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根本症结

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根本症结

军事占领

对中共的正面宣传，要反面的看，它越是说某件事好，那它一定是坏的，比如它宣传“金珠玛米牙咕嘟”，正说明军队不受藏人欢迎。六四后各地都大张旗鼓的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就是为了消除开枪杀人的恶劣影响。总之，中共的民族政策，是靠枪杆子落实的，对新疆和西藏都是武力征服，军队开路，移民在后。打个比方：你怀里揣把菜刀到人家去作客，还睡到主人的卧室去，能受欢迎吗？

新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也非一日之寒，这和清朝时的“平叛”有关，清朝为了防止叛乱，也搞了屯边，移民成效不大，虽然发配罪犯都是去新疆，但这种强制性的移民毕竟是少数人。后来就是军阀盛世才的军事占领，也是少数汉人集中在乌鲁木齐（迪化），对原住民的侵害不大，清朝和民国的回汉民族矛盾，从来都没有中共时代这么强烈。

中共的军事占领，主要体现在生产建设兵团上。当时是为了巩固边疆，再一个潜规则就是消化军队，内战后大量裁军，怕引起兵变，于是先在朝鲜战场消化了一部分，又在新疆搞了屯边，一举多得。新疆，是先有军队建制的生产建设兵团，后有上海知青的涌入，这才是最老资格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后来的事情。新疆军垦的局面已经开拓成功，鼓励移民的宣传也就随之跟进，当时有部记录片《边疆处处赛江南》就展示了这个过程。

新疆少数民族与中共军垦的对抗也不是没有，当时的反抗力量，中共官方宣传的有“乌斯满匪帮”，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也揭示了这种反抗，现在的说法就是疆独，东突分裂分子。不管是乌斯满匪帮，还是疆独，都遭到了血腥镇压。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嘎达梅林――乌斯满从盛世才统治时期就开始被围剿，最后于1950年5月被中共全部歼灭，参与造反的九个哈萨克部落也携械归降。

至于西藏，那就是纯粹的军事占领，我们从六十年代的大部分影剧都是描写“金珠玛米牙骨都”，比如歌剧《红鹰》，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等文艺作品的内容来看，藏汉矛盾主要也是军队造成的。是先有军队占领，在军队保护下推行暴力土改，后有西藏上层社会领导的“叛乱”，这个过程应该是军队的医疗队（金珠玛米）深入“百万农奴”中，煽动推翻“农奴主”，造“活佛”们的反，激起了西藏本土宗教文化强烈反弹的结果。

武力移民

从汉朝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的屯边都是武力移民，这是造成民族仇恨的主要原因，因为军队保护下的移民，势必伴随着血腥的族群灭绝，对那些拒绝大量外来移民的原住民部落，要靠武力来征服。汉族人大举移民比较成功的是云南地区，因为原住民人数少而分散，加之文化冲突也不大，所以成功。但对新疆西藏从来就没成功过，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今后成功的希望也不大。

有人替中共强辩说：屯垦和移民不是一个概念。这样讲就是望文生义了，鼓励汉族移民“支边”到西藏，就是屯垦，垦，不一定是种地，是开拓占领的意思。只不过因气候影响，没有形成新疆那样的规模。六十年代前支边到西藏去的汉人，都有高原补贴，工资比内地高，甚至是两份工资，还有轮换制度。而军队就更不用说，就是大量驻军，西藏是个大军区。

概念只是名词和说法而已，但怎么说和怎么做从来就是两回事。比如菠菜这东西，你非要说它是红嘴绿鹦哥，它不还是菠菜吗？打个比方：你家日子过的好好的，突然有那么一天，不请自到的来了个客人，没几天就反客为主了，原来的主人却靠边站了，而且说“自古以来”这个家就是他的，这叫啥事呢？这客人是来屯垦呢？还是移民？所以屯垦移民，不过是说的好听点，其实就是个强盗逻辑无赖行径。

目前中共对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就是去民族化，具体讲就是去藏化，去回化。去民族化是大一统的最佳办法。它不止是种族隔离的问题，更主要是防止藏族人集中到他们的圣地，越分散越好，所以作为藏族人，反而不能随便进入拉萨，作为维族人，也不能随便进入乌鲁木齐，但对汉族人就没有限制。所以，全国各地到处都能见到卖羊肉串的维族人，到处也可以见到卖藏药的藏族人，这就给了人们一种假象，以为他们是可以随便迁徒的，殊不知这正中了当局的下怀，藏族人和维族人都离开了原住地，成了吉普赛人才好。

菟城旧话（连载六）

菟城旧话（连载六）  

1971年7月31日夜，菟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件大事至今也鲜为人知，什么大事呢？水库决口子了，淹死了六百多口人，有人会说，瞎扯！没听说过。且慢，容我一一道来：这个水库并不是人们熟悉的大伙房水库，而是菟城周边地区众多小水库之一，叫虎台水库，位置就在菟城市区东南的救兵乡。 

文革后，是谁在辽宁主政呢？毛远新。辽宁的老辈人都知道“陈三两”，其实这个“陈三两”陈锡联是冤枉的，让辽宁人每月吃三两油，本来是毛远新的主张。为什么全国人民每月都供应四两油，辽宁偏偏要减了一两呢？因为辽宁要学大寨，要粮食自给自足，硬要一个工业省粮食自给，那就只能勒紧裤腰带，从老百姓嘴里往外抠食儿。毛远新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后，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是他“辽宁粮食不过关死不瞑目”。这话是虽然由陈三两嘴里说出，但此时陈锡联已经成了小毛的传声筒，他说的每句话，都在是重复小毛。  

 

辽宁是怎么学大寨的？先是请了陈永贵来辽宁视察，农民总理头戴白毛巾，身穿黑布褂，视察了一番，用他的小铜烟袋锅指点着山山水水，说你辽宁的贫下中农也太懒哩太笨哩，放着腊搭搭的大片山包包，咋个不修梯田哩？介么多山沟沟，咋个不修几个水库库哩？介敢情不是浪费资源嘛？俺大寨腊搭，连茅草草都搂起当柴烧哩！一席话，说得农村干部们直拍脑门子，它妈拉巴子的对呀！咱咋就不向人家大寨学一学呢！

其实，这兴修水利的事儿，早在五八年公社化时，全国各地水库水电站的蓝图就已画好，那就是遇山就开荒，见河就修水库，有城市就建工厂大烟囱，老太太纳鞋底子见缝插针，和农民总理现在讲的一样，后来不刮共产风了，这宏伟计划也就搁置下来。农民总理原是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文革前全国树立学毛著样板：解放军树了雷锋，工业树了王铁人，商业树了李素文，农业则树了个陈永贵。工农商学兵，唯独没有“学”字，没有知识分子的样板，因为学毛著运动，本是一埸又庸俗又低级的个人崇拜闹剧，必须有邪教徒般的狂热虔诚才行，岂能指望知识分子学毛选学出样板来？就是有样板也是郭沫若那样的马屁精。陈永贵也是从基层党委一级一级保荐上去的，这就象导演培养名星，名星红了，导演也就紫了。你看那耍猴卖艺的，猴子表演的再精彩，受益的也是主人。陈永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事迹，就是他领导大寨人在八山一水一分田，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土地上创造了“连年丰收”。 

其实名星和猴子，都需要投入巨大资本栽培训练才行，谁都知道这大寨是三分自给七分外援扶植起来的，且不问扶植一个丰收样板田需要多少优良种子和化肥农药，即令是自力更生，那庄稼是有水有空气有阳光就有苗不愁长，不旱不涝无虫无害就丰收，怎么能扯到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上去呢？这是说种地。还有打乒乓球的，硬是用毛泽东思想打出来一个乒乓球的辩证法，卖菜的硬是用毛泽东思想创造出一个卖大白菜的哲学，亏了当时还掌握着一点尺度，还没至于搞出放屁辩证法吐痰哲学来。不过没过多久，毛泽东思想已经如同大力丸包治百病，成了万应万灵的宝贝，马克思辩证法也成了揩屁股纸，谁都可以滥用了。   

农民总理视察之后，辽宁就开始组织农村干部分批分期到大寨考察学习，一定要把大寨的经验学到手。果然，那些干部们学习归来，都干劲冲天，摩拳擦掌的捋胳膊挽袖子，纷纷提出“誓叫我县变昔阳”的口号，来了个学秃子不惜剃光头，上山砍树，放火烧荒，把原来的植被破坏殆尽，有点平缓的山头全都修成大寨式的梯田，再修大寨式的高架水渠，引水上山，就这么瞎折腾了一气，把黑土地硬是搞成了黄土地，远远看去，土黄土黄的，象个大寨的模样了，好了，大功告成。好端端的花果山，一定要弄成黄土高原的光秃秃样子，这算哪门子学大寨？不是劳民伤财嘛，别纳闷，党搞运动，就是这么回事。这表面文章，就象那毛式人民服，只有穿上它，才能说明你至少在外观上革命化了，至于学大寨的实质是什么，庄稼能不能长，能不能打粮食，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说劳民伤财？瞎扯！劳动力多的是，当时的贫下中农，不论男女老少都按民兵编制，譬如公社是民兵营，各生产大队就是民兵连，各小队则是民兵排，下田种地上山开荒时，全部荷枪实弹，一律军事化，排着队唱语录歌上下工，把毛像地头一摆，红旗一插，就低头干活，干部们还不断吆喝督促：妈拉巴子的，欢干！欢干！那些农民弟兄，还有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脸朝土地背朝天，一条垅沟足有半里地长，播种铲地，追肥打药，收割打埸，全部是人力操作，风吹日晒雨淋，三百六十天下来，一个壮劳力所得不过五百工分，收成好的地区，一个工分才三角钱人民币，连四美分都不到，一年才能挣下二十美元！吃人的工农业剪刀差，就差农民的脑袋没剪下来，这是什么样的剥削和掠夺？这还不够，已经是中国人中最低等级的农民，但凡识几个字读几天书的，在劳动中还要提心吊胆的担忧，没准哪一天会沦为黑五类，掉进那十八层地狱，因为隔三差五就开批判会，斗争牛鬼蛇神，还要不断揪出新的阶级敌人。 

 

传说这个救兵生产大队，就有一位老寡妇，在地头歇晌跳忠字舞时，为了表现积极，把“毛主席就在我心上”大声豪气的唱成了“毛主席就在我身上”，这下子坏菜啦，老太太立马就被拉出来现埸批斗，这老太太，你让她齐步走都顺拐，别说唱歌了，不过是听差了音唱走了嘴而已，就算是伟大领袖真的在她身上，又有何妨？老太太从此被编进了牛鬼蛇神的队伍，一个老太太都能在转眼变成了阶级敌人，哪个还敢消极，哪个还敢对抗？这就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这个农民军事化的共运经验，还被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学了去，又干了更大更多的坏事。  

 

菟城县的干部们去大寨学习取经归来后，当下就动员了救兵公社所有的青壮劳力，在东洲河上游一个叫虎台子的山口修起水库来。中国农村的土木工程原本就很简单，比如造房子，先将房基夯实，四脚各埋一块柱石，立了柱上了梁，再砌墙和房山，然后上盖搭炕，安上窗户门糊上窗户纸就完事大吉了。但是修水库要如此简单，那就成了儿戏，农村干部们就是把这大事当成了儿戏。更有那些大跃进时造就出来的土专家，二五眼工程师，发明了很多土办法土材料，什么三合土粉煤灰，电石灰干打垒，竹批子替钢筋，粘土掺水泥，菱苦土代混凝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水耗子憋坝式的材料和方法，都成了土法上马的“先进经验”，著书立说成了自力更生的伟大经典。  

 

专业地讲，水库库区必须有雨量观察站才行，但是别说这个新建的水库没有，就连其它已经建成的小水库也基本没有，根据辽宁地区的气象规律，每年的七月末和八月初都是汛期高峰，虎台水库的建设者们显然是忽略了这个重要规律，而这个水库据说是向八一献厚礼的重点工程，要在建军节将大坝竣工。但日夜抢工的结果，还是没能达到设计高度（海拔118米），另外，因为大坝还没达到一定高度（低于海拔116米）就过早合龙，当时曾有技术人员建议，在大坝留个侧口泄洪以防不测，却被“工程指挥部”拒绝采纳了。那么提前拦洪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再说设计问题，这个水库是按10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设计的，但是在计算流域面积的时候却使用了十万分之一的旧军用地图，比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少算了6平方公里，6 平方公里有多大？就是12华里见方，比望花区面积还要大。坝址以上的东洲河长约13公里，河道平均比降千分之24.8，库容是根据流域面积设计的，算少了库容就意味着大坝存在隐患。那么，虎台水库的相对高度是21米（海拔121米），库容即465万立方米！打个比方，这465万立方的水冲垮一个村庄，就象一桶水冲个蚂蚁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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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库容规模，虎台水库在本县也算数一数二了。不过常言道：水火不留情。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水灾乃是最大的最多的，圣经上讲大洪水，就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所以各民族的历史都有关于上古时期大洪水的记载，也有大量关于人类治理洪水的记载，由此可见，水患无论是天降还是人为，本不足怪，怪的是政府却要将它瞒过，因为它不怕天怒，天塌大家死怕也没用，它怕的是人怨，人怨能令它垮台。  

 

那年七月的暴雨连下三天，根据常规，降雨量达到每小时一百毫米，水库就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泄洪，然而没人关心这事，大意的以为水库蓄水是正常的，没有水还叫什么水库？都在张罗庆祝八一建军节的事儿。到了第四天头上，坏了！大坝上传来警报，说几个钟头的工夫水就涨到警戒线了，于是干部们召开了紧急会议，一面向市里向省里的部门领导请示，一面对水库会战指挥部下了死令，要全体革命贫下中农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一面又指示放水溢洪，不过这时候开闸放水已经来不及，那闸门已经变了形，提不动了，不光是闸门变了形，整个大坝都变了形，上至县委下至公社，干部们全都急得没了主意，把坝炸开？这时候炸坝，无疑是放水淹人，谁敢担这个责任呢？大家只好报了侥幸，盼望着暴雨停下来。
 

水库那边，早已纠集了人马防汛，加高坝顶，人们以为只要水不过坝，涯过半夜这雷雨停下了就没事儿。但事与愿违，到了后半夜，雨非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大，大坝开始动摇了，站在坝上都感觉到脚下在颤，后来坝顶开始裂缝，社员们争相逃命，于是民兵就逼着黑五类分子前往坝上堆沙袋，黑夜闪电中，“牛鬼蛇神”们赤裸着身体，连哭带嚎地扛着沙袋上前送死，眼瞅着刚垛上去的沙袋都冒出水来，大坝也开始晃动，这时民兵们才想起鸣枪报警，然而下游最近的虎台村也离此一里多路，枪声又被雷声淹没，村民们根本不可能听到，即使是听到了，来得及逃命吗？近处的来不及，远处的听不到，鸣枪有什么用？灾难警报，如果只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发出，可不是黄瓜菜都凉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山崩地裂的轰然一声，那四百五十多万吨的洪水夹杂着乱石滚木，一下子就决开了这条对它来说简直象只拨火棍的大坝，以每秒钟十多公尺的速度，咆哮着浩浩荡荡倾泄而下，所到之处无论何物，无不席卷而去。往坝上堆沙袋的牛鬼蛇神，除了一个紧紧地搂着一根水泥柱的老地主，其他十多人全被大水冲走，暗夜中雷雨交加，那些吓得失魂落魄的民兵和社员们都往山上跑，然而被洪水冲倒的高压电线却要了不少人的命。

住在大坝附近的虎台村村民刚听到枪声，裤子还来不及穿就连人带房子全被冲走。几分钟后洪水就到了救兵乡，当村民们被震耳的轰鸣声惊醒时，大水已经破窗而入，房倒屋塌之下，全家老少均随着砖石瓦块顺流而去，有体力的会水的男人不肯随波逐流，就试图横向河边靠拢，于是他们有被乱石打破头的，有被电线缠身越缠越紧的，也有被碎玻璃和树枝开膛破肚的。那些在洪水中拼命挣扎的人们一片呼天呛地，哭爹叫娘，好不凄惨，但更惨的事情马上又有发生，在河床的九十度转弯处是一座陡峭的石山，叫砬子头，急流又将这些还有一线生机的人们重重地摔向砬子头，无一幸免，砬子头脚下从此变成了暗暗的血褐色。

市内有一家中学（十五中？），派了两个班的初三学生来支援修水库，这叫学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孩子们还在睡梦中就全部被大水冲走，那些女孩子好可怜，内裤都被水流冲涮得只剩下一条橡皮筋。有两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因为偷了社员的鸡，被专政起来锁在生产队磨房里，看更的老支书只顾救牲畜，却忘了关在咫尺之处的知青，等听到呼救声为时已晚，但他打不开房门，钥匙在民兵队长那，磨房很结实，没被冲倒，结果老支书被冲走了，两个知青也活活地淹死在磨房里。老知书也壮烈，尸首腮帮子上齐刷刷一排大牙印，大概是死前被那只大骡子狠狠地咬了一口，事后菟城日报还有文章赞颂这位“英雄老支书”，说他舍己救人什么的，其实哪有那么回事？

 

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发生的，事后活着的老农都说，那埸面和动静太“森人”了，就象几百辆坦克一块儿开过似的，地动山摇间中还夹杂着鬼哭狼嚎。因为这附近就驻扎着一个坦克团，所以活着的老农就用坦克的声音形容洪水。知青中有一位绰号叫老二的大龄青年，和另一位女知青结了婚，在当时是受欢迎的事情，是真正的扎根落户，所以生产队用安家费给他们在砬子头对面山坡上，挨近道边盖了间小房子，没曾想这前后都是坟地的房宅风水虽差，却在这埸灭顶之灾中保住了夫妇一家三口性命，本来老二也是被派了去水库防汛的，但这天晚上公社安排他准备乐器和唱本，说是明天要排练庆祝建军节节目。 

外边雷声不绝于耳，夫妻刚入梦境就被洪水声惊醒，还没从土炕上爬起来，就听得院子里传来哭喊，只见在乡青年孙某某，背着七十岁老奶奶，祖孙俩一丝不挂，象是从原始部落来的野人，闯进屋子里，放下老奶奶就坐地哀嚎起来，因为爹妈和两个妹妹都被大水冲走了。接着就陆续有幸存者不断涌进院子，大家都在黑暗中赤身裸体，冻得战战兢兢挤作一团。老二夫妇立刻搞起了共产主义，把所有的被褥衣服都奉献出来，没有更大的锅和更多粮食，就只好用那口熬猪食的大锅给大家熬棒子面粥。

 

总算涯到天亮雨停，只见整个救兵乡一片狼藉，全村二百多户人家已经不见了一半，那条热闹大街变成了河套，大街两旁的房子，还有公社革委会，生产大队部只剩了间磨房，其余的就象被推土机平了一遍。断壁残垣中到处是赤条条的尸体，活着的人都在哭唤着亲人的名字，在死尸中寻找亲人。中午时分，毒烈的太阳开始暴晒，晒不到两天，满村就弥漫了尸臭。人的尸体和牲畜的尸体，惧目园睁呲牙咧嘴的，四肢都叉巴着，个个都胀得像是要爆裂的大轮胎。此时，此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中止，交通也被截断了，进来的全是军队的汽车，不过现在已经不需要子弟兵们抢险救人了，这水灾和地震不一样，用不着扒房子救人，险过了，人死了，房子也一扫而光。

 

水库那边，上头来调查的干部要照相，无奈，那搂着大坝残柱侥幸活命的老地主已经变成了傻子，无论人们怎样威胁恫吓，死活也不肯下来，最后是民兵用枪逼他，才松了手从几丈高的柱子上掉下来，当埸就摔个肝脑涂地。后来就是毛远新，陈锡联，武峰光等省市首长们戴着大口罩来视察，也都是召集活着的村民们开会训话，每次都忘不了要念上几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学一通老三篇唱一阵语录歌，然后照例是挨家挨户送上一套毛选。可怜那些还没有脱离恐惧还在哀痛之中的农民们，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政治洗脑，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们，窝棚里都摆满了毛选和语录。本地唯一的通讯工具，邮电局被水冲没了，公社的电话也都封闭了，当局严格地封锁了消息。但是却在下游发现不少死尸，于是传言不径而走，人们无法接近灾区，因为军队开进戒严了，不许人们出入。所以那两个班的学生家长们，只好望着灾区的方向恸哭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又暴晒了三天，无人辨认的尸体高度腐败，骨头与肉分了股，一提起来就烂柿子似的支离破裂，只好一一用黑色大塑料袋子装起来，收死尸的工作由也由幸存下来的黑五类分子们完成，死尸最后都编了号集体埋在后山沟里，包括那两个班的七十多个中学生。后来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与实际差了一百多人（公布数字是512人），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实际死亡的人数是六百人左右，减少一百人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这一百多人是属于全家灭绝，无人追查，也就免报了。因为地方政府要向中央上报死难人数，人数的多少决定责任大小，地方官员们都是欺上瞒下惯了的，上头不知道最好，知道了，就轻描淡写说几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是作官的诀窍，至于救灾物资，从哪都能调来，农民们要求也不高，打发几床被褥几件军大衣，他们就知足了。 

但实际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在外界来说至今是个迷，这个数字，现在恐怕除了本地的人而且是经过这埸灾难的村民之外，已经无人知晓。时隔数年多后，人们仍在以神秘的表情谈论这埸灾难，当局是严厉禁止传播有关消息的，谁走露风声，谁就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谁敢替那些冤死的农民说话？所以至今也没有人站出来揭露事件的全部真相。 

虎台水库，既然是政府组织群众修建的，那就百分之百是政府行为，水库成了豆腐渣工程，淹死这么多人，尤其要追究政府责任，追究那些不按科学办事的官僚责任,难道那六百多口人的亲属子女和朋友，至今就没人向政府要求赔偿？至少也要讨个说法吗？如果确实是天灾，地震海啸什么的也就罢了，大家活该倒霉，可这不是明显的人祸吗？既是人祸，就要追究责任，哪怕是时过境迁，人命关天天理难容。然而在毛泽东时代，从来就没这节目。什么赔偿？什么说法？中国人口这么多，你小百姓能有口饭吃，能活着就不错了，政府修水利难道不是为了百姓吗？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来家？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你小百姓的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伟大领袖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且不说这救兵乡的六百口人，四年之后的一九七五年，治淮工程大小水库统统崩溃，造成驻马店大水灾使24万人死于非命，又有多少人听说过？

毛左网站乌有之乡被右派封杀关闭

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曾几何时喧嚣于庙堂之上，大烧教堂大杀洋人大杀同胞，被慈禧利用对抗外来文明，直到愚蠢的向各国宣战，围攻各国使馆，最后终于在八国联军打击下做了鸟兽散，慈禧不得不屈服于国际压力，镇压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爱国”拳民们，法术再也不灵，一个个的都被砍了脑袋。

一百年后的1967年文革中，被反美宣传激狂头脑的红卫兵们，也做出了一糸列野蛮出格的蠢事：见洋人就强送毛像章毛语录，火烧英使馆，殴打日记者，冲击港英当局，殴打英人警察，烧死香港记者，直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世界各国舆论大哗，都把毛与中国政府当成疯子，惊呼义和团再现，整个国际社会包括“苏修”都剑拔弩张，准备武装干预。

老毛见事不妙，立即下令抓捕了闹事的毛左头头姚登山等人并判了重刑，枪毙了毛左红卫兵头头张建旗等人，撤职了奉命指挥红卫兵的中央文革的王关戚穆，又以打击“516”名义，借助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与军方，在全国大清洗了一批造反派与红卫兵头头（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均被抓）。正在狂热中的左派很受伤，随即降温冷场。毛在与外宾谈话时对此举做了委婉解释：“我们的那些左派，其实就是一些反革命”。又采取了一糸列弥补举措安抚港英，这才挽回了国际影响。

无数迹象表明，日前以保钓为名发生在各地的大规模骚乱，也是毛左们煽动串联掀起的，名义上是保钓，实质上是保薄，令中共右派们胆寒的是，这些有组织的“群体事件”险些酿成颜色革命和毛左派政变，以至于胡大举调动军队以防不测。当然，毛左暴徒们的抵制日货打砸抢暴行，也和义和团红卫兵一样，给中国人及至中国政府的形象又一次抹了黑黑的一把屎。这笔秋后账，中共右派自然要算，“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乌有之乡网站也就首当其冲了。

乌有毛左们的世界观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生观是欺软怕硬的强权祟拜。林彪当年在倡导学毛著时有句名言：“权权权，命相连，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失去一切”。用政治语言表达就是服从铁腕统治，祟拜铁腕人物。这与黑社会“谁狠谁是老大，谁狠我就服谁”的江湖规则是一个逻辑。

所以，毛左们对世界各国的强权专制者如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金家父子，卡斯特罗直至塔利班等，都满怀亲切，敬佩，同情之心。毛左一旦得势，就会变本加厉的恃强凌弱，这从乌有之乡干将们的言行就能看出，比如一个八十岁老人不过是发表一点个人意见，韩无德就挥拳相向。乌有在已经面临彻底出局时，竟然还在大谈网络管制，叫嚣“要杀五十万”等等恐怖主义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那么乌有之乡真的只是一个发表言论的网站吗？只涉及言论吗，不是！乌有在没有被封前春风得意时，多次征集签名，动员号召，到重庆开会鼓劲，起诉茅于轼，上书人大“惩治汉奸”，仗着当局认可的毛的正统性，一再利用行政权力打压反对派。动辄就指斥“汉奸”，实行网络专制，封杀非我族类，黑干将孔庆东竟然说出“香港人素质低才靠法治”的狗屁言论，已经完全将自己边缘化了，今天被封杀也是被请君入瓮，咎由自取。

饭后茶余聊右派

饭后茶余聊右派

我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就是学校走廊里，还有市委前的一条街上，满目的大字报。一开始是敲锣打鼓的游行“大鸣大放”“向党交心”，队伍前还抬着一幅巨大的“扑克牌”――红桃心。老右派们说，当时每天都要开会，每个人都要“交心”，不发言不给党提意见，就是不肯交心，不交心就不让下班回家，其实是逼着那些在黑名单上的人留下更多的言论罪证。黑名单是早就拟好的，由党团干部积极分子们物色猎物，目标是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平时看不起领导和党团干部的知识分子。最后呢，他们交的心也就都成了“放毒”“放臭屁”，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大右派储安平说：蒋先生治中国，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治中国，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大右派们都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有深切感受。五七年中共反右，主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右派是以民主党派为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势力，是中共体制外的曾经帮它夺取政权的同盟者。当初这些同盟者瞎了狗眼，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民主才支持它，现在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就骚动起来，指责中共搞党天下。大知识分子嘛，小学教员水平的毛泽东是说不过他们的，况且人家还占了理，所以老毛恼羞成怒，就阳谋反右了。只反大右派还不够，要连根拔，一下子就拔了五十万。

能被打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右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拥共的，一种是反共的。

拥共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奴才型，基本是中共党员或团员，多数是当年唱《团结就是力量》闹学潮反蒋的“进步学生”，他们给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老爷您的袍子脏了咱为您擦擦”。这类右派，就是给他们摘了帽子，仍然还会拥护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把迫害理解成母亲错打儿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类右派本来就是天生的贱骨头，和什么哥尔摩综合症扯不上。所以中共平反右派，主要是给这些人平反，也是打心眼里觉得当年确实是冤枉了奴才们，那么政策也很慷慨，官复原职，工资补发，给房给老婆，立即重用。所以平反右派，真正得到全方位实惠的，是曲啸张贤亮们。他们的逻辑，是肯定共产党的伟光正（也是肯定自己），自己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而反共的右派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们是因为要求中共兑现民主诺言，结束一党专政，才被打成右派的。他们之中，很多都是为了建设祖国放弃在海外优厚境遇的爱国者。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位高知老前辈曹先生，东京大学毕业的铁路专家，家里拥有大型果木林场，即后来的兴城果木研究所，四九年时他“毅然回国”，把祖上的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果呢，就因为大鸣大放中放了一个很著名的臭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打成了大右派，怎么叫大右派呢？因为他职称高，是总工程师，副矿长。

这两种右派，后者值得钦佩，前者令人憎恶。当时划分右派是有界限的，有所谓的“极右”，“中右”，“偏右”，“边缘”等不同标准，那么后来的平反时，内部肯定也有个标准，也就是根据当年的划分标准，平反后什么样的右派要重用，什么样的右派要冷处理，嫡亲分明，绝对不是公平对待。

对知识分子右派的处理也是分等级的，极右者送劳改营劳教，中右者下放。下放也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是下放原单位基层监督劳动；一种是遣送农村监督劳动。轻微者即偏右或右派边缘分子，保留原职，但降薪一至两级。因地区或单位不同，处理形式也不同，总之是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凑数。有一位同事，大学刚毕业才参加工作就被凑数了，属于什么言论也没有的一种，仅仅就是他家庭出身小资本家，有海外关系，就被右派了。所以，他是个假右派，虽然是被凑数了，市委组织部的右派档案上没有他，所以落实政策也落不到他头上，糊里糊涂的当了二十年假右派，从农村回来时，已经近五十多岁了，找谁谁都不认账，当年的书记退休了不知所踪（其实是中共的一贯政策，每逢大的政治运动之后，都要采取调任的方式保护那些决策人）。其他的知情人也都装糊涂，最后还是他在美国的弟弟，回国通过侨办才给他落实了政策，无非是恢复原职补发一些工资。

机关职员，也是按知识分子标准划定右派，平时散布落后言论的，虽然没有“大鸣大放”，也要按右派边缘处理，但表面上不明确是处分，而说成是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表现好的才能回到机关，表现不好的，那就糊里糊涂的永远变成了工人，什么原因？反正自己心里明白。而工人中的思想落后者，有言论的，则被定为“坏分子”，或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会有一批牺牲品，也就是“抓倒霉的”，这是一种统治手段，总是有人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划归到5 % 的一小撮，接受95%的群众专政，然后再被落实政策，又变成了95%中的一分子，去专政新的5%，有个老辈人说的好：共产党就是让每个人都有点历史污点，即“小辫子”，谁也不干净，一旦不听话就揪小辫子，这样每个人才能老老实实。

当年反右运动的打击面是很大的，后来平反落实政策的，仅仅是在册的右派，更多的边缘右派和“坏分子”都是吃了哑巴亏，“平反”政策落不到他们头上。总之，从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运动看，少部分中国人确实很坏，这个坏，就是妒贤嫉能，告密出卖同事，落井下石。但大部分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除了毫无正义感，还缺乏同情心。比如我工作过的车间就有一个右派分子，因为大家都曾是读书人，就有惺惺相惜之感，平时与他的话就多一些，虽然他说话很谨慎，我也并不在意，但因此就多次受到车间领导的告诫：小罗，离那个右派分子远一点！

另外，大部分工农群众被毛泽东蛊惑的，以为真的是“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也都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仅歧视，还以嘲弄欺辱右派为乐。有些最脏最累的，又不信任地富反们去做的，特别是涉及技术方面的差事，也都是让右派们去做。做出了成绩，功劳是党的，荣誉是集体的，做出了坏结果，那反而是罪上加罪。比如农村修水库，一般都是被监督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做技术工作，功劳没他们的份儿，但是大坝决堤了，他们就倒霉了，右派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所以，将右派知识分子交给工农群众“监督改造”，是个很恶毒的迫害手段。

在中国，真正的右派应该是民主主义者，即民主自由派。今天的中国右派是个广义概念，即主张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泛右，也可分为体制内右派（民主派）和体制外右派，但体制内右派多为闷声发财派，与体制外的民主自由派不能同义而语。

介于民主自由派和中共右派之间的代表人物，中共当局是乐于利用的。因为民主自由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温和的，目标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推翻中共的专制独裁，建立普世的民主制度。而中共右派则主张在体制内政改，保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即另类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自由派中温和主义的某些主张，比如无敌论和无原则的非暴力抗争，与今天执政的中共右派逃避清算思想就一拍即合，达成了客观上的默契，给人的错觉就是在合作。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主观意识上的合作，中共右派也没必要制造什么阴谋苦肉计，会认为某人奇货可居，把他包装成一个中国的甘地曼德拉以期将来合作。但是中共右派大可以利用无敌论和顺从论，一方面能瓦解分化民运，另一方面能争取和迷惑广大民众（比如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是个很阴险的招数。

所以我认为，做为革命派中的右派，即温和自由派，其实是一群自作多情，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傻狍子。怎么叫傻狍子呢？凡打过猎的都知道，狍子这动物，如果一枪没打中，不要紧，等着，一会儿它还回来，它要看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呯”的一声，吓了它一跳？你瞧瞧？这不是吃了一百个豆还不嫌腥吗？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四）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四）

西太后往避祸太原，山西巡抚毓贤知道自己纵容拳乱，难咎其责，就一味殷勤供奉，西太后也没加诘责，还说他忠心办差，但为了瞒中外耳目，也不得不推光绪出头，颁发几道罪己诏，同时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会同庆王弈劻，前与各国议和。李虽是个和事老，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要与各国议和，不是太难办吗？李进京后，见京津一带人烟稀少，死气沉沉，未免叹息。庆王弈劻先已在京，两人商议了一阵，就前去拜会联军统帅瓦德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进驻了皇宫，仪銮殿成了联军统帅部，这对大清而言，的确是个巨大的污辱，但是那么多军队又能驻扎在哪呢？各公使馆巴掌大的地方，肯定住不下，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皇宫，太庙和各王府了。联军大部分还是守军纪的，唯有德军纪律败坏咨意横行，留守的王大臣们不仅没一个敢抗议，反而要摆席设筵招待巴结献媚，由自己的姨太太们陪酒，丧尽了廉耻。不过据野史说，京城有个著名妓女赛金花，凭借姿色迷住了瓦德西，为民请命，劝说联军守规矩，才使北京居民改善了境遇。这个民间传说，有点类似于莫泊桑的《羊脂球》故事，大清文武官员的外交能力，竟然不如一个婊子，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庆王和李鸿章拜会瓦德西，受到了欢迎。李与瓦德西已经是老相识了，彼此握手叙旧。谈到和议时，瓦德西也立即同意了，不过还要求朝廷再与各国商议。二人又去一一拜会各国公使，各公使主张不一，事后各国又与瓦德西协议，先提出两个最大要求：第一是严办罪魁祸首；第二是太后皇上即速回京。答复了这两条，才可以接着谈议和条件。二人只好电奏西太后，但这个老女人还在权衡得失，犹豫不决。八国联军未见回复，就整队出发，又攻陷了保定，袭扰张家口，大有向山西进攻的意向。庆、李急了，一面飞电报告，一面再求见瓦德西，极力劝阻。瓦德西则表示暂时还无意西进，只要求清廷尽快答复先前的两个条件。这时的慈禧，听说联军又从北京杀过来，吓得继续向西逃奔，一口气又逃到了西安。途中接到了庆、李电奏，也是敷衍回电：“此次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谴，加以惩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着革去官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着交都察院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当亦天下所共谅也！钦此”。

很显然，西太后这道上谕是在袒护端王等罪魁，他们没有一个得到严刑重罚。各国公使又不是小孩子，哪里肯听他的支吾搪塞就此干休？所以当庆王、李鸿章二大臣宣布电谕时，各国使臣当即拒绝。庆、李不得已再行电奏。这时太后皇上两宫已经到了西安，刚毅在途中病死，他捡了个善终，算是万幸。接到了庆、李再奏，才将惩治条件修改为端王革职圈禁，毓贤充戍边疆，董福祥革职留任。这道电谕颁发到北京，各国使节仍然是不答应，庆、李两大臣，因一再拖延各国条件，唯恐时间太久再生出别的变故，只好遵照“便宜行事”的谕旨，答应两大条件，然后开始商订和议。谈判了多次，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一再赔礼道歉，才有了点头绪，协议共十二条：

一　戕害德使，须谢罪立碑。

二　严惩首祸，并停肇祸各处考试五年。

三　戕害日本书记官，亦应派使谢罪。

四　污掘外人坟墓处，建碑昭雪。

五　公禁输入军火材料凡二年。

六　偿外人公私损失，计四百五十兆两，分三十九年偿清，息四厘。

七　各国使馆划界驻兵，界内不许华人杂居。

八　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备，尽行撤去。

九　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　颁帖永禁军民仇外之谕。

十一　修改通商行船条约。

十二　改变总理衙门事权。

庆、李将这十二条电奏西安请示，西太后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了别的办法，只好命两人全权签定条约，按条件发出了惩办罪魁的上谕：“……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已革庄亲王载勋……着赐令自尽！已革端郡王载漪……着革去爵职，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已革巡抚毓贤……着传旨即行正法！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惟现已病故，着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降调。（也是怕兵变雪上添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着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后，凡我友邦，当其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钦此。”

新年在即，西安这边的朝廷，因为有国难也就停止了庆贺，惶惶不可终日，忽然又接到北京电奏，说各国使臣仍然嫌惩办罪魁不严厉，还应该加重。于是英年、赵舒翘也不能保全了，只好赐令自尽。还有启秀、徐承煜于京城被陷时，被日本兵捉拿到，现正囚禁。于是庆、李密奏：“启、徐都是国家重臣，与其被外人处死不如自请正法，还得以保全国家主权面子。”事关国体尊严，西太后当然允奏，命庆、李照会日本联军将两人索回，拉到菜市口砍脑袋。启秀这时还算神色自若，通过翻译对日本兵官说：“中日唇齿相依同文同种，与他国不同，自悔从前错误，此后望贵国助我中华，变通治法，渐图自强，我死亦感德。”不过那个徐承煜这时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大呼冤枉，全没了监斩许、袁二公时的得意劲头。启秀挺鄙视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二人是奉旨就刑，并不是洋人的意思，死亦何怨？”随即二人身首异处，这算是他们袒护拳匪的结果。毓贤则在甘肃被正法，可叹的是，其实这个毓贤本来是个清官，操守廉洁，死后竟然穷的无一文积蓄，也没有一件新衣服装殓，只可惜为那个攘夷排外才算爱国的民族主义所误，以至于庇护拳匪倒行逆施，落了个断头异乡的下场。

对西太后和光绪的逃难，史书上就不能说的太难听，清史叫“两宫西幸”，也叫“两宫西狩”，就象中共被政府围剿逃窜，却美其名曰长征一样。朝廷官员中袒护拳匪的罪魁，死的死杀的杀，或者流放或者罢官的，已经是不留一个。不过那个日夜侍奉西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倒是没什么事。这边连连的处置罪魁，那边李太监能不害怕吗？谈判和议达成以后，就一直在担忧洋人定他的罪，因此当中外各方面力请两宫回銮时，李莲英就一直在恐吓西太后，从中阻挠。后来听说洋人索办罪魁的名单上没有他，庆王又密函相告力保他无事，他一再进言阻止西太后回京的小动作才停止。不过他在京中的财产多半遗失了，就怂恿西太后收缴陕西山西两地贡银。西太后本是个贪娈的女人，知道拳乱以来国库耗失，正想充实，当即就下谕竭力搜括。李总管也乐得从中分红，中饱了若干万两。真是皇帝走到哪，哪的百姓遭殃。

两宫回銮前的动作是，先废黜了玩狗的大阿哥，又将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五人平反，追复原官，应了袁当初临刑时的预言。又命醇亲王载澧赴德国，侍郎那桐赴日本遵约谢罪。改组总理衙门成立外交部，为六部之首。此外如保护洋人，改易新政等谕旨也接连下了几道，比光绪的百日维新还激进，真是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各国见清廷已经悔祸，这才下令撤军，只留一二千人保护使馆。西太后在西安听到京中已经安定，又得到更好的消息，原来宫中储藏的财物珍宝，并没有被联军抢掠，联军都驻扎在故宫和城内各王府，也无对皇家园林有破坏之举，这才决意回京。所以，爱国愤青们的所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也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西太后回北京后，接见各国公使及公使夫人，都是盛情殷勤款待。这时候的西太后，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自作聪明的引用古人“五饵三表”的法子，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企图以收买的方式驾驭洋人，其实她又大错了。因为各国列强非匈奴可比，五饵三表之法，并不实际。什么是五饵三表呢？就是西汉贾谊提出的防御匈奴的五种措施，以建立信义、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人家的之先进技术为“三表”；以赠送华丽盛饰车马、盛食珍味、美女乐伎、楼阁和奴婢以及款待来使为“五饵”（见《新书·匈奴》）。其实外国列强，只是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在公平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幌子下，用巧妙的法子掠夺中国的资源，什么殖民地什么租界地的用途，都用于它们本民族的最大利益上。而满清统治者对内大肆搜刮，对外曲意逢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以为自己是在收买人家，殊不知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真个是迂腐透顶了。

拳匪肇乱，引起中外战端，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津涂炭，并非完全是因西太后以个人意志逞一时意气愤然主战，而是因端王等满清大臣的昏庸愚昧促成。之前不久的中日甲午之战，双方军力旗鼓相当，尚且全军覆没了，如今却要以一敌八，不是开玩笑吗？就算拳匪果真的有异术邪术，能撒豆为兵克敌致胜，也不可轻易开战。因为人家外国并没有公开的挑衅你，而清政府纵容拳民烧毁教堂，屠杀教士和信徒，围攻使馆，杀害公使，直到向列国宣战，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古人尚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庚子拳乱，实属野蛮之至，最后失败也是必然的。纵观庚子之乱中所有的事件，没有一件占理，谈何爱国主义？谈何民族主义？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几千年，还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悖谬荒唐事件。

（全文完）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三）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三）

这时，朝廷屡闻败报，国防部官员们还不敢据实报告，只有端王才敢仗着胆子入奏：“天津已被洋鬼子占领，都是义和团不肯虔守戒律，以致战败。目前是裕禄，宋庆马玉昆等退守北仓，洋鬼子虽然占了优势，但北京城还是极其坚固的，鬼子决不可能攻入。”西太后听罢怒不可遏：“今儿早上荣禄上奏，说那个外国照会，已经调查明白，是军机章京连文冲奉你之命假造的，弄到这个地步，你有几个脑袋，敢这般大胆？”端王连忙叩头：“奴才不敢！”西太后说：“我今儿个才晓得你的心肝了，你想儿子即位，好当太上皇监国，你趁早绝了这份痴心妄想罢，我活一天，就一天没有你做的，你再不安分，就赶出宫去，家产充公！”端王自管事以来，还从没被西太后正色呵斥过，这次是破了天荒，吓得俯伏在地只是磕头不止。这时内监奏报，称甘军司令董福祥求见。

西太后见了董福祥，厉色道：“你好呀！从上个月起，你已经来奏过十多次，都说是围攻使馆打了胜仗，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攻破？”董福祥答：“臣来求见正是为这事儿。臣闻武卫军中有大炮，如果用来攻使馆立即叫它片瓦不留，臣向他索取几回，荣禄坚决不肯借用。还说即使老佛爷有旨，也是不借，请老佛爷即速罢荣禄的官！”西太后大怒：“闭嘴！你个强盗出身，朝廷用你，不过是叫你将功赎罪，象你这样目无朝廷的狂妄，仍不脱土匪习性，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快滚！”董屁滚尿流的退下。西太后又命速召荣禄进殿，见端王还在跪着叩头，也喝令他滚出去。端王出了宫，正碰上荣禄急急进殿，于是在外等待探听消息，约有两三个时辰，方见荣禄出来。当即有内监透露，得知西太后是令荣中堂速速办了礼物送与使馆慰问，又命调李鸿章补授河北省长。端王不禁失色：这变化可真是出人意外啊。密报的内监又说：“还有许侍郎、袁京卿二人，上疏参劾了各大臣，听说王爷也在内。”端王闻言，不禁气冲牛斗，大骂：“都是这班汉奸蒙蔽太后，所以太后才痛骂我，早晚宰了他们，方见老子手段！”

第二天，端王就与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等密议定下计策。徐桐等刚离开，李秉衡就前来进见，端王迎入与之谈论很是投机，当下端王嘱其如此如此周旋，李秉衡应命。这个李秉衡，是应诏前来保卫朝廷的，被西太后召见时就说起了大话，什么臣愿亲自赴前线决一死战云云，深得西太后欣赏信任，李秉衡当即又密奏：“许、袁二人，擅改谕旨，将从前太后颁发各谕，于待遇洋人事件中的捕杀字样统统改为保护字样，这是专擅不臣，欺君岡上，按律应加诛戮。”西太后看了折子又勃然大怒：“这不成了赵高了？应该处死！”这话一传给端王，还没等谕旨下达，就令公安部长赵舒翘拿了许、袁二人，根本就没加审讯就押赴市曹，由徐承煜监斩，这个徐承煜就是徐桐的儿子，在法场上喝令剥下许、袁二人朝服。许大叫：“我还没被革职，为什么剥我的官服？”袁则大叫：“我们犯了什么罪？”徐承煜说：“你们是著名的汉奸，还狡辩什么？”袁叫屈：“死不足惜，只是说我等汉奸没有罪证。你们愚昧狂妄，乱谋祸国，我们死了，你们也快了！”又转头对许景澄说：“将来消灭了僭妄之辈，我们一定会昭雪的！”正说着，两边的拳匪已经拔刀上前想动手了。袁怒斥：“士可杀，不可辱，我辈大臣自有朝廷国法，你们有什么资格动手？”然后从容就刑。

许、袁二人死后，他们的谏章草稿即流传出来，这次参劾通匪各大臣，已经是第三次奏章了，语言十分痛切：“…………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傅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从解说？ …………臣等愚谓时止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

纵观满朝文武的奏章折子，乱拍马屁谄媚之词居多，切直痛陈犯颜敢谏者很少。许袁二人，弹劾当道权势显然是老虎头上抓痒，虽被强权吞噬，毕竟是义薄云天，事迹流传千古，也算是替大清增光了。端王杀了许袁二人，又想到汉员徐用仪、满员立山等也是一贯与我做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也一道灭了。唯有荣禄受宠于太后，不好妄动，他的脑袋暂时先寄在他脖子上，以后再说。当下密嘱拳匪假传圣旨，将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悉数逮捕。徐用仪做官四十多年，向来谨慎小心，遇事模棱两可，本来也没有什么侠肝义胆，只因拳匪无法无天，再也忍耐不住，才在朝议时多了几句嘴，谁知竟触怒了端王，被陷入死地。联元本是崇绮门下，起初也是头脑愚塞不通，后因女婿影响，才思想开放，这次也因对抗端王，疏劾拳匪，同罹祸患。立山是内务府旗人，任职二十多年，积资富饶，素性豪爽，与端王家的阿哥因狎妓争风挟嫌成恨，这次与端王作对，也是被公报了私仇。

端王一口气杀了五个大臣还没解恨，又暗里布下密网，罗织罪名继续剪除政敌。七月初北仓败绩，又报杨村失陷，裕禄自杀，端王固然着急，不过他还有最后一张牌。哪一张牌呢？就是李秉衡，他不是向太后请命杀敌吗？朝廷就命他帮办卫戍区军务，统归节制所有各军。李秉衡用尽心力招集军队，谁料这时，官兵面对洋人的强大炮火早已怯战，军心涣散不听号令了。眼见联军日逼日近，清军却日懈日弛，恁你李大人如何有志灭洋也是没办法，只好服了毒药自杀，以报太后端王的知遇之恩。李秉衡一死，各路兵马纷纷溃退，四散奔逃。那班义和团，也改换了从前装束，大肆抢掠。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而眼巴巴的指望联军来解放。结果洋兵每到一处，顺民旗帜就高悬一处，有打膏药旗的，有打米字旗的，有打三色旗的，京城顿时成了万国友邦。寻常百姓，虽然缺乏爱国之心，但如果不是朝廷昏庸权奸当道，还不至于如此甘心做“汉奸带路党”。

眼见联军已经直逼京城。西太后自悔不及，只能对着荣禄哭泣。荣禄劝道：事已至此，请西太后不必悲伤，速图善后事宜！西太后止泪说：“前已电召李鸿章入京议和，奈何他不肯前来，反说我议和无诚意，定要我先将妖人正法，罢那些信任拳民的大臣官职。他是三朝元老了，到这个节骨眼上还拿我一把，咋办？”说着，就翻出李鸿章的折子交荣禄看。荣禄接过细读，无非是：“……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如今日任田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云云。

荣禄看过奏折说：“李中堂的话倒是没错的，现在想阻止洋人，唯有将袒护拳匪的罪魁先行正法，表明朝廷诚意，方可扭转大局。”西太后沉默不语，忽见刚毅等闯了进来大呼：“老佛爷，洋兵来了！已经到了天坛。”西太后还以为是从甘肃来的回勇，刚毅说：“决不是回勇，真的是洋鬼子，请老佛爷即刻出走，马上他们就杀来了。”西太后迟了半晌，才说：“与其出走，不如殉国。”荣禄说：“太后明见！”（他心里可能也巴望这老太婆早死早好）西太后又说：“你快去收集军队准备守城，待我定一会神，再作计较。”这一天，她频频召见国防部官员，直到深夜还在折腾，最后只剩下了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前来应召了。西太后很生气：“就剩你们三个啦？他们都到哪去了？都跑了是不是？丢下我娘俩不管了，太可恨了！”刚毅劝说：“现在洋兵已经攻城，皇太后皇上不如暂时出幸，免遭洋鬼子恶气！”西太后说：我主意还没拿定呢，我想守城。刚毅说：“洋鬼子厉害着哪，听说他们有绿气炮，不用炮弹，绿气喷出，人一碰上就死，所以我军才屡战屡败，两宫保重要紧，何苦轻遭毒手？”西太后说：“现在看来，我也只好暂避了，但你们三人要跟我走。”三人齐声遵旨。临行之前，西太后又杀了光绪宠爱的珍妃，这段故事，历史多有记载，这里就不说了。

这次西太后挟光绪皇帝扔下国民逃跑，和当年咸丰逃避英法联军一样，都有个体面的理由，说是“东狩”或者“西狩”。“两宫西狩”，首都却失守了，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先是日本兵从东直门攻入，各国军队也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数百家典当商铺，一时间被抢个精光，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但日兵军纪严明，禁止骚扰百姓，居民都蒙日军庇护，中国领土上大红膏药旗遍悬，此景可为一叹。其它各国兵士虽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是天地之别。紫禁城也亏日军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不过战乱之中，满汉官员也有数十人殉难：联元女婿寿富兄弟二人慷慨赋诗，仰药自尽；愚顽不冥的大学士徐桐悬梁自缢；承恩公崇绮（珍妃生父）也赋绝命诗数首投缳毕命。路上西太后听说崇绮自尽了，还假意伤感了一番（刚刚杀了人家的女儿）。问及荣禄善后计策时，荣禄答：“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太后问是哪一条路？荣禄说：“杀端王及袒拳匪的王公大臣，以谢天下，才好商及善后事宜。”太后不答，其实还是在偏袒。过后，光绪也单独召见了荣禄，嘱他快杀端王不可迟缓。荣禄回答：“太后没有旨意，奴才何敢擅行？现在已经不是皇上独断下谕的时候了。”一句话就把光绪顶了个哑口无言。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二）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二）

大清时的北京卫戍区，设前、后、左、右武卫四军，分别由宋庆、聂士成、马玉崐、董福祥四将领统率。其中董福祥原本是甘肃的大土匪，经左宗棠收抚招安，破格提拔为甘肃军区司令员，并调入京城统带武卫右军，董军驻扎在蓟县。部下都是甘肃土匪出身，董本是一介粗莽武夫，是受了端王暗中笼络，命他率军入卫的，所以也格外拥戴端王。本来，拳匪已经横行京城肆无忌惮了，又加上这一班毫无军纪的土匪出身官兵，成群结队驱入京中，这首都还能安宁吗？结果是扒铁路，剪电线，捣洋房，举凡带个洋字的，统统捣毁破坏，纷纷扰扰的闹个不休。更野蛮的是，拳匪还涌到东交民巷，将各国使馆团团围住，这可不是示威抗议，是日日夜夜的攻打，可想而知，攻进去的结果也是和洋教堂一样，不论男女统统剁为肉酱。各公使馆一面拚命防守，一面频频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制止攻击。但这时国务院已归端王管理，所有的洋人公文，一概不预理睬了。

攻不进使馆，拳匪就想了个火烧赤壁的法子，放火烧使馆周围的民宅，企图借东风烧毁使馆，怎奈使馆和围墙都是洋人建造的水泥砖石建筑，烧不起来的。正阳门内外，民宅被焚烧千余家，唯独各使馆仍岿然不动。一个使馆尚不能攻入，还想抵抗联军，不是太可笑吗？这时的清廷居然还连连降旨嘉奖拳民甘军，拳匪越加得势，甘军也越发胡行。那个端王坐在国务院里，整天得意洋洋的等待攻占使馆的捷报，忽然有捷报传来：“日本使馆秘书杉山彬，被我军民杀死”，端王闻报大喜：“杀得好！杀得好！”随即又有捷报，传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拳民击毙，端王喜上加喜，又连声大赞：“好义民！好义民！”端王正在兴高采烈，却被一纸紧急公文浇了一瓢冷水，拆开一看，立即皱起眉头，与启秀密谋了一阵，先入宫奏报。

西太后见了奏报生气的说：“这洋人也太可恶了吧？联络了八国来攻我大沽炮台，这事倒是不好办了”。端王说：“不怕！有广大义民效力，何惧洋鬼子？请太后立即宣战就是”。西太后毕竟是吃过洋人的亏，还是迟疑不决，端王又说：“老佛爷如果看了外交团照会，想不战也是不能了”。西太后问：“什么照会？”端王说：“奴才已着启秀进呈，恭候懿旨”。西太后宣入，启秀跪过礼把照会呈上。西太后一见，勃然大怒：“他们怎么敢干涉我国内政？我豁出去了，拚死一战也比受他们的欺侮强得多”。这份照会，历史上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是由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荣禄手里。荣禄老糊涂了，也没想想这照会是从哪来的？就匆匆送给太后。这个说法挺荒唐，连起码的外交常识都不具备，照会没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难道西方国家给中国政府送公文，也跟中国人送礼走后门似的需要偷偷摸摸的不成？显然是胡扯，还是前面的说法靠谱。西太后为什么看了这照会大发雷霆？因为它的内容是：“要西太后归政；把大权让还皇帝；废大阿哥；准许洋兵一万进京。”西太后发过脾气，随即命端王召集各王大臣上朝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宣战问题。西太后不知这照会真假，而且又全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能不恼怒吗，大怒之下也就决意主战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来龙去脉已经明白：如果当初不重用端王，则不会立大阿哥，不立大阿哥，也就不会发生拳匪之乱。拳匪的种种荒诞，稍有头脑的就知其虚妄，为什么一向以聪明的慈禧，竟然也被迷惑了？就算是一时偶尔的误听误信，但她最亲信的荣禄也是再三谏阻，应该也引起警觉吧？为什么始终执迷不悟呢？这全是因为一念之误，一念之误是憎恶光绪，再念之误是她喜欢那个玩狗的大阿哥，爱憎交迫，感情战胜了理智，私情代替了国事，于是她的英毅美德，都在这一念之下化为乌有，从而被端王之辈愚弄，引来举国大祸。西太后将光绪晒在一边，独自召开清廷会议，商议向各国宣战的事情，军机处各大臣都齐齐到会。荣禄仍然跪奏：“虽说是与各国开战是各国自取，不是我国挑衅，但是围攻使馆是万万不可，即使杀了全部使臣，也不能显扬国威，不仅毫无益处，这么干，恐怕宗庙社稷全都完了！”西太后怒道：“你坚持这个意见，那最好是去劝使馆的洋人赶快滚蛋，免遭人民围攻，我现在也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是除了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就别再废话了！”随即，启秀取出所拟宣战谕旨呈上，这个宣战书又臭又长，多达720字，不乏慷慨激昂煽情之词：“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不过通篇也没明确指出究竟是向哪国宣战？全无国际规则外交辞令，西太后却边看边赞：“很好！我的意思也是这样。”接着又问各军机大臣是否同意？

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也不敢再说别的，都齐声：诚如圣意。西太后这才入宫吃早饭，早饭过后，又召集各王公大臣到勤政殿开会，这次光绪也到了，满朝文武黑压压挤满一殿，只听得西太后厉声宣布：“洋人此次侮我太甚，我不能再容忍了！我始终约束义和团，不欲开衅，直到昨天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才知道此事并不能和平解决。要我归啥政？皇帝自己都承认不能执掌政权，外国有什么理由干预我国内政？现在听说外国兵舰已经驶至大沽，要我交出炮台，真的是无礼已极，忍无可忍了。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不妨直接说！”说完，等了好一会，也不见有什么奏请。西太后又转头向光绪，问他有什么意见。光绪迟疑了半天，才说：“请圣母听荣禄的建议，不要攻打使馆，应该立即将各国使臣送至天津回国。”说这话时，见西太后的脸色已经变了，后面站着的李莲英，也护法韦驮似的冷面相对，回头再看各王公大臣，只见端王如恶煞神一般凶悍，光绪吓得战战兢兢，急忙回脸禀西太后：“这么大的国事，我不敢决断，还是请太后作主吧。”西太后也板着脸不答。赵舒翘这时又上奏：“请明发上谕，消灭国内的洋人，免作外国间谍泄露军情。”西太后还是拿不准，又命军机大臣斟酌复奏。

于是兵部尚书（军事委员）徐用仪、户部尚书（人民委员）立山、吏部侍郎（组织部副部长）许景澄、内阁学士（常务委员）联元、太常寺卿（文化部长）袁昶，依次进谏，都说：“与世界各国宣战是寡不敌众，必至败绩。而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太后皇上圣明裁断”等话。袁昶还说：“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多和平讲礼，不致于干涉中国内政。以臣愚见，请西太后归政的照会未必是真”。这话正犯了端王心中的鬼，立即勃然变色，怒斥袁昶：“好胆大的汉奸，敢在殿中妄说！”随即又转向西太后：老佛爷肯听这汉奸的说话么？西太后命袁昶先退下，责备端王言语暴躁，不该面辱廷臣。命军机颁发宣战谕旨电达各省，又令荣禄明白通知各使，如愿今晚离京，即应派兵保护，妥送至津。

被端王骂个狗血喷头的许景澄、袁昶退朝后又联名上奏：“拳匪纵横恣肆，放火杀人，激怒强邻，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朝廷应该痛行剿办，悬赏缉获拳匪首领，务绝根株，然后可阻住洋兵，削平巨患。”这样的痛陈奏折递上后也是石沉大海，二人不胜焦灼，正要再续谏章，忽然听说外省督抚亦通电力阻。外省督抚就是今天的各省省长，哪个是最识时务的呢？当属袁世凯。这时的山东省长毓贤已调任山西，后任就是袁世凯。老袁深知拳匪难以对付，决意痛剿，但见端王等袒护，他又不好违背，就想了一个妙法，下文件通知各地：真正的拳民已赴京保卫宫廷了，所以再有练拳设坛的必是匪徒假冒，应该立惩无赦！于是山东省内文武各官，日夜搜捕拳匪，义和团死的死逃的逃，不到数日全省肃清。还有那个老奸巨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自中日战后就成了闲职，见大阿哥溥儁入嗣，端王专权，预料宫中必生乱端，将来恐左右为难，不如讨个差使离开北京，免受牵连。凑巧两广总督开缺，就乘机运动李莲英，果然得旨外放，权势自然是不小。再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新学洋务，也是个翘楚人物。这三人之外，最忠诚的要算两江总督刘坤一，光绪未遭废立，也全亏他力倡保全。

一天，忽然从京中传来宣战书电文：“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料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刘大人读到这儿不禁怒形于色：这等乱民，朝廷还说他是义勇？接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读到这里大惊：这还了得！当下就拟电上奏力阻战事。一面分别致电各省征求意见。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等复电都说：拳匪难恃，不应开战，已发电谏阻。刘这才稍事放心。又忽然报闻大沽炮台已失守，警报接踵而至，于是再上书极谏；接连又来了北京电报催办兵饷：“……你等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似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尔各督抚知内乱如此之急，必有寝食难安，奔走不遑者，安肯作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随，遂至如此。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立保疆土。如有疏失，唯各督抚是问！特此电谕”。

现在就是再谏再争也没用了，但北方即然已经开战，各国兵舰肯定要陆续来华在海面游弋，东南也必然吃紧，生灵涂炭是在所不免。左思右想苦无良策，正犯愁时，又接到各国领事来文，都是：中外开衅，祸由拳匪，洋人在华，仍求保护等内容。刘大人一拍脑袋，忽然醒悟，想出了一个保护东南的法子来，随即致电各督抚商议大计。各督抚也回电极力赞成，当下联合了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与各国领事立约协定：东南一带决不开战，洋人亦不得无故侵扰。这个协定，相当于与朝廷对着干了，可见大清这时的中央已经不能号令地方。还多亏当年定了这个条约，北方拳乱时东南各省才得平安，大清没灭亡，还全仗这些救国救民的官员头脑清醒。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各省宣布独立不响应，不能不说就是这种为国家民族大计而不与中央配合的思路。这时，天津一带全被拳匪盘踞，山东拳匪因袁世凯驱逐也相率到津，勒索百姓兼索官饷，稍有不从就大肆掳掠。并攻入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凡见洋行洋房立即焚毁；同时四处张贴咒语俚词，文字多是不伦不类，什么“天兵天将，八月齐降，重阳灭尽洋人，神仙归洞”等等鬼话，大半都是愚民为小说戏词所误。

中外开战初期，登陆的八国联军兵员并不多，遇上大股拳匪及董福祥甘军，打了几场小仗，伤亡了几个洋兵，寡众不敌当即折回。裕省长连忙奏捷，朝廷下旨格外褒奖，赏拳匪及甘军银子各十万两。在津拳匪越发兴高采烈，以为洋人已被灭尽。只有后军司令员聂士成，素来嫉恨拳匪，下令所部不得袒护，而拳匪也仇视聂军，为什么呢？因为聂军是保护铁路的。没打仗前，聂军驻扎天津芦台护路，拳匪正要倾浇煤油放火烧毁铁路，不料聂军突然赶到，勒令拳匪解散。拳匪却乘聂军不备猛扑聂军，聂军立即结成阵势防御。拳匪四面围攻，一匪首爬上电杆摇旗指挥，被聂司令望见开枪遥击，正中匪首大腿掉落地上，聂军上前砍杀，连砍数刀也没死，正以为真的是神仙，被聂司令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脑袋，方知拳匪其实没什么异术，不过是江湖卖艺的些许特异功能而已。拳匪首领被杀，被聂军击毙数百，遂痛恨聂军不已。

后来大沽失守时，聂士成奉旨赴津防守，途中被拳匪追杀，急逃入省衙门中，拳匪也直入府中指名要人。裕禄假意为聂辩护，邀聂与匪首见面说和。但匪首还想挟持聂到神坛谢罪，被聂严词拒绝，匪首悻悻而去。从此聂军官兵每被拳匪所杀，皆投诉裕禄。裕禄一面假装排解，一面却暗中上疏弹劾聂，说他是汉奸，不然怎么不招爱国义民待见？朝廷不明是非，竟然将聂革职留任了。什么叫革职留任呢？就是留职查看的意思，现在的说法是保留军籍，降级为普通士兵，你表现好了官复原职，表现不好还要加重处罚。

聂司令气愤已极，只好找左军司令员诉苦。马玉昆说：你现在是疑谤交乘，说不清的，只有杀敌一个法子能还你清白。如果能打胜最好不过，否则马革尸还也算是以身报国的大丈夫，是非自有后人评说。聂两难之下只好听从朋友劝告。此间洋兵又势如破竹的杀来，兵临城下，聂遂与老母诀别，并令部下撤离，部下纷纷跪请效命。聂司令不禁泪下说：我死，是分内之事，你们进不死于敌，退必死于匪，还被安个里通外国的恶名，何必一定要随我同归于尽呢？部下仍不肯去，随聂出营。行数十里，遇洋兵前锋，聂已自知必死，一马当先冲敌，将校们勇气百倍随上，互相搏击了四五个时辰，洋兵已见退了，战斗还算得手。不料后面杀声大起枪弹齐飞，聂军以为是洋兵包抄，回头一望，却都是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的拳匪，急忙大呼部下：你们杀退拳匪，就各自逃命去罢，我死于此便一了百了。随即将部下所牵马缰割断，冲向联军，身中数弹而死。洋兵钦佩他勇敢，不忍伤尸，听任聂部下负其尸返归。拳匪们见了立刻冲上前来意欲碎尸万段泄忿。反而是洋兵赶上击退拳匪，始得全尸归葬。朝廷得报居然还说他“督师多年不堪一试，殊堪痛恨！姑念他为国捐驱，着加恩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冤枉不冤枉？堪比那些死于共产党屠刀下的国军抗日将士了。

聂士成全军覆没，只剩下马玉昆统率数营，扼守京津交通要道，并令拳匪协力对敌。战斗开始，洋兵节节攻入，拳匪跳跃舞蹈装神弄鬼的在前冲锋，对方洋兵枪炮一响，立即溃散奔逃，反而冲乱了官军。这时官军还要让路给拳匪，否则就倒戈相向，官军相当于两面受敌，作战越加困难。更可叹的是，因为马部官兵都戴草笠，竟然被拳匪指为洋奴汉奸。多次向裕禄通报要与马军开战，裕禄与马司令商议数次，说是要尊重人民的爱国热情什么的，马司令被纠缠不过，只好将全军草笠除去。因此他也是愤恨非常，与洋人交战时，拚命搏斗，宁愿象聂士成那样牺牲报国以证忠良。洋兵见他如此奋勇，倒惧怯了三分。一天，又与洋兵对阵酣战多时，将洋兵逼退到租界，正要乘胜追击，忽然狂风暴雨袭来，马军将士被风雨扑面不能睁眼，反而被洋兵顺风轰击，伤亡大半只得撤退。自从聂士成阵亡以来，英勇善战的中国军队要算马军，也恪守战争规则，临敌不避非义不取，历史上被洋兵推崇为中国名将。

这次马军败阵，主要是因为不戴草笠，顶风迎雨，最终为洋兵所乘，伤亡巨大。不单是马司令痛恨拳匪，部下也都大骂不止。为啥呢？因为马军戴的草笠，远远看去和洋兵差不多，洋兵特别是法军，都戴着宽边头盔，与马军草笠形状相像，就污蔑马军官兵戴了洋兵的帽子，是洋奴汉奸。义和团的愚昧，可笑可恨之极了。这时宋庆已奉旨统领各军，听说马军败退，知道津城再难防守，三十六策走为上，命令马军退守北仓，防御洋兵北上进京。马军奉命退守，洋兵随即逼进天津，这个宋庆本是无能之辈，中日战争时已有明证。裕禄慌了神，急忙请拳匪头目商议如何守城，大师兄们说：不碍事！不碍事！我等已派遣了神团守护城南，大人只管放心。裕禄也深信不疑。匪首自去召集匪党，托词开城出战，一出了城，就哄然四散了。洋兵趁机攻入城南，裕禄还在府衙中傻等着义民捷报呢，忽然巡捕入报洋兵已经进城了。裕大人吓得肝胆俱裂起身就逃，驰出北门径直投向马营，只见大沽守将罗荣光已服毒自尽。天津沦陷，联军士气大振。此时的联军，日本兵最多，一万二千人，其次是俄国八千人，英美各二千五百人，法国千人，德国二百五十人，奥兵一百五十人，意大利最少，只有五十人。显然，图谋中国的反而是近邻的日俄两国。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一）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一）

庚子之乱，表面上是因义和团作乱引起，其实是宫廷内部权势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这话，要从慈禧西太后欲废光绪帝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老佛爷与光绪生了隔阂，母子间一直耿耿于怀。西太后斩尽杀绝了康梁维新党，力反新政，但在表面上还是做出母子很和谐的样子，这主要是为了维稳，但是西太后废光绪帝的决心已经暗暗下定了。现在有的史学家，说西太后是在学吕后私立少帝和武则天废中宗，这就把她说的很英明。其实未见得是这样，我看西太后欲废光绪，主要是出于她的怨恨之心，并不在于什么社稷江山的“国家利益”，不管皇帝是谁，都还是大清天下，但是谁来做皇帝才是她最关心的。不过，这时的大清已经不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大清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那么皇帝立废之事，除了国内的政治影响，还会引起国际干预，所以西太后一直在找机会争取文武大臣的支持。

机会终于来了，端郡王载漪，是她的侄女婿，本来是没有什么权势的，但因西太后疏远汉员，信任满人懿亲，这就给载漪钻了空子。而端王的老婆又能说会道，经常陪西太后游玩，端王的十四岁儿子溥儁姿质聪敏，随母入宫，也深得西太后喜爱。端王见此暗喜，一面嘱咐妻儿曲意逢迎讨得西太后欢心，一面活动崇绮，徐桐，启秀等一班大臣，密定了一个废立的计策，写了个折子密奏西太后，西太后看了正中下怀，当下就召集诸王大臣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当初呢，皇上登基时，国人就多有质疑，我给压了下去，只想他内孝外道，做个明主，没想到他如此丧良心，与维新党人合谋害我。所以我想废了他，重新立个新皇上，这事要抓紧办，过年时就举行大典，你们琢磨一下，新皇帝应该立个什么国号？因为这种事前朝就有过，也不算违背祖制”。还没等众臣张嘴呢，她就决定了：“新帝已选定端王的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此言一出，把个端王乐的屁颠。不料军机大学士孙家鼐站出来反对了：“太后英明，不过这事要慢慢来，不然南方的维新党会有骚动”。西太后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这本来是我们满人的家事，召集你们汉人来不过是为了你们体面，居然还多嘴多舌的？给我退下去！”

过后，恭王荣禄在宫内草拟谕旨，西太后看完，问荣禄：你说废立这事儿，究竟行不行？荣禄说：“西太后说行就是行，谁敢说不行？但是皇上有什么过错，现在还不明确，再说皇上搞维新那一套是受到外国支持的，现在废掉他，那些外国公使恐怕要来干涉，这事儿可要谨慎！”西太后一听生了气：“刚才开会时你咋不说？（感情西太后也怕洋人）现在事情已经张扬了，咋办？”荣禄说：“其实这倒也没什么，我看当今皇上已过中年了，还没皇子呢，不如立端王子溥儁为大阿哥，随时找个正当理由就可以即位，这样不就名正言顺了嘛？”西太后一想：也是。于是就这么立了大阿哥，硬塞给光绪一个大儿子。这大阿哥虽然姿质聪敏但生性急燥，不爱读书却喜欢玩狗，竟牵进皇宫里两条大洋狗，明白的人见了他这样，也都料到他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玩狗的大阿哥进了宫，从此端王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没想到，由此却引出一埸史无前例的奇祸来。什么祸呢？就是史书上说的“拳匪肇乱，联军入京，两宫出走，城下乞盟，订约十数款，偿金数百兆，清室衰亡，中国贫弱”，从此一蹶不振。

怎么叫拳匪呢？不是民族英雄爱国运动吗？这拳匪，就是义和拳，是山东的白莲教遗孽，原名梅花拳的，一向在民间聚众练习拳棒，装神弄鬼画符念咒，自称有神相助，刀枪不入。山东巡抚毓贤思想昏谬，竟然视其为义民，不禁不止反而格外优待，因此蔓延四境。这时候正赶上天津开挖运河，可巧的掘出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碑文写着：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当时人们都大惑不解，后来闹起了拳匪，才知道应验在这上头了。这故事，有点象东汉“苍天以死黄天当立”的典故，所以那块破碑应该是有人故意埋的。拳匪有两种技艺，一种叫作金钟罩，一种叫作红灯照。金钟罩呢，是一种功夫，据说有了这功夫就刀枪不入。红灯照，则是个妇女组织，幼女尤多。身穿红衫红裤，左手提着红灯，右手舞着红折扇，煽着舞着就能飞起来，飞到空中把灯掷下，就是烈火焰焰，相当于飞机扔燃烧弹了。但是这些胡说八道，本来是人云亦云的谣传，但当时的人们却众口一词的说成亲眼目睹。至于义和拳所造经咒，更是令人可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八字是无上秘诀。念完这八个字，就象抽疯似的猝然倒地，老半天才起身，自称齐天大圣附体，索要刀枪棍棒跳跃而去。还有说杨香武、纪小唐、黄飞虎附身的，怪诞不经荒谬绝伦，要说愚民百姓相信这些，那是他们没文化，有情可原，偏偏这满腹经伦的省长大人毓贤，却信以为真。

这个毓贤，本是端王一党，一向趋炎附势的，听说端王在朝廷得意，就密报端王说：我这疙瘩有义和拳民，武艺绝伦，刀枪不入，英勇无敌，是洋人的克星，这准定是皇天隐佑大阿哥，才生此辈奇材扶助真主，王爷应该招集他们进京保卫宫禁，以备大阿哥即位。端王听说后高兴的了不得，心下想：西太后不肯立即废立，不就是怕洋人干涉吗？如果有了拳民保护，驱逐了洋人，大阿哥稳稳当当的登基，我不就是太上皇了？我若做了太上皇，连慈禧都可废掉的，何况光绪这个瘪三？随后就入宫报告西太后。慈禧起初还不太信，翻出东汉张角的典故驳斥端王（如果她立刻轻信了，那还叫通文达史的慈禧吗？）端王见西太后不相信，又说：“老佛爷真是明见千里，不过依奴才愚见，不如命裕禄，招集几十拳民来京先演习一下。如果真有异术，就选其忠勇到内廷当侍卫，将来好除灭洋人，即报了仇又雪了恨，老佛爷也就成了古今无二圣后，这有多好啊？”西太后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由的不动心：“你这话也有点道理，那就命裕禄查明真假去吧”。

端王退出后，急命军机拟旨密令裕禄，招集拳民编为团练。裕禄与端王，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连忙发文到山东通知毓贤，立即将大队拳民送至河北，由首长一一检验，只见拳民们红巾红带，个个强壮人人精悍，挥拳如筹武艺高强。还真的是刀枪不入，怎么个刀枪不入呢？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硬气功，也叫人体特异功能。不过那大刀片要直砍，而不是横割，红樱枪也是慢慢的扎，不是突刺，否则再硬的气功也是瞎扯，是不是？还有胸口碎大石，手劈砖头，口吞铁钉什么的，类似于今天的中国武警表演了。唯独枪炮性命悠关，不敢轻试，但是也糊弄着表演了一下，那火枪是鸟铳，装的是铁砂，还要远远的轰，而做靶子的大师兄则在红兜肚里藏了块厚厚的牛皮，一枪轰过去，果然是枪炮不入，演习取得重大成功！于是立即设了团练局大营，供拳民居住，又竖起一面大旗，大书“扶清灭洋”四字。这“扶清灭洋”口号也是有来历的，先前义和拳本来袭用的是白莲教的口号“反清复明”，现在是为朝廷服务了，这反动口号还能用吗？当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洋鬼子，皇帝固然可恨，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主子，所以现在要“扶清灭洋”才对。

有了政府支持，“爱国”拳民又辗转勾引串联，不到几个月就聚众数万人，本来是乌合之众，竟然被当成“十万雄师”（堪比文革百万红卫兵）。到了这年春天，山东河北已经成拳匪世界了。义和团首领主要有三个：王德成，称老师傅，曹福田，称大师兄，张德成，称二师兄，这三人都是被后来民间传说神化的“民族英雄”，其余还有许多首领也都互称师兄。拳民多的数不胜数。团练局住不下了，就分居在庙宇里，庙宇又不够住了，就散入民宅。整的家家设坛，人人演教。大师兄们一见到有姿色的妇女，就强迫她们加入红灯照，不加入就是汉奸，白天学习，晚上奸淫，其淫靡秽乱令人发指。这时又有天津卫的土娼，推举了一个窑姐为红灯照首领，号称黄莲圣母，据说治疗团民伤痛灵验非常（嘿休起来没个不灵验）。而糊涂昏瞆的裕省长，听说圣母到了天津，竟然朝服出迎，恭恭敬敬接入署内参拜。圣母傲然上坐，浓妆艳抹，煞是好看，接受了朝廷官员参拜行礼之后，再由团民簇拥出官署进入神庙，如观音下凡一般，神食香火黄幔红烛，愚民拥挤跪拜不已。圣母以下，又有七仙姑九仙姑等等，各俱妖态风情万种，其实都是平康里（天津城里的红灯区）的婊子。后来京津失陷时，“圣母仙姑”们也都做了鸟兽散不知了去向。

拳乱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上一直称“中国教案”，也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教案最初始于河北省的涞水县，那儿有座天主教堂，招收教徒，后来有乡民与教徒因邻里纠纷打起了官司，始终没打赢就挟嫌成仇了。拳匪窜入本地后，就在这乡民家招众习拳。这个乡民就想借拳匪报复教徒，而教徒那边，也为了预防祸害找神父保护，神父就找涞水县官祝芾交涉。祝芾不敢得罪洋人就上报请示，上级回复说都是些无知愚民，没必要小题大做吧？时间一长他们自己就散伙了。祝县长见了上级指示，也就没敢剿办。但这个神父又通过领事照会给省里，一再要求查办，县里只好派一个杨副官带兵前往弹压。不料官兵还没到，拳匪已经攻入教堂了，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乱刀齐下砍成肉酱，又放火烧了教堂。官兵到达后，命令拳匪放下武器，拳匪不从反而杀向官兵。只见官兵一个齐射，众多拳匪应声倒毙，其余的也就溃散了（枪炮不入本来就是个神话）。第二天，拳匪用了个诱敌的计策，这杨副官没放在眼里，冒险直进，不料马失前蹄，把他掀翻在地，众匪一拥而上一阵乱戮乱砍，也剁成肉酱，官兵失了主将立即撤退。拳匪大获全胜，也越加骄横迅速蔓延了。

乱到这个份上，裕禄不得已只好上报朝廷，朝廷明面下旨“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暗中却关照地方“妥善处理”，其实就是袒护拳匪，当下派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军机大臣赵舒翘“剿办”。二人到了涿州，正值涿州地方官缉捕了数名拳匪，刚毅当即命令释放，赵舒翘也随声附和。刚毅则带了这些拳匪回朝廷复旨，建议西太后信任义和团，打了包票说如果收编义民为军队，抵制洋人，肯定不会失败。太监总管李莲英也竭力赞成这个建议，又添油加醋的说了不少拳民神奇的鬼话。西太后这老女人，从半信半疑至深信不疑，从此变成了朝廷守旧党的傀儡。守旧党中只有大学士荣禄，坚持认为义和团的神奇纯属虚妄，就算有些小灵验，也都是邪术气功而已，万万是不可靠的，一再劝阻西太后。遗憾的是，这时西太后的身边左右，已经全是端王党羽了，都在满口的称赞义和团，荣禄孤掌难鸣，哪里还能挽回局面？接着，西太后又令端王接管了国务院，任命启秀为副总理，对付国际交涉。庄王载勋和大学士刚毅则统率义和团，准备大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京城大乱，来来往往的游民都是拳匪，就和文革时的红卫兵大串联一样了。

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

文革武斗，现在通常的提法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革中煽动了武斗，这样讲就太简单了。文革，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每一步骤每一细节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通过中央文革实施的。从1966年8月撤销工作组到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整个运动期间武斗愈演愈烈，直接从红卫兵小报了解文革动态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正是毛泽东的“活该“二字，使得大中学校在工作组撤销后，法纪无存暴力加剧，很快波及社会。

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这里还有他的讲话为证：“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9页）至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不能过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痞子运动好得很”等等煽动性语录，更是直接教唆红卫兵施暴，当各中学校打死老师校长的暴行发生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杀人凶手宋彬彬等红卫兵，鼓励她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

1966年8月23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它，毛著未刊稿，4，第115页）。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毛泽东请了一次寿宴。受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毛泽东的话绝对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以后，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群众造反组织发生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流血冲突。

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武斗，是毛泽东出于把文革作为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的立场（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一封信中的观点），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指出：“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毛泽东主张“应该把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摆在首位。群众运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1页）。

对举世震惊的中国文革武斗，毛泽东毫无忌讳，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外国友人”说：“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可见毛对各地武斗已经完全了解，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制止。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武斗的另一个主要证据是1967年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的文件批示。“武装左派”这个口号，最初是武汉群众组织“钢二司”提出的，时间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这个文件把“文攻武卫”口号政策化，决定给“左派”发放武器。与此相连的事件是《红旗》杂志的“抓军内一小撮”社论出台，这个文件当时已经传达到基层并张贴，但为期很短（不超过5天）。其后的《九五命令》是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的文件。这个文件为了和前一个支持武斗的文件保持衔接，依然单独列出一条，继续肯定“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这也证明了“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至少两次经过毛泽东的批示肯定。

文革武斗产生后，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左派“获得武器后关于使用武器的规范，如何确认群众组织是否左派和右派呢？也没有说明，都是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机表态来定性。而且，两派群众组织在“武装夺权”过程中互相杀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整个文革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包含了视武斗为“反修演习”的成分，包含了让群众“闹一闹”“锻炼锻炼”的想法。另外，中央文革也肯定了“全面内战”的提法，也是希望搞一场群众大混战。类似“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之类的最高指示也不断出现在文革小组成员的口头讲话中，成为群众武斗的法理依据。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8-16 11:13:55

麦卡锡主义回顾

美国媒体对麦卡锡先生的盖棺定论是：一个了不起的勇敢的灵魂，一个伟大的爱国者(A great courageous soul，a great American patriot)。

麦卡锡主义，曾经风靡于四十年代末的美国政治舞台。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形成了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开始了意识形态冷战。在冷战这个大气候下，西方世界展开了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左派势力的反共运动。其典型代表即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它涉及到了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各领域，其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其重大意义。

这场运动，起因于《美亚》(Amerasia)案， 该杂志主要刊登有关远东局势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当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罢工迭起，以至一年之内竟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示威请愿。所以美国众议院认为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呼吁公众反对共产主义。这期间，联邦调查局以《美亚》上的一篇文章与一份它所掌握的秘密材料内容相似，并从其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的政府文件。经调查，是国务院官员谢伟思借给《美亚》的副本。于是，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苏联间谍《美亚》杂志主编贾飞和谢伟思等。

在《美亚》案影响下，杜鲁门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忠诚调查。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与此同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顶点，时值林肯诞辰纪念日，麦卡锡以“今天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与基督教进行最后的全力以赴一战”为中心内容。发表了著名的题目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惠林演说，在演说中宣布，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成员，这些人至今仍在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剑指杜鲁门政府，揭露费正清等人私通苏联，出卖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的20年”。惠林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朝野目瞪口呆。“麦卡锡主义”由此产生。

都是哪些人令美国失去中国的？谢伟思首当其冲被列入罪魁名单，同时受到打击的还有前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官员，中国事务署署长柯乐布，包瑞德，戴维斯，文森特(这三人都是中共的好朋友)等人。谢伟思感到冤枉，他提交了报告给总统顾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看过后说：也许你说的都是正确的。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他们不会改变！” 霍普金斯的态度，说明了在美国，各国共产党被莫斯科所控制的看法已成为定论。

1951年正值韩战高峰，麦卡锡对杜鲁门撤换麦克阿瑟十分不满，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马歇尔是叛徒和谋杀者，说他担任特使调停中国内战期间暗中支持中共，制定了对国民党不利的政策，出卖了国民党，帮助中共取得了政权。在麦卡锡不断的的指责和诘问中，马歇尔只好黯然辞职。1953年，麦卡锡的调查进入外交领域，开始对美国驻外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白劳德以及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部被列为禁书。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焚毁任何涉嫌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书籍。

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麦卡锡主义使美国的左翼势力也受到空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幸免于清查。特别是同年七月，麦卡锡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上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群体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在教会的抗议下，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对麦卡锡摊牌，迫使麦卡锡解除马修斯的职务，这一举措，也意味着麦卡锡主义的偃旗息鼓。

麦卡锡主义告一段落，是因为斯大林已经死了，朝鲜也停战了，美国民众认为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对无尽无休的调查开始不耐烦，而麦卡锡的言行也越来越激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终于，在1954年的一次军队听证会上，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那些认为自己被政治迫害的人也纷纷投诉要求翻案。19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了谴责，从此麦卡锡被边缘化，麦卡锡主义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政治舞台。

麦卡锡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它及时抑止了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颠覆，中共对其至今也是深恶痛绝。如果没有麦卡锡运动，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泛滥是很容易的事情，联系到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再对比历史，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点当年的影子？事实上，不仅是某些民运人士支持美国政府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这件事，和五星红旗在纽约街头飘扬等现象，目前美国的华人教会被中共渗透的程度也远远超出了六十年前。相信美国朝野，不久的将来还会产生新的麦卡锡主义。

菟城旧话（连载五）

（五）天桥事件和百货大楼事件

庆九大是文革后期中国最热烈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凤凰卫视曾经有评论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是因为一：它开幕时没有向国际社会通报（只通知了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党）；二：代表是秘密进入会场的；三，秘密召开了预备会议。这三点就决定了它的秘密性质。3月9日秘密召开的九大预备会议，中心内容是“准备打仗”，和谁打？苏修，既然是涉及战争的会议，保密无可厚非。所以说九大的意义只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换了接班人，一个是战争动员。九大的召开，即不正规也很仓促，因为当时各地的原党组织基本都瘫痪了，由“造反派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全国还处于军事管制下，上一届党代会的中央委员还都在被监禁和审查中，根本就没可能正常选举，哪里来的代表呢？甚至很多代表本来就不是中共党员，只好在进京的火车上突击入党，这种非驴非马的党代会，不半掩门的召开就会出国际笑话：党代会的代表居然不是党员？新党员的党龄才几个小时居然就当上了党代表？

前面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辽宁和上海“辽海两地一线穿”，是“最最”忠于毛主席，“最最”紧跟党中央的，所以全国的庆九大活动，也属这两个地方规模最大，“最最”轰轰烈烈。别的地方就不说了，这里单说菟城，菟城人民庆九大庆到什么程度呢？庆到了死人的程度，有人笑了：胡扯吧？难道是乐极生悲？不是，老百姓能知道什么？任何朝代都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不是发自内心的欢乐，有什么可乐极生悲的？所谓庆祝，无非是开大会，游行，载歌载舞的狂欢，因为人多拥挤踩死了几个人，别说是在中国，就是在外国的隆重庆典中也是司空见惯。但是菟城人民庆九大不是这样死的人，是在向庆典会场行进的途中摔死了人，而且不是几个，是几十个，全是女孩子。不是挤死或踩死，是摔死，没死的也都摔残废了，中学生，花季少女啊。死伤的女孩子是菟城十八中的初三学生，她们都是让一个愚昧无知的军代表给害的。

众所周知，文革时军队的“三支两军”，就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其中的军训，主要是针对工厂学校的民兵和学生，因为打仗需要年轻人。毛在文革中一度支持造反派武斗，也是从准备打仗方面的战略考虑，有意让民众在战火中锻炼一下，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另外，五十年代时鼓励生育也是为了准备打仗，早在文革前，学校中就开始军训了，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按基干民兵编制，每所中学都是一个民兵营，经常组织野营训练。毛是一直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中苏没交恶之前是准备和美国打，对苏联老大哥夸口说：可以将美国佬引进中国来“关门打狗”，可以牺牲三亿人口大打一场“人民战争”，结果被赫鲁晓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说“你的百万民兵师就是一堆肉！”现在呢，和老大哥闹翻了，准备和苏联打了。因为毛在打内战和朝鲜战场上尝到了人海战术的甜头，他老人家始终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是也知道光靠人肉是不能打仗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不是？人肉，必须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才能上战场，这就是军训。

军训是要有军人教官的，所以当时的大中学校都派驻了军宣队和军代表，不光是工厂学校，农村的“人民公社”也都进驻了军代表，对农民也实行军训，每个生产队都按军队编制。农民下地干活和收工，都要排成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迈着整齐步伐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在九大之前，全国就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军营。毛对人民实行军训搞军事化全民皆兵，准备打仗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为了愚民，把平民百姓也训练成只知道服从命令的军人。文革不是讲“斗批改”吗？这个“改”，在学校就是教育改革，将文化课改成了政治课，一篇课文里大半都是毛语录，只学习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和军事知识，叫“学工、学农、学军”，上午学“社会主义文化课”，下午就是军训。除了军宣队进校，还有工宣队，因为老教师都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靠边站了，只好由工人师傅来补充师源，老工人懂数理化吗？懂中外历史唐诗宋词吗？所以课程也多是毛语录和政治口号，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培养人才呢？只能培养头脑简单的蠢才，所以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出了“白卷先生”一点也不奇怪。

问题就出在“共振”上，在文革前，共振应该是中学物理知识，但是因为教育改革，很多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知识就从课本中删除了。共振，在物理学中是个运用频率非常高的术语，力学，声学，光学，电学中都离不开它，人类说话唱歌，动物昆虫的鸣叫，甚至宇宙大爆炸，都是共振的结果。可以说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本文就不再赘述，这里只讲与造成学生伤亡事故有关的科学。在物理力学中，共振的定义是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其中一个发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象。我们可爱的军宣队军代表脑子里装的全是阶级斗争，恰恰就缺少这种与阶级斗争毫不相关的科学知识。老菟城人都记得，抚矿电铁客车线上有一个东岗站，这个车站有个天桥，高十多米，它不止是连接两个方向的站台，也是连接天桥下边公路的，从西部乘电铁车来这里到市革委会（市委），必须通过天桥，按常规，东部或西部的人到市委，要在南台下车才对，为什么要在东边的东岗下车呢，这就是军人当政的结果，把大型集会按一场战斗来部署了，为了在尽短时间内集中兵力，必须用分散流动的方式，电铁列车大约是二十多分钟一班车，所以大量人员汇集在南台车站不利于有序的调度分流。悲剧就发生在这座天桥上。

通过这种高架天桥，一是禁忌人多，二是禁忌脚步一致，这两大禁忌让军代表给占全了，当他领队登上天桥时，来了个军事化：跑步――走！一二，一二，一二！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天桥被“忽悠”倒了。跑步通过的是整整一大队女生，全都摔落桥下，有当场砸死摔死的，也有重伤抢救无效而死的。天桥为什么会在瞬间倒塌？因为，天桥虽然是个钢架子，但它还不是一个刚性结构体，同时也没有四个方向的牵拉固定，它的节点和支点就象人的关节一样，在外力作用下是活动的，建筑力学上叫“绞支”。另外，它不是建筑物，也没有足够深的基础，那么就是个孤立在地面上的门框，越高，稳定性也就越差，但在平常时通过行人没问题。显然，毛病就出在这个共振上，女学生们有节奏跑步所产生的振动频率，与天桥的振动频率一致了，或者说是引发它的频率与人跑步的振动频率达成了一致，那么天桥就在瞬间失掉了平衡，重力荷载变成了侧向推力，就象人骑自行车失衡一样，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当然，出了多大事情也不能影响全市人民欢庆九大，这事当天和事后都被隐瞒掩盖得纹丝不露，除了死伤学生的家属，谁也不知道那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重伤而没死掉的，基本都是终生残疾，比如摔断了脊梁，只能是高位截瘫，骨盆都摔裂了，还能生育吗？她们今天还都活着，也都是老太太了，会见证这一事件的。

顺带说说九大之后的百货大楼爆炸事件，九大正式宣布了刘是“叛徒、内奸、工贼”，开除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确立了林是毛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林的政治报告中，引用了毛的最新指示：“文革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既然是这样，那么文革之初的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九大之前的“清理阶级队伍”，就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了。在实际中，军宣队也的确是这样搞的，他们逼迫“站错了队”的群众组织大小头目，在“检查”中承认自己是“反动组织”，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当了“国民党兵”，甚至有的军代表公然这样讲：黑五类被消灭了，他们的子女就是新的阶级敌人了，包括“反动组织”的成员，都是新形势下的专政对象。所以，在菟城这类地区，“清队”实际上就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清算，凡是造反派的领袖，都被打成“坏头头”实行了“群众专政”。而对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阶级敌人”则一律枪毙。可以说，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三支两军”和九大战争动员，实际上是毛为了结束文革乱局，而使用了解放初期巩固政权的高压手段，将国家置于准战争状态下的非常时期，在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族群专政另一个族群的恐怖局面，那么各地的军管会就难免要草菅人命，杀了一大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无辜群众。

在这种肃杀气氛下，被专政的族群必然产生各种形式的对抗甚至铤而走险。九大之后，菟城百货大楼爆炸事件就是一例。菟城百货大楼的楼板，是钢筋混凝土浇涛的，厚200毫米，但是在这次爆炸中，却被炸开一个直径300毫米的大洞，因为是百货大楼，事情是瞒不过的，革委会对外公布的消息是“纸炮爆炸”，为了不造成恐慌，立即就恢复了营业，结果人们都看到了这个大洞。“纸炮”是运动场上“发令枪”使用的，就是一张纸上，分布着豆粒大的红磷氯酸钾混合物，使用时撕下其中一个装在发令枪上，一经撞击就炸响，但是这玩意，当时还不是在体育运动上使用，而是各企事业单位的业余样板戏团要大量用它，比如杨子荣射灯和枪毙小炉匠，都要在后台砸“纸炮”制造音响。这玩意虽然属于雷管性质，但是要有多少才能将钢筋混凝土炸成一个大洞呢？恐怕一颗手榴弹也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另外，为了安全防止摩擦，“纸炮”都是双层纸粘贴，不加撞击力是没可能爆炸的。所以懂点科学知识的人都会对这种结论哑然失笑：唬小孩子哪？更主要的是，位置也不对，纸炮爆炸应该是在柜台里，而不是在柜台外，而且必须是在出售体育用品的地方。还有就是伤亡，这么大的爆炸力，不死伤几个人是没可能的，起码爆炸者本人要粉身碎骨。但是伤亡数字却被很有效的隐瞒了，而且这场爆炸事件也被永远的掩盖了，所以今天菟城人极少有知道这一事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