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个告密的故事。说这话，还是七十年代的“一打三反”时，那时各地的很多场所，都设有检举密告箱，据说这类密告箱从镇反三五反运动时就建立了，这种密告方式有很多好处，群众检举方便，不用通过邮局，省了邮票钱，政府也能及时地掌握敌情，而且对“敌特”也有很大镇摄作用。我毕业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被分配到三线一家保密化工厂，“以工代干”借调到人事保卫处工作，如果说中共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构造的是一种基层特务，那么人事保卫部门在国有企业中，充当的就是秘密警察角色，实际上，它的行政领导也是公安六处（现在叫国安）。
收集密告箱中的检举信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我要隔三差五的将它们取出交给领导审查。当我头一次打开密告箱时，还真有一封署了名的检举信。主任看了半天也看不懂，就叫我整理一下，那是一封很简短的密告信，半文盲写的，错字连篇，经过纠正，总算搞明白了信的内容：“揭发反革命分子张铁旦散布反动诗：当民工来真辛苦，背朝天来脸朝土，喝凉水来睡地铺，吃猪食来晋杂五，挖地道来修马路，挣工分来四百五，老婆长年没有主，社会主义不幸福！”
原来厂里分配来一些农民做力工炼焦炭，这些民工是农村各公社从生产队抽调集中的，名曰“某县基干民兵独立团”，其实就是服徭役，专门修水库，修公路和为工厂做力工，县里或公社再安排生产队于年底派工分给他们，这些可怜的青年农民，干的是比农田活还繁重十倍的体力劳动，得到的报酬却是种田的工分。当时这个地方的农村，一个工分才合一角钱多点，就是说，他们离开家乡，忙了一年到头才拿到手不到五十多块人民币！而城里的体力工人付出同样的劳动，是每月三十块人民币，这些农民的劳动真是廉价到了极点。
“晋杂五”即晋杂五号，是一种高产作物高梁米，但毂皮占了三四成，吃起来又硬又涩，这种粮食在富裕地方是拿来喂猪的，而且猪都不爱吃。现在的民工就吃这个，难怪叫苦连天。我当时觉得这个张铁蛋编的顺口溜还是挺在理的，而且他还有点文才。不过这首“反诗”的要害，就是最后那句“社会主义不幸福”，讲这种话，现在正巧赶上运动，已经够现行反革命罪了。我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但我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只能例行公事，让那个倒霉的张铁蛋听天由命吧。
于是人保主任命我将检举人请来，要与他面谈。那个检举人请来了，是个相貌猥琐的家伙，见了我们就一付点头哈腰的样子，令人生厌。照例是重复一遍他检举信上的内容，按主任的提示，他又添油加醋的检举了不少其它的“反动言论”，我现在能替张铁蛋做的，只有避重就轻的记录，还要设法瞒过主任的耳朵。最后我念了一遍笔录，将那些没记录的原话也念给他，那家伙听过后连连点头称是，毫不犹豫的就按了手印，有了这个手印，就足以将张铁蛋送进大狱了。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是张铁蛋的同村人，还是同乡，而且在工棚里睡一张铺（一种能睡多人的大床）！
根据“检举密报有功”的原则，主任又写了个条子，命我到食堂给这位功臣安排饭菜款待他，食堂的大师付看了条子，二话没说就煮了一大碗面，端给我，我问大师付：就这些吗？大师付诧异道：还要什么？从来都是这样的嘛。听了这话我当时差点没晕过去，虽然在细粮短缺的年代，吃上一碗面不容易，我们这些独身青工也要凭医生诊断，才能吃上一碗这样的病号饭。但是，一碗面条！这哪里象是款待有功之臣啊？更可悲的是，那个“有功之臣”捧起这碗面，在我的蔑视目光下，象抽大鼻涕一样，三下五除二地就吐噜进肚了，至于他的同乡能否象这碗面条般的，吐噜的一下子进了监狱，可能他连想都没想，他出卖同乡的代价就是一碗面！
告密这种反人性行为是共产党提倡的，告密制度也是共产党制订的，苏联和中国等共产集权国家的清洗整肃都使用这个法宝，中国在镇反三五反运动时，政府大力表彰告密行为，在法律上也严厉处罚包庇罪和知情不举罪。上文所述的检举密告箱遍及各地，除了免费的检举密告箱，任何人在任何地区都可以检举任何人，一张四分钱邮票就可以置人死地，但就在这种氛围下，大多数普通中国人还是没有脱离人性，脱离人性六亲不认的，是那些被洗脑很厉害的人，再就是极度自私品质败坏的人，这类人大多是党团积极分子。
在封建皇权社会，虽然有连坐制度，不过受儒学教育和其它宗教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即使有巨额悬赏，一般也不会出卖同事邻里，更不可能出卖父兄长辈，倒是长辈可以按家法处置晚辈或者送官，但送官的情况很少，多数是脱离关系（具结，比如宋太公声明与宋江脱离父子关系）。所以，告密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不大，儒家思想是讲忠孝仁义的，用老百姓讲话，就是做人要厚道，在这种传统道德规范下，告密领赏出卖他人，也被认为是一种卑鄙可耻丧尽天良的罪恶。
一党专制，才是产生告密这种劣行的土壤。封建社会是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给平民开创了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尽管官场黑暗，这还算是平等竞争。而共产党的一党专制社会则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党而优则仕，不入党就当不上官，当不了官就发不了财。那么，想入党就必须对组织忠诚，忠诚的表现就是向党交心，每周都要写“思想汇报”，检讨自己落后思想的同时，也要反映身边周围人的“反动言论”，如果向党检举亲人朋友，要党性不要人性，那就更显得忠诚可靠，就是“政治表现良好”。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规则：告密行为是入党入团的先决条件，靠近组织必须以出卖同事为代价，以人血染红顶子。而在这种规则下，人人自危，想不被人告密暗算，那嘴巴就必须老实，否则就会祸从口出。
换个意义讲，鼓励告密，“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掩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虚伪，一切基本人权都被告密这个可怕的规则给践踏了，因为在《宪法》之外的《刑法》中还有诸多条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煽动颠覆国家政府罪”，只要有人告密，就不用担忧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不用担忧政权被颠覆。各种法律规章限制加上告密制度化，有效地加强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为了加强党性颠覆人性，共产党的教科书还对儒家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否定，结果使“共和国”的一两代人变成了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不以出卖他人为耻，反以大义灭亲为荣。
另外，还有社会基层特务机构——居委会，它的主要职能也是告密。共产党利用家庭妇女喜欢“扯老婆舌”和窥探他人隐私的的天性，令她们起到了秘密警察所起不到的作用，居委会主任要定期向公安派出所汇报她们所管辖地区居民的动态，外来人员，子女行为，包括家庭隐私（男女作风夫妻纠纷等），特别是“黑五类”分子及子女，还有那些有海外关系的居民，都是作为敌情重点监视的对象，共产党的历届政治运动，都要搞人民战争，搞“警民综合治理”，把绞肉机功能扩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居委会的“小脚侦辑队”则是这部绞肉机的重要构件。
除了各企事业单位的政保部门，基层党团组织，街道居委会这些特务机构，公安国安系统还豢养了一大批民间“线人”，线人和便衣卧底是不同的，线人纯粹是混迹于民众中的特务，这种特务并不在政府的编制里，多数是志愿为政府效劳的平头百姓（用现在的说法叫爱国愤青），因为当局鼓励告密行为，这些人渣就派上了用场。我在上文中所述的那个告密者，就是一种自觉的线人，一开始是没有人指派他干这种缺德事的，你说这种人能有多高的政治觉悟？没有！他干这种事就是为了那碗面条。但他主动干了一次，当局就会奖赏他，并鼓励他继续干下一次，久而久之，他就为专制立下了很多功劳，成为名符其实的线人了。线人做久了，如果功绩显著，在“对敌斗争”中培养提高了政治觉悟，一碗面条的生理需求就上升到对党忠诚这个层次了，他就很可能会入党被提干，被当局吸收为正式的公安人员，从此成为名符其实的便衣警察。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4-07 23: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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