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是怎么产生的？ 2007-10-17
汉奸的产生，与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有关，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类群体，坚持本群体所有共同点不容损害之的思想精神就是民族主义。当一个民族以国家形式存在时，民族主义就等于爱国主义了。常见中文论坛上有破口大骂汉奸的，汉奸是什么呢？准确地说，汉奸或某奸就是指那些在本民族危亡时刻，站到外侮一方，出卖民族利益和迫害同胞者，就是中国成语所说的“吃里扒外”，“认贼做父”的人。
然而，认同外来文化和先进文明是人类进步的共同追求，这是不能污为汉奸或洋奴的。“汉奸”二字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代名词，因为民运追求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即多党轮政，国家首脑和政府由公投普选产生。这样的制度为中共所恐惧，也为部分中国人的劣根奴性所排斥。这个矛盾，在一百年前就已经产生，义和团民和西太后就相当于今天的愤青和中共，义和团民把信仰洋教的中国人统统污为汉奸，不只是文化上的不认同，更多的是奴性驱使，今天中国的老少爱国愤青也然，他们已经习惯于被专制奴役，被专制文化愚弄了。
然而，正如汪精卫所说的一切文化都要“与时并进”一样，汉奸这个名词的定义也要与时并进。谁是汉奸？汉奸应该是出卖民族利益者，那么今天的中国，谁才有资本出卖民族利益呢？当然是掌握着政权，能支配国家资源的中共。
汉奸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中国盛产汉奸？有人说汉奸这个角色，本来是中国人自卑心理的产物，对此说我很赞成。我要补充的是：自卑要进行补偿才能达到心理平衡。补偿有两种类型，一个是自淫型，一个自欺型，譬如中国古代所谓的女英雄小英雄，特别是杨门女将，都是传说野史中的人物，经不起考证，因为她们本来是中国男人自卑的心理补偿，因为男人在外侮面前不行，所以就编出很多巾帼英雄来，意思是说我们中国女人和小孩子都如此厉害，男子汉大丈夫不是更厉害吗？这是自淫型。再譬如汉奸，因为从皇帝到满朝文武到普通百姓都无能抵御外侮，所以就把丧权辱国的责任推到汉奸或卖国贼的头上。“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汉奸卖国贼太多啦”。屙不出屎怪茅厕，这是自欺型。
中国历史上骂汉奸卖国贼最凶的时代是宋朝和满清，再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这几个时期也是中国最无能的时期，所以越是弱国越出产汉奸，其实哪有那么多汉奸？不过都是自欺型舆论制造出来的，但国人为了获得自欺的快感，汉奸帽子就必须满天飞起来。汉奸不仅是中国人自卑心理的产物，而且是中国人内斗的产物。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即使没有外侮时，“汉奸”一词，也总是伴随着“洋奴”和“卖国贼”一起，来口诛笔伐那些与外来文明有瓜葛的人。
我前面说过，中国人是有很多民族劣根性的，其中最坏的劣根性莫过于愚昧和嫉妒，恨人有笑人无，不求进取盲目排外。当年的义和团运动，一开始是称做教案的，为什么说是教案呢？因为是由宗教矛盾引起的，有一些中国人入了天主教，从教会那里到了很多好处，这就惹来了其他不信洋教的中国人嫉妒和仇视，于是就产生纠纷，教会就要保护信徒，告上官府打官司，于是就发生了教案。这个时期本来是没有外侮的，但愚民们却不甘寂寞，他们认为洋教在中国流行就是外侮，所以要用本土的迷信邪术来攻击洋教，就闹起了义和团，口号居然是爱国的：扶清灭洋！在教案中，举凡入了洋教，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就被骂为汉奸，被义和团愤青们满门抄斩鸡犬不留，妇孺都无幸免。
这里再举个中国愚民抵御外来文明的例子：民国初期，北京城准备开通电车，但全北京城的人力车夫闹了起来，理由是电车抢了他们的生意，把刚修好的电车轨道都破坏了，电车也被砸个稀烂，人力车夫和黄包车行业主们的口号居然也是爱国的：抵制洋货！保护国货！同时大骂主张开通电车的人是汉奸洋奴。然而他们的国货黄包车其实也叫洋车，因为那人力车的的主要部件车轮子，就是地道的洋货。我外祖父就是当年参与砸电车的车夫，害怕官府捉拿才逃回家乡的。问他为什么要砸电车？他说一是电车抢了他的生意，二是不愿做汉奸。至于电车能促进社会文明，改善大众生活这些道理，他是一点也不懂的，他只懂自己要有生意做，在他看来，接受先进文明就是做汉奸！历史证明这类所谓的爱国主义，和义和团是一样的，其实是误国害国。
说到汉奸，人们自然要从石敬塘联想到吴三桂，继而联想到汪精卫来。不过我认为这三个汉奸名声虽大虽臭，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因为中国历史对他们的定论，已成为近年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课题。据说石敬塘本是外族人，不是汉族人，所以后人骂他汉奸是没道理的。历史上的中国人是指中原之国黄河流域生活的人，晋，陕，冀，鲁，豫的人才算正宗汉人，不是汉人怎么能称谓汉奸呢？
大宋朝，其实是中国历史最没出息的朝代，从北宋到南宋一直在挨打，野蛮征服文明，北宋打不过辽国，当时的爱国愤青就翻历史老账，说辽的强大是石敬塘向契丹卖国割地造成的，从此石敬塘就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但人们如果细细研究一番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桩天大的冤案，因为在当时，石敬塘忍辱负重做儿皇帝，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已经最大程度的保持了中国人的利益，应该是弱者面对强敌的最优策略。
南宋的爱国愤青更绝，硬是把苟且偏安的耻辱泼粪到秦桧头上，其实秦桧不过是一个秉承皇帝旨意的大臣而已。岳飞一门心思的想光复北宋，迎钦宗和徽宗二帝回国，犯了高宗的大忌，是皇帝执意要杀他。一个岳飞，曾经是南宋爱国愤青们治疗阳萎的伟哥，一个秦桧，又成了今天全中国爱国愤青们大吐口水粘痰的靶子。我看四人帮就有点象秦桧，承担着中共和毛泽东的一切恶行，有了这么四张揩屁股纸，中共和毛泽东的屁股似乎清白干净了。
再说吴三桂，史书上说他是引狼入室的大汉奸，但其“冲冠一怒为红颜”时，大明已经灭亡，吴三桂是借兵征讨李自成，企图复辟大明。吴为什么会引狼入室？一开始，吴做为三海关总兵，还曾幻想联合李自成抗清，没想到李自成却霸占了他的小老婆，还杀了他的老父亲。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吴三桂做为男人，他百分之百的理直气壮要不择手段的来报此仇，仇人是李自成，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当时是非法的，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怎么能说吴三桂是汉奸呢，至少吴当时的动机不是想当汉奸，而是报仇心切。即使吴三桂真的是汉奸，也是被逼反的，而且他做了云南藩王后又反清了，应该区别于范文程一类终生卖主求荣的奴才。
最后是汪精卫，汪精卫并不是投降了才当“汉奸”，他是主动出面收拾残局的，他的策略是“曲线救国”，因为他一直是中国高层决策者中的主和派，汪的策略是效法于石敬塘的，事实上也证明汪主和是有其道理的，中国抗战了八年之久，最后是日本挨了美国人的原子弹才投降，中国只是一个沾了光的战胜国。张学良在临终前曾自供：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不是蒋介石下的，理由和汪精卫一样：以中国的国力当时是打不过日本的。中日开战后，被占领区就变成敌人的后方，这时的抵抗就要转入地下，在全局上总要有人出面来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不管它是不是傀儡政权，黎民百姓要过安稳日子，汪精卫这时候站出来建立了一个“伪政权”，是历史的需要，也是被占领区人民的需要。
治理国家，汉奸自有汉奸的贡献，现在骂汪精卫大汉奸的人，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在被占领区，中国人要谁来管理？是要中国人还是要日本人？有没有回顾这样的历史：当年汪伪政权下的江浙地区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落后了？如果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了，那就说明汪的曲线救国论被验证是正确了。即使在抗战期间，江浙地区也富得流油，不然新四军怎么会一再抗拒中央政府的军令而东进呢？
汉奸贡献的另一个实例是“伪满洲国”，在汉奸政权下（满清贵族从没承认自己是汉奸），开创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直到“共和国”的七八十年代，这个基地仍然支撑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当时全国人口4亿5千万，伪满人口3千8百万。1945年，全国人均GDP为40美元，当时，伪满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和发达的农业，其GDP约占全国GDP的2/3。简单计算一下就不难发现，当时伪满的人均GDP居然是315美元! 而三十年后的1975年，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在一穷二白呢!
我并不否认外敌侵略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资源掠夺。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汉奸从中周旋，恐怕这奴役和掠夺更会变本加厉，在无条件直接对抗时，就要换种方式搞间接对抗或消极对抗，用中国俗语讲就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汉奸的作用如同慰安妇，没有她们的牺牲，就会有更多的良家妇女被牺牲。所以我严重鄙视那些在战后迫害慰安妇，骂她们是汉奸的所谓爱国者，当慰安妇们被蹂躏时，“爱国者”们在哪里？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