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道路”始末

“五七道路”始末

臭名昭著的“五七道路”，始于柳河五七干校。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那地方办了一个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10月，《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以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从此，五七道路成为文革“新生事物“之一，向全国推广。

那年头，毛泽东放个屁都有人数着，据说一天能放二十八个屁，再放半个就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然，屁是不能以半个计量的。毛泽东喜欢游泳，1966年畅游长江那天发了个716指示，结果从那以后的每年7月16日，各地都淹死几个。那《五七指示》是什么呢？是文革中毛《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也正是那年的5月7日，毛审阅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信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所以，邓共江共时的军队经商走私，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也不是文革的发明，除了五七指示，早在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就开始了。

其实，“五七道路”，本来是毛泽东淘汰“资产阶级司令部”人马的恶毒计划，这个计划，居然被冠冕堂皇的戴上了“干部要参加劳动锻炼”的高帽子。毛泽东最初的打算，是要在这个大淘汰中对“革命的宝贵财富”们进行历练和筛选，五七干校就相当于毛泽东的衣柜，他喜欢哪件衣服就检起来穿，不喜欢穿的就压了箱底儿。五七干校也是毛的工具箱，其中的工具也在不断的淘汰废弃，因为总是有新的更好用的工具。所以，“五七战士“们也不算是“削职为民”，只不过是被废黜贬谪了。这是封建皇帝们的驾驭术，皇帝是万人之上，他一人之下的一切都统统是工具，哪件工具得心应手就使用哪件。“亲不亲，线上分”，凡毛泽东认为可靠的嫡系干部，才会重新被“三结合”到新政权中，否则就永远地留在农村，成为社队干部了。

然而这套人马，不只是刘少奇的属下，更多还有周恩来多年培养的原“白区干部”。中共的党内斗争，从五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围绕着“红区派”（以参加长征的军人为主也称左派）和“白区派”（以北方局南方局领导下的地下党干部为主也称右派）的勾心斗角。打天下的时候，为了整体利益大家都会齐心合力，坐天下时就争权夺势离心离德了，这是土匪窝的规律。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将刘邓的人马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中共有所谓的党内民主，他再也难以发动延安整风式的清洗，所以才搞了文革。枪杆子里出政权，毛发动文革之初，先是拉拢林彪控制军权，捏造“二月兵变”，调遣三十八军兵临城下，8341部队进驻中南海，一下子就震摄住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实质上这就是一埸没声张的军事政变，所以文革从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周恩来和林彪的矛盾。

但周恩来在国际上是号称“周老鬼”的，他用了韬光养晦的办法，在文革中对毛泽东极尽逢迎，对林彪极尽谦卑，这一表现，在当时拍摄的很多检阅红卫兵的新闻纪录片中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每逢他们三个出场时，周都退到林的身后，显示自己是三把手，很巧妙地保护了自己，同时还在运动中以保护为名，拢络了一大批军政要员。林彪当然也自有自己的打算，他的企图就是建立一个军人政权，借“三支两军”的机会，将嫡系中的大量军队干部充斥地方，顶替文官的位置，这显然是与周的旧干部体系发生了冲突。那么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暗示下，意识到这个结果会导致枪指挥党，自己将被架空时，就急忙结束了支左，并从此对林彪产生了疑虑和戒备。

回到正题，文革后期，一部分“革命老干部”被”解放”之后，也并没有全部官复原职，“老中青三结合”后，他们被挤在造反派干部和军队干部的夹缝中，那些文革前的党委红人积极分子们，如今已被“结合”成新的领导，是“中青干部”，和军代表们一道凌驾于他们的头上，于是“红色政权”旋即成为中共建政以来空前痈肿膨胀的领导班子。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大中城市的高级住宅区里，旧党委和旧政府干部们原来的高级住宅，已经被新结合干部和军代表们鸠占鹊巢了，为了安置回城的五七干部，不得不在这类高级住宅中又插建了大量稠密的新住宅“插建楼”，成为文革后各大中城市高干住宅建筑的一景。新权贵取代旧权贵，在不断的政治清洗中，新老权贵走马灯式的抢夺生存空间，也是中国特色之一。

“五七干校”，一般都设在偏远贫穷的农村。既然称为干部学校，那么去干校的人就是“五七学员”了，后来统统改称“五七战士”。“五七干校”，实际上也是各单位“群众专政”的延伸，但是比牛棚要宽松自由，与在原单位被每天专政批斗相比，相对是一种解脱。大部分“走资派”，从牛棚解放之后就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也就有了被“三结合”的机会和可能，这一改变应该是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也并非所有的“牛鬼蛇神”都有去“五七干校”的资格。

再说农场这个事物，其实政府机关以及大型国企的农场，从六十年代就有了，这本是计划经济下的必然产物，类似小金库，主要是为了解决本单位职工的福利问题。“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提倡地方政府搞“小开荒”，“瓜菜代”生产自救，在农村圈占耕地搞副业，缓解配给制产生的社会矛盾。另外，各级政府和国企事业单位的农场也是下放受贬干部和处罚落后工人的“宗人府”。有了五七指示后，原有的农场也都迅速扩大增容，严重的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据统计，上自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下至省市区各级政府，在全国总共建立了105所“五七干校”，遣送安置了十万多下放干部、三万多家属和五千多知青子女。另外，轮流被下放“五七干校”改造的也有十万人以上。（以上数据来源维基百科）

还有精彩：“五七战士”也是分等级的，比如党政机关和文化事业单位的“五七战士”就不一样，前者多集中在干校，后者则直接下放到各公社各生产队，插队了，与军宣队，工宣队，知青们一道抢夺农民的生存空间。耕地面积还是原来那么大，又挤进了不少吃闲饭的，把农村变成了军营，原本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也被强制劳动了，不分男女老少，缺胳膊断腿的，瞎眼吊泡的，每天要列队唱歌扛着红旗下田种地，当然地头上也少不了跳忠字舞批斗阶级敌人。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后来的红色高棉也正是这样搞共产主义的。那么插队的“五七战士”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不香，也不臭，地位在黑五类分子之上，看起来与知青一样，但实际上他们是中共新权贵眼中的另类敌人，名曰走五七道路，实际上“下放”和流放是一个意思。

“九一三事件”后，因为军队大清洗，林彪建立的地方军政体系开始瓦解，各地的“红色政权”空虚，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也需要大量的行政干部充实革委会，所以周恩来开始借机恢复文革前他与刘少奇建立的文官系统。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重弹“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老调，“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从此五七干校渐趋冷落，成为干部轮流劳动，办学习班的场所。直到1979年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五七干校才宣告正式撤销。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