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强国论坛] 这是一篇几年前的老帖子，至今对这个问题还是适用的：
中国大陆移民，大致可划分成如下三种类群：
一．早期留学生移民和难民
早期留学生移民，主要是指八十年代初出国热中，以公费留学为主的中共军干子弟，还有自费留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或少数平民子弟。按国家公费留学政策，留学人员在结束学业后应该回到祖国，但众所周知，在国外高收入和优裕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八十年代的留学人员，大部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留学没有结束的，恰逢八九六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借机申请了政治庇护，以难民身份转为移民。这部份中国留学生，基本是“老三届”或“小三届”知青出身，经过文革的锤练，具有精明的投机头脑和灵敏的政治嗅觉，善于适应各种政治气候，因此获得了吃人血馒头的贬誉。（当然，其中并不乏真正有良知有民主思想的正义之士，从此成为名符其实的民运分子。）
另类难民，是历年来陆续以人蛇身份偷渡到北美的广东或福建藉农民，以及一部分非法滞留的出国人员，因缺乏政治动机和其它合法理由，所以无从申办难民庇护，多属于“三无”人员，幸运取得身份的，从此归化为美国公民，没有身份的，则要靠居留时间的长久资格，等待移民法令的宽松机遇来获取合法居留权，由于渴望重新得到中国护照回到家乡，这类人员和后来的福建船民一样，大部份为当地的中国领事馆等特务机构所控制。
二．独立移民和新贵子弟留学生。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改善了知识分子待遇，重视了教育，在八十年代末知识分子“下海”热中，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提高了经济收入，跻入中国中产阶级队伍，从而具备了移民的经济条件，这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基本上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与近期到海外留学的中国新贵子弟一样，也是中共自八九六四以来，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洗脑教育最成功的一代。
香港九七回归谈判成功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对中国大陆也开放了移民政策，自九十年代中期，大陆的独立移民和留学生开始蜂涌而入。这些移民，大多是出于经济利益为目的而移民，但是，国内的中产阶级到了国外即沦为贫困的低薪阶层，其心理落差是可想而知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者大有人在，出于自尊心理，只能对西方社会持反面感受。
新贵子弟中小留学生，由中共军干子女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子女构成，从小养尊处优，被有钱父母娇宠的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幼稚，狂妄无知，是中国自中共建政以来最幸运的，亦即号称“中国小太阳”的一代人。这部分“准移民”
，多半是其父母投入到海外的人力资源，是将来举家移民的先头部队桥头堡。
将子女千方百计送到国外定居或留学的中共新贵族，主要基于如下动机：一是想子女在海外留学镀金，受到良好教育；二是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转移非法收入（贪污受贿或偷税逃税所得），退休后到海外颐养天年；三是准备一旦国内发生革命动乱时，在海外有个避难逃命之处。
这部分新贵子弟，可谓当前中共专制政权的“新红卫兵”，思想激进好勇斗狠，以鲜明突出的爱国愤青角色，到了美国这个从小就敌视的“美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失去了在中国大陆时那种优越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失去了在国内时的种种特权，加上东西方不可兼容的传统观念，一时还不能突破语言障碍，不能溶入主流文化，在人权平等的法制的社会中反而感到了不平等不自由，在新环境中受到社会公德的约束，就感觉到了被“岐视”，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只能产生强烈的抵触。
“新红卫兵”们的另一种对立情绪，则是与台湾移民群落之间的矛盾，大陆青少年从小被中共灌输了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台独”的敌视思想，而台湾移民是先于大陆移民来到北美地区的，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华语传媒，这些传媒保持了以往的意识形态宣传，但在“新红卫兵”们看来就是妖魔化中国。同时，在海外学校中，大陆权贵子弟在出身富豪的港台同学面前相形见拙，所受的教育和修养不能兼容对方，也很难接受港台同学那种高于自己的优越感。
三．商企业移民 勿庸置疑，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大部份是中共贪官污吏，太子党，退役军官，退休的国企或国家机关干部。少部份才是大陆沿海地区暴富的私营企业主，房地产商等。资产较少的大陆富人则选择了企业移民。这两类富有的大陆移民在动机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转移资产洗黑钱，逃避在中国迟早要临头的清算，后者则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问政治，“闷声发大财”。这两类移民的子女，在世界观上自然也属于前述的小留学生一类。
因国家体制不同，海外与国内的投资环境也不可能相同，在中国大陆，可以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可以偷税逃税，可以经营或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但在美国这样极端商业化，法制极为健全的社会，利用行政干预或逃避行政干预经营的自由几率近于零。所以，许多大陆投资移民到了北美，英雄无用武之地，又不善于搞行业团结集中资金组织集团，只是各立山头，用自家的分散资金小本经营，其竞争力显然不是当地商企集团的对手。
中国移民包括港台商人，一般是以投入少，近期效益快的餐饮业为主要经营，但这样反而加剧了餐饮业的激烈竞争，因此中国投资移民在北美所开餐馆，很多都关门倒闭了。因为投资环境变了，适应一个在文化上有巨大差异的市场，按经济规律至少要有三到五年的时间，在这样长的时间内，如果资本不够雄厚，能维持收支平衡的商业运作是很困难的，更不要说获得利润了，面临这样的困境，中国投资移民，除了少数成功者，其他人对北美地区的投资环境难免不会怨气冲天。
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中共的特务人员只限于传统上在领使馆职权范围内的谍报活动，少量爱国华侨也在配合这种谍报活动。过去为了政权安全，中国政府是不开放移民的，当局的反间防特系统，是在国内通过户口制度，通过公安和基层街道居委会等机构对侨民侨属进行监控。中国对外开放之后，也是基于政权安全的考虑，中共将特务活动扩大到海外移民群体中，对海外移民进行严密控制，这种控制手段有多种：比如商业机会的控制；回国签证的控制；国内亲属权益的控制等等。
控制的方法，比如对民运分子或法轮功信徒，采取打入这两个团体内部收集其成员的个人资料，罗织黑名单，剥夺他们出入国境的权利。对于华商和侨领，则采取拉拢收买或威胁的方法，迫其就范为中共政治服务。对于有海外敌特嫌疑人员的亲属则以进行监视（通讯往来）甚至限制自由（禁止迁徒）的手段来牵制境外的一方。
为什么中国大陆移民会成为FBI关注的族群？一方面，是欧美等西方社会历来视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为流氓国家，是主张暴力和专制的政权，是国民教育水准低下，人民道德意识欠缺的社会，由此而产生的岐视和偏见，在一部份欧美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中共在海外移民中渗透了大量的亲共成份，而且这种亲共成份是依附在“爱国”名义之下的，即拥护共产党，拥护它把持下的中国政府就是“爱国”。因此，西方社会从大陆移民的言行上，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移民的爱国情绪是一种亲共表现。而在欧美人民的观念中，国家与执政党是两回事，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它国际交往的关系，都是根据利益需要决定的，与敌人交朋友不等于在政治理念上认同。美国人在这方面尤其做的出色，一方面与中国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一方面又要提防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老对手，所以对反间谍反颠覆运作也就格外重视。
在大陆中国五十年大庆时，纽约的华人社区也举行了大型庆典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之大，异乎寻常地超越了往年，据说 FBI对游行队伍进行了摄象监视，结果发现了许多新面孔，而这些新面孔除了已经“宣誓”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新移民外，居然还包括一大批不久前申请政治庇护的福建人蛇。显然，这埸“爱国游行”，不是华侨界自发的，而是有组织有策划的，是在中国驻美领事馆官方导演下的示威活动。中国移民的这种卑劣行为，当然也引起了美国朝野上下极大愤慨。FBI 的这次调查，也被中国政府方面获悉，所以自此以后，开始收敛这种明目张胆的政治动作。
我曾有一篇文章指出，中共已经以海外移民为主体，以非组织形式，建立了一支国际第五纵队，但这支“第五纵队”，并非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战争需要刺探情报，里应外合为祖国效力的爱国间谍队伍，而是一支为了中共政权的安全，专门在海外对付同胞搞人民内斗，围剿所谓“反华势力”的义勇军，是一支有浓厚义和团色彩的乌合之众，而这支义勇大军，正是由本文开始所列举的三大类中国移民所构成的。
为什么在华夏民族中会产生这样一群异类？为什么这些人，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面享受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呼吸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空气，一面却极力妖魔化他们所移民的国度呢？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的获取签证绿卡，甚至宣誓归化为它国公民，一面却要高谈爱国主义，大反“洋奴卖国贼”呢？这确实是个值得人类学家们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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