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睛看文革（二）

送交者: 螺杆 于 北京时间 04/30/2006 (341 reads) [螺杆累积8950分]本文版权由螺杆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海外强国论坛] 另一只眼睛看文革（二）

四，贯穿文革主线的愚民运动--忆苦思甜和学毛选造神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邪教为什么对中国人民实行愚民政策？这是它的封建本性所决定的，毛泽东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不过是一个刘邦朱元璋一类的，农村二流子市井流氓出身的封建帝王，中共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者组织起来的，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太平天国式的利益集团。毛泽东一生最精通熟读的一本书，是集儒术与权术于大成的《资治通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本事，全由此书提供精要，运用儒术权术成功与否，要视能否以不同的政治目的来解释先哲的思想学说。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很进步的观点，在毛泽东这类秦始皇N世眼中，就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观点，并成为它们推行愚民政策的指导思想。

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使中共深感知识分子的危害足以颠覆它的政权，愚民政策也从此开始。不过，毛泽东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手法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就是用愚昧来改造文明，同化文明，以他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学说来修理中国知识分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多人是愚昧与文明的混合体，要多“粗”就有多“粗”，要多“细”则有多“细”，集奴才学者于一身，集奴才艺术家于一身者大有人在，他们不仅能结合中国国情总结出洋洋万言的奴才理论，还能根据中国国情创作出进军奥斯卡奖的奴才艺术作品。

文革使中华民族文化遭受了最彻底的摧残，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更大灾难，还在于中共统治下的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下降，在中共的愚民教育下，中国大陆的工农民众和青少年学生的头脑几乎又回到了义和团时代，愚昧无知，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国际形象从此沦为流氓国家的等级，以至于对外开放后的今天，大陆中国人在世界上仍然到处受岐视和轻蔑，这也是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对中共的反抗，或多或少的唤醒了一部分有头脑的人民群众，所以六十年代的大饥荒，也带来了中共政权的空前危机，五十年代期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右派，六十年代时，则在民间出现了大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为了消蚀人民对现实制度的不满，中共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一是转移矛盾，对外制造帝修反的威胁，将国际共运的矛盾上升为国家之间的矛盾，煽动民族情绪爱国主义；二是分化矛盾，对内升级阶级斗争，发起“四清运动”，把人民群众与中共官僚的矛盾移花接木，将腐败问题栽脏给“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乱世重典，施行高压统治。为配合这一策略，则针对青少年的活跃思想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这就是忆苦思甜运动和学毛选造神运动。

忆苦思甜运动，最早盛行于内战期间的中共士兵洗脑教育，是利用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以土地改革名义对地主富农阶级进行专政和掠夺，一方面靠制造舆论（比如歌剧《白毛女》，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等）来煽动族群仇恨和仇外情绪，以推翻“三座大山”和“保卫胜利果实”为阶级斗争教育目标，把中共政治集团利益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利益巧妙扭结在一起，使广大农民甘愿充当中共与国民党夺取政权的炮灰，林彪则是这一洗脑手术的倡导者与天才巫师。后来在五十年代反右斗争中，忆苦思甜这个洗脑手术，又被用来修理那些“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右派学生“刘介梅”们（吕剧《刘介梅忘本》），功能显著，收效非凡。

六十年代初，中共重新拾起“忆苦思甜”这件法宝，是为了缓和中国人民与中共统治集团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因为中共的背信弃义，治国无方，中国农民再次失去了土地，再度沦入贫困饥饿，国民党与共产党新旧政权，两相比较的结果已经是半斤对八两，再来蒙骗亲历国共改朝换代的老一代工农民众，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争夺“新中国”第二三代人，分解中国人民的反抗力量，是中共政治集团在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就是培养一种倒退返祖，违背历史规律的，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世界观，不是用先进去比较落后，不是用文明去比较野蛮，而是用历史来比较现实，用愚昧来比较开化，在这种黑白颠倒的思想主导下，相对于阿波罗登月这些现代化文明，就有比它更早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来抵制它。当美国人指责今天的中共侵犯中国人民人权时，我们的爱国愤青们就会抬出二百年前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来反唇相讥。

“新中国”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共和国同龄人），并没有经历过那个“万恶的旧社会”，那么，中共说它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这种宣传制造了多少荒唐的布景道具，在历史教科书中添加了了多少谎言和虚构，相信今天的中共自己心里是最明白不过的，而且它现在还依然故我的，不断设计着这类忆苦思甜骗局。这种时空倒错，南辕北辙的古今对比，配合马列主义宗教戒条，对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国民进行洗脑教育，应该说是十分奏效的。然而，它培育出来的，却是物种进化史上最畸型的基因，最丑陋的怪胎。当一个对“旧社会”一无所知的孩子泪流满面的唱着“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时，心底里则种下了同类相残，无端仇恨“阶级敌人”“帝修反”的种子。为了强化这种洗脑教育，中共还指使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农民老工人现身说法，吃“忆苦饭”，参观恐怖的阶级教育展览馆，私刑拷打“四类分子”，开斗争会控诉会等等。忆苦之目的是为了“思甜”，要大肆歌颂赞美中共建立的新社会，以至于闹出愚昧的农民控诉“新社会”“三年自然灾害”的尴尬笑话时，竟令义愤添膺的少先队愤青们不知所措。

在阶级斗争这个绞肉机疯狂运转之下，追随中共的中国人民，都学会了怎样思维呢？这就是“以我为中心，以个人主义为半径”的价值观思考问题，造就的是极度懦怯扭曲的灵魂，培养的是极端自私庸俗的肖小之辈。道德伦丧，缺乏同情心毫无正义感；对不合理的事物麻木不仁，崇尚暴力；不仅不学习外来文化中的先进文明反而吸收其糟泊；不仅不接受人权反而认同猪权，习惯于专制统治；不仅不视科学民主为主流，反而乐于接受伪科学和封建迷信。它使整整的两代人(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变成了中国民主道路上的又臭又硬的绊脚石，这两代人又耳濡目染的熏陶出新一代的中国特产--十足无赖的爱国愤青。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文革的主要参与者，实质上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

作为走向封建法西斯政党的必然步骤，中共的造神运动以毛泽东开始。在中共七大上，最先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是毛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在文革中，造神运动被更亲密的战友和好学生林彪推到了顶峰，然而正是这位始作俑者少奇同志，还有林彪同志，最后竟被他们所吹捧的“神”害得死无葬身之地。造神运动的主要工具，是总结"神"的思想精要。与希特勒《我的奋斗》同出一辙，毛泽东的思想也被浓缩在五部集的《毛选》中。但与《我的奋斗》不同的是，毛的选集和所有中共党魁们的著作并非是本人的朗朗口述，绝大部份是秘书捉刀代笔的产物，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不是窃来就是剽，中共领导者算是给中国的文人们树立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标杆。

忆苦思甜和学毛著运动，完全是靠中共垄断的宣传机器，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推行的，除了御用的“苦大仇深”人士现身说法，更通过电影戏剧，诗歌文学铺天盖地，以压倒一切之势向中国民众强行灌输“阶级仇民族恨”，强行灌输毛泽东的“孟德新书”。这埸全民洗脑大手术，在毛的接班人林副统帅策动下，由一个湖南藉的，身高不足六十英寸的解放军下士雷锋开始，升华膨胀到一个更加颠狂的高峰。这个由叔伯们养大的湖南小兵，谎称自己的母亲被强奸自尽，父亲是抗日为国捐驱的英雄，而他，从小就是“举目无亲”的孤儿。他的身世事实上究竟怎样，只有他的家乡父老最清楚也最愤慨，在文革中，叔伯们终于按捺不住，贴出了大字报来谴责侄子“丧尽天良”。

“雷锋叔叔”，是一个集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于一身的圣徒吗？相信今天的年轻人，读了他的日记就会明白，如果“雷锋叔叔”这点微不足道的扶老携幼，帮助朋友同事的做人的起码本份，都要当作“不平凡的事迹”，值得中国人民如此大张旗鼓的学习，那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礼教传统何在？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准，恐怕也就连强盗都不如了。这位“雷锋叔叔”将自己所做的一切，豆腐账般的记在本子上拿给上司看，而且还有大量照片，不正是整景作秀钻营投机的表现吗。他的“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上级树起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而中共此时急需的，也正是这么一类驯服听话的工具：外傻内奸，善于吃小亏占大便宜，比狗还忠诚十分的奴才，一颗颗一批批“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不管这个湖南小兵出于什么动机，他对《毛著》的庸俗化学习，把毛的思想比做“粮食武器方向盘”，很快就博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不失时机的为他题了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经验，立刻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学毛著标兵和积极分子，蜂涌而起的是王铁人钻石油井的哲学，尉凤英车钳铣的哲学，陈永贵种高梁谷子的哲学，李素文卖萝卜白菜的哲学，徐寅生打乒乓球的哲学，拣破烂的，掌破鞋的，掏大粪的，修脚的搓澡的，都有其精妙的“辩证法”，即所谓的一分为二“两分法”，吃进嘴里的食物，一分为二的看，就是排泄出来的粪便，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哲学”。哲学在中共眼中，变成了两毛钱的学问，于是文盲挑战教授，白痴攻击学者，用驴唇不对马嘴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真理挚腕于强权，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毛泽东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义和团效应。

在文革“三忠于”活动中，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将宗教的迷信崇拜仪式全盘照搬过来，小红书变成了圣经，祈祷变成了背诵毛语录，唱圣诗变成了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感恩，便后请罪，见面寒喧也要高诵毛语录，甚至头疼脑热跑肚拉稀时，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就能百病皆消，毛语录被大量塞进教科书中，狗屁不通废话连篇。全体中国人都象中了毛泽东的邪咒一般，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徒，中共从文革时起，已经彻头彻尾的沦为邪教了。

贯穿文革的学毛选运动，“学”什么“用”什么，并不是重要的，它的最终目的是造神。中共造神，是为了高度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控制人民思想，是专制统治愚民政策的重要一环。在文明民主的国家，是不会有什么林肯思想，丘吉尔思想的，只有在野蛮专制的国家里，才会有毛泽东思想，金日成主体思想。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是希特勒的主张。中共继承的，正是纳粹法西斯的衣钵。继毛思想之后就是华思想，邓思想，江思想，只要共产党不垮台，它的领导人总要弄出个思想来，尽管思想越来越简单空洞，光环越来越暗淡，但它们都是毛思想的狗尾续貂，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以此来坚持中共的集团利益，坚持其阶级专政和绝对的统治权。有了“神”，这个权力才会高度集中，不容侵犯。中共造神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大危害是，麻痹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神经，僵化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头脑。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固执的认为：人口众多文化落后的中国，唯有中共才能治理好，唯有一党专制才适合中国国情，愚蠢的相信这样一个荒唐绝顶的逻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们今天批判和反思文革，绝不能忽略中共借文革来造神这个重要部分，更要彻底的摧毁那件中共愚民的法宝－－“忆苦思甜”式的思维方式。后者对中国的青年一代危害尤甚，它不是要人向前看问题，横向对比事物，而是向后看，纵向对比，向愚昧看齐，与落后对比。顾今而言古，顾左右而言它，当你批评今天社会的落后时，它就拿昨天的那个黑暗社会来对比，比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比类人猿比猴子。当你批评它不讲民主时，它竟然会说：我搞民主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可叹也夫，可悲也夫，具有这种逻辑思维的民族，还能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吗？

五，阳谋的再次发挥 -- 四大自由

有些研究文革的学者乐观的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在中国实验了“大民主”，有些文献因此对这个“大民主”使用了Four Freedoms这个词，即四个自由。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文革的“四大自由”，与西方民主理念中的四个自由并非同一个概念，丘吉尔所倡导的Four Freedoms，是指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信仰自由Freedomof Worship，免于恐惧的自由(思想自由)Freedom From Fear，免于匮乏的自由(知情权)Freedom From Want。“自由”二字，从来就是中共忌讳的字眼，在文革中，官方从来没有“四大自由”的正式提法，实际上的提法是“四大武器” ，“四大自由”这个词，是人民群众自己一厢情愿的认识，因为在文革中，人民确实被允许享用了这个有限的“权利” 。

所谓“四大武器”，是指“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其实它们具体的表达形式只有两个：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个“大民主”，是毛泽东为了利用民意打倒政敌刘少奇，暂时施舍给人民的，这个“自由”，只能在毛泽东指定的范围内享受，即“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早在中共反右运动中，这个“四大自由”就被毛泽东用来引蛇出洞的工具，大字报的白纸黑字，就是文字狱以言定罪的如山铁证，同时这四大自由，也是“革命群众”批判右派的有力武器，所以，在文革中，它不过是毛泽东反右运动搞阳谋的故技重演而已。

文革伊始，“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就进了毛设下的圈套，他们以为文革仍然是反右和四清那样的，在党委领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同时，由于群众将矛头指向了共产党的基层领导，引起了保守派 ----“党的基本群众”的激烈反弹，运动重现了五七年反右时的形势，所以刘邓以传统方式向各领域派出大量工作组，准备象五六年反右那样，继续用大民主的阳谋引蛇出洞，大抓一批阶级敌人，结果挨了毛泽东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当头一棒。毛泽东巧妙的利用了长期以来的干群矛盾和人民的反共情绪，将火烧到了政敌头上。从此，大字报的内容不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这时的文革才开始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则不断发表讲话，时时刻刻严厉地纠正这个“大民主”的方向 ---- 运动的矛头是绝对地不准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时，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抚慰“宋要武”们，因势利导的纵容中共贵族保守派的法西斯警犬“联动红卫兵”，祭起血统论的屠刀，大肆屠杀“黑五类” ，制造红色恐怖，“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来镇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不轨思想。在整个运动中，象《公安六条》《军委八条》之类的禁令紧箍咒也频频颁布。所以，凡是那些在运动中利用四大自由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如遇罗克之流，甚至对毛的路线离经叛道的，真正的马列主义信徒如张志新之流，则无一漏网的统统被革命群众扭送至公安机关，毫不留情的枪毙和虐杀。文革后期，“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就更不允许人民群众用“四大自由”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地“红色政权”建立之初，为了社会稳定，都大开杀戒的屠杀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 。所以在文革中，这个所谓的“大民主”，其实仅限于在运动中对毛的政敌“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所用。

这个所谓的“四大自由” ，在四届人大时曾被写进了宪法，但邓小平上台后，立刻就凶恶地废除了这个至今被中共新左派们大肆标榜的“民主”权利。这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右派老官僚阶级吃够了它的苦头。大字报，的确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对他而言，这是污谄诽谤政敌的最有力武器，在权势斗争中，它就象一块粘满了脓疮病菌的烂膏药，贴到谁的头上，谁就会遭来灭顶之灾。“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以及毛所有的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友们同志们，都被这块烂膏药无情地贴倒了。在文革宣传画上，红卫兵的形象就是一手高举小红书，一手挥舞着一只大刷子(刷浆糊和写大字报用)，不过这把大刷子，在文革中被人民群众掌握之后，着实令中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闻风丧胆过。中共官僚权贵们的腐化坠落，靡烂的生活丑行在大字报中被揭露的淋漓尽至，他们的一切丑行都被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泽东显然不在乎“走资派”们被人民揭露丑闻而对中共的形象所造成的危害，为了争夺权力他是不择手段的，而且他还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贴出了自己的一张《炮打司令部》 。

“四大自由”，本来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搞的阳谋，是为了煽动人民站到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打倒他的政敌而写进宪法的，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通过“四大自由”，使中国人民认清了中共统治集团的本来面目，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随着中共内部权势斗争的白热化，双方都不择手段，纷纷撕下脸皮，互相揭露隐私，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不断曝光，中共一贯道貌岸然的，“伟大光荣正确”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高大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从此也就一落千丈。应该承认，“四大自由”有其强烈的舆论监督作用和宣传造势作用，作为工具，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谁掌握它都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它后来又被邓小平重新掌握权力所利用了。四人帮被中共右派势力推翻后，西单民主墙一度出现了拥护邓小平复出的呼声，邓小平乐得其所，不过当他对这一资源开发得恰到好处，掌握政权之后，意识到如果“四大自由”再存在下去，对他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会构成严重威胁，就毅然决然的剥夺了人民的这个权利，用修宪的手段，取缔了西单民主墙。

如何认识“四大自由”？人们应该将文革分为两个不同意义的层次来理解，一个是人民的文革，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革。作为后者，文革意味着专制主义的最后胜利，作为前者，文革却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彻底失败。因为在社会底层，文革是以保守派(文革前的党委红人)和被”解放”的前党委干部重新掌握政权，以平民为主体的造反派被全面镇压而告结束的，毛泽东所定义的“右派”并没有“翻天” ，新生的“红色政权”并不是人民的，仍然还是共产党的。

六，唱衰了中国文化的样板戏

革命样板戏，是毛泽东摧残中华文化的另一大杰作。李自成式的农民党中共进京后，新贵族们并没有对毛泽东在七大上倡导学习的《甲申三百年祭》感兴趣，反而纷纷开始耽腼于声色犬马，夜夜笙歌，嫖戏客串，有样学样地模仿满清和民国官僚贵族的生活方式坐享天下，对此毛泽东是极为愤怒的，他甚至愤怒的在中南海种起了南瓜白菜。另一方面，对戏剧艺术外行也不甚喜好的毛泽东，由于个人品行不端，作贼心虚疑神疑鬼，对《清宫秘史》、《武训传》、《李慧娘》一类的历史剧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借古喻今，是反对他揭露他的戏，所以从他掌政之后，不仅大搞文字狱，在文学界抓“反党小说”，对戏剧界的“反动帝王将相”也大加征伐。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把自己在党内权力的丧失归啻为“右倾翻案风” ，他要向党内的右派势力反夺权，他指使御用文人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不能在北京发表，他搞个人迷信的小红书不能大量发行，发觉自己确实是被刘少奇架空了，就恼差成怒，决计发动一埸天下大乱的文革，乱中夺权乱中求治，并首先从那个最不听话的文艺界开刀，为了打倒文化部这个令他恨之入骨的“阎王殿”，他放出了母狗江青上阵。

不准江青问政，是当年在延安，中共元老们为维护中共整体利益，与毛的约法三章。多年来，江青就象一条白蛇被中共元老军头们镇在雷峰塔下，而王光美却作为第一夫人出尽了风头，江青的怨恨不可谓不深。由此看来，毛泽东不是采取党内民主的方式，而是以严重破坏党的原则，发起动乱的方式夺权，不能不与夫人的枕头风有关系。文革的空穴来风，有相当多的因素是中共高层的一品夫人们争风呷醋，个人私怨积重难返造成的，表面上看，文革是一埸“严肃的政治斗争”，而实质上，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江青与王光美，叶群与严慰冰等妇人之间你死我活的勾心斗角，却一直在支配着自家老公们的”党性”，中共高层里的宫闱矛盾，加上毛泽东的个人权欲膨胀，终于导致了一埸令中国人民生灵涂炭的浩劫。

毛氏夫妇发动文革，就是要对他们的政敌和私敌们来一次总清算，因为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是不会讲什么政策法律的，毛泽东当年在湖南搞农民痞子运动就是这样，“矫枉不能过正” ，在动乱中，他可以借群众的手搞死所有的政敌，而不会负上任何法律责任。一俟他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他就会装模做样的走出来，“过正必须矫枉” ，给死人平反，好话说尽坏事干绝。但毛泽东向那个一贯与他为敌的文化部和北京市委问端，以批判北京市长吴晗的京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发动文革，需要有个最可靠的打手先锋，江青是戏子出身，即是夫人又是他的“好学生” ，出面领导文艺界的文化革命，一是专业对口，掩饰他的个人野心。二是能树立江青的威信，是要她走上政治舞台，做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皇后，进一步园他的皇帝梦。

京剧“样板戏”，是毛泽东为一出《海瑞罢官》的个人恩怨全面毁灭京剧艺术的结果，八个“样板戏”除了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之外，究竟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呢？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甚至于世界文化史上的笑料，在此不做赘述。有人至今还在鼓吹样板戏的“辉煌” ，那么，文革怀旧派们能否动动脑子再想想，在今天世界文艺舞台上，《红色娘子军》或《白毛女》能走出中国吗？能与《天鹅湖》媲美吗？京剧现代戏也并非是江青的发明，早在文革前就开始唱了，唱了几十年，至今除了那些在业余剧团里唱过样板戏的老知青们，同学聚会感慨怀旧时吼上几声外，还有什么人会喜欢那些多剧种杂交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呢？

七，文革中的“新生事物”是冷战的结果

在文革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生事物”，它们主要是：工农兵大学；革命样板戏；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等。这些新生事物，都是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下产生的。比如工农兵大学是《七．二一》指示的产物，赤脚医生是《六．二六》指示的产物，五七干校则是《五．七》指示的产物等等。直到今天，研究文革的学者们也没有全面来认识毛泽东这些“指示”的真正意图。在“新生事物”中，除样板戏是文艺改革之外，其余的都是面向农村和偏远地区，那么毛泽东真正是从广大“贫下中农”利益考虑的吗？

笔者认为，六十年代初，由于经济崩溃，中共内外交困，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政权面临着极度危机，无论苏联或美国与中国交战，以现实的国力，中国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他要“备战备荒”要“深挖洞广积粮”，一方面是准备打仗，节衣缩食，进一步压榨人民，一方面借对外战争的紧张来调动民族主义缓和国内矛盾。中共在文革前的许多国策，都是在作战争准备，比如建设“大小三线”，将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搬迁到内地和农村，疏散城市人口，停止发展沿海地区等举措。但建设三线，必须是人力物力全方位的进行，随着中共战争意识的升级，这个全方位的战略部署也要加快步伐，文革中的许多“新生事物”，正是这一战略部署最后的全面落实。

为了这个战略需要，在文革中，毛泽东对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教育改革。目的是在思想上高度控制战争的有生力量 ---- 中国的青少年一代，思想控制最有效的手段是愚民教育加政治洗脑。早在五十年代后期，中共就加强了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在愚民政策下，政治课成为各类学业的主要科目。中共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其中的“德”也即“红”才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无产阶级的“草”，而“专”并不重要，甚至是反动的，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苗”。只要思想红，政治表现好，出身于”非剥削阶级家庭”，哪怕是个白痴也可以保送上大学，反之，只专不红者，走“白专道路”者，特别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们，则大量被排斥在高等学府之外，休想得到深造学习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共领导层白痴蠢货居多，狂妄无知的爱国愤青泛滥滋生的主要原因。

借文革的全民疯狂，毛泽东将他的焚书坑儒愚民政策推向了颠峰。毛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厌恶学业的惰性以及对师道尊严的逆反心理，诱奸了青少年的青春狂热。在文革之初召见了自己的外甥女王海容，哗众取宠的发表了一通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公然荒唐的指示废除考试制度，并指出：“资产阶级老爷统治学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提出了那个臭名昭彰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为了给他的争权夺势斗争推波助澜，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教育界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造就了两代文盲白痴的“停课闹革命”。

世人皆知：大中小学教育，正处于人的一生接受知识最宝贵的时期，然而独夫民贼毛泽东为了一己私利，竟然不惜牺牲中国人民两代青少年的黄金时代，为他的“史无前例”荒芜了学业，浪费了青春。在这个老教唆犯的指使和煽情下，整整两代中国青少年都鬼迷心窍，参加红卫兵组织造 反派，大串联破四旧，泯灭天良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欧打老师，六亲不认，出卖情侣，打砸抢抄抓，沦为当代的纳粹冲锋队。尤其可悲的是，直至今天，还有众多的红卫兵老愤青们沉迷于文革的梦厣中，陶醉于被毛诱奸的快感中不能自醒。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为林彪事件自圆其说而泡制的欺世大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打自招的道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失业。早在六十年代初经济大崩溃时，中国就出现了大批失业人口(社会青年)，毛泽东处理失业问题，是用欺骗的方法将失业的青年人驱赶到广阔天地 ---- 边疆和农村去，将城市失业人口的负担强加给农民。毛泽东是靠当土匪山大王，星火燎原农村包围城市起家的，所以他每当在党内权势斗争中背运时，就声称“上山打游击”，他是一直将偏远落后的农村看成是自己的大本营根据地的，他将大批青年人骗到穷乡辟壤的革命老区去，想到的并不是这些青年人”大有作为”的前途，而是他将来一旦有了“上山打游击”和世界大战爆发那天，就能有大量的炮灰替他再打天下或保护他再一次“长征” 。

那么新生事物“工农兵大学”又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呢？毛泽东在《七.二一》指示中说：学生要学工，学农，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人们从文革中实行的中学教材中就能看到，自然学科中的数理化理论或定理公式等，全都被改成了毛语录和生产实践中工人农民总结出来的小经验小窍门。在文革中荒废了学业，没有掌握基础文化的工农兵学员们，进了”七二一大学”之后，还要从头学习中小学课程，整整将文化质素降了一个等次，很多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连初中生都不及，他们的大学文凭和工程师职称虽然是真的，但学历却是掺了水的，而且他们所掌握的那点文化知识，也与自身的品德修养很难达到一致。所以，即使是其中的出萃拔类者，也难免会获得“红卫兵大使”之类的蔑称，这个中国国情，已经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今天的爱国愤青们公然说文革搞出了两弹一星，是文革教育革命的结果，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事实上，当年主持两弹一星研究的科技人员，清一色都是旧中国的留学生，试问哪个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的呢？

“五七道路”，本来是毛泽东淘汰“资产阶级司令部”人马的恶毒计划，这个计划居然被冠冕堂皇的戴上了“干部要参加劳动锻炼”的高帽子，实际上，毛泽东是要在这个大淘汰中对“革命的宝贵财富”们进行筛选，“亲不亲，线上分”，凡他认为可靠的嫡系干部，才会重新被“三结合”到新政权中，否则就要永远地留在农村，成为农村干部。然而这套人马，不只是刘少奇的，更多还是周恩来的人。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初，就抓住了林彪以控制军权，调遣三十八军兵临城下，八三四一部队进驻中南海，震摄住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实质上是一埸军事政变。所以文革一开始，就埋下了周恩来和林彪的矛盾。在文革中，林彪自有自己的打算，他的企图就是建立一个军人政权，借“三支两军”的机会，将嫡系中的大量军队干部充斥地方，顶替文官的位置，这就与周的旧干部体系发生了冲突，当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暗示下，意识到这个结果会导致枪指挥党时，急忙解除了三支两军，并从此对林彪产生了疑虑和戒备。

在文革期间，大量的“五七干部”被”解放”之后，并没有全部官复原职，他们被“结合”后，挤在造反派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夹缝中，那些在文革前的党委红人积极分子们，如今已被结合成新的领导，和军代表们一道凌驾于他们的头上，于是“红色政权” ----革命委员会，成为中共建政有史以来空前痈肿膨胀的领导班子。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大中城市的高级住宅区里，旧党委和政府干部们原来的高级住宅，已经被新干部和军代表们鸠占鹊巢了，为了安置回城的五七干部，不得不在这类高级住宅中又“插建”了大量稠密的新住宅，成为文革后各大中城市高干住宅建筑的一景，中国特色之一。

那么文革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就没有一点正面积极的因素吗？当然也有，但它是表面上的，比如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就是这样。毛泽东一世奸雄，他是很善于笼络民心的，中共建政以后，很快就承袭了“旧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的社会架构，确立了贵族特权地位，特别是在城市中，有高干医院，高干疗养院，专门为中共特权阶级服务，而在广大农村，农民缺医少药，以至在大饥荒时期，因饥饿致使营养不良，非正常死亡三千万人。“新中国”的农民因户口限制，几乎没有机会也没有权利进入城市医院治病。有一个粗略的调查统计：在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时，公费医疗制度下的城市医院（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市级公立医院，企事业单位医院和集体所有制的区级医院）的平均密度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点二（每百人拥有一张床位），而在广大农村，只有县镇医院供农民就医，以一个十万人口的县统计，密度仅有万分之五（每两千人只拥有一张床位）！

在四清运动中，这一城乡矛盾显然更加暴露突出了。所以，文革开展起来后，毛泽东象当年搞“痞子运动”一样，为了得到农民的拥护，不断地向农民发出哗众取宠的“最新最高指示”，如“贫下中农必须领导一切”等等。当然，这类“领导一切”的许诺都是空头支票，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一切的。事实上，新生事物“赤脚医生”，与上山下乡等“新生事物”一样，本来是中共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权宜之计。毛泽东不善治国，穷兵黩武，民不聊生，国家建设了二十多年还是“一穷二白”，中国沦为世界上唯一的使用多种货币（票卷）实行配给制度的最贫困的国家。

为了欺骗人民，中共提出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口号，荒唐的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穷过渡阶段，在文革中这种欺骗上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工农群众以贫困为荣，以粗俗低贱为乐。中共要中国人民“革命化”，穿着清一色的毛式人民服，吃糠咽菜，“越穷越光荣” ，而它的官僚们却占据着北海钓鱼台这些禁区，日夜花天酒地观看好莱坞毛片，整个中国社会倒退回蒙昧的原始时代。在“备战备荒”这个不顾中国人民死活的冷战政策下，中共将国家的医疗教育投资压缩到最低点，医院严重缺乏先进和设备和医药，教育严重缺乏师资和经费，国计民生受到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威胁，中共毛泽东集团为了转移这个矛盾，在文革中大肆削减医院和学校，将大批医疗人员下放到农村和企业厂矿，关闭了所有的大中专院校。

为了缓解医疗人员和医疗卫生经费的不足，“赤脚医生”应运而生了，“针剌麻醉”、“鸡血疗法”、“六二六散”等巫术和伪科学也层出不穷。在“赤脚医生”队伍中，当然也有少部分出类拔萃的自学成才者，但绝大部分并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尽管如此，这个“新生事物”，还是在保障广大农民健康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也就成为农民群众怀念毛泽东的理由之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被一些土专家或伪专家所控制，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健康又谈何得到可靠保障呢？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今天，城市中许多中小医院和其它领域一样，其专业领导权仍然还在一些二流的，有特权背景的，“赤脚医生”出身的不学无术之徒把持下，许多正规专科院校出身的专业人员却得不到重用，这无疑是拖了中国科技现代化的后腿。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中，《六.二六》讲话成为文革中最煽情的政纲之一，“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这一方针政策，与文革中其它新生事物一样，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面向平民的，因为是服务于广大工农群众的，这当然不错，但它们的欺骗性也正在于此。

八， 三支两军---对中国民主的最后摧残

“三支两军”，也算文革中的一个新生事物 ，“三支”，指文革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左派群众），支工，支农（支援工农业），“两军”，是指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枪杆子起家的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其军队立即成为中共最大的特权阶层，凡军队所在驻地，无不占据风景秀丽的名胜，军队各类“大院”也无不成为京师禁地，中共统治中国五十多年来，军费开资一直是国家财政的最大支出，国家的一切建设，甚至文化体育建设都要为军队让路，甚至最漂亮的美女也要为解放军的三总文工团服务，多数成为高级军干的禁娈。在中国经济建设中，“一军工二国防三民用”也是个主要政策和原则。军队的非国家化，成为一党私产和专政工具，助长了解放军的特权，其实早在文革之前，中国旧军队中的军阀习气，等级观念，行贿走后门等腐败风气就开始在解放军这个“革命大熔炉”中泛滥成灾了。

“三支两军”，是中国二十世纪头号封建大军阀毛泽东为了收拾文革的混乱局面而不得不使用的军管手段，这个残忍手段，就是将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非常高压时期，军队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人民行使生杀大权。在军管初期，“三支两军”的基本原则是，支持造反派中的保守派一方（拥军派），对以平民为主的另一方（反军派）进行武斗式的群体灭绝。当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目的达到后，他又认为中共今后的祸患仍然是那些阶级敌人黑五类分子，这个阶层，在运动中早被《公安六条》禁止参与文革，并没有在造反派武斗中被消灭，所以在运动后期，毛泽东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对党内外一切政治异已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斩尽杀绝，这场大屠杀就是军管会来执行的，军头们可以一句话就代表法律，随意枪毙政治犯，为了震摄人民，还在全国范围内大批量枪毙那些被以言论罪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们，文革后期的军管，也正是中国自文革以来的最恐怖阶段，“人民子弟兵”的军代表们，无一不是双手沾血的屠夫刽子手。

中共的人民解放军，绝对不是一支什么思想革命化的队伍。恰恰相反，从军队的高层看，以毛泽东为首，那些战功显赫的将军们如陈再道之流，大半都是流氓成性的山大王土匪，叶帅居然绰号“花帅”。它早就是一支思想腐化的队伍。“三支两军”是毛泽东用来整顿恢复社会秩序的手段，而“林副统帅”林彪，却妄图利用这个手段来取代周恩来的文官系统，试图在中国建立军人政权。结果，大批的军队干部到地方后，带给“革命委员会”的并不是什么“革命化”，而是行贿受贿，公款吃喝，抢男霸女这些军阀恶习，那些到学校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团营级到小连排班长们，转业复员后更是携得漂亮女学生衣锦还乡。自文革以来的民间“走后门”之风，以至今天中共的高度腐败，真可以说是源于当年“三支两军”的初级腐败 。

“三支两军”中的“军训” ，是以调教文革造反派学生开始的，驯服学生就是培养解放军后备队，为打“人民战争”准备炮灰，这是“军训”的本来目的。其实，早在文革之前的“抗美援越”期间，中共就开始了学生军训，大中学院校都是军队编制，所有的学生都是“基干民兵” 。中共对青年学生搞军训，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的文化教育，荒废了中国青少年的学业，更坏的结果是培养了他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但对中共而言，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要欺骗和利用人民保护它的非法政权。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正是利用了中国青少年青春期的好战心理和尚武精神来搞中国法西斯化的。如果文革不结束，林彪不垮台，毛泽东不死，那么世界人民看到的中国，将是继德意日法西斯以来，在东方崛起的义和团与纳粹杂交的法西斯中国。这大概也是今天有些人并非是文革受益者和经历者，却叶公好龙的无限钟情于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怀念那个全民疯狂的，极度虚妄时代的主要原因，因为文革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正是当今中国的新左派和爱国愤青们日夜沉浸迷醉的，却永远难园的“强国”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