菟城旧话（连载四）

（四）红工联与武振良郭大可  

菟城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在运动初期就形成了两大“群众组织”，互相批判对方是保皇小丑，而且都坚定的认为自己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实，识别保守派和造反派是很容易的，这就是看它的骨干成员是些什么人？如果他们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党的基本群众”，即党团组织的干部和积极分子，那它就是保守派，比如“辽革站”（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骨干尉凤英（女），中共党员，文革前就是省级学毛著标兵劳动模范。保守组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拥军派”，因为就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军队支左基本上是支持保守组织，中国的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的，所以军队与保守派的政治立场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运动初期的造反派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是反革命行为。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和骨干都是普通群众或普通党团员，而且他们在文革前都是与“党内当权派”有对立情绪的“剌头刁民”，后来又“反军”的，那就是名符其实的“造反派”。但是显然，军队支持了哪一方，哪一方就是强势的，它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因为两派都在打倒对方的“走资派”，结果运动中一向以左的面目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随着自己拥护的“革命好干部”被打倒，最后反而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文革，虽然是个很大很复杂的话题，但也可以从人情常理上来简单认识它，不谈中央高层的党内争权夺势所谓“路线斗争”，只从民众的角度看文革，用鲁迅先生的三句话就概括了：曾经阔气的想复古；正在阔气的想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想革新。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央叫左派与右派，在地方叫造反派与保守派，都不过是政治措辞，一切都是按谁的嘴大而说了算，昨天的右派，今天就可能是左派，今天的造反派，明天就可能是保守派。但是万变不离其衷，就是强势的一方最终要掌握权力。比如有个“走资派”被“炮轰”“油炸”“砸烂狗头”之后就这样讲：运动一结束，原来坐轿子的还是要坐轿子，原来抬轿子的还是要抬轿子。这个判断，基本上道出了所谓的“造反派”，不过是老佛爷利用的义和团民而已，如果“革命群众”是义和团，那他们的领袖无疑就是大师兄了，在老佛爷眼中，大师兄之类的一介草民，就是拉磨的驴子，怎么能与驴子的主人，忠于大清的朝廷命官相提并论呢？在文革中，虽然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支持，但那是暂时的，是当时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就象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打击革新党和洋人一样，即使大师兄们被招了安，当上了弼马温，也还是阶级异己，早晚也要被清理出阶级队伍。  

菟城的造反派领袖武振良和郭大可，就是义和团大师兄式的悲剧人物。随着文革一代人的消失，这两个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将从菟城人的记忆中消失。武振良是谁呢？他就是菟城文革时大名鼎鼎的《红工联》头头，菟城西露天矿的一名普通矿工，而郭大可，则是菟城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初中学生。这两个头头，领导菟城红工联加入了辽宁三大造反派中的“八三一”派。沈阳的文革有点特殊，别的地区“群众组织”都是两派，沈阳却是三派：辽联派、辽革站派、八三一派。“八三一”派，以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为主力，它的根脉是北京红卫兵三司，也就是蒯大富聂元梓那一派，北京红卫兵三司，在整个文革中都是口传圣旨，怀揣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后台是谁不言而喻。可以说，蒯大富聂元梓后来是什么下场，那八三一派也就是什么下场，只不过辽宁八三一这头驴子的下场，比蒯大富聂元梓来们的更早。可悲的是，蒯大富等驴子们，为了现实利益，大牙掉了呑进肚，他们只能将文革的真实感受带到坟墓里。  

今天的“毛左派”“唱红打黑”能得到下层社会中文革一代人的支持拥护，其实也和文革时遗留的派性有一定关系，文革是一种官民矛盾的爆发和释放，但也结下了一代人的群体性仇恨，这一点，毛泽东可能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如何利用“民意”搬倒政敌，肃清他搞极权的障碍，他的一生都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反而乐于见到“群众斗群众”，至于人民之间互相残杀能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并不重要。但是正如他自己所预见的一样：我死以后，右派会翻天！今天在文革一代的广大工人群众看来，正是这种结局。这代人，因为所受教育有限，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很大局限性，始终认为毛泽东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毛发动文革是正确的。甚至很多老知识分子也糊涂的认为毛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好人办了错事，都没有认识到老佛爷的本来面目。其实，即便是真的太阳，它发光发热，主观上也是为自己，客观才是为地球人，认为太阳是为了人类才存在的，那不是笑话吗？ 

如果说武振良是实实在在的维护自己本阶级的利益，那么郭大可则是个共产主义理想家，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装逼”。在文革中，他们都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不知天高地厚，烧错了香，拜错了佛。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埸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自己从此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哪里料到最后还是没能扭转乾坤，“无产阶级印把子”没夺来，反而被卸磨杀驴了，到头来人家仍然还是要坐轿子的。他们可能至死也没明白，在古今中外政治野心家们的信念中，根本就没有理想二字，而且他们虽然高唱某个主义，但并非都是某个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来都是借用某种信仰，利用那些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再说，共产党的天下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能轻意让你个臭工人书呆子坐享其成夺权掌权吗？五七年反右运动反的是什么呢？就是反这个。  

菟城的文革，与郭大可武振良是分不开的，因为最早“砸开菟城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就是这个郭大可，他率领四中红卫兵到市委静坐，得到北京和沈阳前来煽风点火的八三一红卫兵的支持声援，而菟城市委则利用专政机器镇压，同时发动了产业工人围攻红卫兵，即“九一”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位市委副书记下台，由副省长苏羽接任，菟城的保守势力这才脑筋急转弯，也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毕竟是有官方背景，了解党内派系斗争的底细，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打准倒。所以他们的矛头就指向了有“西北帮”背景的露天矿矿长黄静波，这个黄静波，其实是被反右倾“拔白旗”，从中央贬下来的省级干部，一个矿长能有多大权力？菟城的保守派将斗争矛头指向他，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无非是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这个黄静波，按他的革命历史经历看，明显是习仲勋的人。因为文革，也是继高饶事件以来，毛对“西北帮”和刘少奇麾下“白区派”的大清洗。  

但是黄静波这个六级高干，在露天矿却很有人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贪污不腐化，深得矿工爱戴，矿工们就组织了“红工联”来保他这个“好革命干部”，红工联的头头就是武振良。红工联一开始也是“炮轰”黄的，因为黄虽然权力不大，但级别在菟城最高，但是红工联批斗黄的结果反而被他的诚恳谦卑感动了，黄静波说：大家不是保卫毛主席吗？我黄静波是最早保卫毛主席的，早在延安那会儿就陪同毛主席检阅，我有照片和他老人家的亲笔提词为证。于是红工联就由批黄变成了保黄。不过，最早保黄静波的，本来是个无组织无派别的《反到底兵团》，其实哪里是什么兵团，只是一个纯朴倔强山东藉老工人，名叫王满仓，单枪匹马的光杆司令而已，因为感念黄矿长的恩德，一夜之间，菟城市中西部的显眼地方全是他贴的大标语：“黄静波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落款是《反到底兵团》，后来被抚联嘲讽为“反掉底兵团”。  

适逢沈阳成立了“辽宁造反派大联合”（简称辽联），得到沈阳军区，东北局省市委等“五大官团”集体亮相支持，菟城保守派的背后是菟城市委市政府，与五大官团都是一个山头的，顺理成章的也就加入了辽联，成立了“菟城造反派大联合”简称抚联，这时全国的形势大有文革结束的味道。但文革仅仅就这样收场，毛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地方上的大清洗并没有完成，他必须将刘少奇的羽翼彻底铲除，不然就会“右派复辟”。如果按前面的简单定义识别群众组织的性质，这时的辽联，应该说是个包括抚联在内的保守派大联合，显然，这样的大联合中央文革是不支持的，因为“五大官团”的干部们并非都是毛司令部的人，包括宋任穷，很多人都参加过批毛的“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东北地区的“代理人”，那么中央文革就撺掇蒯大富这些红卫兵来反对这样的大联合，辽大八三一显然是首当其冲，成为辽联的对立面。接下来，就是“反二月逆流”，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受中央文革之命“抓军内一小撮”。  

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个最能看风使舵的人，这之中当然还有毛远新起的作用，当他发现上头对一些地区的军队支左问题不满后，就来了个急流勇退，宣布沈阳军区不再支持辽联。于是辽联就分裂了，产生了拥军打宋派和反军保宋派，实质上也是五大官团与沈阳军区的分裂，拥军派是打倒“宋马顾喻徐”，耐人寻味的是，这五个走资派有四个是“西北帮”和刘少奇培养的“白区派”。反军派是“打倒陈锡联”，但是显然，这时陈锡联已经抱上了毛远新的粗腿，没可能被打倒。八三一则是不问青红皂白全打倒，这也是有来头的，根子在蒯大富那里。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央内部斗争在地方上的反应，也是地方政权党内斗争在社会上的表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拥军反宋派退出辽联后，成立了“无联站”，后因被嘲讽为“无赖站”而改称辽革站，辽宁各地的保守派也自然而然的汇集在辽革站旗下，造反派则汇集在八三一旗下，唯独沈阳分化成三派，但从“反军”这个一致性上看，辽联与八三一实则是一派，特别是“思想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和八三一红卫兵一样，都是反“红后代”（沈阳红卫兵保守组织）起家的。  

另外，菟城的文革从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走向社会化，与菟城市委和菟城矿务局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菟城矿务局直属国务院部委，在行政权力方面与菟城市委几乎是平起平坐的，那么在长期合作中必然积累了矛盾，这也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这种体制造成的，这个矛盾终于在文革伊始暴露了。以菟城市委为后台的抚联以打倒黄静波为口号炮轰矿务局，以矿务局为背景的红工联则打倒沈越为口号炮轰菟城市委，因为矿务局地处市中心，所以被抚联的“小八”（革军革干子弟为主的八一红卫兵）攻克，打跑了红工联，之后武振良又联合郭大可，纠集西部的八三一红卫兵“自卫反击”，造成菟城市第一埸大规模武斗，抚联死伤了十数人，这笔血债最后当然是算在了武振良郭大可头上，不然运动后期以什么理由专政他们呢？而著名的抚联“老葛”、“大黑娘们”等武斗干将（处决了很多红工联俘虏）也是血债累累，当时却没有一个被专政。菟城的武斗升级，和北京来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三司）煽风点火也有关系，甚至亲自参与制订作战计划。

第二埸大规模武斗是两派上缴武器时发生的，这时菟城军分区已经明显站在抚联一边，和抚联一道，全副武装的埋伏在市立医院大楼里，一旦红工联缴枪就大开杀戒，但红工联也早有准备，出动了坦克轰击抚联盘踞的大楼，不过军队发出了警告：红工联再不撤退就开打，并露出了反坦克火箭筒，红工联被吓退了。第三埸大型武斗是抚联大反攻“进攻西部”，因为军队支援了抚联大量武器弹药，红工联在胜利矿和千台山的据点被攻占了，死伤惨重，大约有三十多人，都埋葬在雷锋墓。第四埸大型武斗是红工联抢“325”军火库，但守库军队没出面，打退红工联的，是由复员兵组成的抚联《八一兵团》，还有从市内赶来在和平桥截击的抚联，这次红工联也是死伤惨重，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人，但这埸武斗的伤亡数字，一直被隐瞒到今天也无人披露。最后一场大型武斗，是抚联进攻301厂（菟城铝厂），这才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派柴成文率领军队到现场制止武斗，铝厂才没被战火破坏。总的来看，在武斗后期，抚联是强势，军队从中拉偏架。持续一年之久的菟城武斗，动用了重武器，双方共死亡1000多人（包括自伤，抚联处决的红工联俘虏和流弹击中的平民），红工联在后期处于劣势，中央介入后，在抚联的强势围攻下，红工联从此一蹶不振红，“文攻武卫”人员也一哄而散。这时，毛却发出了“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他早干什么啦？于是，辽宁的三派被中央宣布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远新则召开了“沈阳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拆散三大派红卫兵，实行“革命大联合”。  

毫无疑义，武振良郭大可被菟城革委会“专政”了，扭送到公安关进监狱，这是他们没想到，也逃不过的结局。因为即使在文革前，专制政权镇压群众领袖也一贯是手狠心黑的，为防止社会产生反抗力量，一直都在严厉禁止人民结社自由，一切民间自发的群团组织都是非法的。特别是那些领袖人物，大部分都要被重判枪毙。宗教团体中的牧师，神父等都被打成外国间谍特务，很多民间宗教也被打成反动会道门加以取缔。文革时，则有《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严厉禁止“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很多群众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而且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坏头头”，这是有罪名的镇压，但是没有罪名的怎么处理呢？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大部分没有罪名的，曾忠心耿耿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平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也大多被整死了，因为他们是“反军派”，各地革委会谁是一把手？军代表。文革后各地谁操生杀大权？军管会。那么“反军”会是什么下场？了解文革全过程的人都知道，“反二月逆流”和“抓军内走资派”，当初本来是毛的“最高指示”，但毛利用群众武斗把军内政敌肃清后，立即就抛弃了“反军”的“造反派”，让“拥军”的“保皇派”掌握了权力，因为“保皇派”始终都是“党的基本群众”。  

关于武振良郭大可的最后结局，今天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早就死了。但人是怎么死的？却鲜为人知。在专制者看来，文革中那些批斗走资派最坚决的群众组织领袖，都是脑后有反骨的“刁民”，是对政权最大的危胁，必须除之而后快。据关注武振良郭大可的人们判断，他们都是前后相隔时间不长的死于莫名其妙的中毒，武振良是患了“急性菌痢”，死在有军队严密看守的矿务局医院里，不准家属探望，火化后才允许家属取骨灰。郭大可则在中央宽恕“犯错误的革命小将” 政策之下，从监狱释放的第二天与朋友聚会后就上吐下泻，不到三个小时就一命鸣呼了。很显然，这是监狱依照军管会秘令下的毒手，因为群众领袖被释放后，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必须秘密处死以绝后患。当局对那些需要灭口斩草除根的，通常是在监狱中借刀杀人，唆使犯人将其欧打至死，然后说成是自杀或者其它种种理由。但对于武振良郭大可这些社会影响大的人物，杀人就不留痕迹了，要将知情者压缩到最小范围，通常的手段是以打防疫针为名，给被指定处死的人注射病毒或细菌，造成疾病死亡的假象，而且不是死在监狱里，这招有多阴狠？有人会问：那些具体杀人的刽子手为什么没人揭露呢？这当然也是一种制度下的规则，试问，给张志新实施割喉的法医，有人揭露过吗？没有！而且，据说这种人还参加了监狱举办的张志新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