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是个老革命，按中共干部的资历算，她是1938年的“抗战干部”，出身资本家（父亲是开钱庄的老板），据说她是带着黄金参加革命的。后来与丈夫王晶尧一道参加了《人民日报》的创建，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以这样的资格，应该算共产党的革命元老了，所以中共掌握政权后，她也排上了座次——北师大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的一把手。从师大附中有一半学生是高干子女来看，她应该是太傅了，中共太子党阿哥格格们的老师。而且，卞仲耘还因毛泽东女儿李纳的高考问题被江青专程约见过，就这点来说，卞仲耘还应该是太师级别。
象卞仲耘这样的富家子女，和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当年是怀着满腔热血投入抗战的，这无可非议。但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拥护国民党还是拥护共产党？当普通老百姓还以国民政府为正统时，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却选择了共产党，投靠了延安伪政权，这应该属于“弃暗投明”，“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说难听的，就是政治投机而已，如果没有张东逊这类知识分子的投机，共产党也不会赢的那么快。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择木而栖改换门庭这方面，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受了理想主义支持，但是这个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却显得很苍白。因为张东逊们很快就自食其果了，卞仲耘们的报应只是来的晚了点而已，她毕竟有一定的革命资历。其实共产党是什么货色，中国知识分子当时应该有个大概了解，比如1941年延安整风，已经暴露了共产党的残忍本性，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不会不知道，但最终还是助纣为虐了，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国民党没落了，没希望了，就把赌注押到了共产党那边，错误的判断共产党将来能善待知识分子。但是，在共产党内部嫡系之间，长征走过来的难兄难弟们都要互相倾轧落井下石，象卞仲耘这样的出身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资格不是差远了吗？
其实，卞仲耘这类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时遭到灭顶之灾，是个历史的必然，因为在此之前，共产党就一直在整治修理知识分子，而且苏联的前车之鉴他们也不会不知道，特别是毛泽东搞的反右运动，就是让知识分子们互相揭发背叛出卖，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内斗起来，比古罗马角斗埸还残酷无情。值得惊异的是，经历了反右风暴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就象是野生动物园中的一群牛羊，互相撕咬的结果是眼看着自己的同类被猛兽吞噬，惊恐骚动过后就又安静下来继续各自吃草了。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们自投靠共产党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信奉了马列主义，认可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哲学。他们相信“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是牺牲别人，就是牺牲自己，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群体。
卞仲耘是死于一埸毫无人性的毒打，致命的原因是头上的那个大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高干子女们对卞仲耘下了如此的黑手呢？从官方披露的资料看，是因为毛泽东的两个内部文件，一是《五一六通知》，明确号召“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二是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两个文件，把“文革”的目标由文艺领域升级到教育界。当时这两份文件只传达到高级干部，社会上并不知晓。而高干子女则通过“内部消息”早在五月间就知道了毛泽东这一部署，所以在6月1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于中央台广播后第二天，北师大附中就贴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就是宋彬彬。于是，卞仲耘和老教师们首当其冲的成了教育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教育界的黑帮、牛鬼蛇神。
但我认为，这只是问题的表面，这些顺理成章的东西，可以给出毛泽东一个发动文革的正经理由，从而把他打扮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文革表面上看是路线斗争，实质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权势斗争，是毛泽东假人民之名搞的自上而下的权势斗争，旨在搬倒政治对手刘少奇。权势斗争，深入的说，就是家族之间、派系之间、集团之间的党同伐异过程。另外，毛泽东对教育界由来已久的成见，除了他自己对“反动学术权威”的长期仇视之外（这种仇视早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就已经结下了梁子，他当时的工资还不及一个普通教授的零头），还和他的子女们打小报告也有一定关系，比如他的侄孙女王海容，就在文革前向他汇报过学校出现反动标语的事，而毛泽东则给外语学院的反革命指标下了定额：“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毛泽东听了侄孙女的读书情况汇报，就动起了“教育要革命”的念头，教唆王海容不要遵守纪律，提倡学校“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还嘱咐王海容：你回去后对他们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至于李敏李纳都打了什么小报告，那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其实说穿了，文革绝对不是什么很高尚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不过就是一埸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整体大泛滥而已。从毛泽东报复知识分子早年打他的一记耳光；报复彭德怀的断嗣之仇；报复刘少奇七千人大会对他的羞辱；报复北京市委不出版他的小红书；从江青报复上海滩旧情人的始乱终弃，妄图漂白自己的耻辱历史；从叶群与严慰冰之间的扯老婆舌妇人之仇。。。。。。这林林总总私人仇恨的发泄，到宋彬彬们报复卞仲耘重用黑四类子女的争风吃醋，到普通民众之间的互贴大字报泄愤报私仇，这一切一切的中国人的人性丑恶，都是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得以施行。而文革中的一切法西斯暴力，也都是中共革命的老传统，比如戴高帽子游街，抄家打砸抢，剃阴阳头挂大牌子，斗争会“坐飞机”等等，都是毛泽东倡导的痞子运动。而且正是毛泽东当年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的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个煽动经典，教唆了红卫兵的凶残无比。
文革前，卞仲耘掌管的师大附中，有两类特权家庭子女，一类是“根红苗壮”的革军革干子女，一类虽是“剥削阶级”出身，但对共产党有贡献的民主党派人士、红色资本家子女。而革军革干中，还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白区地下党，他们虽然已经“参加了革命”，但始终属于另类。这在特权上已经分了等次，比如从井冈山上来的，那无疑是一等，后来被招降纳叛的就等而次之，其它以此类推。另外，在师大附中，即使是平民子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子女，她们也只是相对于高干子女而言，比如新政府留任的旧政权人员，其家庭出身就是干部或职员，没有“革命”头衔。还有一般的教师家庭，一般市民家庭等，反正都不是被镇压改造的对象。再比如张东逊这样的民主党派人士家庭，在当时虽然也属于特权家庭，但其子女肯定不属于革军革干子弟。在高干子女心目中，除了平民子弟，非正牌的干部子弟都是“剥削阶级”出身。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参考，就是“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一般是天资聪明，学习成绩优秀，而革军革干子女，可能因为遗传基因的问题，大部分愚笨，学习成绩较差，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反差，这种反差日积月累，就生成了前者的蔑视心理和后者的仇视心理。
应该承认，文革前的师大附中，本来也是给予了高干子女特别关照的，学生干部中也有不少高干子女，但归根结底还是选举产生的，就是说，平民子女也能当干部。显然，学校当局并没有认可高干子女的特权思想。另一方面，卞仲耘这类旧知识分子，头脑中还残留着学而优则仕的考试原则，也一直天真的以为共产党是真的在追求平等，而且中国在几千年的皇权统治下，科举制度也是相对的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教育传统，卞仲耘们就是刻意的维护着这种历史传统。那么，大部分比较弱智的高干子女也就被排斥在学校内的等级之外了，而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则因家庭教育的优势，学习刻苦成绩良好，也经常被学校奖励并得到重用，符合评选条件而当上了学生干部，结果宋彬彬这样的高干子女就觉得自己是受了“黑四类子女”的压迫了。
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月，产生了毛泽东支持下的红卫兵运动，才在学校里出现了高干子女掌权的现象。他们最先发起攻击学校当权者的行为，后来也标榜自己是“造反派”。其实， 这并非是什么向走资派造反，只不过是极权势力的一次直接扩张而已。教育界的文革，就是学生造老师的反，年轻教师造老教师的反，校长是教师的总头子，自然是跑不掉的，不管她走什么路线，都必定是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看看卞仲耘的“罪状”，就知道这些罪状有个总纲，基本上就是毛泽东给当时教育界的定性：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与工农结合，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组织黑帮参与“反革命暴动”，生活腐化坠落，追求资产阶级低级趣味。
这样的罪状大纲，在文革中也被用于其它领域的大量“牛鬼蛇神”。今天，人们可以从这样的罪状罗列，看到文革“教育革命”的实质，它在打击了具体的牺牲品卞仲耘之类的同时，更主要是彻底推翻了“智育”这个观念，高度突出党、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等这些政治“德育”的无上权威。然而在这个“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农民意识的自私自利的疯狂发泄，也就是宋彬彬一类高干子女，对卞仲耘等教师长期偏爱学习优秀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总清算。她们甚至用撕毁团旗践踏团徽的方式来发泄对共青团九大精神的不满，即“不唯成分论，团的大门永远对剥削阶级子女敞开”（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讲话）。说到底，文革，除了毛泽东解决自己的个人目标私人恩怨，就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共产党中的毛家天下），而文革初期，这埸运动对于中共特权阶层，则是权力重整，重新划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界限，是共产党的政权谁来接班的问题（共产党的天下）。用陈云的话说，就是让自己的子女们接班才放心，不会挖祖坟。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他的政敌们并没有利益冲突。
宋彬彬们之所以那么凶残，完全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很难想象大部分中共高干会用儒家道德来教育子女，他们平时向子女灌输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忠孝仁义礼智信”，他们向子女施加的影响也必然处处体现着老革命的特权优越感。他们向子女讲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当然也少不了暴力。所以中共的土匪山大王们，绝对培养不出贵族，至少第一代是根本的不可能。红卫兵的凶残，除了自身的家庭教育，与学校的教育也不无关系。总体而言，都是共产党十几年阶级斗争教育的结果，就连被打死的卞仲耘，也不是那么清白无辜的，因为文革之前就是四清运动，全国教育的主体思想就是忆苦思甜阶级斗争，师大附中的课堂上教育学生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要象冬天那样严酷，要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卞仲耘怎么会想到自己也会成为专政对象？这种煽动人与人互相仇恨的恶毒教育，中共至今也没有放弃，比如中国至今还在开设的大中学校政治课，除了向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丛林法则实用主义之类的改头换面的斗争哲学，冷战思维的爱国主义教育，还能有什么呢？
今天，作为北师大女附中校长的袁爱俊，应该也算个知识分子了。衡量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考量，就是看他的人文情怀，良知、同情心、正义感。令人愤慨的是，这些袁爱俊都没有！即使一个文盲，正派人家的传统和家庭教育也会培养出起码的恻隐之心，绝不会干出在别人伤口上撒盐，为刽子手递上热毛巾的无耻行为。这位袁校长，自己虽不是高干子弟，但对历届高干子弟毕业生却有种特殊的情感，即使是已退休的（如聂荣臻之女聂力等）也是优礼相加，在这次因宋彬彬而举世闻名的校庆上，老高干子弟都是由校方在五星饭店单请的。座上之客，当然也少不了李敏李钠，还有刘少奇的女儿，邓小平的女儿等等公主们。这种视丑为美、趋炎附势，奉流氓为英雄的无知、荒唐和冷酷，代表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总体价值观，真的是令人悲哀！令人绝望！
最后编辑时间: 2009-12-18 00: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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