯回到山东就被公安逮捕砍了脑壳,应了殊字的攴字旁,那么,文殊=文攴朱,即文死朱(瘟死猪),按迷信说法,就是文七妹把朱红灯兙死了,某些女人命里就是与某些男人相克的,现在我也迷信一次: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宗教为了生存,不得不阿谀统治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见的事情。历代君王为了神化自己和愚民治国,也要依赖和利用宗教,这时,统治者与宗教是一种共生关系。比如大清时,西藏密宗各大教派就尊奉清朝的每位皇帝都是“文殊菩薩”转世化身,达赖八世则称乾隆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与“满洲”音近,又因有传说乾隆出生于承德狮子沟(文殊菩萨的坐骑是狮子),于是就有了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转世之说。
到了我党执政的五十年代,西藏叛乱后,达赖是跑掉了,没跑掉的怎么办?那就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与我党对抗的,是“反动僧侣”。一派是屈服的,为了更好的生存不被迫害,成了爱国和尚,编造毛泽东是活佛的神话,也不奇怪。至于达赖所说的毛泽东前世是文殊菩萨,我认为还不至于是阿谀之词,也许另有意义,那是他的事情。但是,如果按密教的传统,现世的国家首脑都是文殊转世,那么达赖把毛泽东说成文殊转世也是佛理之中,既非褒之亦非贬之。
当然,我这种“谤佛”言论,针对的是被中国化的佛教,所谓中国化,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就是中文译经,中文译经,就是把外国话音译和意译,比如人们最常见的“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梵文Namas Amitabha的音译,“南无”意为皈依。“阿弥陀佛”,就是如来的全称。全句意思是皈依如来佛祖。还有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也都是古代印度语,翻译成中文汉字,也不是没有同音近音字,但是译成“俺妈你爸迷魂”就太不严肃了吧?所以,当年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回来后为翻译佛经专门造了很多汉字。其实文殊菩萨的梵文Mañjuśrī意译应为“妙吉祥”,全名“曼殊舍利”,原音Mañju译成中文,粤语发音就是曼(文)殊(珠)了,译文不用曼字,可能是因为不够中国化?偏偏用了“文”字!哈哈中文的绝妙,就是可以拆字测字,不然,那些算命先生们还有饭吃吗?
为什么会产生毛是义和团领袖私生子这样的荒唐笑话呢,根源就在于毛对义和团的大力肯定上,可以说,毛泽东与“少奇同志”的公开分歧,也是从对义和团的认识上开始的。大多数研究中共历史的人都认定毛刘分歧是始于六十年代初,即七千人大会,在接下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中矛盾加剧了。我认为其实不是这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对刘的成见早在六年前就产生了。因为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于毛,建国后在中共集团中的威望如日中天,令毛产生了妒意,本来想利用高岗反刘,结果高岗不是刘的对手,毛则顺势利用刘剪除了西北帮,再觅机对刘下手。时隔一年后的1954年,中南海电影院上演了《清宫秘史》,江青看过后就说这是部坏影片,毛立即支持她这种观点,指示中宣部组织批判,但被刘少奇制止了,说它是爱国主义的,不能批判,这明显是驳了毛的面子,二人间的龃龉由此明朗化。自此之后,毛喋喋不休的先后五次提到了《清宫秘史》的卖国主义问题。最后,终于亲手发动了文革,以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神化义和团运动,把矛头公开指向了刘少奇这个“二毛子”。
中外历史学者笔下的义和团,几乎没有正面的评价,早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认为义和团与革命靠不上谱:“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梁启超:《革命驳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也就是说,义和团民昨天还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杀洋毛子,今天就变成了高举顺民旗向洋人摇尾乞怜的“汉奸”。而孙中山则指出义和团是“愚蒙之质”,认为义和团只是因“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甚至早年的毛泽东对义和团也曾是批判的态度,把义和团说成是“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他文史学家如蔡东藩等,则干脆直称庚子之乱或拳匪肇乱。
中外历史学者笔下的义和团,几乎没有正面的评价,早在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认为义和团与革命靠不上谱:“拳匪之乱,其先之帕手持刀,树扶清灭洋之旗者,其后联军入京,即相与持顺民旗作乞怜之状。”(梁启超:《革命驳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也就是说,义和团民昨天还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杀洋毛子,今天就变成了高举顺民旗向洋人摇尾乞怜的“汉奸”。而孙中山则指出义和团是“愚蒙之质”,认为义和团只是因“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甚至早年的毛泽东对义和团也曾是批判的态度,把义和团说成是“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他文史学家如蔡东藩等,则干脆直称庚子之乱或拳匪肇乱。
但是我党夺取政权后,全面实行马列主义教育,为研究义和团提供了新的视点,这个新视点的基础思想,就是一刀切的肯定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为自己的暴力革命赋予合法性正义化,所以我党的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是充分肯定的。可以说,我党的发家史离不开农民起义,否定农民起义就是否定我党的暴力革命。也可以说,毛泽东的“痞子运动好得很”,与洪秀全朱红灯等发动农民起义的过程是异曲同工。俗话说当着矬人别说矮话,当着和尚别言秃。农民运动是毛泽东的老底,骂义和团是祸国殃民,那不就是含沙射影的骂毛泽东吗。
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红区派),刘少奇是搞工人运动的(白区派),我党得天下就是依靠了这两个革命,但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路子,刘的工人运动才算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贫下中农的先锋队。但是我党的革命成功,的确是靠了“星火燎原”的农民起义,是“毛泽东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结果。那么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所有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封建皇帝们一样,利益集团革命成功后,就是内部的激烈倾轧撕咬。而且显然,刘在治理国家和经济建设方面也是胜毛一筹,刘苦心经营下的各级政府干部队伍,也大部是“白区派”人员,黄土地的喇喇蛄拱不动黑土地,毛泽东怎么能容忍刘少奇功高盖祖,“架空晁盖”来平分秋色呢?
另外,毛泽东还是个心胸狭窄的农民,瑕疵必报,凡是他认为在革命历史上对他不忠诚不合作的,包括那些反对他与江青的婚姻,主张江青不得干政的人,都在心中记了一本账,不是不报,时候没到,最后是老账新账一道算,什么“路线斗争”什么“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为了争权夺势打击政敌而制造的“革命名义”而已。算这个账,就从《清宫秘史》开始,刘少奇认为光绪皇帝主张维新励精图治是爱国,义和团排外是愚昧的;毛则认为受外国列强支持的光绪是卖国的,义和团排外是民族英雄。刘进入了光绪角色,毛则进入了老佛爷角色,就这样明争暗斗了十年,毛打向刘的太极拳终于换成了文革大砍刀。
毛父与毛母(文七妹官名文素勤,那个年代照相是要花些银子的,普通农民也照不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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