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贵族地位与特权
世袭的特权
什么是特权？顾名思义，就是“特殊的权利或权力”，它可以是合法拥有，也可以是非法拥有，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统治阶级的特权是合法的，是强权政治的《王法》所确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历史与文化的限定条件下，人民普遍认可这个特权，比如占有国家一切的皇权，贵族奴隶主的豁免权土地权等等，所以它就是合法的。但在民主社会（多党轮政或君主立宪政体），执政者的权力是选民赋与的，凡在人民承认之外的权利都是非法的，因为宪法中没有给执政者这些份外的权利。以这个定义来衡量中共，显然中共从它掌握政权那天起，就沦为封建皇帝那个档次的统治者了，这是因为，中共是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名义下获得政权的，然而半个世纪的“共和国”历史告诉中国人民，中共打倒了地主阶级，自己却成为最封建的大地主，中共打倒了资本主义，自己却成为更无耻的官僚资产阶级，中共打倒了帝国主义，自己却成为最邪恶的法西斯帝国。
什么叫世袭？顾名思义，就是封建权力的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夏天子，家天下，世袭制度的产生是封建社会的开始，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打天下者坐天下，老子英雄儿接班这种野蛮落后的封建血统论，几千年来至今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法统思想，中共作为一个农民政党，它绝不会有法国资产阶级政党那样的政治胸怀，甚至不会有孙中山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胸怀，即使它不继承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也不可能脱离“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一封建法统思想，所以在六四“平暴”时，王震李先念这类老军头就扬言：共产党的天下要三千万人头来换！
中共政权的世袭，是通过整整两代“革命接班人”来完成的。中共第一代贵族，论资格是以“参加革命”的几个历史阶段为衡量标准，一，长征干部；二，抗战干部；三，解放（内战）干部，这是老子辈，是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建立伊始，中共差不多重演了一次论资排辈的“成者王侯”，封疆拜相三呼万岁的封建帝王式的登基典礼；第二代贵族是儿子辈的，由抗美援朝和土改干部，留苏学生构成，即江泽民李鹏等全套人马，他们是当然的太子，也是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名钦定为“候选人”，再导演一埸“人大”投票表决，就堂而皇之的继位了。
第三代贵族是孙子辈的，差不多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同龄人”，是文革中保爹保妈的红卫兵一代（也称老三届小三届），这代人面临中共末世，所以要分两方面来世袭中共的家业，一是政权的接班，从中央部委到各省市县地区的领导，目前基本上由这些孙子辈的中共军干后人担任。与第二代世袭一样，也是由“老一代革命家”指名钦定各级王储。当然，从胡再往下就没法钦定了了，因为钦定黄口小儿做接班人未免太荒唐也太露骨。二是从国有资产上接棒，国内各大财团，银行体系，各大型国企及进出口贸易等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导权，基本被中共太子党控制。中共借改革开放实行“双轨制”为幌子，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方式，巧取豪夺地并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这些资产再通过太子党以经商贸易的方式输出到海外，彻底完成对国家财政的世袭占有。这样，即使中国进入普选的民主时代，中共太子党们也仍然能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参加竞选。
中共是什么？是由少数抱共产主义理想的小资产阶级依靠农民起义暴力斗争夺取政权的农民政党，它的组织成份，它的历史，无论从哪方面讲，它都不算是苏俄布尔会维克那样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打天下者坐天下，搞封建世袭，才是这个农民党的基本性质。现在中共已经成功地将“老一代革命家”“枪杆子出政权”打下来的江山，世袭给了自己的太子党阿哥格格们。中共以消灭资产阶级为奋斗目标，最终却沦为大资产阶级，五十多年来，玩中国人民于掌股之中，靠的是什么法器？一是欺骗（共产主义乌托邦）和高压（阶级斗争），二是愚民政策（篡改历史），三是奴化教育（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其中对中国人民危害最大的，对中华民族文明破坏最大的，就是“做党的训服工具”之类的法西斯奴化教育。对人民实行奴化教育的最终目的，与封建统治者奉行的儒家天命观如同一辙，就是要人民认可它那披着共和外衣的帝制，认可它的政权千秋万代合法化。但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其寿命也没有超过三个世纪的。中共当然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倒退，最原始的非洲部落将来也要实行民主选举，那么到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时期，如何将打下来的江山安全地交接给自己的后代？怎样才能使世袭制度合法呢？
首先，中共在政治上搞中央集权制（政府和军队归党所有），经济上搞“全民所有制”（资本高度集中的党有制），以极不合理的剥削手段压榨劳动人民，最后吞并这些人民血汗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建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社会基础－－新贵族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即得利益者中产阶级），即所谓的社会中坚力量。其次，是以政治欺骗和奴化教育继续蒙蔽中国人民，淡化由于资产再分配而产生的阶级矛盾。今天，政治欺骗已经由共产主义运动转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反美反霸的仇外煽情，奴化教育也换了更为冠冕堂皇的外衣－－爱国主义。
邓小平上台后，自知之明地预见了中共政权于在国际新形势下合法性的危机，所以他不失时机的开展了挂羊头卖狗肉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尽管如此，中共仍然不能以“四个坚持”来解释中共政权在中国的合法性，合法性的危机必然产生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中共官僚向资产阶级演变蜕化，所以“稳定压倒一切”，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是保障中共世袭政权的唯一手段。于是就产生了现在的“三代表”，一厢情愿地认定自己“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广大利益”，并开动宣传机器，将自己定位在非驴非马的“执政党”角色上，“朕即国家”这个封建法统，经中共巧妙的包装了一番，就变成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伪科学，这个伪科学的要义，就是爱国必须爱党，爱党才算爱国。
纵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政权，无不承袭前朝的统治艺术，一本《资治通鉴》囊括了封建统治艺术之大成，而中共这个以毛泽东为首的假马列主义政党，乃是中国历史上玩《资治通鉴》最精最深的一代专制统治者。现在中共鼓吹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过去是“三热爱”），实质上也是封建忠君思想的花样翻新。这种奴化教育之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颠倒中共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比如中共反复高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把政党地位凌驾于人民之上，在所有的政府行为中，从来不讲政府对纳税人的责任和义务，而是要人民百姓对政府尽义务，反而要“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感谢首长关怀”等等。所以说世界上最无耻的骗局，莫过于中共玩弄的“为人民服务”这个政治魔术了。
培养腐败的特权
在集权制度下的封建社会，皇帝是不必拿薪水的，他拥有对国家财产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国库就是家私。在集权制度下的“新中国”，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支配权，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薪水也只是个象征，这点“一脚踢不倒的钱”，大半人都用来缴了党费作秀了，因为一切用度都是公费实报实销，这笔开销往往是天文数字，而且除此之外，他们的灰色收入也远远超出薪水。“官不打送礼的”是中国社会亘古以来的定律，区别只是隐蔽和公开与否。
中共一贯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它自掌握政权那天起就是人民的老爷。事实上，在“人民公仆”的后面，中共军干及其家属子弟的特权早在“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合法化了，不要说北京这个中共官僚聚堆的地方，就是在任何一个边远的行政区域里，大到城市小到乡镇，都明显地存在中共官僚的特权地位。等级和特权，是封建统治建造社会基础的必须条件，特权与等级是对应的，不同等级相应有不同特权。这些特权等级的区别，分别在公仆们的住房面积，专车档次，物质特供等福利待遇上都有规定，中下级公仆乘飞机坐火车软卧等都有严格标准。比如在六十年代前的三类城市，除享受正处级的粮油副食“特供”之外，个人住房面积就要达到四十平方米（不含家属），专车是伏尔加，可以乘坐火车软卧，够资格乘飞机等。即使最低一级的干部 -- 教员（二十三级），也能享受到多供应几斤细粮的待遇。
中共党员的政治地位在组织内部貌似民主平等，在“民主生活会”上，级别再高的干部也要服从党小级长的“组织命令”，以至在中共党内，上下级之间形成了一种很矛盾的关系，一位高级干部个人的思想活动，必须向他的组织上级 -- 一名司机或保姆公开（能讲真话吗），而他的工作机密是不能公开给他们的。实际上，党内的上下级关系从来就是等级森严的，红头文件传达到哪一级，《内参》哪一级可看，甚至“内部电影”也有严格的级别待遇，这种特权等级，使各级公仆的忠诚得到高度提炼，也刺激了公仆们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欲望。中共把持着舆论工具，将自己的一切特权美化成“为人民服务”，住公房乘公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嫖娼，都是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幌子下进行的。
为了在第一时间内抓紧培养“革命接班人”，中共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贵族学校。笔者曾听一位大朋友谈起过：五十年代他在东北某市读小学时，那家“重点小学”就有一个由中共高干子弟集中的“保健班”，只有二十几个公子和小姐，专门由日伪时期的老教师负责教学，上两节课就要吃一餐“保健饭”，桌椅黑板乐器也与平民子弟班级不同，都是定制专用的，上学放学都有保姆乘公车接送，这个班被平民子弟嘲讽为“宝蛋班”。其实这个“宝蛋班”里的高干子弟，其父母的官位最大也不过是市委书记而已。众所周知，六十年代之前，中共军干子弟即便是白痴弱智，也可以保送上大学，可以公费到苏联留学。以至恢复了高考制度，天子脚下的北京高考分数线仍然要低于其它地区一百多分！“改革开放”之后，公仆们干脆就撕去了那层“不搞特殊化”的美丽包装，象景山学校这类贵族学校，更是大张旗鼓的兴办起来。
六十年大饥荒时期，当人民百姓吃糠咽菜饿脬遍野时，中共军干却是有“特供”的，何谓“特供”？就是从
59年
8月起，高级干部开始享受特殊时期的特殊照顾。具体办法是：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长每人每天供应肉
1斤，每户每月供应鸡蛋
6斤、白糖
2斤、甲级烟
2条两条；正副部长级干部每人每月供应肉
4斤、白糖
2斤、甲级烟
2条、鸡蛋
3斤；正副司局长级干部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
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
2斤。相应的，各地厅处级直到科级干部根据这一原则，也开始享受不同级别的“特供”，在中小城市中，这类特供，包括鱼肉蛋禽直至山珍野味，是由专门商店保障供给，送货上门的。某些大城市的妇产科医院，还定期将少妇少女人工流产的胎盘秘密提供给高干食用。有个朋友曾回忆：某省城的郊区农业社，向军区某家属院“特供”一百只公鸡，商店竟认为公鸡太肥而退货，农民们只好将这些“太肥”的公鸡转卖给附近的省党校食堂。（腐败到了一定程度，就不需要特供了，所以特供待遇在近期取消了），人们从当年的新闻纪录片中就可以看到，在大饥荒年代，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竟然个个红光满面，这怎么能掩盖“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谎言？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包公的形象完全是由于贪官太多才树立起来的，那么焦裕禄这类党干典型的树立，不正是中共为了粉饰自己的腐败，缓和干群矛盾的作秀宣传吗。所以，周恩来吃一把野菜，毛泽东少吃一餐红烧肉，岂能掩饰掉中共官僚在人民心目中的腐败印象呢？
为什么在那样的年代里，中国人民竟然也能忍气吞声地接受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现实？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舆论欺骗，奴化教育和政治高压奏了效，中共将“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推给“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和“美帝经济封锁”，对外“反帝反修”，无中生有地制造战争威胁煽动民族情绪，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对内则大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政治运动频繁不断，在四清运动中，对已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剥削阶级”－－新中国的贱民阶级－－地富反坏右分子实行残酷专政，以此来镇摄持不同政见者（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这种政治高压与奴化教育，在文革中达到了顶点。在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是中共官僚统治者用来保卫本阶级特权的党卫军，毛泽东这位绝代奸雄，巧妙地利用了人民对中共官僚拥有特权的长期不满，打倒了他的政敌，然后又迅速恢复了这种特权。
前不久，笔者听一位中共小干部谈到这么一件事：
即使是在四人帮时期，中共官僚及其太子党，包括貌似彻底革命者的四人帮本身的腐化坠落，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七六年唐山地震前不久，他就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北京《萃华园饭庄》后院的，中共贵族太子党们的腐化生活，那后院是被一片竹林掩盖的，贵族男女们裸饮宣淫，放浪形骸，无耻的嚎叫声引起了前楼就餐顾客（当年能进入这类酒店的顾客也不是一般身份）的好奇，这名干部就是从竹林的缝隙中隐约地看到了这些不堪入目的埸面。中共卫道士们用毛的生活清贫来否认中共的特权，用毛时代的平均主义假象来抨击今天的中共当权者，并不能抹煞中共在五十多年中的腐败事实，毛的追随者们可以在纪念堂中向后人展示他的破睡衣破拖鞋，但毛活着时，他的私人稿费就多达上亿，他的中南海私人泳池，湖南滴水洞行宫，北戴河和庐山的一号别墅等绝对是那个年代里的最大腐败行为，更不要说在他死后，中共用大量人民血汗为他修陵墓了。与中共今天的腐败相比，不仅刘青山张子善王守信这类贪官死得冤枉，太子毛远新的世袭更是冤枉，他们的贪脏枉法在成克杰和李鹏家族面前可谓小打小闹，“总理联络员”毛远新在“电讯大王”江绵恒面前也是相形见拙。因为今天中共官僚的特权已是远非昔比了。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其实中共今天的腐败，并非全部是它的后天原因－－贪官污吏所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共这个农民政党，本身就充满了与生具来的腐败酵母，在一定的温度下，必然要发酵膨胀，这个酵母，就是从封建制度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结构，这是中共统治的根本。以反腐败为革命旗帜的洪秀全得了半壁江山就搞腐败，以打倒皇帝为革命目标的李自成进了北京也要称大顺皇帝，这都是它们的农民革命性质决定的。专权能产生腐败，却不能抑制腐败的根源，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也是最痛恨腐败的，但皇亲国戚的特权却不能算做腐败，所以皇帝的御使钦差们，只能惩治下级官员的腐败，而不能动摇皇权。这个基本原则，也是今天的中共抱定不放的。朱容基惩治腐败干部，铁面可谓无私，手段可谓严厉，但他绝对不敢动摇中共统治的根本。
有强烈排异性的特权
与中外历史上的贵族阶级一样，中共的特权也有它强烈的排异性。司汤达的《红与黑》就揭示了贵族社会的这种排异性，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社会规律，这个规律体现在今天的中共贵族身上，更加鲜明露骨。在十六大之前，江泽民的“全民党”正在酝酿生成，中共官僚们已经蜕变为中国的新贵族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巨富大贾们，包括港台的大财阀“爱国资本家”们，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富有，他们都在渴望获得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得到政治权力，才能保障即得的经济利益，才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共官僚也正是与这些党外的大资产阶级合作，才顺利地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投桃报李，为了更永久的勾结，为了被掠夺窃取的国有资产合法踞为己有，中共必须修改自己的党章，将“无产阶级政党”修正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样才能名正言顺的使官产私财浑然一体，这就是吸收资本家入党的真实意义。
但是贵族这个头衔，并不是轻意就能获得的，它是财富与权力结合的产物，如果你的资产不足以支配权力，你不具备与当今权贵的社会关系（比如联姻），凭你是“亿万富姐”，还是“十大杰出企业家”，还是“大走私犯”，都要被无情地踢出新贵族的圈子，当然，在被踢出的同时，中共也能给他们安上适合于他们的各种罪名，顺势就共产了他们的财富。即使是在中共内部，权势斗争也从政治手段转为经济手段，什么党性什么原则什么法律，不过是冠冕堂皇的遮羞布罢了。
文革后期整肃“三种人”，也是中共贵族阶级排异的一次大动作，随着中共右派势力上台，中共终于完成了对非贵族体系的排异过程，那些没有贵族社会关系，没有贵族血统的农民总理，工人总理，卖菜总理们原本就是毛泽东用来欺骗人民的摆设，这次都被毫不留情的踢出了贵族圈子。中共权贵们历来就没有将工农民众列入自己人的范围，这种排异性体现在各级社会中，一个普通的“靠近组织”的“积极分子”，必须在灵魂上彻底的来一次大出卖，才能获得组织的信任，他必须忍受长时间的愚弄和奴役，当若干年月的“模范标兵”，在数次政治运动中扮演告密和出卖他人的角色，才能迈入党的门坎，如果想继续向上爬，就必须彻底的抛弃良心和人性，最后才能“修成正果”。 一切对共产主义理想有存念的中共党员群众，只有认清中共的阶级排异本性，认清它的伪马列主义面目，从它的骗局中解放出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引起人民公愤的特权
为什么“共和国”初期，中共的“土改”“镇反”“三五反”等政治运动能够开展起来？这是因为旧时代的少数恶霸地主，少数无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民愤极大，还有旧政权的下级官僚和军警宪特们，他们是直接欺压和剥削人民的，政府的贪污腐败也直接体现在这一阶层，这是人民亲身体会得到的，所以中共镇压旧政权的社会基础时所得到的响应，就应了老毛那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中共利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渡期，人民对“剥削阶级”和旧政权国家机器的憎恶，趁热打铁，迅速肃清了政治上的反对派。
目前，中共专制国家机器下的公务员，如警察保安，工商税务，城监管理等政府职能部门的执法者，甚至象电业局自来水卫生局这类能使用权力来决定人民生活利益的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大多数也是这样一些无良无德的败类所组成，他们基本上是靠中共党政军干的子承父业裙带关系世袭的职务，在他们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公仆这个概念，他们有的只是穿着制服，滥用权力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优越感。当他们“执行公务”时，贪脏枉法是家常便饭，对人民百姓的粗暴无理更是经常激起民愤，“不法商贩”暴力抗法的血案时有发生，那些上访人员，那些对法律公正彻底失去信心，对生活绝望的人民百姓，用暴力来报复社会抗议政府，用流血来申张自己的冤情，纯属官逼民反。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政府职能部门的“制服热”很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人民百姓从此沦入被奴役被欺压被压榨的境地。随着李鹏签发的各种“法律”公布，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涌出了大量戴着“大盖帽”的准警察，甚至老少妇孺，孕妇残障都耀武扬威穿着制服，高举罚单，乘着三轮摩托如狼似虎地扑向个体商贩，“违法经营者”，“违章占地占道者”，每次“执行公务”都大有斩获满载而归。
中国的公安警察，为了解决资金奖金，通过“严打”和“大干”来大搞经济创收，纵观各地那些宏伟壮观的公检法大厦，无一不是靠罚款来补充建设资金，年节假日则是公安们大发横财的好时机，平时抓嫖，年节抓赌，扫黄打非给中国警察们创造了无限商机。大陆的赌徒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被公安抓了，一定不能说出赌资的真实数目，这个数目越少越好，因为处罚是根据赌资多少决定轻重的，结果那些被缴获的赌资，除了赌客们“坦白”的数目之外，全都进了警察的腰包。中国的监狱或劳动教养院，可以花钱减刑，一万元人民币减一年刑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如果说警察在对付罪犯或罪犯嫌疑的执行公务中，行为粗暴野蛮倒也情有可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民愤，都是因警察“执行公务”欧打无辜百姓引起的。众所周知，国内法轮功信众，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的普通百姓，在医疗福利得不到保障下，无奈以练气功来治病，但中共的恶警们，对老年人和妇女大打出手，这是什么行为？是禽兽！从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镇压中，可以认定中共的警察，除少数有正义良心的好人之外，多数都是败类，与土匪流氓无异，它们显然是专门给中共官僚看家护院的，显然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中共的警察队伍，尽管目前正在通过警察学校制度来提高素质，但文化素质提高不等于道德素质提高。用中共所迷信的血统论讲，天生老鼠会打洞，他们自命为统治者，是人民的老爷，怎么能善待人民百姓呢？一个邪恶政权所把持的专政机器，又怎么能摆脱邪恶形象呢？
中共自信有八千万党员，但真正掌握权力的官僚，属于国家机器构件享有特权的国家公职人员，不过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而已，它们在十三亿中国人民中是极少数，以极少数来专政大多数是强权政治的特点，中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政权会长治久安。和平时期，要求加入中共的大多数党员，并非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追随者，其入党动机多半是为了当官发财，在中共一党独霸的专制社会，入党是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只有入党才能作官，党而优则仕。所以现在中共号称八千万党徒，其实真正忠实的党徒并不多，多数党员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投机主义混进党内的。什么是投机？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墙倒众推，落井下石。这是人类中最不讲良心最无正义感的一群无耻之徒，伪善者，不信鬼不信神，什么人性道德对这类人全无约束。我可以断言：到中共垮台之日，五千万甚至六千万个叛徒，将会给中共独裁政权最致命的临门一脚，不过这一脚，绝对是射进自家球门的！
２００２年8月20日
(中共的贵族地位与特权 全文完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