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柏林墙和越境泅渡逃港

冲破柏林墙和越境泅渡逃港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举世瞻注。对德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它的真正意义还在于数以万计逃亡者的故事，这些逃亡者用自己的生命和悲惨遭遇在这堵墙上写下了两个闪着电光的大字：自由。柏林墙刚完成的那年，墙体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进入西德。仅1961年一年内，这类撞墙事件就多达14起。但是，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混凝土高墙，还有来自东德军队和警察的枪弹。这其中，一个叫布鲁希克的逃亡者的故事最为惨烈。这天，布鲁希克和他的同伙驾驶大客车全速冲击柏林墙，遭到军队和警察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随着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可是正当西侧欢呼的人群拥上去迎接时，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加速，冲破柏林墙的（这段描写被多人引用，原文出处不明）。

德国人的柏林墙是实体，是可见的，可以大胆的冲破，但中国人民与自由世界相隔绝的是思想的墙，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铁幕。中国的漫长边境敏感地段，除了边防军，还有大量的民兵看守，即使对面是“兄弟友好国家”，也布下了宽阔的无人区，凡是闯入无人区的包括当地居民，无疑是偷越国境者。毛共时期，偷听敌台广播都是违法犯罪，更不要说偷越国境了。最早时，我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是靠哥哥组装的“矿石收音机”，他把耳机放在一只大碗上，这样两人就都能听到美国之音了。有了职业后，我的第一期薪水就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在独身宿舍每天夜里偷听敌台。最喜欢听的台湾《自由中国》节目是“铁幕真相”，“大韩民国”的广播也很“反动”，我记得一位女播音员的国语很标准，她是这样讽刺毛泽东的：共产党强迫中国人民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请问毛泽东的脑袋有太阳那么亮吗？

1982年我到深圳开会，那时的“特区”刚刚开始建设，我们这些没见过大世面的人有机会到沙头角和蛇口观光，那年头，能出差到深圳特区就相当于出国一样，如果不够级别，飞机票也是凭介绍信才能买到。在深圳罗湖口岸，见到了香港英方设立的警戒森严的铁刺网围墙，也听说了很多关于偷渡者的悲惨故事。最有趣的是，坐游船绕澳门兜一圈，“新”“旧”社会这时没有了时空隔绝，在眼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我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初步印象。我是头一次见到“澳门娱乐城”这样的大字招牌，这类大字招牌在内地都是政治内容。岸边的“娱乐城”，是座挺陈旧的三层外廊式建筑，每层外廊上都站着许多穿着旗袍的妓女，还有一身白制服的侍应生，妓女们向我们这些大陆客扬着手帕招呼，有几个侍应生更嘻笑着做出游泳动作，手指向水里，示意我们跳水投奔自由。我和同事们都面面相觑，都在心里猜测，会有谁真的跳进水里游过去？但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过后在客房里，大家都互相打趣：我以为你今天能跳水呢？还真的有人说他很后悔当时没跳水，才离岸边几十米远嘛。沙头角，我确实是误入了香港那边，一个巡街的英国警察看了看我也没在意，我发觉自己过界了，急忙退回。在深圳，可以看到香港电视节目，在当时真是大开眼界。走了这一趟，才知道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冒了生命危险偷渡香港。

广东人有机会偷渡香港投奔自由世界，内地人可就没有这机会了。因为没有外界刺激，再说也都在恐惧中生存，大部分人基本上不敢有偷渡这个念头。因为偷渡或偷越国境，就是“叛国投敌”，要判重刑的。我认识一位知青，绰号叫“老猫”，就一直策划着“叛国投敌”，可他投敌的路线不对，是往北朝鲜跑，因为他下乡那地方离中朝边境最近，听朝鲜族乡亲说，北朝鲜比中国这边要好多了，而且还真的跑过去不少。他就带上干粮和指北针钻进了长白山密林，结果没过几天，公社和青年点就得到了消息，老猫被抓起来了，从此再无音讯，至今也不知道这家伙是死是活？还有人往北边的苏联跑，但后来听说大鼻子（俄国人）很坏，抓到了中国偷渡客先审查一番，有文化的头脑聪明的就留下先做苦工，再训练成间谍派回来，没文化的笨蛋就立即遣送，反正跑过去的早晚都要送回来，这就打消了许多人往苏联跑的念头。这是就边境近的中国人想“叛国投敌”，离边境远的更没门儿了，因为户口控制的很严，没有介绍信（那时候没身份证，其它什么证也不好使）寸步难行，到处都是小脚侦辑队替公安管理人口，没有“祖国的召唤”和“党的分配”，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出生地呆着，一直到死。

附《20世纪70年代逃港潮》（原文引自麻辣社区/时政讨论区/历史沙龙）：

香港边界立起了铁丝网，阻止逃港者流入。

冒死寻梦四度逃港潮涌

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上世纪70年代的逃港潮是以广州知青为主体的。对于当年的偷渡潮，许多那时的经历者都有记忆。曾经流传过一句诗，据说是刘伯温预测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据当时的形势，就被解读为“只要过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

据一些老广说，当时有些广州人跑到阳江准备偷渡，因为怕偷渡不成功被遣送回本地，不但会被游街批斗，还会连累家人，所以打死都不肯说出户口所在地。有些人向阳江的朋友了解阳江的情况，比如阳江有什么公社，什么路，被抓的时候就说自己是阳江人。结果，当时有很多广州人被当作阳江人遣送到当地监狱，这些人出狱后继续偷渡，有不成功誓不罢休的意思。

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从陆上偷渡要到达边界，要翻越铁丝网，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当地政府防卫的重点。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

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虽说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在大海中游泳危险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于是有人就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坐船，则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了“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香港影评人列孚就是当年的偷渡者之一。36年前，广州向这个插队知青关上了回省城的大门。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1973年5月31日凌晨，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扑进深圳河，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为了这次冒险之旅，他还专程回广州，跳进白鹅潭附近的珠江里训练。“一到广州，我才发现，几千个人都在那里游泳，谁也不能说我游泳就是为了去香港。“

“河很窄，二三十米而已。”他不知道河的对岸是不是香港，这个地点是他随机选定的。“我必须确定我真的是双脚踩在香港的土地上，心里才会踏实”。若干年后，列孚说他是在赌博碰运气。列孚逃港的年代，正值国内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967年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潮就拉开了序幕。

多看书的梦想实现

回溯逃港者的历史，70年代的那次逃港潮其实很普通。既没有上万人的集体闯关，也没有香港方面的“大赦”，甚至连内地一方都没有布置大规模的“反外逃“行动。但许多人的命运仍由此改变。当时的香港，对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香港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列孚到香港后，开始寻找工作。他租住了一个很小的房间，租金900港元。他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扛煤气罐，底薪600港元，还有小费，比底薪还高，1000多港元。

另一名广州知青梁立人，为了接触到他从小热爱的戏剧，在电影院找了一份带位员的工作。半年后，在亲友的支持下，考上了无线电视第一期演员训练班。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很快就被发掘，开始转行做编剧，并一发不可收拾，几十部叫好又叫座的电视剧，为梁立人赢得了香港“金牌编剧”的头衔，到香港多看书，多看戏的梦想终于实现。

一次扛煤气时，列孚扭了腰，工作不能再干了。同学的妈妈知道列孚喜欢写点文章，介绍他到一家报馆工作。半年后他在报纸上看到邵氏公司招聘配音演员的启事，便去报名。结果考中，成为一名配音员，一年后又转行做了编辑。1979年，他离开邵氏公司，揣着4年来积攒的七八万港币，加上同人入股，创办了“中外影画”。他现在的身份是资深传媒人和影评人。

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对苦难和拼搏的切身体会，成为不少逃港者宝贵的精神财富并善加运用。不少人在香港立足之后，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成就了很多“财富神话”。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宪梓，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就是从那个时代到香港开始的。

逃港三条路

一条是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又戏称为“扑网”。其实，这种网很难翻过去，探照灯，哨岗和警犬都是致命的危险。二是走西线，即是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今天的元朗。这条线也难走，因为要到达这里就很不容易，水面上安排了许多民兵巡逻，控制相当严密。

三是走东线，就是大鹏湾水路，即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要借用自制的橡皮艇才能闯过去。这里海浪很大，很多人淹死。走东线的人，首先要去惠阳，然后走十多天的山路，才能到达海边。后来抓偷渡的封锁线甚至移到广州的大沙头，这里是广州的水运客货站。

大逃港到大开放

谢勇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曾有年长的朋友回忆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无数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原因大家都清楚但那个年代：为了可能发生的远行。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最终凭借一身好水性，踏上了远去的行程，也不知多少人最后成功抵达了目的地，又有多少人在路上永远消失，却至死也不愿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地。

自从国门封闭，逃离就从未停止。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曾说，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逃港潮一直屡禁不止。细观这绵延数十年的“潮流”，其中几次高峰，皆与国内形势相关。据深圳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第一次高峰是在1957年前后，时值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第二次高峰是1961年，饥饿当道，一次外逃人数就达1.9万人;第三次高峰是1972年，外逃2万人;第四次是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有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拥向边境线，伺机越境。

读涂俏女士所著“袁庚传”，印象颇深的是袁庚初到蛇口时，见到那片可以遥望彼岸的海水中，浮沉着逃港遇难者的尸体，他们的头颅甚至被当地大胆的青年当球来玩耍。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逃离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视察广东，广东省主要领导把逃港事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据说，邓小平沉默良久之后说了两句话，一句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另一句是：“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两句话让广东地方领导百思不得其解：政策有问题？莫非政策要变？

其后的事情，中国人都已十分熟悉了。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016595

最后编辑时间: 2009-11-10 16:3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