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

送交者: 螺杆 于 北京时间 07/15/2011 累积35180分本文版权由螺杆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博讯论坛] 中国应该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或民族想输出价值观，首先它必须是民富国强的大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它自然会成为其它国家或民族效仿学习的榜样，学习效仿什么呢，当然是你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亦称价值观或者哲学思想，包括这个文明指导下的社会制度，法律，教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等一切先进的东西。

中国在明朝之前，也曾经是举世无双的大国，输出的价值观即儒家思想。这种价值观，对于尚处于野蛮蒙昧状态的人类而言，无异是优秀的，以至周边邻国纷纷仿效，无不奉儒家思想为圭臬，甚至直接采用汉字作为官方语言。但是儒家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社会，它的精髓是保守的自闭的，阻碍了开拓进取的科技发展，结果在相对民主而发达的“列强”面前，坚持这种价值观的社会就没落了。首先，中国这个天朝大国被先进的科技和武器击败了，然后各国的民族意识也纷纷觉醒，开始“去汉字化”，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开始接受更先进的价值观，到二十世纪时，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都摈弃了儒家思想。

　　

如今的价值观输出国，是欧美等西方俱乐部成员，输出价值观的主要体现是文字，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也要承认目前的国际语言是英文。那么中国真的是“大国崛起”了吗？对于盲目爱国者来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今天的中国，不但是大国，而且是超级无敌的。不过如果他们的爱国主义稍有一点儿理性的话，答案就会变得否定了，因为大国的衡量标准并非只有GDP，只靠财大气粗是买不到尊重的，更何况这个人造的泡沫GDP极不可靠。

历史上天朝大国输出的儒家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礼治”和“德治”。无论是礼还是德，基本上都是以尊卑等级为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但归根结底都是专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礼治的根本含义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只有各行其礼，才能实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想社会。国家治理的成败，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同时，“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规范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思想改造，劝诫人心弃恶扬善。如果说法律是标，是它律，那么德治就是本，是自律。“人治”，就是可以由具有伦理天性的真龙天子或圣人来管理国家的统治。德治是强调教化的程序，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概括而言就是贤人政治。由于儒家思想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发展成了“为政在人”的人治主义。所以，儒家哲学基本上是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

今天，在先进的西方文明冲击下，这个一直以优秀的传统文化自居的落后价值体系已经衰败了。现在的世界文明是以欧美的普世价值观为主导的，随着科技发展，现代资讯的发达，人权民主这个普世价值观正在走进大陆中国人的千家万户，中国人民正在学会做独立的公民，而不那么容易对政府顺从了。但因为中共的专制，剥夺了人民知的权利，资讯受到了禁止和干扰，所以相当一部分大陆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到当前的世界价值观，反而坐井观天的以为

中国的确是强大了，世界第一了，这一切都有赖于共产党的“威权政治”，即比较开明的专制制度。同时，非法执政的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继续忽悠人民，又重新捡起了已经被它“打倒，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孔孟之道，到世界各地大办孔子学院，妄图输出价值观了。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早在八十年代，以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亚洲四小龙为首的多个经济体，因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对接，就拉开了亚洲经济腾飞的大潮。从而，被冷战以来压抑数十年的“亚洲主体意识”又重新萌发，对这种主体意识描述最精到的，是新加坡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按照李的说法，就是影响了东亚国家文明几百年的儒家传统，比如家庭、勤俭、孝顺等观念，表面上看是捍卫文化传统，但背后却蕴含着东亚威权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强烈分歧。尽管东亚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有某些差异，但基本上都还是在奉行着儒家的权威观，强调家长式政治，否定个人主义，强调某种独断性权威在秩序治理方面的作用。因此说“亚洲价值观”所肯定的是一套东亚式的威权政治观，即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市场化资本主义，一方面却拒绝西方的民主意识。

这种反西方民主的亚洲价值观，也不是什么新玩意，早在1885年，日本的福泽谕吉就发表过这种观点，在日本“改革开放”初期，他认为要“脱亚入欧”就必须抛弃落后的儒家文化，但是随着日本进入列强之后，福泽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当此之际，亚细亚全洲同心协力，以防西洋人之欺凌，胜任此魁首盟主者乃我日本也”，自此开启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序幕，进而奴役这个圈子中的各民族，也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而喧嚣一时的亚洲价值观和应运而生的四小龙，也脆弱的经不起一场金融危机。应该看到的是，这两种“亚洲价值观”的背后，都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在反西方化的同时强化了自身的权威政治。所以，当年日本的经济崛起，促进了国家主义与家长式专制，不仅刺激了民族主义导致法西斯军国主义，也开启了当代东亚威权政治之滥觞。

遗憾的是，儒家文明源于农耕时代的经济基础，是靠宗族社会结构来支撑的，一旦失掉了这种结构它就无从依托了，比如中共建政后的土地国有化，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斗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彻底的破坏了这种结构，没有了集体，只剩下了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国内外所精心打造的儒家文明形象，其实与传统的儒家已经是大相径庭了。因为实际上，在传统政治中，儒家思想本来是士大夫阶层对皇权专制的一种观念制约，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直是在致力于对专制权力驯服的说教，而不是在鼓吹和纵容权力，所以它绝对不是威权政治的正当理由。因此，在今天谈论所谓亚洲价值，要警惕那种将儒家文明与威权政治混为一谈的逻辑，这种逻辑和视儒家思想为中国式民主是一样的荒谬。进一步而言，中国某些“爱国主义”者们所要输出的价值观，就如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新加坡的“亚洲价值观”一样，是以反普世价值为己任的专制意识，要么是想依靠武力来充当新秩序核心，要么就是想为延宕政治改革寻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