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齐弗推石头式的暴力循环

2010-06-03 

我认为，六四“暴乱”与八三“严打”有一定因果关系。物理学上有个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这个定律在社会科学上也是适用的，根据这个定律，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最终也会被暴力推翻。因为靠暴力维持政权的结果是积累暴力反抗，反抗是自卫的唯一形式，对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而言，任何外来侵犯都是敌对行为，面对暴力侵犯必须以暴力反击，不然就是顺从和屈服，这也是包括人在内的动物最基本的本能。中共半个世纪的暴力统治，就积累了巨大能量的民间反抗意识，为了压制这种反抗意识，就要不断的发动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通过暴力专政的手段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七亿人口不斗行吗？”（现在是十几个亿，斗起来更欢）

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三件最大的坏事，一是主抓了反右运动；二是八三严打；三是六四镇压。反右是毛泽东的阳谋，但操刀者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反右运动中有很多强硬讲话（没有入录邓选），所以他不肯全面否定反右，只是承认了中共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胡耀邦做出了很大努力，用一系列的经济实惠安抚了被扩大打击的右派分子，但这个平反还是令广大右派们心情不够舒畅，因为政治问题必须由政治来解决，怎么能打个哈哈，赔几个钱就没事了呢？

可以说，镇反和公私合营与合作化的积怨由反右运动来压制，反右的积怨由四清运动来压制，四清的积怨由文革来解决（释放一部分压力），而文革的积怨则通过“打倒四人帮”来缓解，这就形成了一种西齐弗推石头式的循环，只要专制制度存在，这个循环就会继续下去。现在中共领导人极力维稳，“建立和谐社会”，主要是因为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中共官员贪污腐化，人民怨声载道。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历届政治运动造成的民间积怨，可谓新仇旧恨。

毛泽东靠打内战建功，靠镇反杀人立威。文革后邓小平上台，也打了越战建功，靠八三严打杀人立威。八三年，邓小平一句话就召开了人大紧急会议，临时修改刑法，以红头文件代替宪法，展开了自中共镇反以来关、打、杀人最多的严打运动，制造了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冤狱。邓小平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当时的口号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也象反右一样下了指标，这个指标是百分之六，也就是说，按当时人口比例，全国被“严打”的“犯罪分子”达到了七千万之多！被杀掉的至少不低于二十万（杀二十万是邓小平的口头禅）。应该指出，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百分之八十的人并非错杀而是故杀，明知是重大违宪重大冤案，不该杀也要杀，搞破鞋者杀，非法同居者杀，打架斗殴者杀，偷鸡摸狗者杀，直杀的血雨腥风昏天黑地。但是，草菅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一群人（亲属，朋友，同情者），更不要说枉杀错杀。从此，旧恨加新仇，中国民间积压了对抗政府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旦达到燃点，就会剧烈地燃烧起来。

八三严打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受害百姓的报复。另一方面，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各地的基层团组织，都奉上级指令和红头文件精神安抚在“严打”和“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被错打错关的青年工人，破格的播放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是香港愤青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在严打中立功晋升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短短的一两年中不是意外暴死，就是患了不治之症被痛苦折磨而死。对这些人的不得善终，知情百姓的一致反映是：报应！活该！可见，天怒人怨很快就产生了效应。所以从1983到1989时隔六年，严打造成的民间积怨终于找到了暴发点。

邓小平之所以在六四屠杀时动用军队坦克，除了他对政变的担忧，还在于当时他根据各地密报已经判断出，使用有限的警力根本不能平息即将暴发的大规模骚乱。如果不在北京痛下杀手，那么全国都会效法北京，共产党的政权危在旦夕。据我观察，学运期间，各地警方基本上处于恐慌状态，对上街游行的学生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不阻拦不干涉，甚至交通警察也让出了岗亭，由群众来指挥。面临局部骚乱也无能为力，有的干脆作了鸟兽散。在尾随学生队伍游行示威的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八三严打中被关打押的无辜百姓在报复政府，在骚乱中，这部分群众的对抗也最为激烈，这也给后来当局的“平暴”造成了口实。

一个专制政权，想维持统治防止被颠覆，只有两个办法才能做到社会稳定：一是霸道，象中共过去那样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对人民施加高压恐怖手段；二是王道，搞怀柔政策化解民怨，扩大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的规模，实行民主政治。但在今天看来，霸道与王道这两样中共都难以做到。另外，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向文明发展，不可能倒退，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国际大气候”。中国的小气候不可能避开国际大气候。辩证的讲，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兴衰过程，一个政权也毫无例外，现在中国走的正是苏联的前车之辙，这中间没有岔路可走，所谓气数将尽，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还是比毛泽东聪明，他立下了遗嘱，要家人将他的骨灰扬到江河湖海去，而不是安放在八宝山。因为他明白，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将来是逃不过被清算的，与其被后人挫骨扬灰，还不如自己先扬了。

为什么今天的中共要千方百计的“维稳”？因为它最害怕“群体事件”发生，从东欧解体的规律来看，群体事件是颜色革命的触点。另外，禁止人民“非法聚众”本来也是中共一贯的政策，八三“严打”和“清理精神污染”，表面上是打击“流氓”犯罪，实质上是通过打杀关来震慑人民，彻底禁止家庭舞会地下教会等形式的民间自发聚会，就象今天的网络封锁一样，明明是按政治需要禁锢舆论，却以扫黄的名义进行。六四之后，中共吸取了教训，开始加强“防暴”队伍和“防暴”装备的建设，但是，这些玩意对付局部地区的少量民众还可以，在愤怒的人山人海面前也是豆人纸马，不济事的。唯一有效的防暴办法还是军队坦克，象六四那样的大开杀戒，不过，时过境迁，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八九年的人民，军队也已经不是八九年的军队了。西齐弗的这块大石头总有一天会滚下来，再也推不上去。

再说说“平反”，我一向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平反是纠错纠偏的意思，对一个政府来说，它把事情做错了比如冤假错案，就要向人民检讨认错和赔偿，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者，但罪不是错，六四事件是中共犯了反人类罪，人民的诉求应该是昭雪和惩办杀人犯，仅仅平反是不行的。为什么会有平反之说呢？因为八九六四和五七反右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两次大清洗（六四是政变），都涉及到了中共体制内的人物，而且受牵连的不是小部分，是相当一大部分，这就产生了来自体制内的平反诉求，这才是要点。如果没有体制内的诉求，就谈不上“救党”之说，否则在专制之下，老百姓就是死的再多，也不存在什么平反问题。八三严打枪毙了多少人？有平反之说吗？

邓小平上台后，就立即面临了反右运动的平反，他是躲不过这个问题的，他要想“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解放那些被老毛打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不然就没可能有“科学的春天”。但是他这个“平反”是有保留的，不能全盘否定自己当年主持的中央工作，最后他定的调子是“扩大化”。结果五十万右派只剩下民盟那几个没摘帽子，其余全是被“扩大化”的。邓想收拢人心，还死要面子，就让胡耀邦替他揩屁股。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也面临了这样的棘手问题，想重新获得民心建立和谐社会，只靠用钱收买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体制内的六四人并不缺钱，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的后代，对将来的中共执政合法性是个重大威胁。

中共处理这类事件的惯例一向是拖，实在拖不过去，拖到一定程度，仇恨消解的差不多了再“拨乱反正”。另外，一切专制政权对这类事件的处理惯例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靠“天下大赦”来显示皇恩浩荡天子圣明，以此争取民心，中共新任领导人也脱离不了这个情结，为啥放着顺水人情不做呢？问题是谁能来替邓小平揩这个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