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睛看文革（一）

交者: 螺杆 于 北京时间 04/30/2006 (7 reads) [螺杆累积8850分]本文版权由螺杆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海外强国论坛] 另一只眼睛看文革（一）

文革是中国发生的事，只有中国人才看得清楚。而且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能对之有深刻体会认识。不但如此，任何历史事件的结论，都要有绝大多数经历者和见证者的认同才能载入史册。 虽然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文革，但我相信欹今为止，中外专家学者们并没有真正走进中国民间深入他们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资料大部还是从公开或内部的文件记载中得来。比如哈佛的“中国通”费正清主编的有关文革的中国历史文献就是这样，它几乎是中共两报一刊和红头文件汇编，这当然不能算是全面而真实的历史，它只能算做档案上的历史。

那么文革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何等意义？相信更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对文革有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就如一个人的婚姻，意义虽然重大，但辉煌蜜月也好，感情危机也好，皆为隐私不便公开。实际上，这是一种百感交集的民族伤痛，这种伤痛，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曾有过。文革就是这样，整整一两代的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有份参与了，贴大字报，破四旧，斗牛鬼蛇神，学毛选跳忠字舞，这些疯狂愚昧的行为是当年“革命群众”最基本的表现，也给每个不管是热心还是违心参与者的心灵都染上了一个永远洗不掉的污点。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无法否定文革参与者的真诚，也不能断言至今还在怀念文革的人们是执迷不悟，所以想真正的否定文革并非易事，我们不可能将这一两代人的思想观念彻底转变，至少从感情和自尊上，是难以“拨乱反正”的。更何况文革中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就象秦始皇帝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一样，不单从历史角度看，即使是今天，它们也还是符合工农民众利益的呢？

不错，正因毛泽东是借民意人心来实现个人阴谋的，文革中的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大批判）就产生了一种民主政治的假象，毛泽东在各领域的所谓革命中，客观上也产生了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效果，比如“医疗卫生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政策，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人民利益的。与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相比，面对中共官僚高度腐败，贫富悬殊，世风日下民不聊生，一部分中国百姓产生今不如昔这种心态就是正常的，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时期“阳光灿烂的日子” 也是有理由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在意识形态高度禁锢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无法将现实与世界文明的主流横向比较，只能纵向回首进行跨跃时空式的对比，产生怀旧情绪，寻找精神寄托，民间宗教和伪科学泛滥等种种末世现象也是必然的。

但是，文革对我们国家民族来说，它绝对不是什么值得弦耀的光彩事情，那个恶梦一样的时代绝对不值得怀念。如果用法西斯运动来比喻文革是很恰当的，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运动，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曾获得了本国民众的支持，但它给整个民族带来的灾难却是非常惨重的。文革就是这样，对于国家民族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们来说，很多中国成语典故用来比喻文革也许更恰如其分，比如：饮鸩止渴，削足适履，杀鸡取卵，拔苗助长等等。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要对历史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在抱着严肃批判观点来认识文革的同时，也要肯定文革的客观意义，太阳发光发热首先是主观上为自己，其次才是客观为地球生命，这个大道理，一定要向中国民众讲明白。

中国人不同于日本人，中华民族也素有知耻近于勇的美德，问题在于中国民众自中共建国以来，统统被强行洗脑，接受了一种新的封建式法西斯教育，这种教育有两个内容，一是扭曲人格的阶级斗争，二是狭窄的爱国主义即国家主义，而且中共还创造性地将儒家的奴化教育部分与后者结合在一起了。中国人民至今并没有从文革的迷雾中觉悟，主要原因就是思想被奴化了。借用一句文革语言：就是毛泽东思想流毒甚广，极左思潮阴魂不散。现在四人帮成了承担文革灾难后果的替死狗，文革几乎成了四人帮的代名词。

然而，一切都是四人帮造成的吗？江青曾在法庭上抗辩道：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才咬谁。事实的确如此，毛泽东在世时，除了他自己，中国上上下下天南地北，任何东西都是他的工具，四人帮又何尝不是呢？但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离不开毛泽东，罪责是不能算在太阳头上的，毛泽东这个人造太阳不亮了，中共就完蛋了。所以中共喉舌早就统一口径为文革下了定义，以邓小平的结论为准，是“十年浩劫”或者“十年动乱” ，为什么是十年？这是按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来统计的，大家都来痛打落水狗，把账算到江青头上，到此为止。但实际上，十年动乱只有最初的三年才算是乱，从一九六九年之后，社会就基本恢复了正常运作，文革前与文革后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产生性质上的改变，只是国家机器换了名称而已。

文革结束后，涌出了大量的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这类作品的内容，主要是在文革中被迫害的中共干部和知识分子对四人帮的控诉，而实际上，他们所受到的那点委屈与“新中国”的贱民—地富反分子所受的迫害相比有天壤之别，所以它们对文革的控诉并不能全面概括文革。但即使是这类文艺作品，发表的太多了也是犯忌的，所以当局也要加以抵制。中共的一些元老也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很多文革事件的内幕，然而这些中共官僚的政治立场是不会改变的，这个立场，就是维护以文革始作俑者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就这一利益而言，中共对毛就不能全面否定，这是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的共同原则和底线。因为中共建政以来，在文革之前还有二十多年的统治时期，这二十多年是不能否定也不能批评的，否则中共就一无是处了，这就是对毛七三开评价的由来。

中共否定文革只是对四人帮派系的否定，对毛“晚年错误路线”的否定。对中共来说，文革就如它的私处或赖疤一样见不得人，必须小心化妆掩饰这个地方。其实，文革的发生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火山喷发，它不是孤立的，细究起来可以从庐山一直究到延安遵义南昌安源，从红区究到白区，从瑞金苏维埃究到共产国际。取得政权的这代中共领导人，是经过九死一生的内部清洗倾轧，数次争权夺势的撕咬之后才挤到一条破船上的，他们一是不肯将自己的功劳簿上写上太多别人的名字，二来更不想将自己在党内历次权势斗争中的无耻表演有太多的曝光，不然他们所代表的中共就称不上是伟大光荣正确了。

是的，邓小平是全面否定了文革，但他不是以清算主谋毛泽东的形式否定，而是对他的死对头江青进行了一次清算，当然也没有忘记以“三种人”为罪名，向所有的在文革中对他，对中共军干们造过反的人民群众进行一次清算。其余的就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要“子孙后代评价” ，是好是坏再也不要提起。因为再算下去，势必算到整个中共的头上，算到邓小平自己的头上。与其说邓小平否定文革，不如说他是在淡化文革，同时也要淡化五十多年来，所有的令中共面上无光的历史污点。淡化文革，不仅是中共左派势力的愿望，也是右派势力的愿望。淡化文革的办法是在文化舆论方面抽象否定，但实际在政治上延伸的依然还是文革的经脉，所以我们在教科书上，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中国文革，也都是一个模式一个旋律。

历史事实上的文革，并不全是知识分子和“老革命干部”笔下所描述的那样，也不尽是某些政治家史学家笔下所描述的那样。不管以多深的学术理论来剖析文革，这个世界总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常理，如果用人的常理来看事物，一切都会简单明了，再去引章据典，查经论证就是多余的了。而向老百姓咬文嚼字，卖弄学问讲废话，正是当今从事民运的知识分子们的最大缺点。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都是各国领导人民抗击法西斯的英雄，不过这些领袖中有蒋介石却没有毛泽东，因为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功劳簿上没这个人。日本人投降时，沦陷区人民认同国民党的政府接收，对共产党的接收却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光复后中共与国民党又打了三年内战，中国人的伤亡比八年抗战还多，这时毛泽东从中国地平线上升起。

以毛泽东的雄心壮志，岂能排在西哈努克海尔塞拉西这些小国皇帝之后呢？但是世界大战已经结束，靠打内战是不能成为世界级领袖的，打了一埸韩战，还是出师无名，那就只好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争领袖了。中共左派们至今还硬着头皮坚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贡献，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世界共运不过是块遮羞布，当领袖争霸权本是天经地义的政治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都应该如此，根本用不着扯什么国际共产主义的幌子来骗老百姓。但国家真正强大的资本是国富民强，而毛泽东为了与苏联争当世界共运领袖，打肿脸充胖子支援亚非拉，把中国老百姓整得没裤子穿，一个月才能吃上半磅户口肉，这算什么大国呢？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文革，此话不假。就文革来说，不仅中国史无前例，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而且给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空前绝后的。文革是毛泽东争世界霸权的重要起点，但事与愿违，它并没有带来“全球一片红彤彤” ，除了赤柬波尔布特学了他的经验去屠杀人民，其它共产党国家仍然还是跟着苏联走路。

浓厚的帝王思想和强烈的霸权欲，才是毛发动文革的深层原因。毛泽东急于让世界人民早日看到它的能量和光线，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就变成共产主义天堂，于是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类中国式的乌托邦运动，三面红旗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中共现在自己也承认的大失大败。共产风刮来了三年大饥荒，国计民生空前危机，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下野，将自己败家造成的破烂摊子推给刘少奇去收拾。从此毛在党内的威望大跌，刘少奇却因治国有方威望大增，功高盖祖，犯了封建皇帝的大忌，所以他成了毛的眼中钉肉中剌。

苏联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说赫鲁晓夫是斯大林身边的定时炸弹，刘少奇不就是毛身边的赫鲁晓夫吗。以毛的人格秉性，他绝不会自甘寂寞的，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当国民经济稍有好转之际，他发动忠于他的江青和林彪在另一个战线上又展开了攻势，这就是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和学习毛著作运动，前者是为扳倒政敌做舆论准备，后者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威信，但是，当最后到了连一篇文章（毛的小红书是靠解放军出版社发表的）都不能自由发表的地步时，毛泽东才认识到，如果不发动一埸混战，他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将很快丧失，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来夺回他的权力。

如果人们把中国的文革看成是毛泽东大公无私，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发动的意识形态革命，是为了防止中国走向今天这样非驴非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而进行的革命，那就大错特错了。毛一向是以玩阴谋著称的，他自己说这叫阳谋，是公开的阴谋。用中共一向标榜自己的话说：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光明磊落的。但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光明正大的吗？中共历史上历次权力斗争都是通过党内“民主”阳谋解决的，唯有文革不伦不类，文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毛通过一场民族灾难，在动乱中夺权揽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有大乱才能大治。

文革，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最无耻的一次强奸，他将文革美其名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其实正相反，文革从始至终都是他在煽阴风点邪火。文革大乱三年，学校停课学生大串联，免费坐火车到各地白吃白喝，工厂停产工人武斗死人无数，毁坏文物公共财产无数，若大一个国家，几亿人口不生产不创造只消耗浪费。大跃进还炼出几吨废铁呢，文革解决了中国什么问题呢？什么也没解决，只解决了毛泽东的个人权欲。文革吃光了中国人民高产出低收入十多年的国库积累，毛是一点也不心疼的，因为他终于夺回了权力，他的林副统帅总结说，文革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经济上的损失是小小的，政治上收获才是大大的。

毛泽东也是为了满足皇帝欲，为了个人迷信发动的文革。直到今天，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还在迷信毛泽东，这不能不说是文革的后遗症。当年毛为什么反修？主要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反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触及了他的灵魂。六十年代的苏联人民就敢于破除共产党搞的个人迷信，而中国人民至今还在不断树立中共领袖的个人迷信，继续神化那些本来是食人间烟火，也要拉屎放屁有七情六欲的人，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须知中共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都在标榜自己是马列主义政党，自己的学说是辨证唯物主义，是彻底的无神论。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只有宗教才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唯心主义，而且宗教也是在原始古老的文化条件下才产生，试问毛泽东的脑袋再亮，能亮过耶稣基督，释加牟尼和穆哈默德吗？毛泽东就是以文革的形式把中共变成了他的邪教。毛的偶像一天不倒，那么中共就作为邪教集团存在一天，还有什么资格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科技兴邦的现代化呢？

二，文革为什么会获得民众响应？

中共特权阶层并不是文革之后才产生的，中共取得政权之后，就开始发展壮大自己的皇室和贵族阶层，他们一进城，就象封建王公大臣一样，将自己与广大百姓隔离成两个世界，在北京，谁都知道只有门牌号的某某大院象征着什么。除无偿享用公有的房屋汽车等物产之外，军干子弟都进了贵族学校，在低工薪和“不搞特殊化”的背后，中共军干和他们的家属吃穿用度都有特殊供应，尤其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种特殊化已经明目张胆的搞起来，不仅体现在首都等大城市，就是在小县城里也是很明显了。当平民百姓吃粮糠咽菜，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城市里的中共军干却有特供的鸡鸭鱼肉可以挑选，农村的中共干部却可以多吃多占。这些不平等现象，与中共标榜的与人民同甘共苦之类的宣传成了鲜明对照，特别是农村的中共干部普遍腐败，已经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变相反抗，为了缓解所谓的干群矛盾，中共在文革前夕发动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通过深化阶级斗争的形式展开的，中共将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归啻为阶级敌人的“和平演变” ，将人民群众与中共的矛盾巧妙地转移到已经丧失了一切的“阶级敌人”头上，而事实上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自从土改三五反反右以来，早已沦为千人踩万人踏的贱民，在四清运动中，贱民们不过是再一次被推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坛做了牺牲而已，专政“阶级敌人”的目的，是杀鸡吓猴，弹压自中共掌权以来积累的民怨和反社会主义情绪，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四清运动，可以说是文革的前奏。

在文革之前，中共的政治运动都是由上至下的开展，有一定的模式，这个模式即由上一级的党政机关或大专院校中选拔党团干部组成工作组，派驻到基层，然后发动基层群众中的党团干部或积极分子检举揭发预定的打击目标，包括在群众中新发现的思想异端分子，审查这些牺牲品的历史档案，将他们的历史问题和现行言论结合起来，秘密拟定本次运动所要打击对象的名单，再发动群众对这些内定的靶子进行批判，接着是夜以继日大会小会的斗争，最后定案处理，由于中共依靠的都是“一小撮”忠实走狗，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可见运动中搞掉的，仍然不过是中共政治上的异己分子，而不一定是道德规范定义下的坏人。一埸运动下来，自然少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至于那些已经被打倒的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更是每次运动都免不了的上台陪斩了。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政权会不断从基层的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这些走狗中发现和培养忠实的接班人。这个模式本来是毛首创的发明，也是党内历次整风运动的狼牙棒，早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这一民怨极大的恶毒的阶级斗争方式，在文革中却被毛泽东全数栽赃到刘少奇头上，成了“刘邓路线” 。如果说中共夺取政权是用枪杆子，那么它巩固政权则是靠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如果说中共的第一二代领导是一伙打下江山的土匪，那它的第三四代接班人不过是一伙靠告密出卖陷害无辜而发迹的丑类。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之后，中共干部已经培养出专横拔扈的野蛮作风，一部分基层干部更是变成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土皇帝。人民对中共官僚的憎恨从农村合作化，城市工商资本家改造运动开始，一直到刮共产风大跃进四清运动，到文革前夕已经越积越深。所以说中共建国后，中国社会真正的阶级矛盾并不是工农民众与被打倒的，已被剥夺了人权和财产的“剥削阶级”的矛盾，而是工农民众与中共官僚的矛盾。如果说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的运动，那么四清就是镇压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工农民众的运动。在四清运动中，凡是在大饥荒中搞小生产解决肚皮问题自救的群众，都变成了新地主新富农投机倒把分子而被共了产，凡是对中共不满的学生和工农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了监狱。中共就是这样，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打压整肃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制造新的阶级敌人，并残酷专政那些早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来转移真正的阶级矛盾的，也就是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法宝，对中国人民实行杀鸡吓猴式的高压统治。这种高压统治又是由中共的中基层干部具体执行的，他们必定成了民怨民愤的直接对象。

文革的初期阶段，广大的工农民众并没有热心参与，文化界里开始的批判斗争并没有将民众动员起来，但毛泽东亲自上阵贴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群众就真正响应了，因为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中国百姓来说，当权派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并不可恨，可恨的是他们骑在人民头上坐威坐福，所以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揭了“阶级斗争盖子” 。说句公道话，那时的中共干部并不都是土皇帝或贪官污吏，但在毛的夺权炮火下，中共的中层干部在极短期内不分良莠，几乎全被打倒靠边站了。随着一批批“资产阶级司令部”被炮轰，甚至连高层干部朱总司令都要“砸烂狗头” ，红卫兵这个保爹保妈的党卫军也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那些历次运动都是在工作组领导下整人的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也对毛泽东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不理解了，因为数年来的政治运动已经将他们变成了愚蠢的奴才，此间竟然嗅不出其中的火药味，不过奴才们却有历次运动培养出来的投机经验，这经验就是只要共产党不垮台，死保党的领导，到头来自有好处。多年之后的今天，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后三年的全国大动乱，都是围绕着“保皇”和“造反”这个主调进行。造反派向保皇派全面反击，不只是对中共官僚的清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那些靠政治运动整人，以人血染红顶子一类中共奴才们的全面反击。

文革虽然是毛的权术斗争，但它在客观上却给人民出了一口压抑多年的恶气。不过中国人民蒙在鼓里的是，大家“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举动，正中毛皇帝的下怀，人民摧毁的正是他的政敌数年来建立的庞大官僚系统。所谓乱中取胜，乱中求治。

三，两个阵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说毛泽东是历史罪人，就在于他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而罔顾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在文革中怂恿红卫兵破四旧，从物质上毁灭了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从精神上毁灭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的道德规范。毛泽东的奸佞还在于他善于利用民意。利用青少年狂热是法西斯领袖的共同特点，红卫兵运动，是中共军干子弟发起的，是中共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幕后策划组织起来的。这类军干子弟红卫兵就如潘多拉盒子放出来的恶魔，冲到社会上专搞打砸抢，屠杀“黑四类”残害无辜，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它都是极端反动恐怖的组织，将它比做纳粹冲锋队并不为过。对红卫兵的无法无天，滥施淫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本来运动一开始，人民群众对其破四旧，滥杀无辜的“横扫一切”有极大反感，但红卫兵有毛泽东的上方宝剑，有历次政治运动的血腥教训，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人民不得不被迫响应。

世界上所有的专制独裁者，都知道利用青少年的偏执和狂热，因为大部分青少年在文化知识上都还处于启蒙状态，由于强烈的求知欲而盲目崇拜领袖导师，青春期不谙世事，有好斗心理，急于表现而冲动虚妄。另一方面，他们大多还都没有自食其力，对生活的认识很浮浅，是非标准也是以简单感情支配的，如果不加以控制疏导，对社会的危害无可估量。更为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共的军干子弟，在多年特权环境下成长，已经养成了极端自私贪娈，唯我独尊崇尚暴力，毫无人类同情心的弱肉强食的野兽习性。以中共革干子弟为主体的保守派红卫兵，在文革中就将这种兽性发挥到了极点。

毛泽东希望人民造反是为了推翻他的政敌，而不是断送共产党的统治，他当然要警惕“右派翻天”， 保守派红卫兵正是镇压右派翻天的最好工具。现在的人们评价红卫兵，没有区别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而将红卫兵运动看成是一个邪恶的整体，这是不客观的。红卫兵的恶名声，是保守派在文革初期祭出血统论，大量杀害地富反分子及其子女，焚书和毁灭古迹创下的。而这一切正是冲着广大中国人民而来的，它们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红色恐怖万岁”， “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就是制造法西斯主义，用以威慑民众不得造共产党的反。然而造反派红卫兵是以平民子弟为主体的组织，其斗争矛头始终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它显然得到了广大民众支持，但由于它打击的是广大中共干部，结果在运动后期，这些红卫兵组织的头脑们也都难逃秋后算账，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启用大多数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这些干部重新上台得势之后，向当年斗争他们的造反派红卫兵进行的报复也是十倍疯狂的，所以造反派红卫兵最终成了也中共权术斗争祭坛上的牺牲品。

从组织成分上看，红卫兵应该区别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阵营，保守派红卫兵是来自于中共军干子弟，造反派的红卫兵则主要是来自于广大平民和工农子弟。他们斗争的目标显然不同，毛泽东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两个红卫兵阵营，用《联动》《红后代》这类红卫兵从战略上来保护共产党的整体利益，又用《清华井岗山》《北大红旗》这类红卫兵从战术上来打击他的政敌，当红卫兵的全部价值利用完毕时，大家就都不许再造反，贵族仍然是贵族，平民还仍然是平民了，这一点，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就已经表现的很明白，中共高层的贵族子弟们，除极少数因为父母是毛的死敌而受牵连之外，大多数并没有去内蒙和黑龙江，而是送进军队被保护起来了。

现在人们谈起文革，对红卫兵或造反派群众百分之百的否定，而且对文革时参与红卫兵运动的一代人表示鄙夷，是对历史的不公正。这是因为第一：即使是保守派的联动红后代等红卫兵，他们也都是还在读高初中的青少年学生。青少年的错误或罪行，除了他们自身要反省悔过并承担应负的刑责之外，更应该从成年人身上追究责任，对恶意教唆者更是要究其法律责任。想当年毛泽东戴上红袖标十次接见革命小将，他本是头号红卫兵，现在人们一想起红卫兵就深恶痛绝，为什么不审判这个老教唆犯呢？第二：如果没有造反派红卫兵的大串联煽风点火，则中共的贪官污吏土皇帝也不会在短期内纷纷下马。虽然在毛来说是借造反派来打击政敌，但在人民来说，这是造了共产党贪官污吏土皇帝的反，象邓小平这类骨子里与人民为敌的共产党新贵族，难道当年人民反的不对，斗的不该吗？

历史证明，邓小平等中共党魁的罪行并不亚于毛泽东。如果没有造反派红卫兵的崛起，打掉联动红卫兵的嚣张气焰，也就是打掉了毛泽东政敌的气焰，单凭江青的势力，怎么能与“二月逆流”的军头贵族们抗衡，如果以毛一个人就能足以威摄全党，那他又何必发动文革呢？在文革中，造反派红卫兵通过大串联，向各地民众宣传了造反精神，并且带领民众斗争当权派，虽然这种造反行动是在毛的唆使下进行的，但它至少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民主，人民在反右和四清运动中不敢说的话，更不敢做的举动，造反派红卫兵替人民说了也替人民做了。以邓小平的逻辑，对中国人民来说，造反派红卫兵应该是抓了耗子的好猫。

现在有权力有条件在媒体上说话的，著书写文章评论文革的人，比如中共老干部，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等等，大多是在文革中挨过斗吃过红卫兵造反派苦头的，大家当然不肯客观评价红卫兵运动。象宋彬彬这类军干子女，虽然是青少年中的极少数，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却是最厉害的。破四旧，抄家，毁坏文物，杀害地富子女，全是这些军干子弟干下的坏事。当文革全面发动起来之后，随着父母的失势，他们曾经从政治舞台上一度退了下去，不过到了文革后期，父母官复原职了，他们还是凭着出身的光芒，“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英雄儿接班”，又纷纷成为中共的接班人，成了今天的太子党。

客观评价文革，就不能把本来不是一个阵营的红卫兵们的罪过，转嫁分摊给后来群众化的造反派组织头上，这是保守派偷牛，造反派拔橛子。善良的中国人民过于善良，至今却没有追究当年联动分子这一代青少年的法律责任，尽管他们之中有人血债累累。这就是中共有意淡化文革的神来之笔：不追究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也就不可能追究“革命小将”( 实际上是太子党 )的罪责了，正象世界人民如果不追究希特勒和他的主要帮凶，就没理由追究那些普通纳粹分子一样。这个问题，很多民运人士都在尝试着阐述澄清，试图将“人民的文革”与毛泽东的文革分离开来，事实上这是很难理清的，只有一个事实最清楚：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年利用民主这个思想武器夺取政权一样，再次利用了民主来为自己夺权，而中国人民也象五十多年前被中共欺骗一样，再次被毛泽东欺骗了。

其实没有等到邓小平来收拾，毛泽东早在六九年就已经动手打发了红卫兵造反派，毛泽东是用军管和工宣队来解决学生和造反派问题的。亿万在文革中荒废了学业的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当了农民，在亲不亲线上分的派性分配原则下，凡在运动中激进的大专院校造反派的学生都被送往偏远的三线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部分被打倒的中共干部又进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这时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早就由运动初期的保守派和联动一类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取代，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中共真正信得过的“革命群众” ，而在运动中替毛泽东四人帮冲锋陷阵的，平民出身的造反派骨干们，则一个个都沦为阶下之囚，他们有的在监狱中病毙，有的在假释期间莫名其妙的死掉，有的则干脆失踪了。现今中共太子党们，大多都是当年的联动红卫兵，现在台上执政的中共首脑们，大多也是当年文革保守派的骨干分子，所以现在中共口说否定文革，但它绝不敢清算，它怎么肯揭自己的赖疤清算自己呢？

有怀旧情绪的文革一代人，特别是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们应该警醒深思：现在中共又从老布尔什维克博物馆中翻出那块炼了近百年也没炼成的破铁，还在继续毒害欺骗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青少年，以爱国的名义要求中国人民爱它伟光正，爱这个腐败透顶的专制政权，这是何等无耻？想一想，当年我们的保尔柯察金式的理想主义是怎样被毛泽东诱奸的，后来又是怎样被他始乱终弃打发到广阔天地去的？我们现在又是怎样在这个理想主义迷雾中不能自拔，为什么还在莫斯科郊外晚上的陈腐旋律中陶醉？为什么还在中共的爱国主义催眠术中沉迷不醒？为什么深受其害的广大老三届小三届们，至今还不能解除毛泽东这个中国法老的毒咒，甚至有些人反而站到民主运动的对立面，甘愿在精神上继续做这具僵尸的节妇烈女？我们象保尔一样失去青春，失去爱情，失去健康之后的今天，我们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其现实结局又是如何呢？是不是只剩下保尔那几句无可奈何的空话聊以自慰？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因我们自身的文化素质所局限的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