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夹带八千美元出中国海关

螺杆 于 2021-02-06 不懂服装裁剪的设计师不是好设计师。我儿子小时候的裤子都是我剪裁缝纫的，裁缝工具剪刀纸样弯尺和软尺滑石什么的我都有，上衣缝纫较麻烦，主要是上袖这道工序，裤子就容易多了，家里缝纫机是传代的美国胜家牌，比我年龄大多了，直到今天家人还在使用，除了换针，什么也没换过，也没法换没法修，因为没零件，给儿子做了一条很成功，小男孩穿喇叭裤格外精神，结果朋友同事们都沾了光，下班晚饭后就是做童裤，尺寸嘛，给个高矮胖瘦就行了。对裤子裁剪的兴趣，是在中国的年轻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都被“精神污染”时产生的，那会儿，年轻人都时兴喇叭裤和“阿尔巴尼亚式毛衣”，是从外国电影上学来的，当时引进了几部外国电影，《车队》里的“橡皮鸭子”就穿着喇叭裤，还有西部片里的镖客牛仔，印第安勇士们也都是喇叭裤，开点脑洞就明白，那是为了骑马方便，也容易脱下，但镖客牛仔印第安勇士们都有一共同点，就是要穿长靴。 牛仔裤后来演化成美国水兵裤，优点同上，不然裤腿太瘦了烧起来就不好脱，至于受伤抢救，是没时间脱的，干脆就剪开。一般都是从裤腿剪开，这又联想起另一个故事，喇叭裤后来又不时兴了，开始时兴起了鸡腿裤，是从香港电影上学的，那会儿内地经常有归国华侨旅游，其中有不少假华侨（广州人），男男女女的都穿鸡腿裤，本来就瘦得猴子似的连臀围都没有，非要穿条瘦裤子，这审美观真奇特，但那样的装扮时髦啊，于是内地的年轻人又赶起了港式时髦，穿上了鸡腿裤，办起了家庭舞会，没想到老邓和共产党左棍们看不惯了：搂搂抱抱奇装异服，还敢非法聚众跳光屁股舞，成什么体统？于是就严打“流氓犯罪”，抓跳舞的，清理精神污染，大街上到处是小脚侦缉队手持大剪刀剪裤腿，标准是往裤腿塞啤酒瓶子，塞不进的就强制剪开。这种事，今天说起来会有很多年轻人不相信，这不是践踏人权吗？但这的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在喇叭裤和鸡腿裤之外就是普通的西裤了，不论腰围臀围裤脚都是中规中矩，和西装上衣配套才是经久不衰的正经服装，其实时装这东西就是女性的专利，女人怎么穿怎么暴露都是美，换了男性就不行，男人穿了三点式在T台上挠首弄腮走猫步扭屁股，他到底是男人呢还是女人呢？当然这种怪诞在今天的美国是稀松平常，因为变性的男女太多了，而且可以当上职业政客和入伍参军，那些男人相的女政客议员们，八成都是变性人，将来美国人也很可能会是无性繁殖后代，在不想克隆的条件下，想生孩子了就动手术挖个洞变成女人，想奸淫女人了就动手术接根棒棒变成男人，这有多么的美好啊！ 裤子的现代裁剪是立体的，所以立裆可以裁制成最短尺寸，但臀围尺寸相应要大一些，不然一蹲就撕开了，撕开就撕开呗，还“吃拉”的一声，引来众目睽睽，这让人有多难为情啊？所以胡服骑射并非都是正确的，再则西式裁剪对人体各部位的尺寸较细微，浪费的边角余料也多，这就反衬了古代平面裁剪的好处，缺点就是裤裆太大，因为裤子的平面裁剪是前后同样的两片“人”字形，立裆短就没法穿了，相应的，腰围也不能按实际测量裁剪，所以这种农民穿的宽大裤子也叫抿裆裤，提上裤子后，把裤腰一抿，随便找条绳子就能扎上。那么没有裤兜能方便吗？这好解决，一般是在裤裆里缝口袋，前后左右都可以，这样的裤兜既安全又保温，库藏几千美钞应该没问题。 无纺布的问世使口罩和成人尿布跨越了时代，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如果肾功能衰退加上前列腺增生，纸尿布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九十年代初，四十多岁的徐水良先生还不至于穿纸尿裤，除非他有淋病。但特殊情况下，比如夹带巨额美金出入海关，成人纸尿裤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当然如果是更特殊的情况，有国安人员护送，拎个装满美金的手提箱过特殊通道出境都没问题，是没必要藏裤裆里的。其实，最安全最可靠的是直肠里藏颗100克拉的大钻石！顺带批评一下：听说眼下不论是哪国人，进入中国都要肛试检测武汉病毒，不论男女老少，都要按指定姿势撅起屁股让检测人员捅一下，这特么在搞什么玩意啊？

吸烟和权谋的关系

吸烟和权谋的关系

中国人吸烟，在卷烟没流行之前，有很多种方式，比如生活讲究的富人会使用一种铜制的水烟袋，样子有点象弄弯了枪管的驳壳枪，据说慈禧就喜欢吸水烟，清陆耀《烟谱》是这样描述的：“又先含水在口，烟从水过，烟味醇和，故烟性虽烈而不受其毒”。听起来好象还挺科学，意思是烟气经水的过滤净化了，所以不受其毒。然而未必，因为这样吸烟是个物理过程，并不是化学过程，谁若不信就请他洗澡时在浴缸里放个屁试试？所以这水烟袋与著名的的阿拉伯水烟壶一样，仅仅是一种吸烟的方式而已，它是明清时随着自鸣钟一道进口的东西。在此之前，中国人吸烟应该还是中国烟袋，也叫抽旱烟。

中国烟袋，由三个部分构成：烟袋锅，烟杆，烟嘴。烟锅和烟嘴有铜铸的，也有玉琢的，烟袋杆一般是竹杆，但选材精致沐了漆，象笔杆一样又光滑又直挺。中国烟袋，有长短两种，男人用短的，大约半尺长，小巧精干，平时可以别在腰上，同时还要有一只烟口袋栓在烟杆上。女人呆在家里，就没必要小巧精干了，一般是二尺多的长烟袋。这长烟袋也是很厉害的，相当于张飞的丈二蛇矛，我小时候没少挨外婆的长烟袋刨，腿再快也来不及躲，每被刨到一次，头上立即就是一个大疙瘩。但老人家也有刨不准的时候，有一次就刨到门框上了，烟杆断了不是？不要紧，有货郎担子每天都路过的，货郎，天津人叫“货楞（平声）子”，就是卖针头线脑的小贩，摇一只拨浪鼓走街串巷，这次老人家就换了一根更长的烟杆，令我不寒而慄。

   外婆从来不吸纸烟，她一直吸旱烟。但是过荒年那会儿，禁止了自由市场，旱烟就没得买到了。即使纸烟也是供应的，结果很多本来不会吸烟的也学会了，因为配给啊，不买来吸就浪费了配额。外婆是把配给的纸烟全部碾碎，再把烟末装入烟袋锅，一面吸一面说：这洋烟怪燎嘴的，难抽！但是后来纸烟也紧缺起来，不再配给了，弹尽粮绝那些日子，老人家就把盛烟草的“烟笸箩”（其实是一只木抽屉）捣成碎末，和干菜叶混一起抽了几天，后来就干脆抽起了干菜叶干树叶。幸好邻居家有农村亲戚，捣腾来一些臭气熏天的乡下土烟“蛤蟆癞”，这才度过了难关。今天这“蛤蟆癞”可能已经绝了种，因为它低产，长不到烤烟那么大，产烟区的烤烟品种繁多，没人会再种它。

   手卷纸烟是文革时流行的，继承的是延安土八路革命传统，据说土八路手卷烟也是学了苏联红军。我在五龙背荣军院就见过一位断臂的残废志愿军，能用一只手飞快的卷烟，那功夫一般人可学不到。文革时怎么会流行卷烟呢？因为文革时有一种新华印刷厂出版的小开本毛语录，纸张很不错，又薄，韧性又好，最适合卷烟，还有大量的传单小报，也都适合卷烟。有人会说，不对吧？谁敢用“最高指示”卷烟？我说呢，这是有区别的，不是说礼不下庶人吗？其实，社会底层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仅仅比黑五类分子高一头而已，已经都是奴隶了，你就是抓他个反革命，也不过是给他多加了一顶帽子而已。再说法不责众，包括生产队长在内的干部，大家也都在用语录纸卷烟。当然，谁也不敢当人面撕语录，都是在家撕好的，一页语录正好撕成三张烟纸。其实，什么时候上头抽疯了，想抓反革命也容易的很，老百姓就如笼子里的鸡一样，谁活该倒霉就抓谁。

   我有个同事叫崔同庆，吉大毕业的高材生，毛远新如日中天那会儿，为配合北京上海那边的电影《决裂》和《反击》，也搞了一个电影剧本《夏秋之际》，这剧本的执笔之一就是老崔。后来毛远新倒了，他又参与了话剧《战犯》的创作。老崔的口头禅，就是“头可断，血可流，烟是万万不可丢”，他的灵感就全部来自吸烟。但他的思维也有愚蠢的时候，比如伏天是很热的，团里搞福利每人分了二百个鸡蛋，他就总是先捡发臭的吃，结果吃到后来，一个新鲜的也没吃到，这和吸烟没关系，也是题外话。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写作就是一字一字的抠，爬格子。夜深人静最适于写作，所以作家们几乎没有不是夜猫子的，挑灯夜战，靠什么提神呢？一是茶，二是烟。老崔吸的香烟不算高档（高档的也抽不起），但也不算太低档，两毛钱一包的“大生产”，那会儿“大中华”才是最高档的香烟，五毛钱一包。老崔是个一等烟民，啥叫一等？就是一天吸两包烟以上，二等，就是一天一包以下。看一个男人是几等烟民，也可以从他手指上观察到，一等烟民的手指尖是黄褐色的，二等一般是微黄色，烟熏的，和纹身一样，洗不掉的。

   再侃一侃吸烟与权谋的关系。薄熙来的失败，标志了时势造英雄和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在中国的彻底结束，而且今后的中国，再也没可能现出现毛泽东那样的一世枭雄。西平王为什么失败了？除了诸多因素外，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原因：他不怎么吸烟，虽然法庭上允许他吸（这事儿新浪上还有网民抗议，被屏蔽了）。我还注意到，很多外国领袖们，凡狂吸尼古丁的都取得了极大成功，比如丘吉尔，麦克阿瑟。而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大多不吸烟，所以失败了，因为战争是离不开政治的，政治又离不开吸烟，这之中有一种微妙的连带。不能不承认，二战中，丘吉尔在与斯大林的周旋中，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西方的利益，杜绝了共产主义势力在西方的漫延，也不能不承认，麦克阿瑟将军在处理日本天皇问题是发挥了他的政治天才，因为天皇的存在，才避免了日本沦为共产主义国家。他们的深谋远虑，都和自己嘴上叨着的大烟斗有关。

   二战之后，纵观世界格局，专制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文明，所以想搞个人极权政治，就不如帝制时代那样容易了。各国共产党猷们既要打着民主的旗号，又要专制，那就非玩权谋不可。玩权谋，就要动脑筋，和下棋一样，每走出一步都要预测到下几步怎么走，这时候大脑的运算是飞快的，精神需要高度集中才能思考的更深入更全面。共产党的天下，和古代皇帝一样，也是打出来的，天下好打，有炮灰有武器就成，难的是打下江山后谁来当老大？那么在共产党内这个没有“真龙天子”的政治环境里，就少不了鸡争狗斗的“路线斗争”，最后是谁最能玩权谋，谁就是龙头老大了。比如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就一个又一个的收拾掉了比他资格更老的政治对手，这全靠他的权谋能力。

   说起斯大林，当年他把中国人也折腾得够呛，全国都为他祝寿，到处是寿棚。全国都为他吊丧，农民要把灵堂设在家里。所以那时候的中国农民，都叫他斯大林大烟袋（大元帅）。大烟袋这东西还真厉害，老农在铲地时抓到了“野鸡脖子”（一种毒蛇），就会拔下烟袋锅，将烟袋杆塞进到蛇嘴里抹一下，“野鸡脖子”一沾了烟袋油子，立马就死，看看，尼古丁是不是比蛇毒还毒？斯大林的毒，和他的大烟斗也分不开。在党内斗争和树立个人极权的权谋方面，毛泽东是完全继承了斯大林的衣钵，而毛泽东的毒，也和他嗜烟如命有关。烟草中的尼古丁肯定是有镇静提神和帮助思考的功用，咖啡因，古柯碱，大麻酚等等中枢神经兴奋剂也都有类似功用。

   搞权谋就要玩心计，就要动脑筋，要深思足虑，因为这和科学研究不同，是在和人斗智，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权谋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你在研究人家时，人家也在研究你，所以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什么老毛会其乐无穷呢？因为他和曹操一样是“宁我负天下人，匆使天下人负我”，结果常常是他整过的人，反而死心塌地忠于他，让猫吃辣椒而心服口服，老毛损人利己了一生，总是有成就感，他能不其乐无穷吗？我认为这也和他大量吸烟分不开，老毛吸烟到什么程度？太医李志绥说他的牙齿都是绿色的，而且从不刷牙，真是难为了贺子珍和江青。不过不要紧，据说美女的耐恶心能力普遍都很强，所以鲜花往往都是插在牛粪上，说难听的，就是好X都让狗日了。

   《毛泽东传》作者，美国作家R.特里尔说：“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都不如毛的爱吸烟。毛曾戒过烟，但失败了，他说：戒烟无益于事，我们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毛吸烟一直吸到死前两年，因为多次中风造成了脑细胞的大量坏死，最后已经完全不能思考问题，对烟的兴趣也就丧失了，那就不能算是戒了烟。斯大林就死于脑溢血，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曾告诫毛泽东：“苏联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同志遵照医嘱戒烟的话，可能不会逝世得那么早。”事实也如此，尼古丁的确是促进心血管病的杀手。那么陈毅等其他嗜烟如命的中共领导人，本来是因为怕死而不敢再吸烟了，那就不要再美化成什么“坚强的革命毅力”。

   有人会说，那恩来同志呢？他可是不吸烟的，还有林彪同志，也是不吸烟的，不也都是很杰出的人吗？是啊，正因为他们不吸烟，所以才没玩过毛泽东，恩来同志早就知道玩不过老毛，所以才在遵义会议上让贤。连吸烟的刘邓都玩不过毛，惶论不吸烟的周林呢？还有人会说，蒋介石也吸烟，他就没玩过毛泽东。我说这是不对的，传说中蒋介石吸的“大重九”，那本来是他招待客人的，他有基督徒宋美齡管着，应该不会吸烟。再一个可能就是蒋在年轻时也曾经吸烟，而且可能什么烟都吸，但是后来戒掉了，因为“常凯申”先生，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都坚持冷水洗脸，每天都坚持写日记等等，他才是个有“坚强革命毅力”的人，所以戒烟对他来说也不会是什么难事。

   政治居然和吸烟也有关系？这观点，听起来是挺荒唐，但细细琢磨一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做为政治人物和文学家，最成熟练达的年纪是四十岁至七十岁这三十年，做为烟民来说，这三十年也正是吸收尼古丁最多的时期，而做为集政治家（或文学家）和烟民于一身的人物来说，这三十年也是他们人生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前面说过，毛泽东的人生信条就是与人斗争，他斗别人，别人就要防他，除非象张国焘那样退出，否则就要绞尽脑汁保护自己。所以他周围的人也多是烟鬼，比如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等等，都是口不离烟，而且都有各人喜爱的牌子，少奇同志是“大前门”，美其名曰“节约烟”。小平同志是“大熊猫”，一支烟有三分之二过滤嘴，他临死还在抽烟，离世时还在嘴上的半截烟收藏在博物馆专柜供瞻仰。这些牌子的香烟，当然也和老毛的132号什邡雪茄一样，都是特供的，今天也是一样，真正特供给国家领导人的东西，外界人根本就见不到。

   当然，再特供的物质也改变不了它们的实质，特供香烟和普通香烟的尼古丁含量不会相差多少，对肺脏的损害也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刺激气管，一样的满肺子粘痰。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习惯可能就和吸烟有关。过去，比较讲究的人家都有痰盂，而且还是主要的嫁妆。但是不讲究的，都是“吧唧”一口吐在脚下，有的还会踏上一脚碾两下以示自己讲卫生。中国绅士们，坐着时身边会有痰盂，走动时咋办呢？那就只好也“吧唧”一口了，传说李鸿章出使日本时就闹过这样的笑话，“吧唧”一口吐在人家的红地毯上了。而美国人就很尊重中国人“吧唧”的习惯，在邓小平访问时没有忘记在他面前摆上一只痰盂。

西平王薄熙来没有狂吸尼古丁，所以他最终也没有成为政治家，如果他一直能客观冷静地分析国内外的总体大势，就不至于满脑子的毛泽东思想和冷战思维。从他的“政治遗嘱”看，他居然认为自己是：“被中情局和党内那位法轮功分子联手放倒的”。连发动文革的毛泽东都看出了世界大势的不可扭转，发出了“我死以后右派会翻天”的哀叹，而薄熙来居然认为“如果没有文革，苏东剧变的风潮已经把我们国家打倒在地”。只要不是猪脑子，随便拉出个中国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个除了张嘴吃饭撅腚拉屎的人口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国度了，老美颠覆它又能有什么利益可图呢？再说薄熙来满脑子的马列主义，中情局策反他做什么呢？多么可笑的逻辑！他如果象魏京生那样多吸几口尼古丁，多动动脑子，也不至于如此昏庸啊。（2013/09/25 发表于博讯博客）

政治正确帝崇祯

政治正确帝，还有乐子

皇帝向大臣募捐凑军费

政治正确的崇祯，因为励精图治，非常节俭，但节俭过了头就是吝啬。同满清打自卫反击战苦于军费，就向大臣们募捐：大家要爱国啊，要抗清啊，要为大明江山出把力啊！结果大臣们都哭起穷来：偶们都是清官哦，哪来的Money？哭穷最凶的是他老丈人周奎，只拿了一万两，皇后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掏出自己的私房钱五千两给老爸撑面子，没想到还被截留了两千两，加在一起算一万三千两，这也太抠门了吧？连自己闺女的钱也贪污？满朝文武，最后只筹得二十多万两。这时候，有大臣陪着小心委婉的建议：皇上不能一点库银也没有吧？崇祯没加理睬。为什么？后人有这样的说法，说李自成攻进京城后，竟然在崇祯的个人财库中发现积年不用的库银三千七百万锭，黄金一千万锭（五百两为一锭）。成了比岳父还抠门的葛朗台。

那么，崇祯到底有没有钱？是不是葛朗台？事实上，上述说法完全是扯淡，崇祯的确是没钱了，不然我怎么说他政治正确呢？他的确是个穷皇帝，在明史上提供这一佐证的，是京城陷落前奉命监管国库的赵士锦，赵士锦后来写了《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备忘录。描述了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 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瞧瞧，守城的兵饷也才这点钱，够穷酸了吧？实际上，崇祯是接了前朝一个烂摊子，只好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据史料载，连宫女都不扩招了，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送去当铺充了军饷，还把库存的人参鹿茸等高级补品也变卖了。

崇祯明明知道满朝文武都贪污受贿，个个都是世界首富，所以一直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来训导他们，到了紧急关头，甚至低声下气的商量着向他们“借钱”，但权贵们就是不肯放血，一点面子也不给，贵为天子的他，竟然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权贵们看来：“这国家，是你的，但钱，是我的”！面临外敌，大明权贵们为什么不爱国？不讲民族大义？因为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皇帝怎么会缺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你朱家的，你老朱家的天下，丢就丢了呗，关我啥事？凭啥要我出钱？

这事儿，当然也传进李自成的耳朵里，所以他进京后第一时间就是破四旧抄家，替崇祯反贪。首当其冲的在国丈周奎家中搜出了无数奇珍异宝，光是现银就五十三万两，装载了几十马车。我倒！李自成一看，号称节俭帝的老丈人居然有这么多钱？那别人也都少不了，给我抓！吊起来打，各家拿Money来赎人。立时炮烙挑筋，挖眼割肠，京城上空响彻鬼哭狼嚎。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酷刑之下，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共缴获银子7000多万两，重新回炉熔铸成大块银板运往西安。

政治正确害死全家

崇祯帝与李自成，是“汉贼不两立”，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我是真龙天子，你不过是邮局里的一个马夫，怎么能相提并论？当李自成打下山西逼近京师时，曾有大臣建议崇祯迁都南京，崇祯坚持政治正确，心高气傲的不允。因为太祖立下了规矩：太子要亲征守国门，子孙们要坚守祖业。这是祖制，是道德制高点，你不遵守，就永远别想进宗庙祠堂了。

不过迁都一事，崇祯也并非没想尝试过。崇祯十七年，就有东宫左中允李明睿独自上奏建议崇祯：目前形势很危急，事关大明存亡，唯一的办法是南迁。崇祯也早有此意，但却怕政治不正确，另外，也顾虑群臣反对。崇祯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肯担待，不管什么事，都要借群臣之口议定，这表面上看似乎挺民主，是集体领导，其实不是，是他坚持自己一贯政治正确的拙劣权术，事办好了，是他圣断英明，事办砸了，就拿主事的大臣问罪。文武百官们被他耍弄的，谁也不敢公开的政治不正确，所以南迁之举，经群臣们的讨论是不可行。首先总理陈演就未置可否，打了个“呵呵”，接着是一致反对。很明显，内阁对迁都与否并不关心，他们只想捞个政治正确的好名声而已。

因为，他们早就看出来大明要完蛋，自己的身家财物房子地产都在北京，领地庄园能搬走吗？还折腾什么呢？他们早就与崇祯离心离德了：现在想迁都？黄瓜菜都凉了吧？他们不过是一群文化人，换了谁当皇帝都一样是大臣，没准儿，跟随李自成或满鞑子反而会活得更好一点。有钱不捞，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是不是？而只要装逼的崇祯活着一天，大家捞钱占便宜就不能名正言顺；只有崇祯死翘翘了，他们才能顺其自然地去改换门庭。

李自成曾两次向崇祯议和。一开始他要崇祯封他为王，赐银一百万两，封国秦晋两省，然后负责平定国内其它义军，为朝廷抗击满清平定辽东，崇祯坚持政治正确，不允。李攻破了北京，发出最后通谍，要求崇祯退位以保全性命，檄文中说：“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章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章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唯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恫于宗公，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檄到如律令！”这篇檄文是以分庭抗礼的口气发出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崇祯能退位，我会优待你，厚禄照拿，而且惠及你的子孙。

人家老李都打到家门口了，坚持政治正确的崇祯还是不肯答应，这会儿他只能决定殉国，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列祖列宗。他还希望臣子们陪他殉国，不过左右一看，就剩下个太监了。没人陪他死，怎么办？那就让全家陪，还算明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不？断子绝孙更对不起祖宗嘛，就先打发三个儿子（永王、定王、太子）逃了，然后让老婆女儿自尽，女儿不肯死，就亲手砍她死。但他让太子逃命的时间已经太晚了，结果这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活成，两个被外公出卖，剩下那个隐匿多年后也被清廷捕获灭了全家。

如果这三个嫡出的接班人早点打发到南京去建立政权，或者前面说的早点迁都，或许大明江山会支撑下去，因为非嫡出的皇子建立的南明政权就支撑了十八年之久，这还没算郑成功支持的政权。不过历史这东西，是容不得假设如果的。现在回过头来，再说那些平时口头上政治特别正确的大臣们，国难当头，怎么一个也不追随万岁爷了呢？原来，平时的政治正确都是假象，大臣们心里应该是这么想的：不管谁来当皇帝，都要使用我们这些大臣，你崇祯活着，是我们的主子，你死了，我们就去效忠新主子了，没理由非要陪你去死，对不对？所以都去开了城门迎闯王了，没料这闯王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还是他们自己的老规矩：吃他娘，穿他娘，打土豪分田地！

再说说老蒋，老蒋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就对明末的历史很着墨，因为他自己与崇祯帝太相像了，看看明末，外忧内患不绝，满清就是日寇，李自成就是共产党嘛，最后他也象南明的一个皇帝一样，退守到台湾岛去了。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政治正确反而不正确这个视角上，老蒋和崇祯是极其相似的，几乎就是崇祯第二，比如老蒋的政治正确，就害死了南京军民二十多万。老蒋好歹也是个军事家，他不会不知道南京在历史上本来是个不易设防也不可防守的城市，明明已经迁都重庆了，各大企业各级政府也都疏散完毕，却非要守什么“国父陵寝”“维护国家尊严”，要象征性的打一场首都保卫战，坚持政治正确。这还不止，又选了个过气的白痴将领唐生智指挥守城，连退路都不给士兵和百姓们留，自己却留了一只逃跑用的小汽艇，就这样的王八蛋，老蒋居然没枪毙他，后来还成了土共的政协委员？因为历史不能假设，所以这些可气的事儿，不谈也罢。

最后编辑时间: 2016-03-07 12:18:52

评《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 上

评《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 上

附原文：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

作者：悬铃木

日本民族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个优秀的民族，但这种优秀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噩梦，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罪恶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远的不说，近代以来，日本总是像幽灵一样，阻挠中国发展。

1874年日本人在台湾琅峤登陆揭开犯华序幕。1879年日本人吞并清国附属国琉球王国并改名为冲绳县。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全歼中国耗费30年心血建成的海军主力北洋舰队，随后旅顺大屠杀。1895年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劫掠我二点三亿两白银并割占台湾岛。1898年参与列强对中国的疯狂瓜分，并抢占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1900年出兵八千多人，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在后来大多数西方列强放弃庚子赔款之后迟迟不愿放弃。1915年，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灭亡中国的21条。1925年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酿成五卅惨案。1926年，纠集列强炮轰大沽口，引中国学生到执政府门前请愿酿成“318惨案”。1927年6月，决定未来对华侵略战争的“东方会议”在东京召开。1928年，出兵阻挠蒋公北伐、防碍中国统一、制造济南惨案、虐杀公使蔡公时。

1931年制造“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2年1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1932年三月策动东北独立建立“满洲国”，1933年侵占中国热河省随后中国发起长城抗战。1935年为了蚕食华北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何梅协定》。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在其后的八年全面侵华中，日军共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三千五百万人，3214319万国军将士牺牲，206位国军将军阵亡，摧毁中国全部海军106艘舰船，击落我2468架飞机，4321位飞行员血洒长空，十万人以上的大兵团会战共22次，大型战斗1117次，普通战斗28391次。对中国资源野蛮掠夺，对中国文化肆意破坏，制造南京大屠杀血案，掠夺中国女子充当日军慰安妇，731部队用中国人的身体研究细菌毒气炸弹，等等等等，真可谓罄竹难书！日本就是如此一个对中国有血海深仇的刽子手恶魔民族！

来源：

http://www.boxunclub.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9&extra=page%3D1&page=1

悬铃木：日本民族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个优秀的民族，但这种优秀对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噩梦，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罪恶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远的不说，近代以来，日本总是像幽灵一样，阻挠中国发展。。。。。等等等等，真可谓罄竹难书！日本就是如此一个对中国有血海深仇的刽子手恶魔民族！

评：

应该承认，笔者在接触到大量的历史真相之前，和这位悬先生（女士）一样，也曾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爱国愤青。做为中国人，因长期处于被控制的信息环境之中，也被强大的政治宣传功能所洗脑。但是（感谢互联网）当看到了真实的历史之后，不得不对自己过去的无知和愚昧感到羞愧和遗憾。其实，阻挠中国发展的并不是日本等“列强”，而是中国人自己，就连那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自己也承认：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国民中有大量的悬铃木先生（女士），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啥反日爱国愤青们总拿历史说事儿？这里说个故事：一个村子里有两条汉子，一个叫中国，一个叫日本，都想当村长，起码要让人不敢惹，两条汉子比试的结果是中国输了，被打得很惨。后来日本的儿子又继续欺负中国的儿子，同时和外村人又打起来，最后他也输得很惨，中国的儿子当然借了光，也属于胜利者，没事就给孙子们痛说革命家史。后来大家都不打了，中国和日本的孙子们开始作生意，日本的孙子天生聪明会作生意，就发家了，中国的孙子天生愚钝不会做，越过越穷，看到日本孙子到处卖汽车卖家电，赚得杯肥钵满，就很生气，红了眼睛说：不行！听我爸讲，你爷爷在历史上欺负了我爷爷，我现在就要欺负你，给我爷爷报仇！日本孙子说：那都是我爷爷的罪过，我是他孙子，现在并没欺负你呀，还帮你不少忙呢。中国孙子说：不行！帮多少忙也不算，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你必须道歉赔款！不准再纪念你爷爷！而且你家有块地自古以来就是我爷爷的，现在要还给我！

爷爷的罪过要由孙子承担？爷爷曾经是刽子手，孙子就是恶魔民族？这它妈的是什么逻辑呀？即便是历史，凡事也都有因果关系，没因就没果，中国人对待历史事件的逻辑就是只看果，不看因，这才有了很多驴唇不对马嘴，只讲公理不提婆理，虽然政治正确却让人莫名其妙的历史教科书内容。真要拿历史说事，被中国人当成祖先供着的忽必烈还痛打过日本人的祖先呢，要不要今天的中国人替忽必烈道歉？还“远的不说”？有远的吗？是说大明朝的倭寇吗？那其实是福建的海商海盗，首领都是中国人，有几个日本人，也不过是小喽罗，这一历史早已经被中外史学家论证为世纪谎言。既然非要拿历史说事儿，那下面咱就摆一摆历史事实。

悬铃木：1874年日本人在台湾琅峤登陆揭开犯华序幕。1879年日本人吞并清国附属国琉球王国并改名为冲绳县。

评：

1871年12月，60多名琉球渔民遭遇台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登陆，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砍了脑袋，其它人被清政府送回国。日本即以国民在台湾被杀为由，1874年2月6日，组成“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在琅峤登陆武力征服台湾土著，建立了龟山都督府。这其中有个细节，就是台湾的大部分土著人都属于野蛮的猎头族，斩人头颅称“出草”。另外当时的琉球人已经归化为日本籍，属于日本国民。当日本政府向清政府质问此一事件时，清政府的答复是““杀人者皆生番，皆不服王化，故且置化外”。意思是我们管不了野蛮人。这就给日本方面造成了入侵的理由：“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既然你不能管治野蛮人，那我来替你管治好了。这一事件，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北京专条》，赔偿抚恤和军费50万两，日军撤走而告终。所以，所谓日本人犯台，其实和八国联军上门打义和团一样，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只看果不看因的理亏在先。

琉球王国，本来是大清（权当是中国罢）附属国，和朝鲜、越南一样，都是同等地位的独立国家，中国的藩属朝贡体制与西方的殖民宗主关系不同，越南、朝鲜、琉球并非中国殖民地，只是一种礼仪和外贸上的关系，是在以“朝贡”的形式进行国际贸易，甚至近代，英国使团来大清也被称为朝贡，但是显然，大英帝国是不可能向清国朝贡的，人家只是来访问和贸易。所以中国这种藩属体制并不是稳定的，而且是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一直有所谓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云云，但从来不说中国历代王朝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不平等关系。

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之后，琉球成为萨摩藩的附庸国。萨摩藩派遣官员监督琉球的内政，而另一方面，琉球仍旧保持与中国的礼仪关系。琉球王国既然已经是日本九州岛萨摩藩的藩属，那么就属于日本的臣下之臣，萨摩藩对琉球的内政干预比大清要强，琉球是要给萨摩藩交税的，可以说琉球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表象，只存在礼仪上的册封之类关系，中国皇帝最喜欢给别人册封了，这里就不说中国皇帝能否代表中国老百姓了，就算他代表了中国，他送给某国皇帝一张委任状，就能证明这个国家是属于他的领土吗？既然不能证明，那么犯华序幕之说从何说起？

日本吞并琉球那个时代，武力征服还是国际上合法取得领土的手段，比如沙皇俄国从中国瓜分那么多领土，之后就都成俄罗斯国土了，没一块是殖民地，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建立了现代国家，也是武力吞并琉球，而且没搞立殖民地，而是与本土一样设为行政县，其中根本不存在压迫与殖民的关系。二战后琉球被美军占领，五十年代发生了冲绳复归日本的运动，看清楚：是冲绳岛的居民要求回归日本而不是中国，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决支持冲绳人民回归日本的正义斗争”。

悬铃木：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全歼中国耗费30年心血建成的海军主力北洋舰队，随后旅顺大屠杀。

评：

甲午中日战争，实质上是中日两国互赌国运的战争，谁打赢了谁就是东亚的霸主。甲午战争爆发当时，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诏书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它现在因内乱而请中国出兵平乱，这是中国和朝鲜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该出兵，出兵就是对中国宣战（这也是后来中国教科书上对战争起源的主要解释）。但明治天皇的诏书却截然不同：首先，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日本出兵是帮助朝鲜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再次是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从两国宣战诏书来看，显然日本方面符合现代文明，这导致了当时的国际舆论站在日本一边。

所谓日本介入朝鲜内政，和支持孙中山革命党颠覆满清政权是一回事，日本成为朝鲜国代表改革势力“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支持的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以改革名义发动了两次政变，都被中国支持下的朝鲜政府镇压。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并划出清国租界，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格局，中朝关系缺乏明确的制度化设计，在西方媒体中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即中日分别代表了野蛮与文明两个阵营，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世界，日本一旦失败，朝鲜将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暴发的。

中日之间，关于诸如南京大屠杀这类事件的争议，主要是在人数上。这好比判决一个杀人犯，他明明只杀了一个人，但法官却宣判他杀了十个人，他也不会服，因为这与犯罪事实相违背。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中方关于日军“大屠杀”的记载，是根据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日军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但事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认为该记者对日军残暴的报道虽然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态度过于极端”。事实上，占领威海卫后，日军给中国战俘们提供了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不管是否宣传造势，但全程都在所有日外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另外还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中。这两点都被当时的国际社会认同，认为日本已经属于文明国家。

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旅顺大屠杀当然也是基本事实，所争议的关键都是屠杀人数，日军在旅顺究竟屠杀了多少人？对此，有多种不同说法，其中以2千人说和2万人说较具代表性。日本学者秦郁彦说：我估计是2千人以上，而中国方面说2万人，这与旅顺平时人口1万人是不相符的。秦郁彦说法的根据是，据三田村龙之介《金州旅顺之大战》：21日，旅顺街道上横尸千余具，在此后每天都屠杀数百人。据多方考证，旅顺屠杀进行了四天，合计起来2千多人，与一些目击者的估计是接近的。如日人有贺长雄说：街道上的尸体总数大约有2千人。美国人克里曼最后也说：被屠杀的非武装人员至少有2千人。这只是一个大约数字。而据清军化装密探赴旅顺调查后报称：旅顺街道所杀民人实有二千六七百人，以大坑收埋。各山兵民被杀尤多，皆未掩埋。可见，经过落实，旅顺市街被杀人数为2600至2700人。（戚其章：旅顺大屠杀真相再考）

悬铃木：1895年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劫掠我二点三亿两白银并割占台湾岛。1898年参与列强对中国的疯狂瓜分，并抢占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

评：

古代和近代历史上，民族或国家间的战争规则，就是战败一方被迫与战胜一方签订割地赔款等条约，不签就接着打，直到一方亡国灭种，这是战争规则，不想亡国灭种就只能妥协，没什么好讲的，所以才有石敬塘这样的儿皇帝，才有汪精卫的曲线救国。“马关条约”就是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大清在这场战争中输得太惨，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格。战局对日本完全有利，你不签，临时休战都要取消，更别说撤军了，大清哪敢不签？值得一提的是李在谈判中挨了日本刺客一枪，日本人觉得这事理亏，反而减了一部分赔款金额，其他的条件几乎是全盘接受。后来俄罗斯不满日本占据辽东，联合英美干涉，日本才退掉辽东半岛，改为多拿三千万两银子。

为什么赔了这么多银子？很简单，对大清来说，西方列强之前与中国的战争，最终不过要块经商口岸或租界地做生意赚钱而已，什么叫瓜分？就是各国都来建立殖民地，但是从地理和人文等因素上看，中国并不具备西方列强建立殖民地的条件。而日本就不同了，日本与中国文化相近人种相近，利于直接统治和殖民。日本是个小国，土地和资源有限，为了生存就要对外扩张，目标就是与它地理气候都一样，资源丰富的中国满州。可以说，日本和中国打仗，就是来要命的，它要将大清的命根子祖籍辽东半岛变成它的殖民地，那么大清要保命的话，花多少钱都值，所以对天价赔款就只能接受。

在日本方面，为什么马关条约的条件这样苛刻？因为日本打这场战争，花掉了2亿3千多万日元，三倍于国家预算，合一亿六千万两白银。其中一亿是国内银行发行的战争债券。如果不能从大清那里把这笔钱找回，立刻就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于是就在这个金额上再加一亿，向大清要了相当于3亿6千万日元的2亿3千万两白银。如果大清能赢得战争，哪怕是打个平手，不赔款的话，仅仅这笔战争债务就会把日本压垮，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如果。战争规则不仅是角力规则，也是赌博规则，赌场无父子，输到最后就是倾家荡产，否则就别赌。二十世纪前，契约精神是人类最主要的文明，不服就打，输了就认理，没什么好说的。

悬铃木：1900年出兵八千多人，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在后来大多数西方列强放弃庚子赔款之后迟迟不愿放弃。

评：

先说说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庚子之乱？为什么会产生义和团这样的爱国愤青？为什么会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是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但产生义和团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文化冲突，世代中国人接受的文化是孔教即儒家思想，主张三从四德等级森严，而外来的基督教主张人人平等，入教之后都是兄弟姐妹，不讲君臣父子官民尊卑，为中国人的传统礼教所不容，所以洋教首先是被中国的士绅阶级（包括朝廷官员）所抵制；二是经济冲突，大清在第二次中英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精英总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主张实业救国，接受西方先进科技，开展了洋务运动，先进的生产资料与落后生产力产生了矛盾，比如铁路的运行就造成了大批槽运工人失业，还有洋货的进口，也造成了中国小手工业者破产，这些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都是义和团主力。但义和团运动是因教民的诉讼案件引起，所以在世界历史上也称之“教案”，被义和团残杀的洋教士和中国教民后来被梵蒂冈追封为圣徒，中国官方的历史教科书则一直定义它为反帝爱国运动。

庚子之乱的真实历史是，慈禧太后受保守的朝廷官员蒙蔽，轻信了“义民”的“刀枪不入”“扶清灭洋”等巫术迷信和爱国口号，对列强支持光绪“干涉中国内政”强烈不满，首先向各国宣战并攻打各国使馆，这个因，导致了八国联军“入侵”的果，也可以说是自食其果。但大清向各国宣战，各国并没有向大清宣战，仅仅是打进北京保护各国使馆。日本为什么出兵最多？因为当时，列强在出兵问题上各有各的难处。其中，老大英国正陷于非洲布尔战争泥淖中，没法调集兵力；新兴的美国，也为了应付菲律宾的独立运动首尾不能相顾；德国虽然因公使克德林被杀，出兵态度是最积极的，但苦于距离中国太远，鞭长莫及；至于法意奥匈等，利益悠关不是很大，就只是跑跑龙套了。

那么算起来，只有俄国和日本离中国最近，调兵也最方便。沙俄立即以保护铁路为名向东北派出6千兵力，这就严重刺激到了日本。但是日本虽然也有公使被杀，一开始对出兵却很低调，并没有主动出兵，它是在英国邀请下才出兵的。在日本看来，这是向列强表现自己是文明国家的机会，于是派出了精锐部队，临行前，陆军大臣桂太郎对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说了这样一番话：“此行是向列强支付保险费。务必战死沙场！” 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胜了大清，但还是被西方列强视为一个落后的“次文明”国家。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人当然不甘心，要借此良机在列强面前好好露个脸，这就是庚子之乱日本出兵最多军纪最好的原因。

另外，悬文所说“（日本）在大多数西方列强放弃庚子赔款之后迟迟不愿放弃”。也不是历史事实。《辛丑条约》规定，大清从关税中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赔偿各国，按4%年息分39年还清。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西方称“拳乱赔款”（Boxer Indemnity）。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协约国向北洋政府提出缓付5年免利息的条件拉拢中国参战。日本既然是协约国成员，在庚子赔款问题上就应该与英美步调一致。

但日本并不是最后一个放弃庚子赔款的，早在1923年3月，日本国会就通过法令，决定把庚子赔款余额（七千万日元）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同时，日本还制定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在外务省设立了文化事务局，掌管此事务工作。这一年底，日本与中国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主要用于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事业，如北京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并每年拨出30万日元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如尚有余款，将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1924年，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决定由中日双方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每年所得庚款380万元投资对华文化交流及互派留学生旅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最后，于1925年，日本与法﹑英﹑比﹑意﹑荷等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经费，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则被民国政府用于中国画研究和续修《四库全书》。（见百度http://baike.baidu.com/view/77114.htm）

悬铃木：1915年，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灭亡中国的21条。

评：

先说说“二十一条”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二十一条”共分为5号（款），第一号有4条，是关于日本接收山东省内旧德国权利、并扩展筑路权、定居权和通商权的要求。第二号的七条内容要求将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南满铁路、安奉和吉长铁路的权益再展期99年，以及日本人在内蒙东部和南满的开矿、定居、通商权利。第三号有两条，要求日本独占汉阳、大冶、萍乡的煤铁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不将沿海口岸和岛屿割让他国。第五号7条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且日本顾问要多于他国顾问的总数。中国警察由中日合办或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器材由日华合办的军械厂供应，或向日本采购。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福建等省铁路建造权利交与日本。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承认日本的“布教权”（维基百科http://alturl.com/ydcoe）。

其中的一部分条款，本来已经是即成事实，而且一些重要条款如第三号，甚至是孙中山为发动讨袁战争对日本人的承诺。这是历史造成的，日本人不过是想让这些即成事实作为明文条约确定下来（维基百科http://alturl.com/ydcoe）。老袁在骨子里就是反日的，怎么可能会签订它？事实上，北洋政府并没有签署这个所谓的“二十一条”，现在中国史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很多史料尽在眼前，《袁世凯朱批二十一条》的原件就保存在天津博物馆，过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歪曲历史，现在应该得以更正，这样不但对于历史人物公正，更主要是正确对待我们当前的现实。逼迫是一回事，签订又是一回事，一是一，二是二。事实上，袁世凯签订的是《中日民四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

悬铃木：1925年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等酿成五卅惨案。

评：

所谓“五卅惨案”，正确的定义应该是“五卅运动”，是一场配合国民党北伐革命的工潮。中共党史上的定论是：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项英领导了这次罢工。时值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起因是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人枪杀。为什么日本人会在中国开工厂？这也是《马关条约》里规定的特权，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严重影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有的抵制美货日货等运动，背后都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子，这一历史背景，今天的中国人也可以从《大宅门》《大染坊》等影视作品中看到。

  

熟悉中外历史和马列著作的人都知道，老牌资本主义在它的原始积累阶段（即工业革命初期），对劳动者的剥削是很苛刻，日本的资本主义比英美晚了一步，那么它的企业生产管理方式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那一套，这也是马列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能被劳动者接受和共运能在二十年代成气候的主要原因。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日本资本家订立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所以工人也就容易被共产党利用而组织起来对抗资本家。1925年，国际棉纱市场畅销，日资本家为获得更多利润，要求工人加班生产。沪西棉纱八厂发生日本监工打伤女工事件，引起公愤，厂方拟将抗议工人开除，工人的反制就是罢工。于是在中共领导下，沪西棉纱厂的联合罢工取得了胜利。

共产党员顾正红为什么被日本人“屠杀”？事出有因，由于沪西纱厂工人罢工，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公开宣布不承认工会，开始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顾正红是日棉七厂工人，七厂是布厂，纱厂罢工造成了原料不足，在开工不足情况下，中共还在组织工人罢工怠工，无理要求资方工资照发，最后七厂因无原料而关闭不再开工，停发了工资。顾正红带领工人冲开厂门闯入厂长办公室“讲理”，被气急败坏的日本资方开枪打伤送医不治。接着，工人挟持了一个日本人，被日本哨兵发现开枪，又打死两名工人。28日，国共两党召开联席会议，李立三作了工运形势报告，要求国民党党部命令各分部组织演讲队；运动各同乡会等社会团体关注，会议定于30日下午举行“反帝大示威”。

5月30日，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到上海公共租界各条马路示威游行，抗议日商资本家枪杀顾正红，大量学生聚集南京路，冲击警戒线，与英巡捕发生冲突，英籍捕头下令开枪，打死13人，打伤40多人，另外逮捕49人。租界工部局宣布戒严，租界内大学被关闭，是为“五卅惨案”。6月，中共利用国民党名义鼓动上海工人、学生和商人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后期，由于商人和中共的矛盾突出，商界于6月24日宣布停止罢市。奉系军阀取缔上海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通缉李立三等中共工运领袖，罢工风潮逐渐平息。

评《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 中

悬铃木：1926年，纠集列强炮轰大沽口，引中国学生到执政府门前请愿酿成“318惨案”。

评：

首先要纠正一下悬文对历史的无知或歪曲，事实上并不是“纠集列强炮轰大沽口”，而是日舰单独炮击了大沽口。1926年3月7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发现奉系军阀军舰在炮台附近活动，开炮将其击退，并在大沽口放置水雷封锁港口。三天后，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使馆开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碍，国民军被迫开放了大沽口岸。当日下午，日舰进入大沽口，国民军借口日舰未按事先约定信号联系，向日舰开枪示警令其停止前进，日舰则开炮回应，国民军随即开炮还击，将日舰逐出了大沽口，此即“大沽口事件”。事后，日本政府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八个签字国公使，于16日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工事及北京至出海口交通障碍等要求，17日，八国军舰云集大沽口示威。

“三·一八惨案”是怎么回事？它是国共两党最早的联合反军阀抗议活动。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大暴发。1926年3月14日，国共两党乘机在京召开“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 3月17日，两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最后通牒，一致通过：即日驳复通牒、不许日舰带奉系军舰入港、驱逐八国公使离京等决议。会议决定吁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转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3月18日，在李大钊带领下，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到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均负伤，是谓“三·一八惨案”。

其实，这场流血事件本来可以避免，天安门前示威后，组织者李大钊又一次要求群众去国务院示威。人们不愿意去，害怕被军警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维基百科 http://preview.alturl.com/r45k7）李大钊为什么如此底气十足？是因为当时的京城卫戍是冯玉祥的国民军。

冯玉祥国民军炮轰日舰和“三·一八惨案”这两起事件，其实都是苏俄斯大林策动的，其内幕是：两年前（1924年5月），苏联就同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废除了帝俄时代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苏联在协定中表示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中苏从此正式建交。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总统曹锟，驱逐清末帝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只有不足四万兵力，北临张作霖，面南吴佩孚，不得不联合皖系军阀，让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政府有军队支持，自然敢于向民众开枪。

1925年5月，斯大林亲自向国共两党下令：“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斯大林还下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所以，伴随北伐革命的工运和农运都是国共两党在服从苏俄的指挥命令。号称倒戈将军的冯玉祥为什么敢于向日舰开炮？也完全是因为有斯大林在为他撑腰。此间，斯大林已经向冯提供了大量军援，1925年12月，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署中国革命：“北京新的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这就是次年“三·一八惨案”的时代背景。“三·一八惨案”导致各系军阀联合起来组成了“讨赤军”，事件发生两天后，冯玉祥旋即丢弃部下逃往苏联。

（以上部分资料出处为博客中国http://yahoosina1.blogchina.com/2704354.html）

悬铃木：1927年6月，决定未来对华侵略战争的“东方会议”在东京召开。

评：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班子，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和制订对外政策，是再正常不过和事情。当年田中内阁“东方会议”讨论的内容，和今天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属于同一个性质，都是在探讨国家如何展开国际事务。有争议的是那个“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1929年曝光的，据称是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国共历史教科书上记载的是：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了中国局势，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后，由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给天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中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但近年来有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所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首先，讫今为止也没现此文件的原件和副本，更别提那份由蔡智堪抄写的影印本。被认为日文原本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实际上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以田中义一名义在中国发表。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战后，日本史学界也就“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从形式细节处提出了质疑，比如行文格式用词等方面，不符皇家文书惯例等，可断定其伪，另外文中所述往事也与史实严重有误。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因证据不足未能采信这个“田中奏折”。而在1999年9月，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提出这是前苏联特务机关的“杰作”。此说的根据是来自苏联前领导人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国际》杂志的陈年旧稿。（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悬铃木：1928年，出兵阻挠蒋公北伐、防碍中国统一、制造济南惨案、虐杀公使蔡公时。

评：

1928年4月，北伐军继续北上攻击济南，驻守济南的北洋军阀张宗昌逃跑，日首相田中义一决定：出兵济南，理由是“保护济南当地的日本侨民”。 为什么要出兵保护日侨？因为在此之前，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已经杀害了一名日本使馆人员。北伐军杀进济南后，立即针对日本实施了以下行为：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捣毁了日本人经营的《满洲日报》济南分社；第64团士兵扯下了使馆区的日本国旗，向日本领事馆开枪；杀死了十三名贩卖鸦片的日本侨民；枪杀日军士兵。

北伐军的这些行为，直接造成事态恶化，日军于是丧失理智大开杀戒。蔡公时、炮轰济南等等，都是此事件之后发生的事。 不要以为上述这些“借口”，是日本人编造的，也别以为是“汉奸”造谣。这些事实，是当时“济南惨案”的亲历者、北伐军的将领写下来的白纸黑字记录。写下这些记录的亲历者是谁呢？是当年担任北伐军第65团团长的李默庵，还有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贺国光。详情可参考两部史料《李默庵回忆录》和《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济南惨案平心论》。（以上资料摘自冯学荣《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89453.html）

悬铃木：1931年制造“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

评：

“九一八事变”，的确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旋即从本土调兵占领了东北全境，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军事侵略，历史事实毋庸置疑。问题是，张学良为什么下令不抵抗？驻守沈阳的一万东北军为什么打不过七百个日本兵？和甲午海战一样，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人数都优于日本人，但一交战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世纪以来，从不检讨自己的无能，却一劲地喊冤叫疼，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一贯热衷于内斗，欺软怕硬，特别盛产该文作者悬铃木式的愤青，在撕咬同类时格外勇敢，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雷锋语），一旦与外敌交手，就都成了屁滚尿流的张少帅。

再说说这个张少帅，是一直被中共党史念念不忘的大恩人，他为什么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据他晚年的解释是判断错误，其实不存在什么判断错误，张家父子在东北与日本人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应该比蒋介石更了解日本人。众所周知，张氏父子是军阀，军阀的资本是什么？就是军队，在任何时候，他们的原则都是保存实力，宁可丢了地盘，也不能丢掉军队，地盘丢了不要紧，和土匪一样，有枪就会有地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以张少帅的不抵抗，根本原因就是他想保存实力，他手下的将领也都一个样，在强敌面前没有不落荒而逃的。有人会不解：各系军阀不是一直在混战吗？我来告诉你：军阀的战役，都是这边一哄而上，那边就一哄而散，双方的伤亡都不大，因为大家都想保存实力，不会把军队拼光，所以什么雨帅玉帅的都不是什么英雄，军阀里也没有长胜将军。

悬铃木：1932年1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评：

从历史资料来看，中国最先提出抗日口号的，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正是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和侵害了他们的利益，日本的商品铺天盖地，压迫得民族工商业无法喘气，因此，是他们最先提出‘抵制日货和要求抵抗’的口号。”上海是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一•二八”战争打响之后，最有力地支援这场战争的也是上海的民族企业。正是他们的抗日要求被国共两党所接受，双方达成共识，才有了抗战。

1932年1月18日，日本和尚5人在中国民族企业三友实业毛巾厂门前化缘，遭厂内义勇军拦截盘查，引起斗殴，混乱中打死僧侣1 人2人重伤；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然而警方并未抓到杀人罪犯，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华人工厂纠察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日本和尚为什么选择三友实业社化缘？战后的东京审判法庭上，日人田中隆一供认是他与川岛芳子策划了这起冲突。但国共历史教科书上一致的说法是，化装成中国工人的日本流氓参与殴斗，打死了日僧，嫁祸中国民企三友实业社。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嫁祸于三友实业社？

这个三友实业社，在上海大名鼎鼎。有20多年历史，由浙江慈溪人陈万运等三人创建，职工万人，设备先进，毛巾等产品比日产物美价廉，在市场竞争上深受日本商人嫉妒，更让日本人恼怒的是，总经理陈万运是个爱国商人，他经常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九一八”后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自任大队长，下设三个连实行军训，总之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此前该厂的工人就因在租界张贴反日标语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过多次小规模冲突。

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个崇尚佛教的民族，浪人虽无耻但仍有底限，从正常逻辑上看，只要挑起冲突目的就达到了，没必要一定得打死自家和尚，更与基本逻辑悖逆的是，日本人没必要在上海发动一场假战争来转移国际视线对满洲国的关注。因为事实上，满洲国是满清贵族在日本人帮助下复国的，日本人扶植满洲国是为了殖民，因此满洲国能否独立和被国际关注意义并不大，而且成立五年后，就被包括苏联在内的23个国家承认了。满洲国愿意接受日本殖民“开拓团”，是两厢情愿，日本人能有什么国际压力？况且，这个导致“一.二八事变”的三友实业社事件，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国共的所有教科书上都没有详细的，落实到具体涉事人的资料佐证，所描述的事件经过也是是而非，仅仅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政治正确而已。（维基百科 http://alturl.com/pevjw/pw=7adu5）

悬铃木：1932年三月策动东北独立建立“满洲国”，1933年侵占中国热河省随后中国发起长城抗战。

评：

先给悬铃木先生恶补一下历史课：中国人是最讲“自古以来”的，那么好，中国的东三省，自古以来也是满族人（女真，后金）的领土，明朝那会儿，在东北最远的边界是抚顺关，北至地铁岭康平蒙古，南至凤城安东（丹东）。大明国力不行，修不起长城，就在边境上架起了柳条篱笆，也叫柳条边，后来全国就都是大清天下了。民国成立，没有驱逐“鞑虏”，而是继承了大清版图，五族共和，国旗上红蓝白黑黄五色中，黄色象征满族，大家相安无事。但是苏俄扶植冯玉祥发北京政变逼宫，撕毁了民国的优待清室条约，那么作为大清末代皇帝的溥仪，回自己老家去复国也是再正常，再合理不过的事情，是你民国违约在先，我满清不义在后。满洲国的国旗则是红蓝白黑满地黄，以满族为主的共和国。

新成立的满洲国在《建国宣言》中，将热河省划入了满洲国版图，这是因为，民国在《清皇室待遇之条件》中规定了“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满、蒙、回、藏各族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也就是说，满蒙王公世爵的领地权不受剥夺，热河省仍归满蒙王公们管辖。另外，满洲国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义务帮助满洲国解决领土问题，认真的说，并不是日本侵占了热河，而是满洲国收复了自己的领土。国共的历史教科书甚至维基百科，对这一史实都是轻描淡写：“民国初年，热河地区仍为清廷管辖范围”。什么叫“仍为清廷管辖范围”？再无下文。

满族人在自己的老家复国，“鞑虏”被驱逐了，它不复国，到哪呆着？所以成立满洲国，不奇怪。奇怪的是汉族人居然借外战之机，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即于1月31日发表声明称：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号召劳苦大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在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之时，中共喊出这种极左口号，连基层干部都怀疑中央是否不顾民族大义在捣乱抗战后方？但中共把一二八事变看做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夺权机遇（布尔什维克就是趁俄国对德战争趁机革命成功），因此极力推动士兵工作，指示在上海和南京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工农组建义勇军。呼吁国军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军命令，枪毙反动长官，持枪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

悬铃木：1935年为了蚕食华北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何梅协定》。

评：

所谓“何梅协定”的前因是“华北事件”，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国民政府杀害了天津亲日的《满洲晨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又诬中国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为避免事态扩大，国民政府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东北义勇军”是支土匪武装，首领孙永勤，活动于热河境内，令满洲国颇受其扰，所以被国民政府称谓抗日义勇军，后来孙部退入长城内的遵化，日方认为是遵化县长在接济孙永勤，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5月20日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书面通知，表示日方将追究责任，抗议白、胡被暗杀案，并表示华北中日关系恶化，肇因于蒋中正表面亲日，暗中排日。为避免事态扩大，何应钦出面会见日方的梅津美治郎作了一个口头表态，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抗战部署有关，何认为日方当时正期待中国拒绝撤军，以获得军事冲突借口，但当时中国驻河北的军队并无作战部署，“战守皆自为难”。于是他向蒋建议中央军调驻河南，以“期能保全平津及国家元气，留作持久抗战之基础”。得到汪精卫指示后，会晤日方口头告以“河北省党部撤离、五十一军等部队撤军、禁止排外排日活动等等”承诺。高桥对何的答复表示满意，无异议而去。

至此，何认为“河北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隔天高桥又到军分会，转交一份日备忘录，要求何复制一份后盖章送回。日方的意思是，何此前的口头承诺要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完成，增加其约束力，但何是国防部长，高桥坦不过一使馆武官，何认为高桥竟然与他平起平坐，十分震怒，加上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书面之原则，故将书面备忘录送还，并说明日方所希望各点，已由华北当局自动实行，无需再以书面答复。但日方仍然纠缠不休，最后经汪同意，何以一封未签字盖章的普通信函，寄交梅津美治郎，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1935年12月，日方军机以此“协定”为由，恣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1936年1月，蒋介石对全国中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也公开否认有这个“何梅协定”。蒋并不知道何这封私信，直到发现被中共钻了空子，挑起七七战祸，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2日）

悬铃木先生自称是国民党元老，却原文抄袭中共党史，坚称这个子虚乌有的“何梅协定”存在，充分暴露了其假国民党真中共五毛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