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文革和什么“大民主”根本就不搭界

作者: 博讯螺杆   “文革和什么“大民主”根本就不搭界”  2014-06-03 15:22:19  [点击:226]

文革是“大民主”吗?不是!这个所谓“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完全是在毛泽东的一手操纵之下,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个模式,从延安整风到土改反右,到四清到文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派出由最铁杆的共产党棍们组成的工作组领导运动,再由党团积极分子们带头,以“大民主”的面目贴出大字报小字报,实则他们揭露攻击的对象都是运动中要整肃的“阶级敌人”,都是事先预谋的,然后带头发言,而且言辞激烈,煽动性极强,用这种方式钓鱼上钩引蛇出洞,制造文字狱和冤案,引诱那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倒霉蛋们掉入罗网陷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祭品。

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是盲从乱搞吗?当然也不是!文革中的一切事物,都是按毛泽东的阴谋在“正搞”。这个“正搞”,被毛左们称为“伟大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就是想把刘少奇建立的干部系统全部打乱,利用红卫兵的青少年狂热,先从文化上打乱,然后从平民百姓最痛恨的基层干部开始清算,再把火往上层烧,最后烧到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老毛发动文革所做的一切,都是按自己事先筹划的蓝图,按部就班的进行,甚至不惜挑起全国内战(武斗)。用他自己的话说:“乱了好!乱了敌人,团结壮大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天下大乱,才能实现天下大治”。为了不乱到自己头上,毛也在不断的拔正航向,一直在发出“最高、最新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等两报一刊的社论和文章,都是按老毛旨意拟就,经他严格审阅后才发表,所以才有“伟大舵手”这个称谓。

这并不是在夸耀老毛有什么雄才大略,赞美他是老谋深算。因为任何人,想做成一件大事,必先有一番筹划,老毛发动文革的用心,就是把国家搞乱,因为只有大乱,才能乱中夺权,这个路子和他搞乱国民党的天下是一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欲推翻一个政权,必先造其舆论”。文革初期全国规模的文化大批判,就是为天下大乱造舆论。从历史看,中共搞的任何政治运动,也都是舆论先行,这已经是老套路了,最常用的是先散布谣言,造舆论煽动,进而政治栽赃。推翻国民党政权就是利用“左联”造文化舆论,后来的土改,镇反,反右,四清,直至文革,也都是这个套路。

有人会疑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不可动摇,在党内说一不二了,有必要发动文革来打倒一个政敌吗?这是不清楚中共历史,在中共党史上,这样的斗争已经经历了多次,在江西,延安,都有前车之鉴。文革前,毛因三面红旗失利造成大饥荒人相食,丧尽人心,七千人大会后黯然下野,失掉了权力。毛认为这是接班人刘少奇在搞他,如何从刘少奇手中夺回自己的权力,是他在19621965这三年中一直在酝酿的阴谋,在此期间也没闲着,一直在以党主席的权力呼风唤雨搞“四清”,提高愚民百姓的“阶级斗争观念”。四清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必然要整倒一大批干部群众,这就是制造民怨,为下一步的天下大乱做铺陈。

毛是不怕乱的,他自己就是个混世魔王,早在文革前的庐山会议上就为搬倒彭德怀而扬言上山打游击,用天下大乱来挟持全党:你们不听我的,那我就打碎你们的坛坛罐罐,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想乱起来,必须有人民群众参与,这就是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拉一派打一派,制造群众对立,然后再把一切罪错栽赃给对手,是他的拿手好戏,整个文革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都是毛泽东挑动群众斗争群众的产物。

红卫兵这个组织,是不是象义和团那样是民间自发的?我认为不是,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其实是此前中学校班级中的文化批判小组的转型,这种文化批判小组是“停课闹革命”后,由共青团和班干部带头发起,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皆由党团积极分子组成(后来的红卫兵组织中各种“战斗队”“兵团”,也承继了这种形式),“老红卫兵”成员,基本都是干部子弟或党团积极分子,并非普通学生,既不是自发的,也没有半点“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纯属奉旨“造反”,而且有深厚的官办背景。

“红卫兵”,只是这类文化批判小组的一个名称,因为名称响亮而一炮走红。当时的政治气氛也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是“阶级敌人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革军革干子女,也就认为群众按《516通知》精神贴了自己爹妈的大字报是“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提出了“红卫兵宣言”,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主要目标,还是四清运动的斗争对象“四类分子”,这也正中毛泽东下怀,正好可以利用红卫兵对“阶级敌人”实行族群灭绝。所以文革的自始至终,红卫兵的“盲从乱搞”都是在中央文革领导下,是在两报一刊社论和首长讲话的支持下,总之都是在老毛的领导和支持下,至于他们保爹保妈,可以先姑妄听之,下一步再说。当年还有这样一个荒唐逻辑:北京有了“三家村”,那么全国各地就一定也有“三家村”“四家店”,这叫“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中学红卫兵之后,才有了老毛直接操纵的大学红卫兵(北京红三司),开始把火烧到省市至中央一级的“党内走资派”,这时,爹妈还没被“打倒”的老红卫兵如宋要武等,还在各地煽风点火,打倒别人爹妈(走资派)的同时,也在保自己的爹妈(革命干部)。北京西纠、联动红卫兵成立后,沈阳也相继成立了凶恶的老红卫兵,为了突出军干子弟的特色,干脆就叫《红后代》,这是借了宋彬彬的光(宋任穷是东北局一把手)。《红后代》成立那天,沈阳市举行了纳粹冲锋队式的盛大庆典游行,沈阳军区给红后代配备了军车,摩托车,还发行了精装印刷与《红旗》媲美的《红后代》杂志创刊号,《红后代》们在中山广场举行了盛大集会,集会过后,各校就都开始了破四旧打砸枪,暴力批斗“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组织从成立那天起到解散,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下,196661《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等。这些社论无一不在煽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毛的《炮打司令部》是作战令,两报一刊社论则煽动了全国批斗风和打砸抢浪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就有讲话鼓动“怀疑一切”,各种“首长讲话“都在煽动“革命打砸抢”和“红色恐怖”,主张“天下大乱”,当时每个“革命师生”都在“紧跟毛主席”,甚至准备跟随毛重上井冈山。于是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就都乱了起来。

如果说低年级的中学生天真幼稚、缺乏政治头脑,那么聂元梓蒯大富等大学生或校领导等成年人呢?还有宋彬彬刘进等高年级中学生都已经入党了,能算是天真幼稚、缺乏政治头脑,不懂事吗?显然不是!领导中学生们破四旧的,正是谭厚兰这样的成年人大学生,而指使谭厚兰砸孔庙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康生,康生秉承谁的旨意?当然还是毛泽东!红卫兵的另一重要使命是革命大串联煽风点火,进驻各企事业单位“揭开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发动厂矿企事业的群众“造反”,这套模式与中共历史上操纵的学运是一样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煽动他们“闹革命”,另一方面,被毛泽东控制的“两报一刊”和“首长讲话”则给予来自中央的支持,最后干脆就动用军队“支左”,以致因军队的介入而导致全面武斗。整个文革都是在毛泽东的一手操纵之下,和什么“大民主”根本就不搭界。

有很多“牛鬼蛇神”忍过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却没忍过文革后期的军宣队工宣队,这一时期,“牛鬼蛇神”不仅是被毒打虐待大量死亡,自杀率和非正常死亡率远远超过了运动初期。这是因为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不一样,运动初期是群众斗群众,后期是国家机器专政。运动初期的批斗“牛鬼蛇神”不是天天批,虽然被监督劳动,但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运动后期的群众专政,是每天一早一晚下跪“向毛主席请罪”,要被轮番巡回式的批斗,即这个单位的牛鬼蛇神到另一个单位,换位批斗,每次批斗都少不了被毒打,每天还要挨专政队的一两顿毒打,没经历过文革的人是不了解这个时期恐怖的。在这一时期,所有的旧中国过来人,所有对中共和毛泽东心怀不满的都人人自危,没有丝毫的安全感。

运动后期的“清队”,表面上是群众专政,实则由军管会军代表生杀予夺,军队是什么?和公安一样,国家机器嘛,“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赤裸裸的国家对个人的专政,说你是反革命那就是铁板定钉了,随时有可能扭送公安机关判刑,说枪毙就枪毙,这个心理压力能小吗?要说群众在文革中对共产党的恐惧,还就属这个阶段。武斗可以躲避,群众专政是谁也躲不过的,到处是各地方单位革委会的通缉令,每天都在“扭送公安机关”,隔三差五的就枪毙一批,比镇反时还杀气腾腾。

据有关部门1984年的统计,文革初期北京红卫兵打死约一千人,而后期“清队”,全国有420余万人被关押和隔离审查;其中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的有130余万人;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被正式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13.5万余人。这还仅仅是“有关部门”的统计。现在的文革研究,对文革暴行的论述,多侧重于运动初期的红卫兵和群众斗群众,而对文革中的武斗,后期“清队”和清查516分子,一打三打等暴行却少有揭露,对各地军管会革委会军代表的大规模反人类罪,更是少有提及,连明确的指向都不敢,岂非咄咄怪事?


附:1967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