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而无畏 少见而多怪
有人就是少见多怪，民间没发掘出来的杂书那可就多了，可以说海量。我年少时就看过不少。记忆犹深的是一部《新编二十四史》，这书，是民国时出版的无名之辈著作，原是我的知青大哥从一个老农那借来看的，现在根本就失传了，所以网络上也搜不到，可惜这本书被我的知青大嫂给孩子擦屁股了，等我再到大哥家去借阅时，没了！其中的开篇语很搞笑，有一段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与圣经相似，被我记下了，后来引用在旧文《中国娼妓辩》中：昔盘古开天辟地，天地交合方生万物，万物中唯凸凹者为灵，终日裸戏于山林间。一日凸者谓凹者曰：彼何以凹而吾何以凸也？今试以吾之凸投彼之凹，何也？对曰甚善！于是即投之甚觉美快。书是民国文人写的，凸凹之论显然是借鉴了明清小说《痴婆子传》。
《花荫露》这本书，为什么引起了很大争议呢，我看并不在于它的真伪上，而是因为它打了毛泽东诗词的假，于是就引起了毛粉们一片呱噪，而且还引来那个著名的打假斗士方某子也来打这本书的假。方某子，不过一个念过几天生物化学专业的“科普”博士，居然也来研究明清小说了？我倒要问一句：明清小说有上千本，他可看过几本呢？我想，除了他的渍酸菜种蘑菇专业，他没看过的书那可就多了，至少著名的小说，我敢说他连书名都不知道的也多得是，更别说是看过了，况乎是无名之辈的小说？至于借古人名义写色情小说？有这个必要吗？是吃饱了撑的吗？必须承认，包括大师在内的学者，所知都是有限的，谦逊是文化人的起码美德，学然后而知不足。有人对中国小说史一知半解就敢开牙，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方某子们的理由是：《花荫露》等小说的原作者无从可考，而且张廷兴等“情色小说研究专家”均认为这些书不在古代色情小说书目之列，既无传统刊行旧本，亦无稿本或抄本公示于众，首次“亮相”竟然是在2000年，那就“显系今人伪造”了。但我说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仅仅从藏书主人不公布原本这一条，并不能证明它就是伪作，因为藏而不露，才真伪难辨，不然还叫秘藏吗？人家是在卖书，并不是在卖文物。古书籍和其它文物还不同，它还有商业价值，因为它不仅是文物，也是文献或文学作品，有比其它文物更广泛的市场，保留了它的文物价值，其商业价值就可以不断的增值。正如一座古墓如果被发掘了，它的文物价值也就到了终点，但只要没被发掘，那价值就是无可估量的。
如果有人预设了立场看问题，那么再客观的事实在他眼中也是假的，因为以现代技术，《希特勒日记》能伪造，曹操墓也能伪造，几乎没有什么不能伪造，制造刻本手抄本之类的古书会难吗？所以藏书本身是否文物，并不影响它作为书籍的商业价值，书商和读者是一种愿打愿挨的关系，不存在商业欺诈，那么“打假”就是无的放矢。其实张廷兴等“情色小说研究专家”也并不是在打假，而是在做学术论证，即：你说是，我说不是，都在摆出自己的论据而已，和打假毛关系也没有。再则，对色情小说的打假也毫无意义，真也好假也罢，都不影响它的商业价值，因为它面对的读者群，基本不是方某子一类的假道学家，而是追求低级趣味的“三俗”大众。
其实明清小说，差不多都无作者的真实署名，因为在古代，小说话本作者是被蔑称“稗官”的，稗官，就是小官，职能是收集民间文学。（《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因这一称谓有辱斯文，所以大多作者出于自尊都隐瞒自己的实名。另外，众所周知，清代兴文字狱，为避文网之祸，也要隐去实名。再一个原因是，明清小说的创作素材，基本是来源自民间艺人的评话，评话就是说书或说唱（鼓词、道情等），而章回小说则是将说书人的口语加以文字化整理的结果，如果署名，难免就陷入“侵权”的不义，古人没有专利法，全凭职业道德和行业规则来约束。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吴承恩、施耐庵、罗贯中等名家，也都是后人考证出来的，而且是否原作者本人？至今尚存在很大争议。比如在吴承恩没被考证出之前，《西游记》的作者署名就是“长春真人”。所以今天发掘出来的若干明清小说的作者，也应该都在考证之中。
《花荫露》系列小说，出自于台湾“素政堂主人天花阁秘藏本”，它们应该和忠王宝剑十二兽首等文物一样，都属于“出口转内销”的东西。因为中国历经战乱与文革，很多有记载的文物都已经失传，更不要说那些流落在民间的杂书了，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从港台日韩等外界返回大陆的，比如《玉女心经》就是从日本传入，还有很多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书》《周易》等，这类事例不胜枚举。那么《花荫露》是否是现代人伪作，就很值得探究考证。从小说的遣词造句和近百首诗词来看，都非一般现代人能为，比如其中“搓仙台、丹穴、昆石、何寓”等女性器官的古代术语，也绝非现代中国人所能知晓。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概况，教科书上介绍的，仅仅是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真想做学问，光看教科书不行，光百度也不行，还得钻图书馆。到了明清，民间的小说话本可谓海量，没收录进网络档案的名不见经传作品也大有书在，这类书籍被称为“杂书”，民国时的“手淫小说”（鲁迅语）也一直在流行。最近，《花荫露》的作者临川山人，也有人考证他是康熙时的江西临川人（一说抚州崇仁人），名吴山字云谷，号临川山人，其依据是一张康熙时代刊刻的《抚州府志》中的《抚州府疆域图》，作者就是临川山人吴山。另有网人考证吴山就是吴玉峰，其论据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据考证，素政堂主人也不是现代人，学界普遍认为，天花阁藏主人和素政堂主人其实为同一人（冯梦龙后人冯堉）。所谓秘藏本，就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多属手抄本或刻本。《花荫露》第三回《父子连台各得其所》开篇诗云：“天生一个神仙洞，无限风光在玉峰。老绾专定神仙洞，劣儿只喜攀玉峰。各取所需连床混，笑煞京都八旬翁”。这段诗文，最近有学者认为“天生一个神仙洞”其实是“吴”字的谜语，这可证明作者名为吴山，而“玉峰”则可能是吴山的别字，因为“山”与“峰”同意，“无限风光在玉峰”已经包含了吴玉峰三字，又反复提到“玉峰”二字，就是在暗示吴山即吴玉峰，如果两者的生活年代，地点，个人资历和交往都吻合，那即可确证这一判断，这就与《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有了关系。
吴玉峰将《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出处在胡适 先生的红学研究论文：“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学术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引章据典，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谁的论据最符合史实，那么谁的研究才最有权威性，胡适 先生在1927年时得到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手抄本，上述这段话就是出于这部手抄本的引言。而后来出版的通行本《红楼梦》引言中，都没有吴玉峰这个人。吴玉峰和孔梅溪到底是谁？也是诸说纷纭，甚至在考证这两个人的过程中，有学者干脆就推翻了《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的说法。
至于为什么这类书籍会在2000年后才问世？这应该和电脑的发展有关系，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在二百年前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四次大革命是划时代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电力革命（电动机的发明），信息革命（电脑的发明），第四次是新能源和生化（转基因技术的发明）革命。在2000年之前，尽管已经进入了信息革命时代，民用扫描仪还是处在数字化仪的低端水平，所以印刷品书藉转换为PDF电子版的技术也很落后，甚至中文输入也停留在初级阶段，网络图书馆的商业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各方面的因素都影响了民间杂书的网络版开发。应该说，信息革命才短短十几年，直到今天，网络档案的搜索范畴也并非第一权威，与人类几千年积累的浩瀚纸面文献相比，还只是冰山一角。
扫描笔没问世前，电子书一般都是从印刷品抄录或扫描成PDF文件，近些年有了扫描笔，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直接将纸面印刷书籍转换为数码文字，今天的很多电子书都是这样制作，和译文一样，就看有没有人去书堆里发掘。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必不可少，因为很多巨著转换为电子版的工作量太大，没人去做这些费工费时的买卖。现在这种情况，和清末民初时的中国出版业有点类似，一百多年前，由于引进了西方印刷技术和设备，中国出版业和报业有个空前的发展时期，很多刻本和抄本都被大量翻印成铅字印刷体书籍，才使得明清小说广为流传，当时的油墨有黑和蓝两种颜色，我最早看到的铅印版《石头记》就是蓝色油墨印刷的，这类民国时期的旧书，在文物书摊上还有可能见到。今天也是这样，网络图书正处于不断充实的阶段。
现在回到毛泽东诗词的抄袭问题，我的判断是，《花荫露》很可能是出自民国文人之手，并非今人，因为民国文人的国学水平不是今人所能比肩的，清末民初的年代相近，所以文学作品的水平也相近，比较突出的例子，如民国张恨水的《剑胆琴心》与清代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在文学水平和文字风格方面就很相似，除掉书中的人物出身，二者几乎看不出有年代的区别。今人写历史小说，只能反映出今人的文字水平，想写出古人的国学造诣，那是很难的。毛泽东通读中国古代文学，杂书杂诗也应该读过不少，《题庐山仙人洞照》发表于1961年，是否抄袭了旧小说中的诗词？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文世界在2000年时，正处于信息革命的高峰发展阶段，电脑芯片从586一下子就进入到P3的水平，中文写作变得容易多了，2000年前后，也正是打印机扫描仪等电子数码技术飞跃发展的时期，桌面印刷系统和因特网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整理民间杂书并在网络上出版也轻而易举了。那么色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一下子就涌现出成千上万部而泛滥成灾，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和色情录像和图片一样的受欢迎，可谓雅俗共存，鱼龙混杂。但不能因此就断言那些正在被发掘出来的民间杂书都是今人冒古人名义所写。民间文学和民间戏曲之类的文化遗产，始终都是在不断发掘中，谁也不能断言网络上见不到的东西就等于没有，更不能断言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就是不存在的。（最后编辑时间 2013年11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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