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髦论“老赶”

说时髦论“老赶”

啥叫赶时髦？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模仿行为，比如看到别人的装扮很惹眼，就刻意学人家的样子。大家都学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个风气叫时尚，也叫时兴。我常劝家人女眷：如果自己有天赋条件，就不要总是模仿人家，要当表率，去领导新潮流，不然就是“老赶”。当然，云想衣裳花想容，爱美是女人天性，但是看不到自己的特性和优势，总是学别人的样子，那不就成别人的镜像了？“老赶”，就是指那些本来是愚昧无知的井底之蛙，却因满足了虚荣心而自大的人。比如有人自称是国务院工作人员，其实他不过是中南海大院里扫厕所的清洁工。华侨的称谓很响亮，其实很多“老华侨”，都是在靠政府福利救济生活，能干上洗碗工就已经不错了。

“老赶”，现在时髦的说法是Out！它主要的表现是诈富，过去天津卫的市井小民摆阔，就是门框上挂块猪肉皮，出门时用它擦一擦嘴巴，油汪汪的，象是刚刚吃过肉，这就可以逢人海吹牛X了。但现在这个法子不再时髦，当今的时髦是戴名表（管它真的假的），还要穿件短袖褂子露出这名表，这样才能展示自己富有，因此中国还产生了很多“表哥”贪官。再说虚荣，它是与实荣对应的，比如人家英国女王的荣耀，那就是实荣，是几百年才生成的贵族气质，她就是戴一顶牛仔帽也是女王。虚荣就是假的荣耀，徒有其表，一个小百姓，即使戴上了女王王冠，那也是沐猴而冠，所以名表也要看戴在什么人的腕子上。

时髦这个词，在百科全书里，解释的有点过于复杂，其实它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社会运动。过去以为时髦可能是个外来语，查了典故，再次发现自己所知甚少，原来时髦一词在汉语中历史悠久。这个髦字，就说明一定是与毛发胡须有关。大概是古人以长发长须为美，比如美髯公。《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指出：“鬒发如云，不屑髢也”，意思是说，长长黑发如云一样，根本用不着戴假发。可见古人已经很讲究美发了，而且已经发明了假发。中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望文生义或顾名思义，把“时髦”一词两字分开看，所谓时，是指事物的目前状态，即“现在进行时”，它不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是说现今、当前。英语语法中有时态词，汉语没有，要凭说话时的语境，还要加上时间名词。

再看髦字，这是个会意字，由髟与毛二字合成，髟在古文中就是长发，而“髦，发中毫者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即毛发中最长的那些，是异乎寻常出众的意思。古人用它比喻英杰才俊之士，这也是有典故的，见《后汉书·顺帝纪赞》：“孝顺初立，时髦允集”；陆游《除制司参议官谢赵都大启》：“兹盖伏遇某官学窥圣域，望冠时髦”等等。那么这个词，扩展开就是：时下的知名者。凡有名望的，包括青史留名的和正在当红的所有人，都是时髦人士。赶时髦，就是向先进的人或事学习，比如“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就是个时髦人士，他为啥时髦？一是靠他自己的表现，二是靠上级领导的发现，他不表现，就永远是颗螺丝钉，再永不生锈也没人发现。

但是赶时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与时髦比肩或超越它，因为如果不具备时髦人士的天赋条件，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所以就有了东施效颦这个典故。西施的容貌是她的天赋，爹妈给的，别人没有，不过她可能和现在所有的美女们一样，喜吃零食，如瓜籽毛嗑什么的从不离口，有慢性胃炎，所以经常心口疼，疼起来就皱眉头，这是她最美的时候，叫颦，不是天赋，人人都可以学。但是长相丑的女人就不宜效颦，尽管眉头谁都会紧皱，关键是皱在谁的脸蛋上？满脸褶子的人更不宜效颦了，比如李瑞环总理，他皱起眉反而褶子会更多，能好看吗？所以不能盲目效仿，北京话中的“老赶”，就是指那些拼命追求时髦的行为，包含了引车贩浆者流的“土气”，暴发户的附庸风雅和小市民故弄斯文的浅薄。“老赶”，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历史意义，很值得回味。

我经常翻看老照片，发现中国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妇女们特别流行齐耳短发和列宁服。这当然是延安的女干部们带来的，上行下效，女性群体是最具灵长类动物模仿特性的，比如北京取缔妓女那会儿，女干部们对妓女们政治教育，她们的装束打扮自然也就被妓女们争相效仿，因为妓女们都有个漂亮脸蛋和身段，结果飒爽英姿更好看了（其实她们就是披了麻袋片也不会难看），列宁服的双排扣小翻领加上短发，看上去比穿了几十年的旗袍要精神的多（不是现在新式裁剪的旗袍），这就领导了一种新潮流，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男人们也纷纷效仿中共男干部，摈弃了长袍礼帽，留起了延安土八路式的锅盖分头，穿戴上士林蓝中山装解放帽，一眼望去，满街都是共产党干部了。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中国人是以土为美，以洋为丑，是延安土八路的着装打扮在主导中国的社会风尚。

中国人讲究须言志，比如出家当了和尚尼姑，为表示六根清净，要受戒剃成光头，还有留发不留头剃发令和太平天国长毛等等，都是缘于须言志。再如清末民初时代交替时，男人的辫子成了大麻烦，剪下的辫子要留起来，防备一旦皇帝复辟了再接上去，它是识别革命和不革命的重要标志。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那会儿，革命是一种时髦，女人剪短发就象征了革命，于是军阀鉴别女人是否革命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她是不是戴了假发髻，即假“疙瘩鬏”。后来“国统区”鉴别共军女间谍的方法也如是之，如何能使假“疙瘩鬏”不被扯下来，在当时是门技术也是艺术。那么短发和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不只是须言志，因为剪成短发，就省了梳洗时间，这个时间至少要超过四十分钟。比如刘胡兰小姐，她要发动妇女干革命，就无暇梳洗打扮。再就是女兵们上战场和军旅需要，那边吹了集合号，这边还在梳头编辫子能成吗？而且长时间不梳洗也不卫生，一是虱子们里里外外的爬，不美观，二是害得战友们得伤寒，三是会刺激男战友们想入非非。

当然，以上现象也是因人而异，比如那些脑筋不开化的“死落后封建”，围着锅台转的小脚女人，就不肯剪了短发穿上列宁服上街招摇，认为那不是正经女人。持这种观念的中国女人是绝大多数，又被绝大多数的男人认同，也就没法实行剃发令了。所以外表革命化时髦与否，文化素质很重要，它本来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展示，是表明自己拥护共产党了。人们想在革命大潮中保护自己，那就要不断的“老赶”，咸与维新。这和民国初期强迫剪辫子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同样是接受新思想，表面上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迫的。但是我们用今天的历史眼光看，就会发现在这两种事物的实质上，前者才是被迫，后者则不是，里表正好颠倒。因为前者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改和镇反运动，那边在大批的杀反革命，这边谁还不敢“革命”？我和五毛辩论时曾说过：啥叫人民群众拥护？就是把十个人杀掉一个，剩下的九个敢不拥护？这在国外是有研究的，据说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毕竟土八路的东西太丑陋，在六十年代开始被人们摈弃，时髦也进入了两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可以说，中国的六十年代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小复兴时期。还是从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开始，西风先从文化界刮起来，小说和电影首当其冲，“香风臭气”也吹向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股西风，其实不是从外边软进来的，是前民国时西方文化时髦的“死灰再燃”。与此同时，因“三面红旗”惨败而导致的大饥荒，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普遍对社会不满，人民怀念民国，台湾那边也在嚷嚷反攻大陆。那么面临内外交困，中共当局在政治上就急切需要以“反修防修”来维稳，于是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提倡艰苦朴素，用无产阶级时髦去反资产阶级时髦，以丑为美，老百姓穿一身洗白的工装打几块破补丁，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居然是“劳动人民本色”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风尚？显然，是执政者利用意识形态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与五十年代时髦堪有一比的，是文革时的军装军帽，这场“革命化”比延安土八路作风来得更凶猛，做为革军革干子弟的老红卫兵，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爹妈的旧军装就成了他们的特权标志，引起平民子弟纷纷效仿。不过，在实行粮票布票的六十年代，平民出身的青少年学生换身衣服并不容易，一般都是捡了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但是为了表现革命化，就要千方百计弄身假军装赶时髦，最起码要弄顶假军帽戴上来咸与维新。这有点象昆虫的保护色，不过昆虫们是自然选择，人是社会选择，也可以说是社会在选择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的一切时髦举动，基本都是一种政治压力所致，没人强迫你“老赶”，但你在行为上却必须“老赶”，这是一种群体胁从效应，通常的说法叫随大流，随波逐流。

毛时代的革命化时髦，如高举小红书背诵语录，戴像章唱红歌跳忠字舞等等，这些举动仅仅是外在表现而已，毛泽东不会满足这些表面文章，他更在意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不然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是才最可怕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文革中毁坏毛像，喊错口号，背错语录的“现行反革命”层出不穷。但毛泽东有绝招，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也就是上面说的杀一儆百，不断的按人口比例制造出“一小撮”，然后由“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对“一小撮”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革命化一定要“铭刻在脑子里溶化到血液中”，不然早晚会有杀身之祸。另外，实践也证明，洗脑教育使用军事化强制手段效果最佳，因为每天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千篇一律，久而久之就生成了条件反射，这叫思想改造。所以在中国，军队和监狱这两个地方，能培养出头脑最简单的忠诚奴才。

毛共时代的阶级斗争弦，是随着毛的衰老和文革结束而放松的。紧张过后就是相对的宽松，于是革命化的东西不再风光，这首先在农民身上得到了体现，农民是最讲实用主义的，那时北方农民最时髦的服装是黑条绒衣帽，因为这种布料不掉色，沾上泥土一拍就掉，厚实耐磨。这当然也有表率，就是三条驴腿闹革命那个王国藩和五七干部们带头穿起来的，和陈永贵的小褂比起来，这身装扮要时髦的多。还有一支顺口溜：乡下佬进城，一身黑趟绒，先进饭馆，后进联营（百货商店）。与农民的一身黑条绒相映成趣，城里人时髦穿劳动布工装，最时髦的是戴上一顶军帽，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象征自己是领导阶级，但事实上革委会的一把手可全都是军代表。鉴于这样的现实，军大衣也就成了领导干部的身份标志，这东西对普通民众来说也很实用，既能当棉衣穿也能当被子盖，所以当时的劳动保护多是军大衣仿制品，做为平民也能以拥有一件真正的军大衣为荣，于是“老赶”开始进入实用主义阶段。

后来，中国进入了联合国紧接着就是中美建交，大概是江青觉得中国女人的形象太土了，或是受了伊梅尔达的影响，就仿照唐代服装样式亲自设计，发明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娘娘服”，据说是以红头文件推广这一“新生事物”：穿与不穿，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不过这种模仿并没长久，据说只流行了半年就成了积压品，因为一是不伦不类，不土不洋。二是不实用，一寸打一个褶，费工又费料，哪来那么多布票？三是不方便，要撩起来才能蹲坐，不然褶就乱了套。但是我认为，这也和引领者的自身形象有关，假设江青具有环肥燕瘦那样的身段容貌，应该是不愁天下女人效仿的。据说赵飞燕瘦得能被大风刮起来，于是天下女人都以纤细瘦弱为美，一直流毒至今。杨贵妃则是胖得可爱，结果你看唐代的仕女画，哪个不肥硕？如果倒退回延安时期，那时正风情万种的江青穿上这“娘娘服”，也许还真的就能流传下来。尽管是国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无论如何也是没法与青春少妇相比的，这是自然法则。所以说好马才能配上好鞍，表率表率，先要有表才能率。更重要的是，这时的中国民众思想已经解放，开始有选择的接受意识形态了。

时髦，当然也是文明开放社会特有的现象。毛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垮台，标志了文革的结束，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感受到了一点民主气息，于是伤痕文学和西单民主墙云涌而起，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共产党不过是在经济体制上赶了时髦，与时并进适应了国际大气候而已。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改革开放，那就不可避免的涌入西方文化，于是各种时髦就应运而生，邓丽君的歌，喇叭裤，迪士科，家庭舞会等等，尽管邓小平企图扼止西风东渐，发起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重演了一场破四旧小文革，在八三严打中枪毙了一大批追求资产阶级时髦的青年男女“流氓犯”，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西方文化的大潮已经不可阻挡，1983年至1985年，从大抓跳舞大反黄色歌曲到大兴跳舞大唱黄色歌曲，仅仅是一年之隔，一切文革以降的“无产阶级革命风尚”，全都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最典型的西风东渐，是中国人喜欢上了过圣诞节，举行西式婚礼和大造洋古典式建筑，接受西方文化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一切都统统拿来“与国际接轨”。虽然还是有点中西合璧不伦不类，是土包子开花“老赶”，但中国的社会文明总归是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