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的枕头

慈禧太后的枕头

早些年，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舞美设计沈老师共饮，酒过三巡，乘兴讲了个我小时听父亲说的一个故事：

咱们前庄的“果个张”（郭家庄的河北方言），有个放羊的，一天早上去淋河边（淋河是当地的一条小河），天还蒙蒙亮，就发现河边有一团红光。近前一看，是一只破绣花枕头，远远的就香气扑鼻了，原来是枕头芯发出的香味，这枕头芯也不是荞麦皮或谷糠，是暗红色的丝状物，松松软软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随便抓了一把拿回家给老爹辨认。老爹也不知道是什么，但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药材，就给同庄的一个老秀才看。老秀才看了色变，说：这是从哪弄来的？是藏红花啊，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认得的药材，皇上才能享受到哩。枕头这物件，老辈人都知道，中国式的枕头形状特殊，是方方正正的，不是现在席梦思床上那种新潮式样，而且填充密实，就是破了也掉不出多少枕头芯，如果真的是藏红花，那该有多少？

于是父子俩急急赶回河边，拾起那只破枕头，简单收拾一下行装就进了京城，还是老爹谨慎，先抓一小把去药店卖，药店老板一见也大惊：还有多少？我全买了，给你高于别家药店一倍的价格。货比三家，这位老爹就这么一小把一小把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住遍了京城旅店，走遍了京城药店，结果都卖出了好价钱，大发了。老爹也是个精明人，干脆就用这笔钱也在京城开了一家药店，前店后厂，叫“怡和堂”，专做中成药的，就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的下十条胡同。我怎么清楚这事呢，因为我家就在那儿住过，听母亲讲，她还为这家药厂帮过工，是一位何先生介绍的，何先生是药店的伙计，专门到外省送货的，一次被土匪劫了，连衣服都被扒光，只穿了条裤衩跑回来，老板当众训斥他是“废物点心”。那时候的人都忠诚，换了现在的聪明人，还能回来吗？文革串联时我还特地照母亲指点的地址，到下十条胡同找过那家药厂，不过早就公私合营人去楼空了。

据父亲说，那枕头就是西太后棺材里的，孙殿英在马兰峪盗了东陵，丘八们只顾搜寻珠宝，可能也没把这破枕头当回事，路上顺手扔掉了，被山雨冲到了河里，巧巧的让这个羊倌中了大彩，这应该是他家祖坟上冒了青烟。再说这藏红花Saffron又称番红花，也的确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药材和香料，如今在北美市场上的价格也要15000美元/公斤，一克近20美元。中药名为藏红花，其实它并非产于西藏，原产于伊朗，而是因它从地中海沿岸经印度传入西藏才得此名。不光是药材香料，西餐也离不开它，如西班牙的大鍋飯Paella，摩洛哥的羊肉塔金tagine，意大利面条spaghetti等等都用到它，在厨师专业考试中，藏红花是必考题目。因其价格昂贵，凡用到藏红花的菜式，在菜单上都会有特别说明。中医认为藏红花活血化瘀，孕妇忌用，老太后当然不是孕妇。

听到这，沈老师笑了，摇摇头说：你讲的故事可能不全对，马兰峪的事儿并不是你听说的那么简单，那些皇陵也不只是孙殿英盗的。当时我问他：那还有谁？沈老师笑而不语，举杯劝酒岔开了话题。京城的出租车司机都能侃出很多秘闻，何况是文化界的名人？不过沈老师不便说，我们也不便问。沈老师一表人材，单身生活多年后才找了个农村妇女成了家，当时我们都奇怪，门不当户不对嘛，一个大画家怎么会找个村妇妻子？但见了那女人后，才知道画家其实艳福不浅。多年后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农村女人一般思想比较保守，节操上可靠，这和老外喜欢中国女人是一回事。

互联网真是个好东西，可以说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前些日子在网络上读到一篇《东陵大盗不是孙殿英》的文章，才得知孙充其量是个东陵小盗，正如沈老师所言，东陵盗墓事件另有玄机。这个玄机是什么呢？就是孙只盗了清东陵15座陵墓中的两座，除顺治皇帝的孝陵外，其余的12座都是共产党“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盗掘的。对这一惊天动地的盗陵事件，1949年后的中国史学界一直未有文章刊载，知情者也都三缄其口。只有台湾的中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才轻描淡写地记了一笔：（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2月5日：共军曹志福开始盗东陵，康熙、咸丰、同治三陵（12月25日毕）。

而对于替罪羊的描述，也是近些年才有所披露（2008年北京日报）。尽管当时中共抓了六个替罪羊枪毙了，但在中共党史上，对那个盗陵主凶曹致福的“生平事迹”却讳莫如深十分低调，仅有地方县志的一点粗略记载，这么重要的人物连一篇纪念文章也没有，更不要说照片，这不符合惯例。关于曹志福其人，中共公开档案的记载是他在1943年时任晋察冀军区第13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10月热冀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及第15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3月任冀察热辽军区第14军分区司令员；1950年1月任华北军区唐山军分区司令员（由原冀东军区第12、15军分区合编），后任国防科工委第10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大校军衔，1964年退休，1992年病逝。这和那个杀害张萃夫的吴亮平一样，是中共的短处，不会高调宣传他们，不然就是哪壶不开拎哪壶了。癞痢头嘛，总要戴上一顶破毡帽遮丑才行，总之，就连贼喊捉贼的底气也不足。

再看看当时国民党中央社的报道《清室东陵陵墓大多被盗》：

1946年4月（中央社北平二十一日电）清室东陵于去岁十二月初，先后遭受大规模有计划之盗墓，计同治、康熙、咸丰三陵，被盗去黄金百余金，珍宝玉翠五十余香炉（以香炉秤量）其珍宝物品著名者，尚有同治翠印一颗，金表一个，九龙玉杯一个，白玉马一匹，康熙翠印一颗，翠狮子一对，嵌宝金塔一个，咸丰翠印一颗，龙袍、玉带、被褥、枕头、软片数大车，掘墓开始于去岁十二月四日，至二十五日始毕。据闻：所有清帝及妃子尸体，均自金棺中拉出。此间有关当局闻讯后，立即开始缉捕盗墓人犯，经数月之侦察，前后捕获嫌疑人犯六十余人，惟重要人员则尚未就逮。顷据有关方面发表，此事之主持人为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曹致福及联络主任张尽忠，蓟遵兴联合县长贺年（平）所派公安科长陶光暝、民兵数百人。曹致福先后分得黄金十四斤。珠翠玉器、十三香炉、白玉马一匹，康熙翠印一颗，同治翠印一颗，金表一个。

孙殿英是军阀，最初到东陵地区驻守的理由是“剿匪护陵”，应该属于监守自盗。孙盗东陵时，溥仪寓居天津张园。虽然“痛心疾首肝胆欲裂”，却无能为力，只能求告蒋介石。直到1932年，溥仪当了满洲国皇帝，才有了护卫祖陵的能力。派他的满洲军进驻马兰峪，设置了东陵管理警察署。1945年日本投降，护陵军队溃散。与孙殿英盗陵时的情景类似，这时的东陵又一次失去了庇护，不过此时清东陵并非真空地带。清东陵位处遵化、蓟县、兴隆三县交界，县城虽然是国民党政权，但农村却归属中共冀东军区。正值国共和谈伊始，这里的时局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三不管。但有史记载的是，当时冀东军区曾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卫清东陵。这支部队有没有参与盗陵？未置可否，但该军区主力后来开赴东北打内战是可以确证的。

孙殿英部的“护陵”自然是掩耳盗铃，但“剿匪”并非虚言。当时在清东陵一带，因清朝守陵人及后裔失去了朝廷俸禄，衣食无着，而八旗子弟们又多数不事农商，不少人就干起了抢劫偷盗的土匪勾当。土匪中最大的一股是马福田匪帮，人数有数百人，占据着清东陵所在的马兰峪，大肆盗取东陵文物。孙殿英部来到清东陵，先剿了马福田匪帮，然后借军事演习的名义掘了东陵。但被打散的土匪仍然还在附近活动，这也给后来中共盗陵找到了替罪羊。孙盗陵的理由是解决军费军饷。中共盗陵，实际上也无非是这个理由，为了军费，鸦片都大面积种了，掘几个坟算什么？但没敢象孙殿英那样理直气壮，因为这时已经光复，共军不存在正当的军费开支问题，那么除了为打内战扩军征集军费，就是为满足个人私欲了，但这样的理由说不出口，所以才利用了当地的土匪参与此案，来了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国民党中央社报道的“此间有关当局闻讯后，立即开始缉捕盗墓人犯，经数月之侦察，前后捕获嫌疑人犯六十余人，惟重要人员则尚未就逮”一文。据后来中共方面的宣传，是军统介入了此案，戴笠带了蒋介石手谕亲临北京查处，布下了大量特务每天到前门、琉璃厂、打磨厂等珠宝文物市场调查，抓捕销赃分子。一面又发动北平宪兵司令部在全城大小旅店搜捕，凡马兰峪一带来北平的，一概羁押审问。据称，军统共收缴了800余件东陵珍宝，最大收获是抓捕了首犯张尽忠。不过微妙的是，这时的他也突然变成中共通缉的要犯了。

当时曹致福和张尽忠还有个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斗争皇上大地主”，“帮助群众度过饥荒”，以这个幌子，公开广泛动员陵寝地宫的知情者和会使用雷管炸药的能人加入，这些“知情者”和“能人”其实就是马福田匪帮旧部，盗陵主力是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八区区长贺年的民兵队伍，盗陵能够分得财宝是人人都相信的愿望和事实。于是，这场盗陵活动被迅速扩大，变成了一场上千人参与的明火执仗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对坟墓里的死人展开了历时三个月之久的轰轰烈烈土改运动。直到此消息暴露后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在重庆政协会议上痛斥周恩来，周无言以答，这才在《冀东日报》发表声明，“对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予以严正驳斥”，同时装模作样的责成蓟县公安局局长云光负责“查处”东陵盗案。

“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由来已久，到文革时更是发挥到极致，那些破四旧的提倡者，鼓动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中共领导们反而对四旧爱得如醉如狂，经常去文物管理处（保管红卫兵抄家物品的机构）挑选四旧珍品。据载：1970年秋，江青与康生到文管处“选购”珍品，江青挑了一件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嵌着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江青也没有白拿，付了七元人民币。康生珍爱字画，花了十元人民币买走了汉蔡邕书写的《诗经》宋代拓本，花五元买走了宋黄庭坚的真迹，还有汉大将军韩信的印章，《红楼梦》的最早刻本等等。据康生死后的清点统计，被他掠入私囊的文物多至千件。著名画家叶浅予获平反后，许多珍贵字画和文物都无法归还给他。但文管会给了他一个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9件，林彪11件，康生夫妇8件，江青3件，汪东兴1件，李作鹏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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