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时，到过几家就近的华人教会，其中有一家教会的牧师是新加坡人，姓林。据教友讲，该教会每逢六四周年，都有纪念活动的。我到这家教会这年，正值六四周年，林牧师照例举办了座谈会，教友中也不乏有六四的学生和见证人，正当大家义愤填膺控诉中共暴行，心情沉重地悼念亡灵时，却有一个不和谐的音符跳出来了，一位自称从北京来，也自称是“六四见证人” ，平时对主极虔诚的，人缘也忒佳，每次聚会都能掏出几刀勒奉献的老大姐，记得是姓赵，争抢着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先是痛陈了一段文革史，说自己也受过四人帮迫害，然后话锋一转，就批评起六四的学生来，大意是说学生有错，政府是被迫开枪，又说六四微不足道，其“微不足道”的程度，相当于“家长教训不听话的子女”，又说中共的屠杀，“虽然死了几个学生，但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成果比起来，简直是件“小小的，芝麻大的事情”，她一边说着，一边还竖起小姆指来形象这个比喻，话音未落，全埸已是一遍哗然，教友们面面相觑，都奇怪一个信主的人，怎么会讲出这种没人性的话来？
与赵大姐强烈对比的是一位华裔马来亚 女士，她说国语很吃力，但她对六四屠杀的愤怒溢于言表，几乎是流着泪谴责中共邓小平。后来我迁到唐人街住，再去造探望那些教友时，听说林牧师回国了。象赵大姐这类人物，我想现在大约已经周游列国，遍布全地球了。看来中共不愧是灭火专家，搞无赖舆论的玩家，这些年来，竟能动员一大批吹鼓手出没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为中共歌功颂德，诋毁民运，围攻“境外敌对势力”，企图把一埸血腥的大屠杀销声匿迹，其心可昭。
唐人街教会是座大教堂（隐去具体名称）分英语粤语和国语礼拜讲道，国语分会的牧师姓赵，是个非常博学的华人牧师，能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希伯来语。他也对中国的事情很关心，据说每逢六四也搞纪念凭悼亡灵，而且经常在讲道时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是对大陆偷渡者申请政治庇护给予格外热心的帮助。但时间不久，赵牧师就奇怪地离开了这家教会，与教友们依依惜别的到美国去了。接着就换来个钟牧师，据说是大陆来的，这位钟牧师一改赵牧师的惯例，从来不谈政治问题，他每次讲道的中心内容就是一个字，“爱”，正象这坛子上一位网友据说的，对敌人也要爱，而且要“大爱”，过分的渲染被人打左耳光还要让出右耳光的无原则的爱，其腔调和国内的“三自”如出一辙。
值得一提的是，北美宗教界很有名气的，很活跃的到处传道的梁燕城牧师。有一年，他布道的主要题目是《从仇恨的循环中走出》，且不说这个题目的来头与他和中共有什么默契，单说在他的布道中，对与中国有关的历史问题显然是信口开河，梁大牧师说：“……在一些国家，如印尼，暴民经常对华侨进行劫掠。当中国强大起来以后，华侨的保障也就多了。” 梁大牧师又说：“……中国经过一百年失败和苦难，才用二十多年摸索出来，吸取西方，又不完全西化，开明地接受西方挑战，但不是以原教旨的义和团心态，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参考。”
当教友提出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和政府责任问题时，他说：“必须了解道德不能单靠政府提倡或灌输，他律道德只会带来消极抵制。只有启发性的教育，推行自律道德，使人民自己要求善良，才能成为真正有灵性的精神问题，这是道德教育所必须掌握的方向。”
以梁燕城先生的年纪和他的学识阅历，对上述问题本来是不应该胡言乱语的。印尼迫害华侨最严重的事件莫过于六十年代印尼政变，还有苏哈托下台前的排华事件，这都是在“中国强大”之后发生的事情。而且中共对六十年代的印尼排华事件还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政府对这两次事件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应，当时一不出兵保护二没有经济制裁，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同胞被烧杀奸淫，这是全世界华人都感到强烈愤慨的事情，怎么能说“华侨的保障也就多了”呢？不仅于此，至今在海外，还经常发生亲共势力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辱骂同胞，打压“台独”和法轮功人的恶性事件，身在北美的梁大牧师应该不会没有耳闻吧？这是谁“强大”的表现呢？是国家吗？
中国“吸取西方”，早在百年前戊戌变法时就开始“摸索”，这可不是中共的发明，更不是邓小平的发明。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中共阻断了三十多年，义和团心态到底是谁的心态？中共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给了人们明确的答案。中国今天的“开明”，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不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传教，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西方文明，所以才成为亚洲强国，这个“吸取西方”的榜样应该是日本而不是中国。今天中国这个榜样，只能给阿拉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和非洲的原始部落“提供参考”，就不要大言不惭地讲“可以为世界”了，梁大牧师身为美国人爱中国，精神可佳，但是不能这么个爱法。
作为牧师，应该明白决定人类的道德问题，最根本的思想武器是宗教，而不是什么“政府提倡或灌输”等教育法律等行政手段。既然道德是靠自律来建立的，也就不存在什么“推行”的动力，上帝只是在监督每个人子，并没有强迫谁。如何“使人民自己要求善良”？善与恶从来就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不抑恶就不能扬善，当人民自己寻求思想寄托时，中共却以“邪教”名义打压中国的自由基督教会，梁大牧师怎么视而不见？梁大牧师在内地传道时，可曾接触了民间的自由教会？可知道宗教在中国的真实情况吗？
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因文化地域差异，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但不能因此削足适履，弄成邯郸学步的结果。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时称景教，后来被禁。到清朝时，外国传教士因不被允许活动，只能屈身于宫廷做其它专业（修订天文历法或给帝室子弟当教师）但这些传教士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李提摩太朗世宁等人还是将西方的很多文明以力所能及的方式方法传输给了中国人民，而不是将自己的宗教溶入中国文化。基督教的思想力量强大和其在全世界流传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它的教义纯粹和不妥协精神，不象佛教那样因文化差异而改变。太平天国打着上帝旗号却得不到罗马教廷支持，就是因洪秀全篡改歪曲了教义，梵蒂岗不承认中国的付铁山，也是因为这位“主教”是中共党员，是中共自封的主教，在真理和利益面前，梵蒂岗要选择前者。
听过梁大牧师的传道后，对他吹捧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很愤慨，问他：你在传道时是不是有官方的人陪同？他说有，是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又问：你有接触国内的自由基督教会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么，你一不能自由传道，二又没有接触占全中国基督徒三分之二的信徒，你有什么根据说大陆人民有信仰自由呢？他无语了。宗教就是宗教，政治就是政治。在北美，如果象梁大牧师这样的伪基督徒不是在从事政治活动，希望他认识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这个道理，就不要再打着宗教幌子替邪恶政权服务了。
于200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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