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问题是毛泽东造成的

毛共时期中国人口的几次大疏散

中国的人口问题是毛泽东造成的。1949年国民党垮台，蒋介石离开大陆时说过一句话：我把四亿人口吃饭的包袱留给了共产党。美国人也在“白皮书”中这样认为，毛泽东对此并不以为然。1959年，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但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劈头痛斥。毛泽东为什么不搞计划生育呢？因为他是靠人海战术打的天下，他在三年内战时的主要军事思想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有时会用几个军的兵力打国民党军一个军，比如孟良崮，就是五个纵队（十万人）打张灵甫的一个整编师（三万人）。在朝鲜战场更是这样，中国参战部队共240万人，联合国军投入兵力为54万人。据中共内部资料最新透露：志愿军死亡70万到100万（韩、朝双方军民不计），联合国军死亡5万，伤亡比和火力比都是20：1。 毛泽东从战争中尝到了“人多力量大”的甜头，他认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为了当上斯大林那样的世界伟人，一直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念头，在1949年12月访问苏时就对斯大林说：为了世界革命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三亿人。1955年毛泽东又向赫鲁晓夫建议：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中国人死掉四亿，还剩两亿，用不了多少年，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了（当时的中国人口是6亿）！这个“建议”，当时就把赫鲁晓夫吓个目瞪口呆。毛泽东的这种世界共运战略思想，支持了他在中国推行的一系列反科学反人性的国策，其中之一就是鼓励人口增长。

打世界大战核战争需要大量炮灰，所以他鼓励中国人生育。在这个政策下，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都以多子女为荣。不仅如此，中共还鼓励全国人民向苏联的“母亲英雄”学习，从经济上补助多子女家庭。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等都是子女成群。至于农村，农民除了受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影响，更由于搞合作化公社化，按劳力分配和计酬，也大大激发了人口增长。特别是文革期间，停产闹革命，工人不上班，照发全工资，精力充沛，除了样板戏什么文化活动也没有，唯一的其它娱乐就是作爱，更达到了生育高峰。

60年代末，就业压力总爆发，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鼓励生育的恶果，提出“人口要降下去，生产要搞上来”。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密度的压力，开始疏散城市人口。中国在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移动。第一次是因“三年自然灾害”，城市人口向农村的非政策性的自然移动，大部分都是饿跑的，以东北地区为例，58年工业大跃进城市增容时涌进的大批“盲流”，除了饿死人的地区没人还乡，其它来自于相对有点生存出路的地区，都回流原藉了，回流山东河北的较多，河南的较少。

第二次是政策性的疏散，是为了缓解失业人口的压力，当时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刘少奇接手老毛败家造成的烂摊子而出台的经济整顿政策，大跃进时扶植的地方五小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口激增，加上国际上和台湾的反共攻势，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反叛因素，为了缓解这个压力，中共一箭双雕的使用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借四清运动驱赶城市中的弱势阶层，“无产阶级专政”继53年镇反之后从此升温，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四清运动的矛头都是对准了“共和国”特有的贱民阶层“黑五类”，拿他们祭刀威摄人民的反抗。而在“关、停、并、转”大量解雇工人时，黑五类及其子女首当其冲的也就成为岐视对象，不仅是失业，而且要全家“下放”。

与此同时，当局还驱赶失业的平民到农村去，强迫企业中有不良思想的工人“自愿”到“三线”去。那时候的失业人员还不叫知青，叫“社会青年”，其群落成份比较复杂，有小学缀学失学的，有高考落榜的，有大学毕业不服从分配的（分配到边疆三线），有两劳释放的，还有部分孤儿和轻微残疾人。当时为了鼓励下乡，给了一笔大约两百元人民币的安家费，因此很多未成年人由于家境困难也都报了名，而“公社”（街道居委会）为了向上报成绩，也乐得扩大名额。仅一个公社（街道居委会）就按指标下放二百多“社会青年”，这还不包括那些被强制遣送的五类分子家庭。

第三次是文革期间，文革初期和后期都大量驱赶五类分子到农村接受专政。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兴起，“地、富、反、坏、右”被称谓“黑五类，城市中还残余的“黑五类”， 被最后一次也是最干净的一次，“横扫”到农村或原藉，北京红卫兵在这方面为全国做出了榜样，被押解谴送的“黑五类”分子大部分都是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连个座位都没有，象犯人一样蜷缩在火车过道处，很多老人都冻饿病死在押解途中。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在运动中被定性的“牛鬼蛇神”也被大量谴回原藉或下放农村接受改造，而且是举家迁徒。

第四次，也是大家都亲身经历过的“五七战士”下放和知青插队，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历史，不再赘述。64年与65年两届下放的社会青年，被称谓“老知青”，以区别文革后期的大批知青。为了欺骗这些失业人员，毛泽东有个讲话：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去是大有可为的。并承诺每三年可以轮换回城。为了欺骗老知青在农村边疆扎根落户，树立了邢燕子董家耕等样板，周恩来还曾亲往新疆慰问兵团老知青。这两届知青的家庭出身基本都是平民或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等到八十年代知青大批回城时，他（她）们也基本上都在农村落了户，成为“贫下中农”了。而家庭出身革干军干的子女，只是上山下乡走个过场，他们大部分都参了军或很快就被召回城市就业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急于结束文革的混乱局面，红卫兵已经结成派系集团，如果不能安排就业，继续留在城市中显然是个不安定因素，甚至是极危险的动乱根源，所以必须消除这个隐患，办法就是将他们驱赶到广阔天地去。上海知青多数被驱赶到北大荒和云南边陲，这些地方都靠近国界边境，而北京知青却大部分被驱赶到陕北，毛泽东这个安排有他的战略意图：上海知青人数多，大部分有资产阶级家庭背景或受之影响，不可能在非常时期与红色政权同心同德，所以他们要在与“苏修”开战后充当预备队炮灰。北京知青大部分有革干家庭背景或天子门生的优越感，陕北又是中共发家的老根据地，有革命传统，一旦世界大战打起来，陕北老区就是后方，北京知青是做为接班人特意保留的。接班人嘛，天将降大任于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第五次是因七十年代初的中苏战争危机，当时“苏修”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毛泽东吓破了胆，做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布署，“林副统帅”发出了“作战一号令”对全国的城市人口来了个大疏散，同时“深挖洞广积粮”，当时城市的动员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这一口号下，驱赶城市下层居民伴随知青疏散到农村去。这些下层居民大多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个体劳动者，收入低微生活贫困，被驱赶到农村，无疑是逼上死路。另一方面，疏散城市下层贫民，也给那些转业复员的军人和回城的五七干部让出生存空间，城市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因为复员转业军人大部分是农民出身，一进城就是全家十几口，而“五七战士”们这几年在农村也没闲着，都添了丁，一回城也是十几口。

毛泽东企图发动战争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实现，中苏边境战争打碎了他的美梦，他这时才发现，中国军队不仅武器落后，人海战术也已经过时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相信了赫鲁晓夫的讥讽：在现代战争中，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也就是说，在“苏修”核打击下，中国人再多也无济于事，只好放弃与苏联争霸的幻想，面对“苏修”的几千枚导弹，向美国摇出了橄榄枝。“备战备荒”从此告一段落。而三线建设劳民伤财，很多建在山沟里的军火工厂都成了一堆废墟。知青被驱赶到边疆农村也成了尾大不掉的包袱，因为知青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很多地区要靠国库倒挂粮食才能养活知青，城市却因缺少劳动力而不得不动员“三八大军”小脚女人充实工矿企业，中国的经济再一次被毛泽东搞个乱七八糟。毛泽东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十年之后，中国人口暴增到了十三亿！

最后编辑时间 200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