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曾几何时喧嚣于庙堂之上，大烧教堂大杀洋人大杀同胞，被慈禧利用对抗外来文明，直到愚蠢的向各国宣战，围攻各国使馆，最后终于在八国联军打击下做了鸟兽散，慈禧不得不屈服于国际压力，镇压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爱国”拳民们，法术再也不灵，一个个的都被砍了脑袋。
一百年后的1967年文革中，被反美宣传激狂头脑的红卫兵们，也做出了一糸列野蛮出格的蠢事：见洋人就强送毛像章毛语录，火烧英使馆，殴打日记者，冲击港英当局，殴打英人警察，烧死香港记者，直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世界各国舆论大哗，都把毛与中国政府当成疯子，惊呼义和团再现，整个国际社会包括“苏修”都剑拔弩张，准备武装干预。
老毛见事不妙，立即下令抓捕了闹事的毛左头头姚登山等人并判了重刑，枪毙了毛左红卫兵头头张建旗等人，撤职了奉命指挥红卫兵的中央文革的王关戚穆，又以打击“516”名义，借助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与军方，在全国大清洗了一批造反派与红卫兵头头（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均被抓）。正在狂热中的左派很受伤，随即降温冷场。毛在与外宾谈话时对此举做了委婉解释：“我们的那些左派，其实就是一些反革命”。又采取了一糸列弥补举措安抚港英，这才挽回了国际影响。
无数迹象表明，日前以保钓为名发生在各地的大规模骚乱，也是毛左们煽动串联掀起的，名义上是保钓，实质上是保薄，令中共右派们胆寒的是，这些有组织的“群体事件”险些酿成颜色革命和毛左派政变，以至于胡大举调动军队以防不测。当然，毛左暴徒们的抵制日货打砸抢暴行，也和义和团红卫兵一样，给中国人及至中国政府的形象又一次抹了黑黑的一把屎。这笔秋后账，中共右派自然要算，“稳定压倒一切”，那么乌有之乡网站也就首当其冲了。
乌有毛左们的世界观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生观是欺软怕硬的强权祟拜。林彪当年在倡导学毛著时有句名言：“权权权，命相连，有权就有了一切，无权就失去一切”。用政治语言表达就是服从铁腕统治，祟拜铁腕人物。这与黑社会“谁狠谁是老大，谁狠我就服谁”的江湖规则是一个逻辑。
所以，毛左们对世界各国的强权专制者如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金家父子，卡斯特罗直至塔利班等，都满怀亲切，敬佩，同情之心。毛左一旦得势，就会变本加厉的恃强凌弱，这从乌有之乡干将们的言行就能看出，比如一个八十岁老人不过是发表一点个人意见，韩无德就挥拳相向。乌有在已经面临彻底出局时，竟然还在大谈网络管制，叫嚣“要杀五十万”等等恐怖主义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
那么乌有之乡真的只是一个发表言论的网站吗？只涉及言论吗，不是！乌有在没有被封前春风得意时，多次征集签名，动员号召，到重庆开会鼓劲，起诉茅于轼，上书人大“惩治汉奸”，仗着当局认可的毛的正统性，一再利用行政权力打压反对派。动辄就指斥“汉奸”，实行网络专制，封杀非我族类，黑干将孔庆东竟然说出“香港人素质低才靠法治”的狗屁言论，已经完全将自己边缘化了，今天被封杀也是被请君入瓮，咎由自取。
2012年10月31日星期三
饭后茶余聊右派
饭后茶余聊右派
我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就是学校走廊里，还有市委前的一条街上，满目的大字报。一开始是敲锣打鼓的游行“大鸣大放”“向党交心”，队伍前还抬着一幅巨大的“扑克牌”――红桃心。老右派们说，当时每天都要开会，每个人都要“交心”，不发言不给党提意见，就是不肯交心，不交心就不让下班回家，其实是逼着那些在黑名单上的人留下更多的言论罪证。黑名单是早就拟好的，由党团干部积极分子们物色猎物，目标是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平时看不起领导和党团干部的知识分子。最后呢，他们交的心也就都成了“放毒”“放臭屁”，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大右派储安平说：蒋 先生治中国，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治中国，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因为大右派们都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有深切感受。五七年中共反右，主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右派是以民主党派为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势力，是中共体制外的曾经帮它夺取政权的同盟者。当初这些同盟者瞎了狗眼，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民主才支持它，现在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就骚动起来，指责中共搞党天下。大知识分子嘛，小学教员水平的毛泽东是说不过他们的，况且人家还占了理，所以老毛恼羞成怒，就阳谋反右了。只反大右派还不够，要连根拔，一下子就拔了五十万。
能被打成右派的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右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拥共的，一种是反共的。
拥共的右派知识分子是奴才型，基本是中共党员或团员，多数是当年唱《团结就是力量》闹学潮反蒋的“进步学生”，他们给党提意见的出发点是“老爷您的袍子脏了咱为您擦擦”。这类右派，就是给他们摘了帽子，仍然还会拥护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把迫害理解成母亲错打儿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类右派本来就是天生的贱骨头，和什么哥尔摩综合症扯不上。所以中共平反右派，主要是给这些人平反，也是打心眼里觉得当年确实是冤枉了奴才们，那么政策也很慷慨，官复原职，工资补发，给房给老婆，立即重用。所以平反右派，真正得到全方位实惠的，是曲啸张贤亮们。他们的逻辑，是肯定共产党的伟光正（也是肯定自己），自己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而反共的右派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反革命分子，他们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们是因为要求中共兑现民主诺言，结束一党专政，才被打成右派的。他们之中，很多都是为了建设祖国放弃在海外优厚境遇的爱国者。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位高知老前辈曹 先生，东京大学毕业的铁路专家，家里拥有大型果木林场，即后来的兴城果木研究所，四九年时他“毅然回国”，把祖上的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果呢，就因为大鸣大放中放了一个很著名的臭屁“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被打成了大右派，怎么叫大右派呢？因为他职称高，是总工程师，副矿长。
这两种右派，后者值得钦佩，前者令人憎恶。当时划分右派是有界限的，有所谓的“极右”，“中右”，“偏右”，“边缘”等不同标准，那么后来的平反时，内部肯定也有个标准，也就是根据当年的划分标准，平反后什么样的右派要重用，什么样的右派要冷处理，嫡亲分明，绝对不是公平对待。
对知识分子右派的处理也是分等级的，极右者送劳改营劳教，中右者下放。下放也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是下放原单位基层监督劳动；一种是遣送农村监督劳动。轻微者即偏右或右派边缘分子，保留原职，但降薪一至两级。因地区或单位不同，处理形式也不同，总之是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凑数。有一位同事，大学刚毕业才参加工作就被凑数了，属于什么言论也没有的一种，仅仅就是他家庭出身小资本家，有海外关系，就被右派了。所以，他是个假右派，虽然是被凑数了，市委组织部的右派档案上没有他，所以落实政策也落不到他头上，糊里糊涂的当了二十年假右派，从农村回来时，已经近五十多岁了，找谁谁都不认账，当年的书记退休了不知所踪（其实是中共的一贯政策，每逢大的政治运动之后，都要采取调任的方式保护那些决策人）。其他的知情人也都装糊涂，最后还是他在美国的弟弟，回国通过侨办才给他落实了政策，无非是恢复原职补发一些工资。
机关职员，也是按知识分子标准划定右派，平时散布落后言论的，虽然没有“大鸣大放”，也要按右派边缘处理，但表面上不明确是处分，而说成是干部下放劳动锻炼，表现好的才能回到机关，表现不好的，那就糊里糊涂的永远变成了工人，什么原因？反正自己心里明白。而工人中的思想落后者，有言论的，则被定为“坏分子”，或送劳动教养，或被监督劳动。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会有一批牺牲品，也就是“抓倒霉的”，这是一种统治手段，总是有人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划归到5 % 的一小撮，接受95%的群众专政，然后再被落实政策，又变成了95%中的一分子，去专政新的5%，有个老辈人说的好：共产党就是让每个人都有点历史污点，即“小辫子”，谁也不干净，一旦不听话就揪小辫子，这样每个人才能老老实实。
当年反右运动的打击面是很大的，后来平反落实政策的，仅仅是在册的右派，更多的边缘右派和“坏分子”都是吃了哑巴亏，“平反”政策落不到他们头上。总之，从反右和文革这两个运动看，少部分中国人确实很坏，这个坏，就是妒贤嫉能，告密出卖同事，落井下石。但大部分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主要是自私自利，明哲保身，除了毫无正义感，还缺乏同情心。比如我工作过的车间就有一个右派分子，因为大家都曾是读书人，就有惺惺相惜之感，平时与他的话就多一些，虽然他说话很谨慎，我也并不在意，但因此就多次受到车间领导的告诫：小罗，离那个右派分子远一点！
另外，大部分工农群众被毛泽东蛊惑的，以为真的是“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也都不尊重知识分子，不仅歧视，还以嘲弄欺辱右派为乐。有些最脏最累的，又不信任地富反们去做的，特别是涉及技术方面的差事，也都是让右派们去做。做出了成绩，功劳是党的，荣誉是集体的，做出了坏结果，那反而是罪上加罪。比如农村修水库，一般都是被监督改造中的右派分子做技术工作，功劳没他们的份儿，但是大坝决堤了，他们就倒霉了，右派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所以，将右派知识分子交给工农群众“监督改造”，是个很恶毒的迫害手段。
在中国，真正的右派应该是民主主义者，即民主自由派。今天的中国右派是个广义概念，即主张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泛右，也可分为体制内右派（民主派）和体制外右派，但体制内右派多为闷声发财派，与体制外的民主自由派不能同义而语。
介于民主自由派和中共右派之间的代表人物，中共当局是乐于利用的。因为民主自由派，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温和的，目标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推翻中共的专制独裁，建立普世的民主制度。而中共右派则主张在体制内政改，保全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即另类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自由派中温和主义的某些主张，比如无敌论和无原则的非暴力抗争，与今天执政的中共右派逃避清算思想就一拍即合，达成了客观上的默契，给人的错觉就是在合作。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主观意识上的合作，中共右派也没必要制造什么阴谋苦肉计，会认为某人奇货可居，把他包装成一个中国的甘地曼德拉以期将来合作。但是中共右派大可以利用无敌论和顺从论，一方面能瓦解分化民运，另一方面能争取和迷惑广大民众（比如国内的家庭教会），这是个很阴险的招数。
所以我认为，做为革命派中的右派，即温和自由派，其实是一群自作多情，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傻狍子。怎么叫傻狍子呢？凡打过猎的都知道，狍子这动物，如果一枪没打中，不要紧，等着，一会儿它还回来，它要看看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呯”的一声，吓了它一跳？你瞧瞧？这不是吃了一百个豆还不嫌腥吗？
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四）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四）
西太后往避祸太原，山西巡抚毓贤知道自己纵容拳乱，难咎其责，就一味殷勤供奉，西太后也没加诘责，还说他忠心办差，但为了瞒中外耳目，也不得不推光绪出头，颁发几道罪己诏，同时令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会同庆王弈劻，前与各国议和。李虽是个和事老，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要与各国议和，不是太难办吗？李进京后，见京津一带人烟稀少，死气沉沉，未免叹息。庆王弈劻先已在京，两人商议了一阵，就前去拜会联军统帅瓦德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进驻了皇宫，仪銮殿成了联军统帅部，这对大清而言，的确是个巨大的污辱，但是那么多军队又能驻扎在哪呢？各公使馆巴掌大的地方，肯定住不下，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皇宫，太庙和各王府了。联军大部分还是守军纪的，唯有德军纪律败坏咨意横行，留守的王大臣们不仅没一个敢抗议，反而要摆席设筵招待巴结献媚，由自己的姨太太们陪酒，丧尽了廉耻。不过据野史说，京城有个著名妓女赛金花，凭借姿色迷住了瓦德西，为民请命，劝说联军守规矩，才使北京居民改善了境遇。这个民间传说，有点类似于莫泊桑的《羊脂球》故事，大清文武官员的外交能力，竟然不如一个婊子，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庆王和李鸿章拜会瓦德西，受到了欢迎。李与瓦德西已经是老相识了，彼此握手叙旧。谈到和议时，瓦德西也立即同意了，不过还要求朝廷再与各国商议。二人又去一一拜会各国公使，各公使主张不一，事后各国又与瓦德西协议，先提出两个最大要求：第一是严办罪魁祸首；第二是太后皇上即速回京。答复了这两条，才可以接着谈议和条件。二人只好电奏西太后，但这个老女人还在权衡得失，犹豫不决。八国联军未见回复，就整队出发，又攻陷了保定，袭扰张家口，大有向山西进攻的意向。庆、李急了，一面飞电报告，一面再求见瓦德西，极力劝阻。瓦德西则表示暂时还无意西进，只要求清廷尽快答复先前的两个条件。这时的慈禧，听说联军又从北京杀过来，吓得继续向西逃奔，一口气又逃到了西安。途中接到了庆、李电奏，也是敷衍回电：“此次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朕固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谴，加以惩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均着革去官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着交都察院交部议处，以示惩儆！……当亦天下所共谅也！钦此”。
很显然，西太后这道上谕是在袒护端王等罪魁，他们没有一个得到严刑重罚。各国公使又不是小孩子，哪里肯听他的支吾搪塞就此干休？所以当庆王、李鸿章二大臣宣布电谕时，各国使臣当即拒绝。庆、李不得已再行电奏。这时太后皇上两宫已经到了西安，刚毅在途中病死，他捡了个善终，算是万幸。接到了庆、李再奏，才将惩治条件修改为端王革职圈禁，毓贤充戍边疆，董福祥革职留任。这道电谕颁发到北京，各国使节仍然是不答应，庆、李两大臣，因一再拖延各国条件，唯恐时间太久再生出别的变故，只好遵照“便宜行事”的谕旨，答应两大条件，然后开始商订和议。谈判了多次，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一再赔礼道歉，才有了点头绪，协议共十二条：
一 戕害德使，须谢罪立碑。
二 严惩首祸，并停肇祸各处考试五年。
三 戕害日本书记官，亦应派使谢罪。
四 污掘外人坟墓处，建碑昭雪。
五 公禁输入军火材料凡二年。
六 偿外人公私损失，计四百五十兆两，分三十九年偿清，息四厘。
七 各国使馆划界驻兵，界内不许华人杂居。
八 大沽炮台及京津间军备，尽行撤去。
九 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
十 颁帖永禁军民仇外之谕。
十一 修改通商行船条约。
十二 改变总理衙门事权。
庆、李将这十二条电奏西安请示，西太后到了这步田地，也是没了别的办法，只好命两人全权签定条约，按条件发出了惩办罪魁的上谕：“……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已革庄亲王载勋……着赐令自尽！已革端郡王载漪……着革去爵职，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已革巡抚毓贤……着传旨即行正法！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惟现已病故，着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降调。（也是怕兵变雪上添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两人，均着先行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惟贻人口实，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经此次降旨后，凡我友邦，当其谅拳匪肇祸，实由祸首激迫而成，决非朝廷本意。朕惩办祸首诸人，并无轻纵，即天下臣民，亦晓然于此案之关系重大也。钦此。”
新年在即，西安这边的朝廷，因为有国难也就停止了庆贺，惶惶不可终日，忽然又接到北京电奏，说各国使臣仍然嫌惩办罪魁不严厉，还应该加重。于是英年、赵舒翘也不能保全了，只好赐令自尽。还有启秀、徐承煜于京城被陷时，被日本兵捉拿到，现正囚禁。于是庆、李密奏：“启、徐都是国家重臣，与其被外人处死不如自请正法，还得以保全国家主权面子。”事关国体尊严，西太后当然允奏，命庆、李照会日本联军将两人索回，拉到菜市口砍脑袋。启秀这时还算神色自若，通过翻译对日本兵官说：“中日唇齿相依同文同种，与他国不同，自悔从前错误，此后望贵国助我中华，变通治法，渐图自强，我死亦感德。”不过那个徐承煜这时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大呼冤枉，全没了监斩许、袁二公时的得意劲头。启秀挺鄙视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二人是奉旨就刑，并不是洋人的意思，死亦何怨？”随即二人身首异处，这算是他们袒护拳匪的结果。毓贤则在甘肃被正法，可叹的是，其实这个毓贤本来是个清官，操守廉洁，死后竟然穷的无一文积蓄，也没有一件新衣服装殓，只可惜为那个攘夷排外才算爱国的民族主义所误，以至于庇护拳匪倒行逆施，落了个断头异乡的下场。
对西太后和光绪的逃难，史书上就不能说的太难听，清史叫“两宫西幸”，也叫“两宫西狩”，就象中共被政府围剿逃窜，却美其名曰长征一样。朝廷官员中袒护拳匪的罪魁，死的死杀的杀，或者流放或者罢官的，已经是不留一个。不过那个日夜侍奉西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倒是没什么事。这边连连的处置罪魁，那边李太监能不害怕吗？谈判和议达成以后，就一直在担忧洋人定他的罪，因此当中外各方面力请两宫回銮时，李莲英就一直在恐吓西太后，从中阻挠。后来听说洋人索办罪魁的名单上没有他，庆王又密函相告力保他无事，他一再进言阻止西太后回京的小动作才停止。不过他在京中的财产多半遗失了，就怂恿西太后收缴陕西山西两地贡银。西太后本是个贪娈的女人，知道拳乱以来国库耗失，正想充实，当即就下谕竭力搜括。李总管也乐得从中分红，中饱了若干万两。真是皇帝走到哪，哪的百姓遭殃。
两宫回銮前的动作是，先废黜了玩狗的大阿哥，又将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五人平反，追复原官，应了袁当初临刑时的预言。又命醇亲王载澧赴德国，侍郎那桐赴日本遵约谢罪。改组总理衙门成立外交部，为六部之首。此外如保护洋人，改易新政等谕旨也接连下了几道，比光绪的百日维新还激进，真是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各国见清廷已经悔祸，这才下令撤军，只留一二千人保护使馆。西太后在西安听到京中已经安定，又得到更好的消息，原来宫中储藏的财物珍宝，并没有被联军抢掠，联军都驻扎在故宫和城内各王府，也无对皇家园林有破坏之举，这才决意回京。所以，爱国愤青们的所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也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西太后回北京后，接见各国公使及公使 夫人，都是盛情殷勤款待。这时候的西太后，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自作聪明的引用古人“五饵三表”的法子，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企图以收买的方式驾驭洋人，其实她又大错了。因为各国列强非匈奴可比，五饵三表之法，并不实际。什么是五饵三表呢？就是西汉贾谊提出的防御匈奴的五种措施，以建立信义、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人家的之先进技术为“三表”；以赠送华丽盛饰车马、盛食珍味、美女乐伎、楼阁和奴婢以及款待来使为“五饵”（见《新书·匈奴》）。其实外国列强，只是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在公平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幌子下，用巧妙的法子掠夺中国的资源，什么殖民地什么租界地的用途，都用于它们本民族的最大利益上。而满清统治者对内大肆搜刮，对外曲意逢迎，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以为自己是在收买人家，殊不知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真个是迂腐透顶了。
拳匪肇乱，引起中外战端，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津涂炭，并非完全是因西太后以个人意志逞一时意气愤然主战，而是因端王等满清大臣的昏庸愚昧促成。之前不久的中日甲午之战，双方军力旗鼓相当，尚且全军覆没了，如今却要以一敌八，不是开玩笑吗？就算拳匪果真的有异术邪术，能撒豆为兵克敌致胜，也不可轻易开战。因为人家外国并没有公开的挑衅你，而清政府纵容拳民烧毁教堂，屠杀教士和信徒，围攻使馆，杀害公使，直到向列国宣战，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古人尚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庚子拳乱，实属野蛮之至，最后失败也是必然的。纵观庚子之乱中所有的事件，没有一件占理，谈何爱国主义？谈何民族主义？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几千年，还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悖谬荒唐事件。
（全文完）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三）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三）
这时，朝廷屡闻败报，国防部官员们还不敢据实报告，只有端王才敢仗着胆子入奏：“天津已被洋鬼子占领，都是义和团不肯虔守戒律，以致战败。目前是裕禄，宋庆马玉昆等退守北仓，洋鬼子虽然占了优势，但北京城还是极其坚固的，鬼子决不可能攻入。”西太后听罢怒不可遏：“今儿早上荣禄上奏，说那个外国照会，已经调查明白，是军机章京连文冲奉你之命假造的，弄到这个地步，你有几个脑袋，敢这般大胆？”端王连忙叩头：“奴才不敢！”西太后说：“我今儿个才晓得你的心肝了，你想儿子即位，好当太上皇监国，你趁早绝了这份痴心妄想罢，我活一天，就一天没有你做的，你再不安分，就赶出宫去，家产充公！”端王自管事以来，还从没被西太后正色呵斥过，这次是破了天荒，吓得俯伏在地只是磕头不止。这时内监奏报，称甘军司令董福祥求见。
西太后见了董福祥，厉色道：“你好呀！从上个月起，你已经来奏过十多次，都说是围攻使馆打了胜仗，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攻破？”董福祥答：“臣来求见正是为这事儿。臣闻武卫军中有大炮，如果用来攻使馆立即叫它片瓦不留，臣向他索取几回，荣禄坚决不肯借用。还说即使老佛爷有旨，也是不借，请老佛爷即速罢荣禄的官！”西太后大怒：“闭嘴！你个强盗出身，朝廷用你，不过是叫你将功赎罪，象你这样目无朝廷的狂妄，仍不脱土匪习性，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快滚！”董屁滚尿流的退下。西太后又命速召荣禄进殿，见端王还在跪着叩头，也喝令他滚出去。端王出了宫，正碰上荣禄急急进殿，于是在外等待探听消息，约有两三个时辰，方见荣禄出来。当即有内监透露，得知西太后是令荣中堂速速办了礼物送与使馆慰问，又命调李鸿章补授河北省长。端王不禁失色：这变化可真是出人意外啊。密报的内监又说：“还有许侍郎、袁京卿二人，上疏参劾了各大臣，听说王爷也在内。”端王闻言，不禁气冲牛斗，大骂：“都是这班汉奸蒙蔽太后，所以太后才痛骂我，早晚宰了他们，方见老子手段！”
第二天，端王就与徐桐、刚毅、赵舒翘、启秀等密议定下计策。徐桐等刚离开，李秉衡就前来进见，端王迎入与之谈论很是投机，当下端王嘱其如此如此周旋，李秉衡应命。这个李秉衡，是应诏前来保卫朝廷的，被西太后召见时就说起了大话，什么臣愿亲自赴前线决一死战云云，深得西太后欣赏信任，李秉衡当即又密奏：“许、袁二人，擅改谕旨，将从前太后颁发各谕，于待遇洋人事件中的捕杀字样统统改为保护字样，这是专擅不臣，欺君岡上，按律应加诛戮。”西太后看了折子又勃然大怒：“这不成了赵高了？应该处死！”这话一传给端王，还没等谕旨下达，就令公安部长赵舒翘拿了许、袁二人，根本就没加审讯就押赴市曹，由徐承煜监斩，这个徐承煜就是徐桐的儿子，在法场上喝令剥下许、袁二人朝服。许大叫：“我还没被革职，为什么剥我的官服？”袁则大叫：“我们犯了什么罪？”徐承煜说：“你们是著名的汉奸，还狡辩什么？”袁叫屈：“死不足惜，只是说我等汉奸没有罪证。你们愚昧狂妄，乱谋祸国，我们死了，你们也快了！”又转头对许景澄说：“将来消灭了僭妄之辈，我们一定会昭雪的！”正说着，两边的拳匪已经拔刀上前想动手了。袁怒斥：“士可杀，不可辱，我辈大臣自有朝廷国法，你们有什么资格动手？”然后从容就刑。
许、袁二人死后，他们的谏章草稿即流传出来，这次参劾通匪各大臣，已经是第三次奏章了，语言十分痛切：“…………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傅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何从解说？ …………臣等愚谓时止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
纵观满朝文武的奏章折子，乱拍马屁谄媚之词居多，切直痛陈犯颜敢谏者很少。许袁二人，弹劾当道权势显然是老虎头上抓痒，虽被强权吞噬，毕竟是义薄云天，事迹流传千古，也算是替大清增光了。端王杀了许袁二人，又想到汉员徐用仪、满员立山等也是一贯与我做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也一道灭了。唯有荣禄受宠于太后，不好妄动，他的脑袋暂时先寄在他脖子上，以后再说。当下密嘱拳匪假传圣旨，将徐用仪、联元、立山三人悉数逮捕。徐用仪做官四十多年，向来谨慎小心，遇事模棱两可，本来也没有什么侠肝义胆，只因拳匪无法无天，再也忍耐不住，才在朝议时多了几句嘴，谁知竟触怒了端王，被陷入死地。联元本是崇绮门下，起初也是头脑愚塞不通，后因女婿影响，才思想开放，这次也因对抗端王，疏劾拳匪，同罹祸患。立山是内务府旗人，任职二十多年，积资富饶，素性豪爽，与端王家的阿哥因狎妓争风挟嫌成恨，这次与端王作对，也是被公报了私仇。
端王一口气杀了五个大臣还没解恨，又暗里布下密网，罗织罪名继续剪除政敌。七月初北仓败绩，又报杨村失陷，裕禄自杀，端王固然着急，不过他还有最后一张牌。哪一张牌呢？就是李秉衡，他不是向太后请命杀敌吗？朝廷就命他帮办卫戍区军务，统归节制所有各军。李秉衡用尽心力招集军队，谁料这时，官兵面对洋人的强大炮火早已怯战，军心涣散不听号令了。眼见联军日逼日近，清军却日懈日弛，恁你李大人如何有志灭洋也是没办法，只好服了毒药自杀，以报太后端王的知遇之恩。李秉衡一死，各路兵马纷纷溃退，四散奔逃。那班义和团，也改换了从前装束，大肆抢掠。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而眼巴巴的指望联军来解放。结果洋兵每到一处，顺民旗帜就高悬一处，有打膏药旗的，有打米字旗的，有打三色旗的，京城顿时成了万国友邦。寻常百姓，虽然缺乏爱国之心，但如果不是朝廷昏庸权奸当道，还不至于如此甘心做“汉奸带路党”。
眼见联军已经直逼京城。西太后自悔不及，只能对着荣禄哭泣。荣禄劝道：事已至此，请西太后不必悲伤，速图善后事宜！西太后止泪说：“前已电召李鸿章入京议和，奈何他不肯前来，反说我议和无诚意，定要我先将妖人正法，罢那些信任拳民的大臣官职。他是三朝元老了，到这个节骨眼上还拿我一把，咋办？”说着，就翻出李鸿章的折子交荣禄看。荣禄接过细读，无非是：“……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如今日任田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云云。
荣禄看过奏折说：“李中堂的话倒是没错的，现在想阻止洋人，唯有将袒护拳匪的罪魁先行正法，表明朝廷诚意，方可扭转大局。”西太后沉默不语，忽见刚毅等闯了进来大呼：“老佛爷，洋兵来了！已经到了天坛。”西太后还以为是从甘肃来的回勇，刚毅说：“决不是回勇，真的是洋鬼子，请老佛爷即刻出走，马上他们就杀来了。”西太后迟了半晌，才说：“与其出走，不如殉国。”荣禄说：“太后明见！”（他心里可能也巴望这老太婆早死早好）西太后又说：“你快去收集军队准备守城，待我定一会神，再作计较。”这一天，她频频召见国防部官员，直到深夜还在折腾，最后只剩下了刚毅、赵舒翘、王文韶三人前来应召了。西太后很生气：“就剩你们三个啦？他们都到哪去了？都跑了是不是？丢下我娘俩不管了，太可恨了！”刚毅劝说：“现在洋兵已经攻城，皇太后皇上不如暂时出幸，免遭洋鬼子恶气！”西太后说：我主意还没拿定呢，我想守城。刚毅说：“洋鬼子厉害着哪，听说他们有绿气炮，不用炮弹，绿气喷出，人一碰上就死，所以我军才屡战屡败，两宫保重要紧，何苦轻遭毒手？”西太后说：“现在看来，我也只好暂避了，但你们三人要跟我走。”三人齐声遵旨。临行之前，西太后又杀了光绪宠爱的珍妃，这段故事，历史多有记载，这里就不说了。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二）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二）
大清时的北京卫戍区，设前、后、左、右武卫四军，分别由宋庆、聂士成、马玉崐、董福祥四将领统率。其中董福祥原本是甘肃的大土匪，经左宗棠收抚招安，破格提拔为甘肃军区司令员，并调入京城统带武卫右军，董军驻扎在蓟县。部下都是甘肃土匪出身，董本是一介粗莽武夫，是受了端王暗中笼络，命他率军入卫的，所以也格外拥戴端王。本来，拳匪已经横行京城肆无忌惮了，又加上这一班毫无军纪的土匪出身官兵，成群结队驱入京中，这首都还能安宁吗？结果是扒铁路，剪电线，捣洋房，举凡带个洋字的，统统捣毁破坏，纷纷扰扰的闹个不休。更野蛮的是，拳匪还涌到东交民巷，将各国使馆团团围住，这可不是示威抗议，是日日夜夜的攻打，可想而知，攻进去的结果也是和洋教堂一样，不论男女统统剁为肉酱。各公使馆一面拚命防守，一面频频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制止攻击。但这时国务院已归端王管理，所有的洋人公文，一概不预理睬了。
攻不进使馆，拳匪就想了个火烧赤壁的法子，放火烧使馆周围的民宅，企图借东风烧毁使馆，怎奈使馆和围墙都是洋人建造的水泥砖石建筑，烧不起来的。正阳门内外，民宅被焚烧千余家，唯独各使馆仍岿然不动。一个使馆尚不能攻入，还想抵抗联军，不是太可笑吗？这时的清廷居然还连连降旨嘉奖拳民甘军，拳匪越加得势，甘军也越发胡行。那个端王坐在国务院里，整天得意洋洋的等待攻占使馆的捷报，忽然有捷报传来：“日本使馆秘书杉山彬，被我军民杀死”，端王闻报大喜：“杀得好！杀得好！”随即又有捷报，传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被拳民击毙，端王喜上加喜，又连声大赞：“好义民！好义民！”端王正在兴高采烈，却被一纸紧急公文浇了一瓢冷水，拆开一看，立即皱起眉头，与启秀密谋了一阵，先入宫奏报。
西太后见了奏报生气的说：“这洋人也太可恶了吧？联络了八国来攻我大沽炮台，这事倒是不好办了”。端王说：“不怕！有广大义民效力，何惧洋鬼子？请太后立即宣战就是”。西太后毕竟是吃过洋人的亏，还是迟疑不决，端王又说：“老佛爷如果看了外交团照会，想不战也是不能了”。西太后问：“什么照会？”端王说：“奴才已着启秀进呈，恭候懿旨”。西太后宣入，启秀跪过礼把照会呈上。西太后一见，勃然大怒：“他们怎么敢干涉我国内政？我豁出去了，拚死一战也比受他们的欺侮强得多”。这份照会，历史上还有另一个说法，据说是由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荣禄手里。荣禄老糊涂了，也没想想这照会是从哪来的？就匆匆送给太后。这个说法挺荒唐，连起码的外交常识都不具备，照会没经过中外任何外交人员之手。难道西方国家给中国政府送公文，也跟中国人送礼走后门似的需要偷偷摸摸的不成？显然是胡扯，还是前面的说法靠谱。西太后为什么看了这照会大发雷霆？因为它的内容是：“要西太后归政；把大权让还皇帝；废大阿哥；准许洋兵一万进京。”西太后发过脾气，随即命端王召集各王大臣上朝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宣战问题。西太后不知这照会真假，而且又全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能不恼怒吗，大怒之下也就决意主战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来龙去脉已经明白：如果当初不重用端王，则不会立大阿哥，不立大阿哥，也就不会发生拳匪之乱。拳匪的种种荒诞，稍有头脑的就知其虚妄，为什么一向以聪明的慈禧，竟然也被迷惑了？就算是一时偶尔的误听误信，但她最亲信的荣禄也是再三谏阻，应该也引起警觉吧？为什么始终执迷不悟呢？这全是因为一念之误，一念之误是憎恶光绪，再念之误是她喜欢那个玩狗的大阿哥，爱憎交迫，感情战胜了理智，私情代替了国事，于是她的英毅美德，都在这一念之下化为乌有，从而被端王之辈愚弄，引来举国大祸。西太后将光绪晒在一边，独自召开清廷会议，商议向各国宣战的事情，军机处各大臣都齐齐到会。荣禄仍然跪奏：“虽说是与各国开战是各国自取，不是我国挑衅，但是围攻使馆是万万不可，即使杀了全部使臣，也不能显扬国威，不仅毫无益处，这么干，恐怕宗庙社稷全都完了！”西太后怒道：“你坚持这个意见，那最好是去劝使馆的洋人赶快滚蛋，免遭人民围攻，我现在也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你要是除了这话之外再没有别的好主意，就别再废话了！”随即，启秀取出所拟宣战谕旨呈上，这个宣战书又臭又长，多达720字，不乏慷慨激昂煽情之词：“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减彼凶焰，张我国威！”不过通篇也没明确指出究竟是向哪国宣战？全无国际规则外交辞令，西太后却边看边赞：“很好！我的意思也是这样。”接着又问各军机大臣是否同意？
军机大臣们面面相觑也不敢再说别的，都齐声：诚如圣意。西太后这才入宫吃早饭，早饭过后，又召集各王公大臣到勤政殿开会，这次光绪也到了，满朝文武黑压压挤满一殿，只听得西太后厉声宣布：“洋人此次侮我太甚，我不能再容忍了！我始终约束义和团，不欲开衅，直到昨天看了外交团致总理衙门的照会，才知道此事并不能和平解决。要我归啥政？皇帝自己都承认不能执掌政权，外国有什么理由干预我国内政？现在听说外国兵舰已经驶至大沽，要我交出炮台，真的是无礼已极，忍无可忍了。你们如果有什么意见，不妨直接说！”说完，等了好一会，也不见有什么奏请。西太后又转头向光绪，问他有什么意见。光绪迟疑了半天，才说：“请圣母听荣禄的建议，不要攻打使馆，应该立即将各国使臣送至天津回国。”说这话时，见西太后的脸色已经变了，后面站着的李莲英，也护法韦驮似的冷面相对，回头再看各王公大臣，只见端王如恶煞神一般凶悍，光绪吓得战战兢兢，急忙回脸禀西太后：“这么大的国事，我不敢决断，还是请太后作主吧。”西太后也板着脸不答。赵舒翘这时又上奏：“请明发上谕，消灭国内的洋人，免作外国间谍泄露军情。”西太后还是拿不准，又命军机大臣斟酌复奏。
于是兵部尚书（军事委员）徐用仪、户部尚书（人民委员）立山、吏部侍郎（组织部副部长）许景澄、内阁学士（常务委员）联元、太常寺卿（文化部长）袁昶，依次进谏，都说：“与世界各国宣战是寡不敌众，必至败绩。而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太后皇上圣明裁断”等话。袁昶还说：“臣在总理衙门当差二年，见外国人多和平讲礼，不致于干涉中国内政。以臣愚见，请西太后归政的照会未必是真”。这话正犯了端王心中的鬼，立即勃然变色，怒斥袁昶：“好胆大的汉奸，敢在殿中妄说！”随即又转向西太后：老佛爷肯听这汉奸的说话么？西太后命袁昶先退下，责备端王言语暴躁，不该面辱廷臣。命军机颁发宣战谕旨电达各省，又令荣禄明白通知各使，如愿今晚离京，即应派兵保护，妥送至津。
被端王骂个狗血喷头的许景澄、袁昶退朝后又联名上奏：“拳匪纵横恣肆，放火杀人，激怒强邻，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朝廷应该痛行剿办，悬赏缉获拳匪首领，务绝根株，然后可阻住洋兵，削平巨患。”这样的痛陈奏折递上后也是石沉大海，二人不胜焦灼，正要再续谏章，忽然听说外省督抚亦通电力阻。外省督抚就是今天的各省省长，哪个是最识时务的呢？当属袁世凯。这时的山东省长毓贤已调任山西，后任就是袁世凯。老袁深知拳匪难以对付，决意痛剿，但见端王等袒护，他又不好违背，就想了一个妙法，下文件通知各地：真正的拳民已赴京保卫宫廷了，所以再有练拳设坛的必是匪徒假冒，应该立惩无赦！于是山东省内文武各官，日夜搜捕拳匪，义和团死的死逃的逃，不到数日全省肃清。还有那个老奸巨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自中日战后就成了闲职，见大阿哥溥儁入嗣，端王专权，预料宫中必生乱端，将来恐左右为难，不如讨个差使离开北京，免受牵连。凑巧两广总督开缺，就乘机运动李莲英，果然得旨外放，权势自然是不小。再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力主新学洋务，也是个翘楚人物。这三人之外，最忠诚的要算两江总督刘坤一，光绪未遭废立，也全亏他力倡保全。
一天，忽然从京中传来宣战书电文：“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料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刘大人读到这儿不禁怒形于色：这等乱民，朝廷还说他是义勇？接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读到这里大惊：这还了得！当下就拟电上奏力阻战事。一面分别致电各省征求意见。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等复电都说：拳匪难恃，不应开战，已发电谏阻。刘这才稍事放心。又忽然报闻大沽炮台已失守，警报接踵而至，于是再上书极谏；接连又来了北京电报催办兵饷：“……你等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似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尔各督抚知内乱如此之急，必有寝食难安，奔走不遑者，安肯作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随，遂至如此。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立保疆土。如有疏失，唯各督抚是问！特此电谕”。
现在就是再谏再争也没用了，但北方即然已经开战，各国兵舰肯定要陆续来华在海面游弋，东南也必然吃紧，生灵涂炭是在所不免。左思右想苦无良策，正犯愁时，又接到各国领事来文，都是：中外开衅，祸由拳匪，洋人在华，仍求保护等内容。刘大人一拍脑袋，忽然醒悟，想出了一个保护东南的法子来，随即致电各督抚商议大计。各督抚也回电极力赞成，当下联合了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与各国领事立约协定：东南一带决不开战，洋人亦不得无故侵扰。这个协定，相当于与朝廷对着干了，可见大清这时的中央已经不能号令地方。还多亏当年定了这个条约，北方拳乱时东南各省才得平安，大清没灭亡，还全仗这些救国救民的官员头脑清醒。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各省宣布独立不响应，不能不说就是这种为国家民族大计而不与中央配合的思路。这时，天津一带全被拳匪盘踞，山东拳匪因袁世凯驱逐也相率到津，勒索百姓兼索官饷，稍有不从就大肆掳掠。并攻入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凡见洋行洋房立即焚毁；同时四处张贴咒语俚词，文字多是不伦不类，什么“天兵天将，八月齐降，重阳灭尽洋人，神仙归洞”等等鬼话，大半都是愚民为小说戏词所误。
中外开战初期，登陆的八国联军兵员并不多，遇上大股拳匪及董福祥甘军，打了几场小仗，伤亡了几个洋兵，寡众不敌当即折回。裕省长连忙奏捷，朝廷下旨格外褒奖，赏拳匪及甘军银子各十万两。在津拳匪越发兴高采烈，以为洋人已被灭尽。只有后军司令员聂士成，素来嫉恨拳匪，下令所部不得袒护，而拳匪也仇视聂军，为什么呢？因为聂军是保护铁路的。没打仗前，聂军驻扎天津芦台护路，拳匪正要倾浇煤油放火烧毁铁路，不料聂军突然赶到，勒令拳匪解散。拳匪却乘聂军不备猛扑聂军，聂军立即结成阵势防御。拳匪四面围攻，一匪首爬上电杆摇旗指挥，被聂司令望见开枪遥击，正中匪首大腿掉落地上，聂军上前砍杀，连砍数刀也没死，正以为真的是神仙，被聂司令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脑袋，方知拳匪其实没什么异术，不过是江湖卖艺的些许特异功能而已。拳匪首领被杀，被聂军击毙数百，遂痛恨聂军不已。
后来大沽失守时，聂士成奉旨赴津防守，途中被拳匪追杀，急逃入省衙门中，拳匪也直入府中指名要人。裕禄假意为聂辩护，邀聂与匪首见面说和。但匪首还想挟持聂到神坛谢罪，被聂严词拒绝，匪首悻悻而去。从此聂军官兵每被拳匪所杀，皆投诉裕禄。裕禄一面假装排解，一面却暗中上疏弹劾聂，说他是汉奸，不然怎么不招爱国义民待见？朝廷不明是非，竟然将聂革职留任了。什么叫革职留任呢？就是留职查看的意思，现在的说法是保留军籍，降级为普通士兵，你表现好了官复原职，表现不好还要加重处罚。
聂司令气愤已极，只好找左军司令员诉苦。马玉昆说：你现在是疑谤交乘，说不清的，只有杀敌一个法子能还你清白。如果能打胜最好不过，否则马革尸还也算是以身报国的大丈夫，是非自有后人评说。聂两难之下只好听从朋友劝告。此间洋兵又势如破竹的杀来，兵临城下，聂遂与老母诀别，并令部下撤离，部下纷纷跪请效命。聂司令不禁泪下说：我死，是分内之事，你们进不死于敌，退必死于匪，还被安个里通外国的恶名，何必一定要随我同归于尽呢？部下仍不肯去，随聂出营。行数十里，遇洋兵前锋，聂已自知必死，一马当先冲敌，将校们勇气百倍随上，互相搏击了四五个时辰，洋兵已见退了，战斗还算得手。不料后面杀声大起枪弹齐飞，聂军以为是洋兵包抄，回头一望，却都是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的拳匪，急忙大呼部下：你们杀退拳匪，就各自逃命去罢，我死于此便一了百了。随即将部下所牵马缰割断，冲向联军，身中数弹而死。洋兵钦佩他勇敢，不忍伤尸，听任聂部下负其尸返归。拳匪们见了立刻冲上前来意欲碎尸万段泄忿。反而是洋兵赶上击退拳匪，始得全尸归葬。朝廷得报居然还说他“督师多年不堪一试，殊堪痛恨！姑念他为国捐驱，着加恩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冤枉不冤枉？堪比那些死于共产党屠刀下的国军抗日将士了。
聂士成全军覆没，只剩下马玉昆统率数营，扼守京津交通要道，并令拳匪协力对敌。战斗开始，洋兵节节攻入，拳匪跳跃舞蹈装神弄鬼的在前冲锋，对方洋兵枪炮一响，立即溃散奔逃，反而冲乱了官军。这时官军还要让路给拳匪，否则就倒戈相向，官军相当于两面受敌，作战越加困难。更可叹的是，因为马部官兵都戴草笠，竟然被拳匪指为洋奴汉奸。多次向裕禄通报要与马军开战，裕禄与马司令商议数次，说是要尊重人民的爱国热情什么的，马司令被纠缠不过，只好将全军草笠除去。因此他也是愤恨非常，与洋人交战时，拚命搏斗，宁愿象聂士成那样牺牲报国以证忠良。洋兵见他如此奋勇，倒惧怯了三分。一天，又与洋兵对阵酣战多时，将洋兵逼退到租界，正要乘胜追击，忽然狂风暴雨袭来，马军将士被风雨扑面不能睁眼，反而被洋兵顺风轰击，伤亡大半只得撤退。自从聂士成阵亡以来，英勇善战的中国军队要算马军，也恪守战争规则，临敌不避非义不取，历史上被洋兵推崇为中国名将。
这次马军败阵，主要是因为不戴草笠，顶风迎雨，最终为洋兵所乘，伤亡巨大。不单是马司令痛恨拳匪，部下也都大骂不止。为啥呢？因为马军戴的草笠，远远看去和洋兵差不多，洋兵特别是法军，都戴着宽边头盔，与马军草笠形状相像，就污蔑马军官兵戴了洋兵的帽子，是洋奴汉奸。义和团的愚昧，可笑可恨之极了。这时宋庆已奉旨统领各军，听说马军败退，知道津城再难防守，三十六策走为上，命令马军退守北仓，防御洋兵北上进京。马军奉命退守，洋兵随即逼进天津，这个宋庆本是无能之辈，中日战争时已有明证。裕禄慌了神，急忙请拳匪头目商议如何守城，大师兄们说：不碍事！不碍事！我等已派遣了神团守护城南，大人只管放心。裕禄也深信不疑。匪首自去召集匪党，托词开城出战，一出了城，就哄然四散了。洋兵趁机攻入城南，裕禄还在府衙中傻等着义民捷报呢，忽然巡捕入报洋兵已经进城了。裕大人吓得肝胆俱裂起身就逃，驰出北门径直投向马营，只见大沽守将罗荣光已服毒自尽。天津沦陷，联军士气大振。此时的联军，日本兵最多，一万二千人，其次是俄国八千人，英美各二千五百人，法国千人，德国二百五十人，奥兵一百五十人，意大利最少，只有五十人。显然，图谋中国的反而是近邻的日俄两国。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一）
读史笔记――拳匪肇乱联军入京始末（一）
庚子之乱，表面上是因义和团作乱引起，其实是宫廷内部权势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这话，要从慈禧西太后欲废光绪帝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老佛爷与光绪生了隔阂，母子间一直耿耿于怀。西太后斩尽杀绝了康梁维新党，力反新政，但在表面上还是做出母子很和谐的样子，这主要是为了维稳，但是西太后废光绪帝的决心已经暗暗下定了。现在有的史学家，说西太后是在学吕后私立少帝和武则天废中宗，这就把她说的很英明。其实未见得是这样，我看西太后欲废光绪，主要是出于她的怨恨之心，并不在于什么社稷江山的“国家利益”，不管皇帝是谁，都还是大清天下，但是谁来做皇帝才是她最关心的。不过，这时的大清已经不是半个世纪之前的大清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那么皇帝立废之事，除了国内的政治影响，还会引起国际干预，所以西太后一直在找机会争取文武大臣的支持。
机会终于来了，端郡王载漪，是她的侄女婿，本来是没有什么权势的，但因西太后疏远汉员，信任满人懿亲，这就给载漪钻了空子。而端王的老婆又能说会道，经常陪西太后游玩，端王的十四岁儿子溥儁姿质聪敏，随母入宫，也深得西太后喜爱。端王见此暗喜，一面嘱咐妻儿曲意逢迎讨得西太后欢心，一面活动崇绮，徐桐，启秀等一班大臣，密定了一个废立的计策，写了个折子密奏西太后，西太后看了正中下怀，当下就召集诸王大臣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当初呢，皇上登基时，国人就多有质疑，我给压了下去，只想他内孝外道，做个明主，没想到他如此丧良心，与维新党人合谋害我。所以我想废了他，重新立个新皇上，这事要抓紧办，过年时就举行大典，你们琢磨一下，新皇帝应该立个什么国号？因为这种事前朝就有过，也不算违背祖制”。还没等众臣张嘴呢，她就决定了：“新帝已选定端王的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此言一出，把个端王乐的屁颠。不料军机大学士孙家鼐站出来反对了：“太后英明，不过这事要慢慢来，不然南方的维新党会有骚动”。西太后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这本来是我们满人的家事，召集你们汉人来不过是为了你们体面，居然还多嘴多舌的？给我退下去！”
过后，恭王荣禄在宫内草拟谕旨，西太后看完，问荣禄：你说废立这事儿，究竟行不行？荣禄说：“西太后说行就是行，谁敢说不行？但是皇上有什么过错，现在还不明确，再说皇上搞维新那一套是受到外国支持的，现在废掉他，那些外国公使恐怕要来干涉，这事儿可要谨慎！”西太后一听生了气：“刚才开会时你咋不说？（感情西太后也怕洋人）现在事情已经张扬了，咋办？”荣禄说：“其实这倒也没什么，我看当今皇上已过中年了，还没皇子呢，不如立端王子溥儁为大阿哥，随时找个正当理由就可以即位，这样不就名正言顺了嘛？”西太后一想：也是。于是就这么立了大阿哥，硬塞给光绪一个大儿子。这大阿哥虽然姿质聪敏但生性急燥，不爱读书却喜欢玩狗，竟牵进皇宫里两条大洋狗，明白的人见了他这样，也都料到他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玩狗的大阿哥进了宫，从此端王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没想到，由此却引出一埸史无前例的奇祸来。什么祸呢？就是史书上说的“拳匪肇乱，联军入京，两宫出走，城下乞盟，订约十数款，偿金数百兆，清室衰亡，中国贫弱”，从此一蹶不振。
怎么叫拳匪呢？不是民族英雄爱国运动吗？这拳匪，就是义和拳，是山东的白莲教遗孽，原名梅花拳的，一向在民间聚众练习拳棒，装神弄鬼画符念咒，自称有神相助，刀枪不入。山东巡抚毓贤思想昏谬，竟然视其为义民，不禁不止反而格外优待，因此蔓延四境。这时候正赶上天津开挖运河，可巧的掘出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碑文写着：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当时人们都大惑不解，后来闹起了拳匪，才知道应验在这上头了。这故事，有点象东汉“苍天以死黄天当立”的典故，所以那块破碑应该是有人故意埋的。拳匪有两种技艺，一种叫作金钟罩，一种叫作红灯照。金钟罩呢，是一种功夫，据说有了这功夫就刀枪不入。红灯照，则是个妇女组织，幼女尤多。身穿红衫红裤，左手提着红灯，右手舞着红折扇，煽着舞着就能飞起来，飞到空中把灯掷下，就是烈火焰焰，相当于飞机扔燃烧弹了。但是这些胡说八道，本来是人云亦云的谣传，但当时的人们却众口一词的说成亲眼目睹。至于义和拳所造经咒，更是令人可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八字是无上秘诀。念完这八个字，就象抽疯似的猝然倒地，老半天才起身，自称齐天大圣附体，索要刀枪棍棒跳跃而去。还有说杨香武、纪小唐、黄飞虎附身的，怪诞不经荒谬绝伦，要说愚民百姓相信这些，那是他们没文化，有情可原，偏偏这满腹经伦的省长大人毓贤，却信以为真。
这个毓贤，本是端王一党，一向趋炎附势的，听说端王在朝廷得意，就密报端王说：我这疙瘩有义和拳民，武艺绝伦，刀枪不入，英勇无敌，是洋人的克星，这准定是皇天隐佑大阿哥，才生此辈奇材扶助真主，王爷应该招集他们进京保卫宫禁，以备大阿哥即位。端王听说后高兴的了不得，心下想：西太后不肯立即废立，不就是怕洋人干涉吗？如果有了拳民保护，驱逐了洋人，大阿哥稳稳当当的登基，我不就是太上皇了？我若做了太上皇，连慈禧都可废掉的，何况光绪这个瘪三？随后就入宫报告西太后。慈禧起初还不太信，翻出东汉张角的典故驳斥端王（如果她立刻轻信了，那还叫通文达史的慈禧吗？）端王见西太后不相信，又说：“老佛爷真是明见千里，不过依奴才愚见，不如命裕禄，招集几十拳民来京先演习一下。如果真有异术，就选其忠勇到内廷当侍卫，将来好除灭洋人，即报了仇又雪了恨，老佛爷也就成了古今无二圣后，这有多好啊？”西太后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由的不动心：“你这话也有点道理，那就命裕禄查明真假去吧”。
端王退出后，急命军机拟旨密令裕禄，招集拳民编为团练。裕禄与端王，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连忙发文到山东通知毓贤，立即将大队拳民送至河北，由首长一一检验，只见拳民们红巾红带，个个强壮人人精悍，挥拳如筹武艺高强。还真的是刀枪不入，怎么个刀枪不入呢？其实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硬气功，也叫人体特异功能。不过那大刀片要直砍，而不是横割，红樱枪也是慢慢的扎，不是突刺，否则再硬的气功也是瞎扯，是不是？还有胸口碎大石，手劈砖头，口吞铁钉什么的，类似于今天的中国武警表演了。唯独枪炮性命悠关，不敢轻试，但是也糊弄着表演了一下，那火枪是鸟铳，装的是铁砂，还要远远的轰，而做靶子的大师兄则在红兜肚里藏了块厚厚的牛皮，一枪轰过去，果然是枪炮不入，演习取得重大成功！于是立即设了团练局大营，供拳民居住，又竖起一面大旗，大书“扶清灭洋”四字。这“扶清灭洋”口号也是有来历的，先前义和拳本来袭用的是白莲教的口号“反清复明”，现在是为朝廷服务了，这反动口号还能用吗？当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洋鬼子，皇帝固然可恨，但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主子，所以现在要“扶清灭洋”才对。
有了政府支持，“爱国”拳民又辗转勾引串联，不到几个月就聚众数万人，本来是乌合之众，竟然被当成“十万雄师”（堪比文革百万红卫兵）。到了这年春天，山东河北已经成拳匪世界了。义和团首领主要有三个：王德成，称老师傅，曹福田，称大师兄，张德成，称二师兄，这三人都是被后来民间传说神化的“民族英雄”，其余还有许多首领也都互称师兄。拳民多的数不胜数。团练局住不下了，就分居在庙宇里，庙宇又不够住了，就散入民宅。整的家家设坛，人人演教。大师兄们一见到有姿色的妇女，就强迫她们加入红灯照，不加入就是汉奸，白天学习，晚上奸淫，其淫靡秽乱令人发指。这时又有天津卫的土娼，推举了一个窑姐为红灯照首领，号称黄莲圣母，据说治疗团民伤痛灵验非常（嘿休起来没个不灵验）。而糊涂昏瞆的裕省长，听说圣母到了天津，竟然朝服出迎，恭恭敬敬接入署内参拜。圣母傲然上坐，浓妆艳抹，煞是好看，接受了朝廷官员参拜行礼之后，再由团民簇拥出官署进入神庙，如观音下凡一般，神食香火黄幔红烛，愚民拥挤跪拜不已。圣母以下，又有七仙姑九仙姑等等，各俱妖态风情万种，其实都是平康里（天津城里的红灯区）的婊子。后来京津失陷时，“圣母仙姑”们也都做了鸟兽散不知了去向。
拳乱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上一直称“中国教案”，也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教案最初始于河北省的涞水县，那儿有座天主教堂，招收教徒，后来有乡民与教徒因邻里纠纷打起了官司，始终没打赢就挟嫌成仇了。拳匪窜入本地后，就在这乡民家招众习拳。这个乡民就想借拳匪报复教徒，而教徒那边，也为了预防祸害找神父保护，神父就找涞水县官祝芾交涉。祝芾不敢得罪洋人就上报请示，上级回复说都是些无知愚民，没必要小题大做吧？时间一长他们自己就散伙了。祝县长见了上级指示，也就没敢剿办。但这个神父又通过领事照会给省里，一再要求查办，县里只好派一个杨副官带兵前往弹压。不料官兵还没到，拳匪已经攻入教堂了，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乱刀齐下砍成肉酱，又放火烧了教堂。官兵到达后，命令拳匪放下武器，拳匪不从反而杀向官兵。只见官兵一个齐射，众多拳匪应声倒毙，其余的也就溃散了（枪炮不入本来就是个神话）。第二天，拳匪用了个诱敌的计策，这杨副官没放在眼里，冒险直进，不料马失前蹄，把他掀翻在地，众匪一拥而上一阵乱戮乱砍，也剁成肉酱，官兵失了主将立即撤退。拳匪大获全胜，也越加骄横迅速蔓延了。
乱到这个份上，裕禄不得已只好上报朝廷，朝廷明面下旨“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暗中却关照地方“妥善处理”，其实就是袒护拳匪，当下派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军机大臣赵舒翘“剿办”。二人到了涿州，正值涿州地方官缉捕了数名拳匪，刚毅当即命令释放，赵舒翘也随声附和。刚毅则带了这些拳匪回朝廷复旨，建议西太后信任义和团，打了包票说如果收编义民为军队，抵制洋人，肯定不会失败。太监总管李莲英也竭力赞成这个建议，又添油加醋的说了不少拳民神奇的鬼话。西太后这老女人，从半信半疑至深信不疑，从此变成了朝廷守旧党的傀儡。守旧党中只有大学士荣禄，坚持认为义和团的神奇纯属虚妄，就算有些小灵验，也都是邪术气功而已，万万是不可靠的，一再劝阻西太后。遗憾的是，这时西太后的身边左右，已经全是端王党羽了，都在满口的称赞义和团，荣禄孤掌难鸣，哪里还能挽回局面？接着，西太后又令端王接管了国务院，任命启秀为副总理，对付国际交涉。庄王载勋和大学士刚毅则统率义和团，准备大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京城大乱，来来往往的游民都是拳匪，就和文革时的红卫兵大串联一样了。
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
文革武斗，现在通常的提法是林彪和四人帮在文革中煽动了武斗，这样讲就太简单了。文革，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每一步骤每一细节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通过中央文革实施的。从1966年8月撤销工作组到1968年7月工宣队进驻，整个运动期间武斗愈演愈烈，直接从红卫兵小报了解文革动态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正是毛泽东的“活该“二字，使得大中学校在工作组撤销后，法纪无存暴力加剧，很快波及社会。
毛泽东是如何煽动武斗的？这里还有他的讲话为证：“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09页）至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不能过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痞子运动好得很”等等煽动性语录，更是直接教唆红卫兵施暴，当各中学校打死老师校长的暴行发生后，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杀人凶手宋彬彬等红卫兵，鼓励她们不要文质彬彬，“要武”。
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武斗，是毛泽东出于把文革作为一场反修防修“演习”的立场（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 一封信中的观点），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指出：“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毛泽东主张“应该把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革命造反精神，摆在首位。群众运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91页）。
对举世震惊的中国文革武斗，毛泽东毫无忌讳，1967年12月18日 ，毛泽东对“外国友人”说：“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可见毛对各地武斗已经完全了解，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制止。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武斗的另一个主要证据是1967年8月底《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的文件批示。“武装左派”这个口号，最初是武汉群众组织“钢二司”提出的，时间在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这个文件把“文攻武卫”口号政策化，决定给“左派”发放武器。与此相连的事件是《红旗》杂志的“抓军内一小撮”社论出台，这个文件当时已经传达到基层并张贴，但为期很短（不超过5天）。其后的《九五命令》是制止武斗，制止抢劫军火库的文件。这个文件为了和前一个支持武斗的文件保持衔接，依然单独列出一条，继续肯定“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这也证明了“武装左派”这一口号，至少两次经过毛泽东的批示肯定。
文革武斗产生后，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左派“获得武器后关于使用武器的规范，如何确认群众组织是否左派和右派呢？也没有说明，都是由中央文革小组随机表态来定性。而且，两派群众组织在“武装夺权”过程中互相杀人，究竟是有功还是有罪？整个文革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制定这个政策时，包含了视武斗为“反修演习”的成分，包含了让群众“闹一闹”“锻炼锻炼”的想法。另外，中央文革也肯定了“全面内战”的提法，也是希望搞一场群众大混战。类似“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之类的最高指示也不断出现在文革小组成员的口头讲话中，成为群众武斗的法理依据。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8-16 11:13:55
麦卡锡主义回顾
美国媒体对麦卡锡先生的盖棺定论是：一个了不起的勇敢的灵魂，一个伟大的爱国者(A great courageous soul，a great American patriot)。
麦卡锡主义，曾经风靡于四十年代末的美国政治舞台。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形成了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开始了意识形态冷战。在冷战这个大气候下，西方世界展开了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左派势力的反共运动。其典型代表即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它涉及到了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各领域，其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其重大意义。
这场运动，起因于《美亚》(Amerasia)案， 该杂志主要刊登有关远东局势特别是中国问题的文章。当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罢工迭起，以至一年之内竟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示威请愿。所以美国众议院认为工会已被共产党渗透，呼吁公众反对共产主义。这期间，联邦调查局以《美亚》上的一篇文章与一份它所掌握的秘密材料内容相似，并从其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的政府文件。经调查，是国务院官员谢伟思借给《美亚》的副本。于是，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苏联间谍《美亚》杂志主编贾飞和谢伟思等。
在《美亚》案影响下，杜鲁门从1947年12月17日起 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忠诚调查。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与此同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顶点，时值林肯诞辰纪念日，麦卡锡以“今天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与基督教进行最后的全力以赴一战”为中心内容。发表了著名的题目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惠林演说，在演说中宣布，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成员，这些人至今仍在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剑指杜鲁门政府，揭露费正清等人私通苏联，出卖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的20年”。惠林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朝野目瞪口呆。“麦卡锡主义”由此产生。
都是哪些人令美国失去中国的？谢伟思首当其冲被列入罪魁名单，同时受到打击的还有前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官员，中国事务署署长柯乐布，包瑞德，戴维斯，文森特(这三人都是中共的好朋友)等人。谢伟思感到冤枉，他提交了报告给总统顾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看过后说：也许你说的都是正确的。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他们不会改变！” 霍普金斯的态度，说明了在美国，各国共产党被莫斯科所控制的看法已成为定论。
1951年正值韩战高峰，麦卡锡对杜鲁门撤换麦克阿瑟十分不满，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马歇尔是叛徒和谋杀者，说他担任特使调停中国内战期间暗中支持中共，制定了对国民党不利的政策，出卖了国民党，帮助中共取得了政权。在麦卡锡不断的的指责和诘问中，马歇尔只好黯然辞职。1953年，麦卡锡的调查进入外交领域，开始对美国驻外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白劳德以及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部被列为禁书。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焚毁任何涉嫌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书籍。
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麦卡锡主义使美国的左翼势力也受到空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幸免于清查。特别是同年七月，麦卡锡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上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群体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在教会的抗议下，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对麦卡锡摊牌，迫使麦卡锡解除马修斯的职务，这一举措，也意味着麦卡锡主义的偃旗息鼓。
麦卡锡主义告一段落，是因为斯大林已经死了，朝鲜也停战了，美国民众认为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对无尽无休的调查开始不耐烦，而麦卡锡的言行也越来越激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终于，在1954年的一次军队听证会上，陆军部公布了麦卡锡的种种越权和违法行为。那些认为自己被政治迫害的人也纷纷投诉要求翻案。1954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了谴责，从此麦卡锡被边缘化，麦卡锡主义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政治舞台。
菟城旧话（连载五）
（五）天桥事件和百货大楼事件
庆九大是文革后期中国最热烈最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凤凰卫视曾经有评论说九大是秘密召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是因为一：它开幕时没有向国际社会通报（只通知了阿尔巴尼亚等兄弟党）；二：代表是秘密进入会场的；三，秘密召开了预备会议。这三点就决定了它的秘密性质。3月9日 秘密召开的九大预备会议，中心内容是“准备打仗”，和谁打？苏修，既然是涉及战争的会议，保密无可厚非。所以说九大的意义只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换了接班人，一个是战争动员。九大的召开，即不正规也很仓促，因为当时各地的原党组织基本都瘫痪了，由“造反派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全国还处于军事管制下，上一届党代会的中央委员还都在被监禁和审查中，根本就没可能正常选举，哪里来的代表呢？甚至很多代表本来就不是中共党员，只好在进京的火车上突击入党，这种非驴非马的党代会，不半掩门的召开就会出国际笑话：党代会的代表居然不是党员？新党员的党龄才几个小时居然就当上了党代表？
前面的文章里已经提到，辽宁和上海“辽海两地一线穿”，是“最最”忠于毛主席，“最最”紧跟党中央的，所以全国的庆九大活动，也属这两个地方规模最大，“最最”轰轰烈烈。别的地方就不说了，这里单说菟城，菟城人民庆九大庆到什么程度呢？庆到了死人的程度，有人笑了：胡扯吧？难道是乐极生悲？不是，老百姓能知道什么？任何朝代都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不是发自内心的欢乐，有什么可乐极生悲的？所谓庆祝，无非是开大会，游行，载歌载舞的狂欢，因为人多拥挤踩死了几个人，别说是在中国，就是在外国的隆重庆典中也是司空见惯。但是菟城人民庆九大不是这样死的人，是在向庆典会场行进的途中摔死了人，而且不是几个，是几十个，全是女孩子。不是挤死或踩死，是摔死，没死的也都摔残废了，中学生，花季少女啊。死伤的女孩子是菟城十八中的初三学生，她们都是让一个愚昧无知的军代表给害的。
众所周知，文革时军队的“三支两军”，就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其中的军训，主要是针对工厂学校的民兵和学生，因为打仗需要年轻人。毛在文革中一度支持造反派武斗，也是从准备打仗方面的战略考虑，有意让民众在战火中锻炼一下，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另外，五十年代时鼓励生育也是为了准备打仗，早在文革前，学校中就开始军训了，初中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按基干民兵编制，每所中学都是一个民兵营，经常组织野营训练。毛是一直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中苏没交恶之前是准备和美国打，对苏联老大哥夸口说：可以将美国佬引进中国来“关门打狗”，可以牺牲三亿人口大打一场“人民战争”，结果被赫鲁晓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说“你的百万民兵师就是一堆肉！”现在呢，和老大哥闹翻了，准备和苏联打了。因为毛在打内战和朝鲜战场上尝到了人海战术的甜头，他老人家始终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是也知道光靠人肉是不能打仗的，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是不是？人肉，必须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才能上战场，这就是军训。
军训是要有军人教官的，所以当时的大中学校都派驻了军宣队和军代表，不光是工厂学校，农村的“人民公社”也都进驻了军代表，对农民也实行军训，每个生产队都按军队编制。农民下地干活和收工，都要排成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迈着整齐步伐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在九大之前，全国就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军营。毛对人民实行军训搞军事化全民皆兵，准备打仗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为了愚民，把平民百姓也训练成只知道服从命令的军人。文革不是讲“斗批改”吗？这个“改”，在学校就是教育改革，将文化课改成了政治课，一篇课文里大半都是毛语录，只学习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和军事知识，叫“学工、学农、学军”，上午学“社会主义文化课”，下午就是军训。除了军宣队进校，还有工宣队，因为老教师都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靠边站了，只好由工人师傅来补充师源，老工人懂数理化吗？懂中外历史唐诗宋词吗？所以课程也多是毛语录和政治口号，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培养人才呢？只能培养头脑简单的蠢才，所以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出了“白卷 先生”一点也不奇怪。
问题就出在“共振”上，在文革前，共振应该是中学物理知识，但是因为教育改革，很多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知识就从课本中删除了。共振，在物理学中是个运用频率非常高的术语，力学，声学，光学，电学中都离不开它，人类说话唱歌，动物昆虫的鸣叫，甚至宇宙大爆炸，都是共振的结果。可以说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本文就不再赘述，这里只讲与造成学生伤亡事故有关的科学。在物理力学中，共振的定义是两个振动频率相同的物体，当其中一个发生振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振动的现象。我们可爱的军宣队军代表脑子里装的全是阶级斗争，恰恰就缺少这种与阶级斗争毫不相关的科学知识。老菟城人都记得，抚矿电铁客车线上有一个东岗站，这个车站有个天桥，高十多米，它不止是连接两个方向的站台，也是连接天桥下边公路的，从西部乘电铁车来这里到市革委会（市委），必须通过天桥，按常规，东部或西部的人到市委，要在南台下车才对，为什么要在东边的东岗下车呢，这就是军人当政的结果，把大型集会按一场战斗来部署了，为了在尽短时间内集中兵力，必须用分散流动的方式，电铁列车大约是二十多分钟一班车，所以大量人员汇集在南台车站不利于有序的调度分流。悲剧就发生在这座天桥上。
通过这种高架天桥，一是禁忌人多，二是禁忌脚步一致，这两大禁忌让军代表给占全了，当他领队登上天桥时，来了个军事化：跑步――走！一二，一二，一二！紧接着就是轰隆一声，天桥被“忽悠”倒了。跑步通过的是整整一大队女生，全都摔落桥下，有当场砸死摔死的，也有重伤抢救无效而死的。天桥为什么会在瞬间倒塌？因为，天桥虽然是个钢架子，但它还不是一个刚性结构体，同时也没有四个方向的牵拉固定，它的节点和支点就象人的关节一样，在外力作用下是活动的，建筑力学上叫“绞支”。另外，它不是建筑物，也没有足够深的基础，那么就是个孤立在地面上的门框，越高，稳定性也就越差，但在平常时通过行人没问题。显然，毛病就出在这个共振上，女学生们有节奏跑步所产生的振动频率，与天桥的振动频率一致了，或者说是引发它的频率与人跑步的振动频率达成了一致，那么天桥就在瞬间失掉了平衡，重力荷载变成了侧向推力，就象人骑自行车失衡一样，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当然，出了多大事情也不能影响全市人民欢庆九大，这事当天和事后都被隐瞒掩盖得纹丝不露，除了死伤学生的家属，谁也不知道那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重伤而没死掉的，基本都是终生残疾，比如摔断了脊梁，只能是高位截瘫，骨盆都摔裂了，还能生育吗？她们今天还都活着，也都是老 太太了，会见证这一事件的。
顺带说说九大之后的百货大楼爆炸事件，九大正式宣布了刘是“叛徒、内奸、工贼”，开除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确立了林是毛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林的政治报告中，引用了毛的最新指示：“文革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既然是这样，那么文革之初的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九大之前的“清理阶级队伍”，就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了。在实际中，军宣队也的确是这样搞的，他们逼迫“站错了队”的群众组织大小头目，在“检查”中承认自己是“反动组织”，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当了“国民党兵”，甚至有的军代表公然这样讲：黑五类被消灭了，他们的子女就是新的阶级敌人了，包括“反动组织”的成员，都是新形势下的专政对象。所以，在菟城这类地区，“清队”实际上就是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清算，凡是造反派的领袖，都被打成“坏头头”实行了“群众专政”。而对那些敢于反抗暴政的“阶级敌人”则一律枪毙。可以说，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三支两军”和九大战争动员，实际上是毛为了结束文革乱局，而使用了解放初期巩固政权的高压手段，将国家置于准战争状态下的非常时期，在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族群专政另一个族群的恐怖局面，那么各地的军管会就难免要草菅人命，杀了一大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无辜群众。
菟城旧话（连载四）
（四）红工联与武振良郭大可
菟城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在运动初期就形成了两大“群众组织”，互相批判对方是保皇小丑，而且都坚定的认为自己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实，识别保守派和造反派是很容易的，这就是看它的骨干成员是些什么人？如果他们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党的基本群众”，即党团组织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那它就是保守派，比如“辽革站”（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骨干尉凤英（女），中共党员，文革前就是省级学毛著标兵劳动模范。保守组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军派”，因为就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军队支左基本上是支持保守组织，中国的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的，所以军队与保守派的政治立场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是反革命行为。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和骨干都是普通群众或普通党团员，而且他们在文革前都是与“党内当权派”有对立情绪的“剌头刁民”，后来又“反军”的，那就是名符其实的“造反派”。但是显然，军队支持了哪一方，哪一方就是强势的，它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因为两派都在打倒对方的“走资派”，结果运动中一向以左的面目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随着自己拥护的“革命好干部”被打倒，最后反而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文革，虽然是个很大很复杂的话题，但也可以从人情常理上来简单认识它，不谈中央高层的党内争权夺势所谓“路线斗争”，只从民众的角度看文革，用鲁迅 先生的三句话就概括了：曾经阔气的想复古；正在阔气的想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想革新。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央叫左派与右派，在地方叫造反派与保守派，都不过是政治措辞，一切都是按谁的嘴大而说了算，昨天的右派，今天就可能是左派，今天的造反派，明天就可能是保守派。但是万变不离其衷，就是强势的一方最终要掌握权力。比如有个“走资派”被“炮轰”“油炸”“砸烂狗头”之后就这样讲：运动一结束，原来坐轿子的还是要坐轿子，原来抬轿子的还是要抬轿子。这个判断，基本上道出了所谓的“造反派”，不过是老佛爷利用的义和团民而已，如果“革命群众”是义和团，那他们的领袖无疑就是大师兄了，在老佛爷眼中，大师兄之类的一介草民，就是拉磨的驴子，怎么能与驴子的主人，忠于大清的朝廷命官相提并论呢？在文革中，虽然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支持，但那是暂时的，是当时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就象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打击革新党和洋人一样，即使大师兄们被招了安，当上了弼马温，也还是阶级异己，早晚也要被清理出阶级队伍。
菟城的造反派领袖武振良和郭大可，就是义和团大师兄式的悲剧人物。随着文革一代人的消失，这两个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将从菟城人的记忆中消失。武振良是谁呢？他就是菟城文革时大名鼎鼎的《红工联》头头，菟城西露天矿的一名普通矿工，而郭大可，则是菟城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初中学生。这两个头头，领导菟城红工联加入了辽宁三大造反派中的“八三一”派。沈阳的文革有点特殊，别的地区“群众组织”都是两派，沈阳却是三派：辽联派、辽革站派、八三一派。“八三一”派，以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为主力，它的根脉是北京红卫兵三司，也就是蒯大富聂元梓那一派，北京红卫兵三司，在整个文革中都是口传圣旨，怀揣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后台是谁不言而喻。可以说，蒯大富聂元梓后来是什么下场，那八三一派也就是什么下场，只不过辽宁八三一这头驴子的下场，比蒯大富聂元梓来们的更早。可悲的是，蒯大富等驴子们，为了现实利益，大牙掉了呑进肚，他们只能将文革的真实感受带到坟墓里。
今天的“毛左派”“唱红打黑”能得到下层社会中文革一代人的支持拥护，其实也和文革时遗留的派性有一定关系，文革是一种官民矛盾的爆发和释放，但也结下了一代人的群体性仇恨，这一点，毛泽东可能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如何利用“民意”搬倒政敌，肃清他搞极权的障碍，他的一生都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反而乐于见到“群众斗群众”，至于人民之间互相残杀能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并不重要。但是正如他自己所预见的一样：我死以后，右派会翻天！今天在文革一代的广大工人群众看来，正是这种结局。这代人，因为所受教育有限，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很大局限性，始终认为毛泽东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毛发动文革是正确的。甚至很多老知识分子也糊涂的认为毛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好人办了错事，都没有认识到老佛爷的本来面目。其实，即便是真的太阳，它发光发热，主观上也是为自己，客观才是为地球人，认为太阳是为了人类才存在的，那不是笑话吗？
如果说武振良是实实在在的维护自己本阶级的利益，那么郭大可则是个共产主义理想家，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装逼”。在文革中，他们都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不知天高地厚，烧错了香，拜错了佛。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埸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自己从此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哪里料到最后还是没能扭转乾坤，“无产阶级印把子”没夺来，反而被卸磨杀驴了，到头来人家仍然还是要坐轿子的。他们可能至死也没明白，在古今中外政治野心家们的信念中，根本就没有理想二字，而且他们虽然高唱某个主义，但并非都是某个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来都是借用某种信仰，利用那些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再说，共产党的天下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能轻意让你个臭工人书呆子坐享其成夺权掌权吗？五七年反右运动反的是什么呢？就是反这个。
菟城的文革，与郭大可武振良是分不开的，因为最早“砸开菟城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就是这个郭大可，他率领四中红卫兵到市委静坐，得到北京和沈阳前来煽风点火的八三一红卫兵的支持声援，而菟城市委则利用专政机器镇压，同时发动了产业工人围攻红卫兵，即“九一”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位市委副书记下台，由副省长苏羽接任，菟城的保守势力这才脑筋急转弯，也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毕竟是有官方背景，了解党内派系斗争的底细，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打准倒。所以他们的矛头就指向了有“西北帮”背景的露天矿矿长黄静波，这个黄静波，其实是被反右倾“拔白旗”，从中央贬下来的省级干部，一个矿长能有多大权力？菟城的保守派将斗争矛头指向他，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无非是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这个黄静波，按他的革命历史经历看，明显是习仲勋的人。因为文革，也是继高饶事件以来，毛对“西北帮”和刘少奇麾下“白区派”的大清洗。
但是黄静波这个六级高干，在露天矿却很有人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贪污不腐化，深得矿工爱戴，矿工们就组织了“红工联”来保他这个“好革命干部”，红工联的头头就是武振良。红工联一开始也是“炮轰”黄的，因为黄虽然权力不大，但级别在菟城最高，但是红工联批斗黄的结果反而被他的诚恳谦卑感动了，黄静波说：大家不是保卫毛主席吗？我黄静波是最早保卫毛主席的，早在延安那会儿就陪同毛主席检阅，我有照片和他老人家的亲笔提词为证。于是红工联就由批黄变成了保黄。不过，最早保黄静波的，本来是个无组织无派别的《反到底兵团》，其实哪里是什么兵团，只是一个纯朴倔强山东藉老工人，名叫王满仓，单枪匹马的光杆司令而已，因为感念黄矿长的恩德，一夜之间，菟城市中西部的显眼地方全是他贴的大标语：“黄静波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落款是《反到底兵团》，后来被抚联嘲讽为“反掉底兵团”。
适逢沈阳成立了“辽宁造反派大联合”（简称辽联），得到沈阳军区，东北局省市委等“五大官团”集体亮相支持，菟城保守派的背后是菟城市委市政府，与五大官团都是一个山头的，顺理成章的也就加入了辽联，成立了“菟城造反派大联合”简称抚联，这时全国的形势大有文革结束的味道。但文革仅仅就这样收场，毛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地方上的大清洗并没有完成，他必须将刘少奇的羽翼彻底铲除，不然就会“右派复辟”。如果按前面的简单定义识别群众组织的性质，这时的辽联，应该说是个包括抚联在内的保守派大联合，显然，这样的大联合中央文革是不支持的，因为“五大官团”的干部们并非都是毛司令部的人，包括宋任穷，很多人都参加过批毛的“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东北地区的“代理人”，那么中央文革就撺掇蒯大富这些红卫兵来反对这样的大联合，辽大八三一显然是首当其冲，成为辽联的对立面。接下来，就是“反二月逆流”，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受中央文革之命“抓军内一小撮”。
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个最能看风使舵的人，这之中当然还有毛远新起的作用，当他发现上头对一些地区的军队支左问题不满后，就来了个急流勇退，宣布沈阳军区不再支持辽联。于是辽联就分裂了，产生了拥军打宋派和反军保宋派，实质上也是五大官团与沈阳军区的分裂，拥军派是打倒“宋马顾喻徐”，耐人寻味的是，这五个走资派有四个是“西北帮”和刘少奇培养的“白区派”。反军派是“打倒陈锡联”，但是显然，这时陈锡联已经抱上了毛远新的粗腿，没可能被打倒。八三一则是不问青红皂白全打倒，这也是有来头的，根子在蒯大富那里。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央内部斗争在地方上的反应，也是地方政权党内斗争在社会上的表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拥军反宋派退出辽联后，成立了“无联站”，后因被嘲讽为“无赖站”而改称辽革站，辽宁各地的保守派也自然而然的汇集在辽革站旗下，造反派则汇集在八三一旗下，唯独沈阳分化成三派，但从“反军”这个一致性上看，辽联与八三一实则是一派，特别是“思想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和八三一红卫兵一样，都是反“红后代”（沈阳红卫兵保守组织）起家的。
另外，菟城的文革从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走向社会化，与菟城市委和菟城矿务局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菟城矿务局直属国务院部委，在行政权力方面与菟城市委几乎是平起平坐的，那么在长期合作中必然积累了矛盾，这也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这种体制造成的，这个矛盾终于在文革伊始暴露了。以菟城市委为后台的抚联以打倒黄静波为口号炮轰矿务局，以矿务局为背景的红工联则打倒沈越为口号炮轰菟城市委，因为矿务局地处市中心，所以被抚联的“小八”（革军革干子弟为主的八一红卫兵）攻克，打跑了红工联，之后武振良又联合郭大可，纠集西部的八三一红卫兵“自卫反击”，造成菟城市第一埸大规模武斗，抚联死伤了十数人，这笔血债最后当然是算在了武振良郭大可头上，不然运动后期以什么理由专政他们呢？而著名的抚联“老葛”、“大黑娘们”等武斗干将（处决了很多红工联俘虏）也是血债累累，当时却没有一个被专政。菟城的武斗升级，和北京来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三司）煽风点火也有关系，甚至亲自参与制订作战计划。
第二埸大规模武斗是两派上缴武器时发生的，这时菟城军分区已经明显站在抚联一边，和抚联一道，全副武装的埋伏在市立医院大楼里，一旦红工联缴枪就大开杀戒，但红工联也早有准备，出动了坦克轰击抚联盘踞的大楼，不过军队发出了警告：红工联再不撤退就开打，并露出了反坦克火箭筒，红工联被吓退了。第三埸大型武斗是抚联大反攻“进攻西部”，因为军队支援了抚联大量武器弹药，红工联在胜利矿和千台山的据点被攻占了，死伤惨重，大约有三十多人，都埋葬在雷锋墓。第四埸大型武斗是红工联抢“325”军火库，但守库军队没出面，打退红工联的，是由复员兵组成的抚联《八一兵团》，还有从市内赶来在和平桥截击的抚联，这次红工联也是死伤惨重，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人，但这埸武斗的伤亡数字，一直被隐瞒到今天也无人披露。最后一场大型武斗，是抚联进攻301厂（菟城铝厂），这才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派柴成文率领军队到现场制止武斗，铝厂才没被战火破坏。总的来看，在武斗后期，抚联是强势，军队从中拉偏架。持续一年之久的菟城武斗，动用了重武器，双方共死亡1000多人（包括自伤，抚联处决的红工联俘虏和流弹击中的平民），红工联在后期处于劣势，中央介入后，在抚联的强势围攻下，红工联从此一蹶不振红，“文攻武卫”人员也一哄而散。这时，毛却发出了“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他早干什么啦？于是，辽宁的三派被中央宣布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远新则召开了“沈阳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拆散三大派红卫兵，实行“革命大联合”。
毫无疑义，武振良郭大可被菟城革委会“专政”了，扭送到公安关进监狱，这是他们没想到，也逃不过的结局。因为即使在文革前，专制政权镇压群众领袖也一贯是手狠心黑的，为防止社会产生反抗力量，一直都在严厉禁止人民结社自由，一切民间自发的群团组织都是非法的。特别是那些领袖人物，大部分都要被重判枪毙。宗教团体中的牧师，神父等都被打成外国间谍特务，很多民间宗教也被打成反动会道门加以取缔。文革时，则有《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严厉禁止“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很多群众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而且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坏头头”，这是有罪名的镇压，但是没有罪名的怎么处理呢？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大部分没有罪名的，曾忠心耿耿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平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也大多被整死了，因为他们是“反军派”，各地革委会谁是一把手？军代表。文革后各地谁操生杀大权？军管会。那么“反军”会是什么下场？了解文革全过程的人都知道，“反二月逆流”和“抓军内走资派”，当初本来是毛的“最高指示”，但毛利用群众武斗把军内政敌肃清后，立即就抛弃了“反军”的“造反派”，让“拥军”的“保皇派”掌握了权力，因为“保皇派”始终都是“党的基本群众”。
关于武振良郭大可的最后结局，今天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早就死了。但人是怎么死的？却鲜为人知。在专制者看来，文革中那些批斗走资派最坚决的群众组织领袖，都是脑后有反骨的“刁民”，是对政权最大的危胁，必须除之而后快。据关注武振良郭大可的人们判断，他们都是前后相隔时间不长的死于莫名其妙的中毒，武振良是患了“急性菌痢”，死在有军队严密看守的矿务局医院里，不准家属探望，火化后才允许家属取骨灰。郭大可则在中央宽恕“犯错误的革命小将” 政策之下，从监狱释放的第二天与朋友聚会后就上吐下泻，不到三个小时就一命鸣呼了。很显然，这是监狱依照军管会秘令下的毒手，因为群众领袖被释放后，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必须秘密处死以绝后患。当局对那些需要灭口斩草除根的，通常是在监狱中借刀杀人，唆使犯人将其欧打至死，然后说成是自杀或者其它种种理由。但对于武振良郭大可这些社会影响大的人物，杀人就不留痕迹了，要将知情者压缩到最小范围，通常的手段是以打防疫针为名，给被指定处死的人注射病毒或细菌，造成疾病死亡的假象，而且不是死在监狱里，这招有多阴狠？有人会问：那些具体杀人的刽子手为什么没人揭露呢？这当然也是一种制度下的规则，试问，给张志新实施割喉的法医，有人揭露过吗？没有！而且，据说这种人还参加了监狱举办的张志新追悼会。
菟城旧话（连载三）
（三）小努克来访
七十年代时，流亡在中国的西哈努克曾经访问过菟城，据当时新华社报导：
“新华社菟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 夫人，英·萨利特使等柬埔寨贵宾，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部队司令员陈锡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陪同，今天到菟城参观访问，受到十万工人和群众的热烈夹道欢迎。今天，菟城和整个矿区红旗招展，全市人民沉浸在中柬两国人民友谊的欢乐气氛中。
当西哈努克亲王和 夫人以及其他柬埔寨贵宾乘车来到西露天煤矿时，菟城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武峰光在这里热烈欢迎，并向贵宾们介绍了菟城煤矿发展的情况。随后，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贵宾观看了露天采煤的生产情况。在同西露天煤矿工人告别后，贵宾们驱车来到市区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市区主要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巨幅标语。欢迎群众举着红旗，手持花束和彩带，排列在街道两旁。当西哈努克亲王和 夫人乘敞篷汽车通过欢迎群众队伍时，人群一片欢腾，西哈努克亲王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西哈努克亲王，老菟城人都戏谑他为“小努克”。按说，平时来菟城的亚非拉外宾也不少，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被菟城人这样关注过，因为平时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有外宾来访，只是从车队上判断：哇！这又是哪个非洲国家的“黑驴鸡巴总统”来访问了。
菟城人之所以对西哈努克有格外印象，是因为他整整折腾了菟城人两个多月，要不新华社怎么会报导说“十万工人和群众热烈夹道欢迎”呢？这“热烈夹道欢迎”其实是指西露天矿和铝厂而言，因为外宾来菟城访问，主要就是参观这两个地方，西露天矿世界有名，场面壮观，铝厂则是现代化生产程度高，可以代表中国的工业水平。
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中央首长经常到这两个企业视察，工人已经被训练有素“见过世面”，政治觉悟高，能保证外宾安全，不会出外交礼仪方面的麻烦。但是除了这两个企业之外的“十万工人和群众”，当局就没有把握了，这可是关乎国家形象的大事，周总理不是经常说“外交无小事”吗？所以说，当年菟城人“热烈夹道欢迎”西哈努克，完全是个巨大的面子工程。
这个面子工程，首先是在水库的一处临水山崖上修建了一座大型别墅，不分昼夜的抢工了两个月，这座小楼最后成了一笔三角债，当年受市革委会之命承建这座别墅的建筑公司,可能直到破产那天也没收到这笔工程款。其次，是那些在街上走动的情侣，领着小孩子的工人夫妇，路边打球游戏的中学生，本来都是便衣警察和学生干部们假扮的，甚至手上拎着的水果啦缶头啦点心啦，也都是从商店借用的样品，那些准备接受外宾访问的“家庭”，也是由政治上可靠的劳动模范，党团员和幼儿园中挑选的乖孩子拼凑起来的。
为了防止万一，他们的胸前还都挂着“工作人员”的小标签。至于一旦“小努克”来了兴趣，真的想访问一个工人家庭，那也是有充分准备的，和排戏排电影一样，这样的“家庭”早就进入角色建立了“亲情”，借来的小孩子，一定会亲切的称呼借来的叔叔阿姨为爸爸妈妈。而且，观光线沿途，凡有碍观瞻的，丢面子的建筑物包括平房民居，都用蓆子围起来，写上“施工重地”。
总之，一切都是假的，全是演戏。特别是在“小努克”来到那天，上级要求学校不放学，工厂不收工，交通停顿，商店关门，要保持一种静止的稳定。观光沿线的中小学校，欺骗学生说是组织欢迎不得缺席，却把学生们囚禁在教室里整整一天，午饭由政府提供一个面包几片香肠，那时还没有瓶装矿泉水，凉水还是随便喝的。而观光沿线的居民则被要求不得出门，自己囚禁自己整整一天。
一个国家，能把人民的自由限制到这种境地，能在极短时间内调集人力物力，全仗它有个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每个社会成员已经不是公民了，更不是所谓的国家主人，他们都是实际上的奴隶。而奴隶之间也有等级压迫，就象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也要有“大角”（音甲，牢头）。什么是“大角”？盖房子砌砖，墙的四角要由技术高超的瓦匠来完成，这个“把大角”的通常是领班。在监狱牢记里，能睡在墙角的，也基本是犯人头头或老犯。
那么在城市居民中，这个“大角”，就是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离不开“群众专政”，三五反镇反，反右，文革，严打，清理精神污染，反邪教，什么综合治理啦，向阳院啦等等，街道居委会都是首当其冲功莫大焉。今天，小脚侦缉队们虽然大多已经做古了，但仍然后继有人，现在叫社区干部了，充当的还是小脚侦缉队这个角色，小脚侦缉队充当了专制社会践踏人权的打手，她们有对居民进行监视和报告公安的权力，当公安非法闯入私宅，侵犯公民隐私时，都是由她们带路和叫门的。她们觉得是党和政府在重用自己，积极卖力的在专制下充当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就象她们当了多大官似的。
遍布于城镇人口中的小脚侦缉队，在首长或外宾来访时，都要接受这样的政治任务，即负责监视那些有“阶级敌人”（特务嫌疑）的邻居，比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国民党军人的遗孀按例都是“反属”，甚至有海外亲属的家庭，都是专政对象，每当政治运动或非常时期，都要严密监视。不过，尽管经过多次下放清洗，这样的“阶级敌人”在大城市中可能还会有千千万万，总不能全关起来吧？但是“群众专政就是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她们都要向居委会报道，街道干部们会表情严肃地向她们交待一番党的政策，同时警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所以每逢欢迎贵宾来访演习时，“阶级敌人”都要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作若干小时的囚犯。
而这次“小努克”来访，不是反锁了，是正锁，由小脚侦缉队负责把“阶级敌人”的房门外都上了锁。尽管这么控制人民，还是不放心，在外宾来访前，照例是安全大检查，特别是铁路，要分段扫雷，甚至欢迎人群手里气球充的都是惰性气体。在那些日子里，每个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群众”都把“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那时还不叫爱国呢，说爱国就显得阶级觉悟低了，应该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反正在安全上是滴水不漏，绝对没可能出现刺客，更不可能出现有辱党的形象和国家面子的事情。
为什么菟城对“小努克”来访这样下大成本呢？因为在此之前出了这么个大事：
以往外宾来辽宁，按例要走三个城市：大连，沈阳，菟城，这三个城市分别代表辽宁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个面貌。当时大连够星级的下榻之处是东方红饭店，事情就出在这个东方红饭店上。东方红饭店楼下有个车库，停放着专门为西哈努克来访配备的红旗轿车。这天，可能是“小努克”出行用车，红旗轿子刚刚开出库门，就从上空落下一物，叭喳一声，前风档玻璃立时就被砸个稀碎，幸亏车内只有个司机没有外宾，不然就是一埸震惊中外的国际事件了。
这个飞来之物是什么呢？是一只直径十寸的大菜盘子，从东方红饭店四十多米的高空落下，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其冲击力会有多大可想而知。这还了得？立即，大连公安局，军分区全都倾巢出动了，把东方红饭店围个水泄不通，戒严，大搜捕。搜捕的结果出来了，原来是住在这饭店顶层的房客顺手扔下来的！
其实这只大菜盘子，本来不是在房间里，也不知是哪个房客吃过了丢弃在楼梯拐弯处窗台上的，还不是一只，是一叠，服务员也没收拾。这位老哥和同事出外学习归来，大概是爬楼梯爬的不耐烦（电梯不对普通客人开放），爬到这层时，看到了这叠菜盘子，就顺手扔出窗外一只，高空飞物，虽然在中国可能也不是什么怪事。不过这次他可是闯了大祸，砸什么也不能砸到红旗轿子吧？红旗轿子是啥人坐的？
这位老哥是何方神圣呢？是奉菟城市革委会之命，来学习大连“革命大批判”先进经验的菟城各界代表之一，一行十几个人。啥叫“革命大批判”？说起来这也是文革的新生事物，就是各企事业单位里为斗批改而设立的机构，叫革命大批判组，相当于一个部门科室，是专门搞“大批判专栏”的一些人，其中有编写文章的，有写字画画的，配合形势需要及时宣传，著名的“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等，都属于这类喉舌班子，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五毛”。
这十几个人立即全被抓起来隔离审查，惹事的几个，被一面测谎，一面反复表演扔菜盘子的动作，排成了电影（当时还没有录像设备）回放，由中央派来的刑侦专家分析他们供词的真实性，一面组织人员外调这几位大仙祖宗三代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折腾了半个多月，经过仪器测谎，电影回放和内查外调，刑侦专家们最后肯定了他们的供词是真实的，扔菜盘子不是蓄意破坏，结论是不属于反革命事件，也不属于反革命集团。
这事儿，他们算是“捡着了”，一是没赶上点儿，没发生在文革后的清队时期；二是这几位的祖宗三代都是苦大仇深贫下中农；三是惊动了上锋，搞了科学侦讯，谁也不敢胡乱判案。不然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要他们承认什么，那就是什么，狗熊也要招供自己是兔子，打成反革命集团枪毙几个是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而且和菟城人有关，所以菟城对迎接“小努克”的筹备，格外的不敢掉以轻心。
“小努克”终于来了，他路过时，并没有象新闻电影里那样的可爱亲切，似乎很疲倦，与他的莫尼克 夫人偎依在车中，半睡的样子，而且车队是飞快地驶过的。亲王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些假装笑逐颜开的，向他频频招手欢迎的人，他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欢迎者们其实都是假扮的。那些居住在观光线上，外窗沿街的居民因为被严厉禁止出门，只好都象笼子里的猴子一样向外张望，他们最感兴趣的除了“小努克”和他的法国 太太，还有那个害了帕金森病，整天摇头不止的宾努亲王，因为他们天天上电视报纸，大家都熟悉，这次能亲眼目睹也是人生幸事。
至于徐向前是哪位大仙，天高皇帝远倒没人关心，人们关注的还有陪同访问的陈锡联，不是喜欢他而是恨他，全国的城镇市民都是每月只供应半斤食油，这个陈锡联因为夸下海口“辽宁粮食不过关我死不瞑目”，他不是从发展生产上下功夫，而是让辽宁人民勒脖子扎裤腰带，硬是把辽宁人的配给份额尅扣了二两，所以落下个“陈三两”的绰号，谁都巴不得唾他一口。再说，本来市民们也不知道是谁陪同，即使看到了也不认识。
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车窗的窗帘。为了迎接努克亲王的到来，为了看一眼飞驰而过的汽车窗帘，菟城人劳民伤财的整整折腾了两个多月！每次都是“努克来了！”结果是没来，演习。“十万工人群众”不知误了多少工，停了多少课，手里拎的从商店借用的新鲜大鲤鱼不知烂了多少条，鲜肉臭了不知多少斤。两个多月里，这个城市的上空，每天都回荡着那首亲王谱写的歌曲：啊！——亲爱地，——中国呀。
菟城旧话（连载二）
（二）《艺浪》黑画事件
七十年代时，菟城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抓了个“反革命黑画集团”，这件事在当时的轰动挺大，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图书馆查一查当时（1974？）的报刊，应该有报导的。特别是菟城文化界的前辈人士，都知道这个“黑画事件”。但八十年代时不提倡“伤痕文学”，对评价文革主张“不争论”，所以这件事到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是这类事件如果再没人提及，就象文革武斗争中死了个人一样，成了无谓牺牲，永远的消声灭迹。有人会说，人家受害者都没作声，两旁世人不是多管闲事吗？我说不然，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大部分都是社会问题，特别是政府行为，必须对历史有个交待，这个交待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让后人接受历史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所谓“不争论”就是不反思，但是不反思，坏人没受谴责，好人不能伸冤，就是对人类公义的践踏。作为文革一代人，有义务，有责任记载这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为后人留下点更详实的历史资料，不然就是良知失衡。当然，我这里讲的也仅是个人之见，但可以一个客观角度供人们记忆参考。
菟城为什么会有这档子事儿呢？这要从文革说起，众所周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概括而言，是毛泽东亲手发动的，自上而下的一场“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斗争，革“封、资、修”文化的命，以这种形式搞党内外大清洗，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仅是对人的大清洗，更主要是思想大清洗，是谓文化大革命。“走资派”是搬倒政敌的理由，那么封资修是什么呢？概括而言，就是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但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呢？恐怕“四人帮”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禁止人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同时，自己也一直在追求，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为了说明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那时候戏剧界搞了八个样板戏，电影界有“三战”，文学界也有样板，比如《金光大道》等等，这些文艺作品中高、大、全正面人物的言行，大概就是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了。它们都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的结果。
但是，美术绘画界一直没个象样的反面教材去破，因为那些“黑画黑书”，文革伊始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全都烧了。再说也实在是批不出什么名堂，齐白石的画你再批，也是花鸟草虫的小趣味，你非让他画伟大领袖，能行吗？他只能用借喻的手法，比如给毛主席祝寿，他就画了秃鹰苍松，象征英雄长寿。黄胄的画你再批，也不过是维族美女和几头驴子。张大千更不用说，跑到台湾去，已经是敌人了。有个石鲁，是最早画伟大领袖的（《转战陕北》）的画家，也被打成反革命判了死刑的，但不是因为画，是因为他创作了电影剧本《刘志丹》。至于更多的画家文革一开始就成了牛鬼蛇神，无一幸免，再批也是死老虎，没有批判靶子了。所以中国美术界的“斗批改”总是有点差强人意，那就要派个得力干将抓美术，这个干将，就是毛主席的侄女王曼恬。
王曼恬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是批了李苦禅，第二把火是树了美术界的革命样板户县农民画，第三把火就是在全国展开批黑画运动。王曼恬是懂绘画的，正象江青会唱戏一样，所以也不能说四人帮搞文革是外行领导内行，但他们要的是艺术来充当工具为政治服务。什么是鲜花？什么是毒草？谁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单的说，就是亲不亲线上分，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肯充当工具，那么你艺术上再有成就，再受人民喜爱，也要被打倒靠边站，这才是文革的真实意义。这个李苦禅，本来是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踏上一万只脚”的牛鬼蛇神，文革结束后，周恩来却为了外交需要“解放”了他，让他继续为外事部门作画，而没有通过江青来解放，所以江青很生气也没客气，就借批李苦禅敲打周恩来，意思是说谁也别想否定文革。
批李苦禅是黑画家，无非是他的画中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工农兵形象，一片漆黑（国画以墨为主，“墨有六彩”能不黑吗？）国画这东西，从宋江至清，本来就是文人墨客士大夫阶层的闲情逸致，任伯年笔下的人物也没有几个工农兵。一直到了民国，经徐悲鸿的创新才算有了中西结合手法表现的工农兵形象。但人家老外欣赏的偏偏就是你中国画的“大写意”，就是喜欢你的大泼墨花鸟山水一团漆黑，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农民，除了春节写对联是不玩墨的，农民画大红大绿，格调低下，但它是大众化的民间艺术，但江青赞赏农民画的真实用心，并非在于农民画的雅俗，而是借下里巴人压制阳春白雪，用政治语言讲就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比如改造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将他们全部“下放”到工厂农村，让工人农民专政他们。这时候他们还有闲情逸致讲民主谈艺术吗？不说是对牛弹琴，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回到正题，菟城这地方和全国一样，主抓意识形态的是市委宣传部，它的下设机构是文化局，除了主管报社电台电影公司剧团图书馆等宣传媒体，之下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文联，主管正规的文化团体如各种协会，另一个是群众艺术馆，主管非正规团体之外的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再谈谈当时菟城美术界的大体状况，菟城是个国营大企业集中的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大型国企实际上是个小社会，和部队一样，文化活动有它的独立性，各大企业都积极吸收社会上的文体人才并加以培养，成为企业的文化骨干，所以在菟城，美术界的人才（包括艺术院校毕业生），也大多分散在各大企业里，成了“业余爱好者”。而文化机构中的专业人员，虽然未必都有真才实学，但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党政干部。
邓小平曾有句名言说“大气候会影响小气候”，那么当时的社会大气候就是中央批黑画，各地也就有了批黑画的小气候。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辽宁的特殊性，什么特殊性呢？即“辽（辽宁）海（上海）两地一线穿”，也就是辽宁和上海一样，都是文革在全国的样板，一直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上海就不用说了，辽宁的一把手当然是毛远新陈锡联，所以在文革中，辽宁的小气候从来就是跟随中央大气候的。比如江青树了个反潮流样板黄帅，辽宁就立即出了个“白卷 先生”。再到下边的各市县区，也都纷纷以小气候跟随大气候，毛远新树了个柴春泽，菟城也立即出了个吴某某。
菟城这个“反革命黑画集团”，其实也不是什么集团，就是三个业余画家自发的小沙龙，那时候除了《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普通老百姓已经看不到别的画册，更看不到“封资修”内容的绘画作品，这三位画家就把自己平时的习作整理了一下，剪贴装订成与《人民画报》同样规格大小的《艺浪》画报，也没有出版权利和印刷能力，都是手绘的，因为三人都是学工艺美术的，所以画册装订的很专业，很精美。就这样“出版”了十多期，每期只有一册，都是绝版。他们三人搞这个《艺浪》，就是给人看的，所以在美术界的圈子里传阅开了，类似于手抄本小说。人们已经看腻了“大寨铁姑娘”式的工农兵形象，文化生活也单调贫乏到了极点。饺子好吃，上顿吃下顿吃也不行，这时候窝窝头就是美食了，况且是让你天天吃窝头呢？所以《艺浪》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让阅览过的人爱不释手，也就产生了影响，不啻于死水微澜。
不排除画家们有表现自己“显大眼”的意图，再说人类艺术家们，本来也就是靠表现自我来传播文化的。但是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在意，但有人会在意。比如《水浒》中害宋江的那个黄通判，就是这种“有心人”。宋江与黄素不相识无冤无仇，黄为什么要害宋江呢？第一，黄虽然是个小官吏，但也是国家干部，他要忠于朝廷，这是统治者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其二，揭发检举宋江这个现行反革命，是立大功，会升官发财，这是坏人的邪恶本性决定的。于是一些类似黄通判的有心人看到了这些画册，就打了小报告反映到上头去了。但问题恐怕还不止于是“有心人”的“阶级斗争弦繃得很紧”和他们升官发财的欲望，还有嫉贤妒能这个中国文化人的通病，文人相轻，自己技不如人时就得红眼病，特别是在名利攸关的事情上，表现的最为突出。批《艺浪》，既然受命于市委宣传部，也是有个班子的，但这个班子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工作组不同，不再是上级指派的，而是“群众大批判”，是从各企业借调来的美工组成。“群众专政”是文革的一大发明，由群众来专政群众。“专政”结束了，打手们也就呼啸而散，因为是群众专政，就可以任意践踏法律，不仅受害者无从伸冤，官方也一推六二五：那都是群众干的！
因为社会上有批黑画这个大气候，报纸上电台上都在宣传，《艺浪》的画家们就嗅到了危险的气味，虽然《艺浪》上画的都是平常习作，无非是些静物啊风景啊人体什么的，但当时的宣传就是这些东西都属于“封资修”，觉得还是谨慎为好，就向圈内的朋友们回收这些手绘画册，在回收过程中却发现有几本被“传丢了”，找不到借阅者了，他们就感到事情不妙了，于是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将回收来的画册统统付之一炬，这个举动无疑是给自己又加了个销毁罪证的罪名，再说这些作品都是多年积累的心血，“破四旧”时都没舍得烧，现在一把火烧了，岂不可惜？搞艺术的人都知道，艺术创作要有激情，灵感是偶然性的，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心态下，或触景生情或有感而发，过了这个特定环境就不再有这种激情和心态，也就不会产生灵感，没有灵感的创作是没有意境，也没有生命力的。你让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写爱情诗，肯定缺乏青春气息，词藻再华丽也不行。画画也是这样，特别是风景写生，时过境迁，同一个地方，再想画出它原来的意境就难了。所以说画家的每一件作品即使是习作，如果不是印刷品和复制品，都有它固定的思想，都是有灵性的，烧掉了，这些灵性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就象人不可能返老还童一样。
他们的画，为什么会引起当局注意呢？其实，引起注意的并非是黑画，而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没有经过官方许可，并且这个小团体有扩大的可能，人民自由结社了，就会产生匈牙利那样的“裴多菲俱乐部”和波兰那样的团结工会，这才是专制社会的大忌。至于说他们的作品是黑画，倒不是因为有没有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形象，而是因为所有的作品，没有一幅是歌颂在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全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一些人体习作，其中有一幅《她俩不一样》，据说就是一位画家以他的妻子和情妇为模特，这在当时就是明显的乱搞男女关系，是“流氓犯罪”。更“反动”的是，其中有一幅《我的午餐》，画了一根大葱，一只空碗一双筷子，还有半块臭豆腐，午餐居然这么寒酸？明显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了，至于大量的印象派风景画临摹，则是追求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反正是一无是处，每幅画都“滴淌着资产阶级的毒汁”，都“揭示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以上都是当时的批判用语）。在那个思想者人人自危的年代，这些罪名已经足以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了，所以这三位倒霉的画家很快就被公安抓起来“收容审查”。
三人被收审后，在菟城美术界圈子里也展开了追查，凡是传阅过“黑画”的人都被公安传讯，被威胁逼供，恫吓说如果不坦白交待黑画内容，即以“反革命集团成员”论处，搞个鸡飞狗跳。而三位画家也立即被分别押送到天津的三个地方隔离审查。为什么送天津去审查呢？前面不是提到了王曼恬吗？天津就是这个王曼恬的老巢，她就是在天津发迹的，因为天津的公安批黑画审查黑画家有成果有经验，也因为辽宁的四人帮追随者有意巴结王曼恬，而且她是主抓全国美术的，就拿菟城这三个做了投名状送上门去表功了。这个王曼恬，说起来其实也是个悲剧人物，虽然是毛泽东的亲戚，但她的第一任丈夫居然被牵扯到胡风案里了，在极权社会，皇帝连谋逆的太子都要杀，何况只是个表亲？为此她想不通，还卧轨自杀过。但在文革时当上了天津革委会二把手（实际上的一把手），却迫害起别人来，给江青写了一封黑信，又制造了一起胡风案，株连了一大片无辜的人。随之，就被江青提拔到中央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分管全国美术工作。四人帮垮台后她又想不通了，第二次自杀于狱中。
接下来是菟城各界批《艺浪》黑画，由菟城市群众艺术馆出面组织，办了个展览会，展出了《艺浪》的全部“黑画”，有人奇怪了，刚才不是说画家们把大部分黑画都付之一炬了吗？怎么又展出了全部呢？这里有文章：黑画家们在被审查期间，还有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就是全部复制出那些被烧掉的“黑画”，而且要一模一样，不许篡改。公安搞这套是有手段的，比如拿出几张照片，威吓他们，十几本画册早已记录在案，现在要的是复制品，如果有哪一张作假，和记录在案的照片不一致，就是负隅顽抗罪加一等。画家们哪经过这阵仗？能不老老实实复制吗？不过这个展览反而让更多的人大开眼界，比如女人体，文革时的青少年是从来也没看过的，而且也让同行见识了三位的绘画水平，绝非农民画可比拟。其实从“中毒”效果来看，这个展览会比那十几本画册起到的作用更大，什么作用呢？是官方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和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产生的效果一样，这些“黑画”也引起了更多美术工作者的共鸣和不满，因为大家从学画那天起，一直也都在画这些东西，如果这些画是反动的，那所有会画画的人不都是反革命了吗？
黑画展览之后，就是批斗公审会，要求全市所有的美术工作者必须参加，怎么批斗呢？就是几个积极分子义愤填膺的发言，高呼口号，然后是宣布逮捕令，当场给三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结束，散会！老实说，这三位画家，其实也不是什么名人黑帮级别的人物，都是社会底层为生存挣扎的草头百姓。其中只有一个是文化局系统的小职员R某，市图书馆的美工，其他两个都是“二轻局”属下单位的美工，一位是Z某，一位是W某。啥叫美工呢？就是各企事业单位中专职写写画画的工人，归属于工会，但还不算干部。二轻局，就是第二轻工业局，所属单位都是些五小企业街道小作坊，什么美术社钢锹厂酱油厂手推车社小印刷厂雕刻厂之类的，五花八门。可以说，他们和李苦禅的社会地位比起来，是砂子与石头的区别。李苦禅被批，他值，因为他荣耀过，显赫过，他被批或被抓，和胡风一样，不过是官僚被贬，荣辱参半，这是社会常态。而拿三个小百姓开涮，本来他们就处于社会最底层了，还要把他们贬到哪里去呢？所以说这个《艺浪》事件纯属扯淡，完全是个文字狱，是不正常社会的非常态。处理《艺浪》，也和镇压所有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一样，目的都是杀一借儆百，禁止人民自由结社，特别是严厉禁止“地下刊物”。
后来“打倒了四人帮”，菟城文化界换了个新领导叫时锋，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艺浪》平反，这个平反会，也是在群众艺术馆召开的，召集了当年所有的参加批判会的美术界人士。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当年积极批判“黑画”的人士，坚持《艺浪》作者有“资产阶级思想”，只赞成摘掉“现行反革命”帽子，就是不彻底平反，留个尾巴，就象平反右派那样，是判重了不是判错了。另一种是当年对批判持消极态度的人士，赞成彻底平反，即全盘否定当年对《艺浪》的处理。这两种意见，当然有两种结果，前者是作者思想有问题，当局的处理是轻与重的区别，没有错误。后者是肯定作者的思想正确，行为清白，当局处理完全是错误的，这意味着对三人应该给予国赔，还有恢复公职，初发工资等等。毕竟好人是大多数，最后与会者的表决是彻底平反。应该说，主持会议的时锋讲话也起了主导作用，他是主张彻底平反的。这种事拿到今天，可能是好笑的，不过是画了几幅画而已，又没有什么政治内容，抓思想犯罪本来是典型的践踏人权，还扯什么平反不平反的？但是今天的人，之所以对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件不理解不相信，根源也就在这里，现代人总是以现代思想去衡量历史，关公战秦琼，这种思维本身不也是很荒唐吗？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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