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

文革武斗，现在通常的提法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革中煽动了武斗，这样讲就太简单了。文革，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每一步骤每一细节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通过中央文革实施的。从1966年8月撤销工作组到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整个运动期间武斗愈演愈烈，直接从红卫兵小报了解文革动态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正是毛泽东的“活该“二字，使得大中学校在工作组撤销后，法纪无存暴力加剧，很快波及社会。

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这里还有他的讲话为证：“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9页）至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不能过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痞子运动好得很”等等煽动性语录，更是直接教唆红卫兵施暴，当各中学校打死老师校长的暴行发生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杀人凶手宋彬彬等红卫兵，鼓励她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

1966年8月23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的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它，毛著未刊稿，4，第115页）。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毛泽东请了一次寿宴。受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毛泽东的话绝对不是一句戏言。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以后，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群众造反组织发生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流血冲突。

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武斗，是毛泽东出于把文革作为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的立场（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一封信中的观点），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指出：“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毛泽东主张“应该把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摆在首位。群众运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1页）。

对举世震惊的中国文革武斗，毛泽东毫无忌讳，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外国友人”说：“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可见毛对各地武斗已经完全了解，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制止。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武斗的另一个主要证据是1967年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的文件批示。“武装左派”这个口号，最初是武汉群众组织“钢二司”提出的，时间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这个文件把“文攻武卫”口号政策化，决定给“左派”发放武器。与此相连的事件是《红旗》杂志的“抓军内一小撮”社论出台，这个文件当时已经传达到基层并张贴，但为期很短（不超过5天）。其后的《九五命令》是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的文件。这个文件为了和前一个支持武斗的文件保持衔接，依然单独列出一条，继续肯定“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这也证明了“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至少两次经过毛泽东的批示肯定。

文革武斗产生后，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左派“获得武器后关于使用武器的规范，如何确认群众组织是否左派和右派呢？也没有说明，都是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机表态来定性。而且，两派群众组织在“武装夺权”过程中互相杀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整个文革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包含了视武斗为“反修演习”的成分，包含了让群众“闹一闹”“锻炼锻炼”的想法。另外，中央文革也肯定了“全面内战”的提法，也是希望搞一场群众大混战。类似“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之类的最高指示也不断出现在文革小组成员的口头讲话中，成为群众武斗的法理依据。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8-16 11: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