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1日星期日

西齐弗推石头式的暴力循环


2010-06-03 

我认为,六四“暴乱”与八三“严打”有一定因果关系。物理学上有个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这个定律在社会科学上也是适用的,根据这个定律,靠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最终也会被暴力推翻。因为靠暴力维持政权的结果是积累暴力反抗,反抗是自卫的唯一形式,对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而言,任何外来侵犯都是敌对行为,面对暴力侵犯必须以暴力反击,不然就是顺从和屈服,这也是包括人在内的动物最基本的本能。中共半个世纪的暴力统治,就积累了巨大能量的民间反抗意识,为了压制这种反抗意识,就要不断的发动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通过暴力专政的手段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七亿人口不斗行吗?”(现在是十几个亿,斗起来更欢)

邓小平在中共建政后干了很多坏事,其中有三件最大的坏事,一是主抓了反右运动;二是八三严打;三是六四镇压。反右是毛泽东的阳谋,但操刀者是邓小平,当时邓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反右运动中有很多强硬讲话(没有入录邓选),所以他不肯全面否定反右,只是承认了中共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胡耀邦做出了很大努力,用一系列的经济实惠安抚了被扩大打击的右派分子,但这个平反还是令广大右派们心情不够舒畅,因为政治问题必须由政治来解决,怎么能打个哈哈,赔几个钱就没事了呢?

可以说,镇反和公私合营与合作化的积怨由反右运动来压制,反右的积怨由四清运动来压制,四清的积怨由文革来解决(释放一部分压力),而文革的积怨则通过“打倒四人帮”来缓解,这就形成了一种西齐弗推石头式的循环,只要专制制度存在,这个循环就会继续下去。现在中共领导人极力维稳,“建立和谐社会”,主要是因为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中共官员贪污腐化,人民怨声载道。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历届政治运动造成的民间积怨,可谓新仇旧恨。

毛泽东靠打内战建功,靠镇反杀人立威。文革后邓小平上台,也打了越战建功,靠八三严打杀人立威。八三年,邓小平一句话就召开了人大紧急会议,临时修改刑法,以红头文件代替宪法,展开了自中共镇反以来关、打、杀人最多的严打运动,制造了中共有史以来最大的冤狱。邓小平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当时的口号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严打”也象反右一样下了指标,这个指标是百分之六,也就是说,按当时人口比例,全国被“严打”的“犯罪分子”达到了七千万之多!被杀掉的至少不低于二十万(杀二十万是邓小平的口头禅)。应该指出,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百分之八十的人并非错杀而是故杀,明知是重大违宪重大冤案,不该杀也要杀,搞破鞋者杀,非法同居者杀,打架斗殴者杀,偷鸡摸狗者杀,直杀的血雨腥风昏天黑地。但是,草菅人命,人命关天,杀一个人就等于杀了一群人(亲属,朋友,同情者),更不要说枉杀错杀。从此,旧恨加新仇,中国民间积压了对抗政府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一旦达到燃点,就会剧烈地燃烧起来。

八三严打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受害百姓的报复。另一方面,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各地的基层团组织,都奉上级指令和红头文件精神安抚在“严打”和“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被错打错关的青年工人,破格的播放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是香港愤青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值得指出的是,很多在严打中立功晋升的公检法人员,都在短短的一两年中不是意外暴死,就是患了不治之症被痛苦折磨而死。对这些人的不得善终,知情百姓的一致反映是:报应!活该!可见,天怒人怨很快就产生了效应。所以从19831989时隔六年,严打造成的民间积怨终于找到了暴发点。

邓小平之所以在六四屠杀时动用军队坦克,除了他对政变的担忧,还在于当时他根据各地密报已经判断出,使用有限的警力根本不能平息即将暴发的大规模骚乱。如果不在北京痛下杀手,那么全国都会效法北京,共产党的政权危在旦夕。据我观察,学运期间,各地警方基本上处于恐慌状态,对上街游行的学生群众保持一定距离,不阻拦不干涉,甚至交通警察也让出了岗亭,由群众来指挥。面临局部骚乱也无能为力,有的干脆作了鸟兽散。在尾随学生队伍游行示威的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八三严打中被关打押的无辜百姓在报复政府,在骚乱中,这部分群众的对抗也最为激烈,这也给后来当局的“平暴”造成了口实。

一个专制政权,想维持统治防止被颠覆,只有两个办法才能做到社会稳定:一是霸道,象中共过去那样不断的搞政治运动,对人民施加高压恐怖手段;二是王道,搞怀柔政策化解民怨,扩大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基础的规模,实行民主政治。但在今天看来,霸道与王道这两样中共都难以做到。另外,人类历史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向文明发展,不可能倒退,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国际大气候”。中国的小气候不可能避开国际大气候。辩证的讲,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兴衰过程,一个政权也毫无例外,现在中国走的正是苏联的前车之辙,这中间没有岔路可走,所谓气数将尽,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还是比毛泽东聪明,他立下了遗嘱,要家人将他的骨灰扬到江河湖海去,而不是安放在八宝山。因为他明白,杀了这么多中国人,将来是逃不过被清算的,与其被后人挫骨扬灰,还不如自己先扬了。

为什么今天的中共要千方百计的“维稳”?因为它最害怕“群体事件”发生,从东欧解体的规律来看,群体事件是颜色革命的触点。另外,禁止人民“非法聚众”本来也是中共一贯的政策,八三“严打”和“清理精神污染”,表面上是打击“流氓”犯罪,实质上是通过打杀关来震慑人民,彻底禁止家庭舞会地下教会等形式的民间自发聚会,就象今天的网络封锁一样,明明是按政治需要禁锢舆论,却以扫黄的名义进行。六四之后,中共吸取了教训,开始加强“防暴”队伍和“防暴”装备的建设,但是,这些玩意对付局部地区的少量民众还可以,在愤怒的人山人海面前也是豆人纸马,不济事的。唯一有效的防暴办法还是军队坦克,象六四那样的大开杀戒,不过,时过境迁,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八九年的人民,军队也已经不是八九年的军队了。西齐弗的这块大石头总有一天会滚下来,再也推不上去。

再说说“平反”,我一向认为这个提法不妥,平反是纠错纠偏的意思,对一个政府来说,它把事情做错了比如冤假错案,就要向人民检讨认错和赔偿,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者,但罪不是错,六四事件是中共犯了反人类罪,人民的诉求应该是昭雪和惩办杀人犯,仅仅平反是不行的。为什么会有平反之说呢?因为八九六四和五七反右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两次大清洗(六四是政变),都涉及到了中共体制内的人物,而且受牵连的不是小部分,是相当一大部分,这就产生了来自体制内的平反诉求,这才是要点。如果没有体制内的诉求,就谈不上“救党”之说,否则在专制之下,老百姓就是死的再多,也不存在什么平反问题。八三严打枪毙了多少人?有平反之说吗?

邓小平上台后,就立即面临了反右运动的平反,他是躲不过这个问题的,他要想“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解放那些被老毛打压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不然就没可能有“科学的春天”。但是他这个“平反”是有保留的,不能全盘否定自己当年主持的中央工作,最后他定的调子是“扩大化”。结果五十万右派只剩下民盟那几个没摘帽子,其余全是被“扩大化”的。邓想收拢人心,还死要面子,就让胡耀邦替他揩屁股。现在的中共领导人也面临了这样的棘手问题,想重新获得民心建立和谐社会,只靠用钱收买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体制内的六四人并不缺钱,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的后代,对将来的中共执政合法性是个重大威胁。

中共处理这类事件的惯例一向是拖,实在拖不过去,拖到一定程度,仇恨消解的差不多了再“拨乱反正”。另外,一切专制政权对这类事件的处理惯例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靠“天下大赦”来显示皇恩浩荡天子圣明,以此争取民心,中共新任领导人也脱离不了这个情结,为啥放着顺水人情不做呢?问题是谁能来替邓小平揩这个屁股?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