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 中

悬铃木：1926年，纠集列强炮轰大沽口，引中国学生到执政府门前请愿酿成“318惨案”。

评：

首先要纠正一下悬文对历史的无知或歪曲，事实上并不是“纠集列强炮轰大沽口”，而是日舰单独炮击了大沽口。1926年3月7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冯玉祥部）发现奉系军阀军舰在炮台附近活动，开炮将其击退，并在大沽口放置水雷封锁港口。三天后，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使馆开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碍，国民军被迫开放了大沽口岸。当日下午，日舰进入大沽口，国民军借口日舰未按事先约定信号联系，向日舰开枪示警令其停止前进，日舰则开炮回应，国民军随即开炮还击，将日舰逐出了大沽口，此即“大沽口事件”。事后，日本政府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向中国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八个签字国公使，于16日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工事及北京至出海口交通障碍等要求，17日，八国军舰云集大沽口示威。

“三·一八惨案”是怎么回事？它是国共两党最早的联合反军阀抗议活动。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大暴发。1926年3月14日，国共两党乘机在京召开“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 3月17日，两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针对最后通牒，一致通过：即日驳复通牒、不许日舰带奉系军舰入港、驱逐八国公使离京等决议。会议决定吁请国民军改变作战目的，转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3月18日，在李大钊带领下，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到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均负伤，是谓“三·一八惨案”。

其实，这场流血事件本来可以避免，天安门前示威后，组织者李大钊又一次要求群众去国务院示威。人们不愿意去，害怕被军警镇压。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作为参与者的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回忆说：“由于前一天曾发生过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维基百科 http://preview.alturl.com/r45k7）李大钊为什么如此底气十足？是因为当时的京城卫戍是冯玉祥的国民军。

冯玉祥国民军炮轰日舰和“三·一八惨案”这两起事件，其实都是苏俄斯大林策动的，其内幕是：两年前（1924年5月），苏联就同北洋政府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废除了帝俄时代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苏联在协定中表示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并答应从外蒙撤军，中苏从此正式建交。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总统曹锟，驱逐清末帝溥仪出故宫，悬赏缉拿吴佩孚，成立国民军，欢迎孙中山北上。然而冯只有不足四万兵力，北临张作霖，面南吴佩孚，不得不联合皖系军阀，让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政府有军队支持，自然敢于向民众开枪。

1925年5月，斯大林亲自向国共两党下令：“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奋斗。”6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8号记录》关于中国问题的指令是：“务必推进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而特别是铁路总罢工的形式进行的革命运动，不要害怕危机加剧。”斯大林还下令：“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愈有力愈强大。”所以，伴随北伐革命的工运和农运都是国共两党在服从苏俄的指挥命令。号称倒戈将军的冯玉祥为什么敢于向日舰开炮？也完全是因为有斯大林在为他撑腰。此间，斯大林已经向冯提供了大量军援，1925年12月，斯大林在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署中国革命：“北京新的中央政府，应由冯玉祥及温和派组成，建立纯国民党政府则不可能”。这就是次年“三·一八惨案”的时代背景。“三·一八惨案”导致各系军阀联合起来组成了“讨赤军”，事件发生两天后，冯玉祥旋即丢弃部下逃往苏联。

（以上部分资料出处为博客中国http://yahoosina1.blogchina.com/2704354.html）

悬铃木：1927年6月，决定未来对华侵略战争的“东方会议”在东京召开。

评：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班子，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和制订对外政策，是再正常不过和事情。当年田中内阁“东方会议”讨论的内容，和今天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属于同一个性质，都是在探讨国家如何展开国际事务。有争议的是那个“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1929年曝光的，据称是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国共历史教科书上记载的是：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了中国局势，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后，由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给天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文中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但近年来有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所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首先，讫今为止也没现此文件的原件和副本，更别提那份由蔡智堪抄写的影印本。被认为日文原本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实际上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以田中义一名义在中国发表。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战后，日本史学界也就“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从形式细节处提出了质疑，比如行文格式用词等方面，不符皇家文书惯例等，可断定其伪，另外文中所述往事也与史实严重有误。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因证据不足未能采信这个“田中奏折”。而在1999年9月，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提出这是前苏联特务机关的“杰作”。此说的根据是来自苏联前领导人托洛斯基的一份投在《第四国际》杂志的陈年旧稿。（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悬铃木：1928年，出兵阻挠蒋公北伐、防碍中国统一、制造济南惨案、虐杀公使蔡公时。

评：

1928年4月，北伐军继续北上攻击济南，驻守济南的北洋军阀张宗昌逃跑，日首相田中义一决定：出兵济南，理由是“保护济南当地的日本侨民”。 为什么要出兵保护日侨？因为在此之前，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已经杀害了一名日本使馆人员。北伐军杀进济南后，立即针对日本实施了以下行为：四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捣毁了日本人经营的《满洲日报》济南分社；第64团士兵扯下了使馆区的日本国旗，向日本领事馆开枪；杀死了十三名贩卖鸦片的日本侨民；枪杀日军士兵。

北伐军的这些行为，直接造成事态恶化，日军于是丧失理智大开杀戒。蔡公时、炮轰济南等等，都是此事件之后发生的事。 不要以为上述这些“借口”，是日本人编造的，也别以为是“汉奸”造谣。这些事实，是当时“济南惨案”的亲历者、北伐军的将领写下来的白纸黑字记录。写下这些记录的亲历者是谁呢？是当年担任北伐军第65团团长的李默庵，还有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贺国光。详情可参考两部史料《李默庵回忆录》和《贺国光先生访问纪录：济南惨案平心论》。（以上资料摘自冯学荣《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http://product.dangdang.com/23389453.html）

悬铃木：1931年制造“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

评：

“九一八事变”，的确是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挑起，旋即从本土调兵占领了东北全境，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军事侵略，历史事实毋庸置疑。问题是，张学良为什么下令不抵抗？驻守沈阳的一万东北军为什么打不过七百个日本兵？和甲午海战一样，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人数都优于日本人，但一交战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一个世纪以来，从不检讨自己的无能，却一劲地喊冤叫疼，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一贯热衷于内斗，欺软怕硬，特别盛产该文作者悬铃木式的愤青，在撕咬同类时格外勇敢，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雷锋语），一旦与外敌交手，就都成了屁滚尿流的张少帅。

再说说这个张少帅，是一直被中共党史念念不忘的大恩人，他为什么下了不抵抗的命令？据他晚年的解释是判断错误，其实不存在什么判断错误，张家父子在东北与日本人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应该比蒋介石更了解日本人。众所周知，张氏父子是军阀，军阀的资本是什么？就是军队，在任何时候，他们的原则都是保存实力，宁可丢了地盘，也不能丢掉军队，地盘丢了不要紧，和土匪一样，有枪就会有地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所以张少帅的不抵抗，根本原因就是他想保存实力，他手下的将领也都一个样，在强敌面前没有不落荒而逃的。有人会不解：各系军阀不是一直在混战吗？我来告诉你：军阀的战役，都是这边一哄而上，那边就一哄而散，双方的伤亡都不大，因为大家都想保存实力，不会把军队拼光，所以什么雨帅玉帅的都不是什么英雄，军阀里也没有长胜将军。

悬铃木：1932年1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

评：

从历史资料来看，中国最先提出抗日口号的，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正是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和侵害了他们的利益，日本的商品铺天盖地，压迫得民族工商业无法喘气，因此，是他们最先提出‘抵制日货和要求抵抗’的口号。”上海是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一•二八”战争打响之后，最有力地支援这场战争的也是上海的民族企业。正是他们的抗日要求被国共两党所接受，双方达成共识，才有了抗战。

1932年1月18日，日本和尚5人在中国民族企业三友实业毛巾厂门前化缘，遭厂内义勇军拦截盘查，引起斗殴，混乱中打死僧侣1 人2人重伤；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然而警方并未抓到杀人罪犯，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华人工厂纠察队所为，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日本和尚为什么选择三友实业社化缘？战后的东京审判法庭上，日人田中隆一供认是他与川岛芳子策划了这起冲突。但国共历史教科书上一致的说法是，化装成中国工人的日本流氓参与殴斗，打死了日僧，嫁祸中国民企三友实业社。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嫁祸于三友实业社？

这个三友实业社，在上海大名鼎鼎。有20多年历史，由浙江慈溪人陈万运等三人创建，职工万人，设备先进，毛巾等产品比日产物美价廉，在市场竞争上深受日本商人嫉妒，更让日本人恼怒的是，总经理陈万运是个爱国商人，他经常对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九一八”后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自任大队长，下设三个连实行军训，总之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此前该厂的工人就因在租界张贴反日标语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过多次小规模冲突。

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个崇尚佛教的民族，浪人虽无耻但仍有底限，从正常逻辑上看，只要挑起冲突目的就达到了，没必要一定得打死自家和尚，更与基本逻辑悖逆的是，日本人没必要在上海发动一场假战争来转移国际视线对满洲国的关注。因为事实上，满洲国是满清贵族在日本人帮助下复国的，日本人扶植满洲国是为了殖民，因此满洲国能否独立和被国际关注意义并不大，而且成立五年后，就被包括苏联在内的23个国家承认了。满洲国愿意接受日本殖民“开拓团”，是两厢情愿，日本人能有什么国际压力？况且，这个导致“一.二八事变”的三友实业社事件，还缺乏更多的证据，国共的所有教科书上都没有详细的，落实到具体涉事人的资料佐证，所描述的事件经过也是是而非，仅仅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政治正确而已。（维基百科 http://alturl.com/pevjw/pw=7adu5）

悬铃木：1932年三月策动东北独立建立“满洲国”，1933年侵占中国热河省随后中国发起长城抗战。

评：

先给悬铃木先生恶补一下历史课：中国人是最讲“自古以来”的，那么好，中国的东三省，自古以来也是满族人（女真，后金）的领土，明朝那会儿，在东北最远的边界是抚顺关，北至地铁岭康平蒙古，南至凤城安东（丹东）。大明国力不行，修不起长城，就在边境上架起了柳条篱笆，也叫柳条边，后来全国就都是大清天下了。民国成立，没有驱逐“鞑虏”，而是继承了大清版图，五族共和，国旗上红蓝白黑黄五色中，黄色象征满族，大家相安无事。但是苏俄扶植冯玉祥发北京政变逼宫，撕毁了民国的优待清室条约，那么作为大清末代皇帝的溥仪，回自己老家去复国也是再正常，再合理不过的事情，是你民国违约在先，我满清不义在后。满洲国的国旗则是红蓝白黑满地黄，以满族为主的共和国。

新成立的满洲国在《建国宣言》中，将热河省划入了满洲国版图，这是因为，民国在《清皇室待遇之条件》中规定了“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满、蒙、回、藏各族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也就是说，满蒙王公世爵的领地权不受剥夺，热河省仍归满蒙王公们管辖。另外，满洲国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有义务帮助满洲国解决领土问题，认真的说，并不是日本侵占了热河，而是满洲国收复了自己的领土。国共的历史教科书甚至维基百科，对这一史实都是轻描淡写：“民国初年，热河地区仍为清廷管辖范围”。什么叫“仍为清廷管辖范围”？再无下文。

满族人在自己的老家复国，“鞑虏”被驱逐了，它不复国，到哪呆着？所以成立满洲国，不奇怪。奇怪的是汉族人居然借外战之机，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即于1月31日发表声明称：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号召劳苦大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在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之时，中共喊出这种极左口号，连基层干部都怀疑中央是否不顾民族大义在捣乱抗战后方？但中共把一二八事变看做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夺权机遇（布尔什维克就是趁俄国对德战争趁机革命成功），因此极力推动士兵工作，指示在上海和南京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工农组建义勇军。呼吁国军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军命令，枪毙反动长官，持枪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

悬铃木：1935年为了蚕食华北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何梅协定》。

评：

所谓“何梅协定”的前因是“华北事件”，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国民政府杀害了天津亲日的《满洲晨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又诬中国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为避免事态扩大，国民政府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东北义勇军”是支土匪武装，首领孙永勤，活动于热河境内，令满洲国颇受其扰，所以被国民政府称谓抗日义勇军，后来孙部退入长城内的遵化，日方认为是遵化县长在接济孙永勤，违反了塘沽停战协定。5月20日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书面通知，表示日方将追究责任，抗议白、胡被暗杀案，并表示华北中日关系恶化，肇因于蒋中正表面亲日，暗中排日。为避免事态扩大，何应钦出面会见日方的梅津美治郎作了一个口头表态，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抗战部署有关，何认为日方当时正期待中国拒绝撤军，以获得军事冲突借口，但当时中国驻河北的军队并无作战部署，“战守皆自为难”。于是他向蒋建议中央军调驻河南，以“期能保全平津及国家元气，留作持久抗战之基础”。得到汪精卫指示后，会晤日方口头告以“河北省党部撤离、五十一军等部队撤军、禁止排外排日活动等等”承诺。高桥对何的答复表示满意，无异议而去。

至此，何认为“河北事件”已告一段落。但隔天高桥又到军分会，转交一份日备忘录，要求何复制一份后盖章送回。日方的意思是，何此前的口头承诺要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完成，增加其约束力，但何是国防部长，高桥坦不过一使馆武官，何认为高桥竟然与他平起平坐，十分震怒，加上南京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书面之原则，故将书面备忘录送还，并说明日方所希望各点，已由华北当局自动实行，无需再以书面答复。但日方仍然纠缠不休，最后经汪同意，何以一封未签字盖章的普通信函，寄交梅津美治郎，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1935年12月，日方军机以此“协定”为由，恣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协定”之存在；1936年1月，蒋介石对全国中校校长及学生代表谈话，也公开否认有这个“何梅协定”。蒋并不知道何这封私信，直到发现被中共钻了空子，挑起七七战祸，气得大骂：“应钦愚劣私陋，毋使预闻政治，否则害国误国必此人也。阅何致梅函稿，而更愤激，何愚劣至此，诚贱种也。”（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22日）

悬铃木先生自称是国民党元老，却原文抄袭中共党史，坚称这个子虚乌有的“何梅协定”存在，充分暴露了其假国民党真中共五毛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