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这名堂，早在二十年前就在搞

“和谐”这名堂，早在二十年前就在搞

2009-12-12 

在中国，“和谐”这个名堂，早在二十年前就在搞，有些民运人士或者“公共的自由的知识分子”或者“不涉政治的维权人士”们，一直也在主张这个东东，不过换了个名称，叫“和解”而已。中国人讲和谐和解，不是胡锦涛的发明，好象是几百年的老传统了，就连小贩的地摊上，也都在卖一个大大的“忍”字。

天天读书，突然发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北方的知识分子喜欢到南方去卖弄文采，比如《百家讲坛》的两位巨星就喜欢到南方签字卖书，一位是祖上出身镶白旗包衣的阎崇年，一位是天子脚下土生土长的于丹。不过我看两位学者到南方卖书，不单是想在关公庙前耍大刀，圣人面前卖字，更主要的目的，是在奉旨说教，倡导官民和解。他们垄断着《百家讲坛》，控制了人民的耳朵和眼睛还嫌不够，还要占领文字这块地盘，戏说历史，亵渎圣贤，进一步误人子弟。

后来又发现，乾隆时期的很多文字狱都是在他南巡期间发生的。自古以来江南就是盛产才子的地方，除了地灵人杰的缘故，还有历史上的原因，这就是金元入侵的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们为了避难，都跑到南方去了，这和苏杭出美女是一样的历史，传说隋炀帝下江南时带去了不少宫女，走到哪都扔下一大堆，今天的苏杭美女可以说都是皇帝小老婆的后人，隋炀帝小老婆的基因造就了千千万万的俊男靓女，他她们的性荷尔蒙互相刺激着培育才气和容貌，这就是南方盛产才子佳人的由来。

说起来乾隆本也是个才子，差不多一天能作两首诗，还写得一笔好书法，走到哪里都要题字赋诗的。可是到了江南，才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除了佳人多，身材容貌都比宫里的同族小老婆们还要美丽十分，还发现江南的才子们学问渊博，根本就没把金元虏语放在眼里，而且有强烈的反革命意识，于是他很生气，就搜书焚书，抓那些不知好歹的读书人，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其实乾隆错了，他哪里知道，南方美女的基因本来是北方人的，比如一百年后的今天，香港和广东的娼妓就大多都来自北方内地，到处都张贴着“新来北妹靓丽清纯”的广告。南方的才子们祖上也都是北方人，比如竹林七贤建安七子什么的，祖宗的基因中就有反叛悖逆成分。

乾隆可以大兴文字狱，毛泽东可以大反右派，因为他们是皇帝，再说那个年代的人还都愚昧，只有极少数人读书，皇帝们始终也吃不透“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道理，一方面是文人相轻式的嫉妒（毛泽东学历微薄就非常嫉妒学者），一方面是怕读书人煽动颠覆政府，就动用了专政手段打压。现在就不成了，读书人太多了，而且懂得了什么“普世价值”，还有了因特网这玩意儿，再兴文字狱和抓右派就行不通了，那就玩欺骗手法，找几个没良心的学术权威宣讲说教，后来枯燥无味的说教没人听了，就玩起了戏说歪评，把政治说教趣味化，给人民吃糖衣药片，《百家讲坛》的阎崇年和于丹，兜售的就是这类甜砒霜。

大煞风景的是，阎崇年卖书卖到无锡时，被无锡的网络秀才掴了两大巴掌，丢尽了老脸。后来是于丹又到了南京签字卖书，因为有无锡的前车之鉴，主办方不得不防范，调动了一个排的保安来保护。老师讲课，要派重兵保护以防学生出手掴掌，真是古往今来一大奇观。其实于丹大可不必担心，她毕竟是个女人，除非有脾气不好的才女掴她，君子们是肯定不会对她动手的。于丹能受到当局的青睐，是因她无论讲孔子还是庄子，都能得出一个共同的千古感悟，那就是“不抱怨、不苛责”。这次，于丹又到南京去讲她的“不抱怨、不苛责”去了。然而，南京的才子不仅很抱怨，而且很苛责，提前下了战书，要出题考考于丹，那阵势就是摆下了擂台。试想，如果于丹被江南才子考住了，恐怕比挨大巴掌还要尴尬委屈，落个曲啸的下场，因为女人与男人的脸皮薄厚大有区别，阎老头能抗得住大巴掌，于女士未见能抗得住学生的考问。这埸才子PK学究的险情不了了之，无疑也是被和谐了。

为什么说“和谐”这名堂，中国二十年前就在搞呢？这就不能不提到两位“教育家”：曲啸和李燕杰。曲啸，就是那个戴一顶德育教育家的桂冠，八十年代时整天到处宣讲，让人们对此前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或者是迫害，要持“母亲错打孩子”这种宽容，不要记旧仇算旧账的家伙。他整天把自己的身体露出来，抚摩着结了疤的伤痕，不仅自己回味被虐的快感，还要青年人也要同他一起分享。他声情并茂的演讲，并非是在反思时代悲剧和中国人民的苦难，而是宣喻爱国至上，奉献至上的奴化思想，其理论精华尽在“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之中，殊不知这两句被曲啸点石成金，升华为忠党爱国的感情根源正是典型的乱伦观。众所周知，儿不嫌母丑这种变态心理，在精神病研究中被定义为恋母情结。

什么叫“母亲错打了孩子”？即便曲啸说的那个“母亲”是真的是有权力当国人的母亲，那么反过来，孩子错打了母亲，那个母亲宽容了吗？曲啸被母亲打成右派关了二十多年，据说是《牧马人》的原形。被关押二十多年的结果是发明了一项个人专利：母亲错打儿子论！这个论调流毒甚广，受害者反而替害人者辩护，难道这不是垃圾理论？想当年，曲啸靠三寸不烂之舌讲演红遍了全国，到处误人子弟，最后是恶有恶报，老天嫌他嘴巴太讨厌，令他声带失去了功能，变成了哑巴，亏得娶了个好老婆，精心照料了十年，才在临死前象两岁婴儿一样呀呀的说出了几个字词。

与曲啸一道南下并与之齐名的，是北大教授李燕杰，也是一位爱国名家，两员中共战将，堪称八十年代绝代双骄。走遍了全国大江南北，所到之处莫不山呼海应，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深圳就栽了，虽说没挨上大巴掌，但也被年青人驳得理屈词穷。李燕杰最出彩的地方，是在蛇口演讲中有一青年学生质疑他和曲啸的愤青式爱国论，李教授被质问的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厉声呼喝道：“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学校的？”由此可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从网络论坛博客，直至烟花女性工作者，都要真名实姓，到处都在推行“实名制”，原来李燕杰早就是倡导“实名制”的先知先觉者。蛇口滑铁卢的惨败，从此令两位大学者大骗子一蹶不振（听说都大病了一埸），销声匿迹，落为后人笑柄。

同样是知识分子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以自己八年的劳改营生活和流放哈萨克斯坦的经历，写下了小说《古拉格群岛》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真实批判，象把楔子一样凿进了苏联的机体，让外界看到了前苏联专制政权反人类的本质。他的作品也应该使中国作家惭愧，为之汗颜的不是文字质量，而是道德和良心。中国也有个叫丛维熙的作家，从劳改营里出来后，写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系列，但他表达的东西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尽管我是一个二奶，可我是多么的爱你呀，你为什么百般凌辱我呢，你就是凌辱我，我还是爱你的！这种心态，与曲啸是一样的，心理学家称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今天，凡是主张“不抱怨、不苛责”，主张无原则“和解”者，如果他们不是专制政权的说客，那就是都少了一份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的良心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