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的人生格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最有预见性的话是“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胡适对国家主义进行的挑战是：“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最早认识胡适先生还是在中学时代，那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只介绍鲁迅，根本就没提胡适这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是在小说《青春之歌》中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胡适这个文化巨人和自由战士，书中提到的胡适是个反面人物，北大教授，是小说主人公余永泽的导师，通过余永泽的嘴，知道了胡适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多搞些研究，少谈些主义”。不过我认为胡适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因为我实在是厌恶空洞干瘪枯燥无味的政治课和政治学习。

胡适先生“多搞些研究，少谈些主义”这一观点，是五四运动时提出来的，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等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虚妄思潮。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却极其容易。另外，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也好，学理也好，如果不去实地研究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就好比医生单单只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有什么用处呢？胡适还认为空谈“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空谈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它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表现。胡适的这一观点，也是对今天的一些民运人士脱离现实的批判。

胡适先生是位学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他不愿从政。曾经发誓20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他的宗旨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不受党派的左右，批评所有不民主、反科学的行为，做政府的诤友与谏友。胡适先生终生坚持自由主义，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他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他说“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公开地替国家思想，替人民说话。”在他看来，能有言论自由，比当官强。1932年5月，胡适创办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时，在《引言》中说：“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请注意，胡适先生始终是坚持美国式民主的，而不是《08宪章》所憧憬的“君主立宪制”即一党立宪制。

虽然胡适发誓不入政界，不谈政治，但实际上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在传统体制和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胡适四处碰壁，最后落了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他遭受各方面的批判也是无法避免的。比如三十年代后期，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就是胡适等极少数知识分子，胡适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著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了实力又收回的。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感慨道：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 ”。但胡适与汪精卫不同的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发动侵略，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个人。这也是后来他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到美国做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对于西安事变，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对国民党政权，胡适的态度是保存、合作、对抗。保存，即意味着反对旨在推翻这个政权的任何行为，尤其是暴力行为，具体的说，就是当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令蒋介石头痛万分时，胡适坚决站在了蒋政权一边，以自己的道义力量支持它。这是胡适自定的底线，而这也是当局对胡适容忍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胡适的批评再尖锐激烈，也能让当局感到一种善意和苦心。蒋介石虽然时时感到胡适的话很逆耳，但他也十分清楚，这毕竟是忠言，不能与鲁迅寒光闪闪的“匕首投枪”混为一谈。今天，有自称民运人士的余杰先生之所以将刘晓波比作胡适，我想就是凭着这一点吧？但余杰的无知在于，他没有区分中共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本质不同，这个本质不同就是“大右派”储安平所说的：国民党的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的民主却是有与无的问题。

胡适对中共的认识比储安平还要深刻：1950年，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在人民大学“学习改造”期间写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在《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斥责自己的生身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适知道后坚定地表示：“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所以，余杰如若将刘晓波比做胡适，他就必须时空倒错，将当年的国民党与今天的共产党调个位置，否则是不能类比的！因为今天的共产党就象胡适讲的一样：即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它控制了话语权和一切媒体，在强奸和“代表”着人民的言论。余杰与中共一个腔调，视法轮功为洪水猛兽，避法轮功如避祸患。信仰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连思想自由都没有，还奢谈什么言论自由？余杰先生：你连这点现实都回避，你算哪门子自由知识分子呢？

虽身在异国他乡，胡适对于祖国的一切都时刻关注，他也知道大陆关于他的一举一动，并极富耐心地看完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我想，即便是那些编著者们也没有谁能读完这些“皇皇巨著”。有人问他：“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吗？”胡适斩钉截铁地答道：“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由此可见，胡适根本就与专制政权没有丝毫的妥协。试问余杰先生：你敢用批判戏子文人余秋雨的唇枪舌剑批判任何一个中共权贵吗？量你也不敢！

再看看胡适先生的人格，尽管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对他十分眷顾重用，但他丝毫也没产生一点媚骨，所以国民党当局也曾对他进行过文化围剿，1951年6月，《自由中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文中对国民党当局有所非议，触及了蒋介石的痛处，台湾当局竟下达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终于，1958年，胡适跟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这一年的4月10日，胡适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前往祝贺并致祝词。蒋在讲话中除把胡适大夸一通之外，又大肆鼓吹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不料胡适却不识抬举当场反驳：“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些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胡适还借机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胡适当场反驳蒋介石，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最后，国民党台湾政府请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觉得这个职务能使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便从美国赶到台湾赴任，在他主持第五届中央研究院酒会时，突然心肌梗塞。胡适犯病的导因是李济的一番话。李在发言中重提了胡适在1961年11月受到的一次“围剿”。当年，胡适应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之邀，在“亚太区科学教育会”开幕式上做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为题的讲演。主旨是批判东方人凭借精神文明夜郎自大的观念。他强调，为了给科学发展铺平道路，必须对西方文明重新做出冷静客观的估量。这篇发言发表在同年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引起了港台一群“爱国”学者的非难和攻击。李济发言时，重提这段不愉快的往事，胡适的脸色就变了：“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着讲着，胡适忽然脸色苍白，仰身向后倒下，这位中国民主的先知，文化巨人从此再没站起来。

应该说，是那些围剿攻击胡适先生的港台“爱国”学者们谋杀了胡适，他们嘴巴上是爱国，其实是为媚共，跟政治时髦，无非就是余杰这类巧伪小人，对西方文明一知半解就拿来做学术资本，化做狼牙捧打人。譬如基督教文明吧，余杰之流就是捧了圣经做教条，奉行原教旨主义，拿中世纪的宗教古董当法宝，不然怎么会在他身上发生上帝附体这样的绝代笑话？你排郭，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排就是了，何必非要装神弄鬼的借上帝名义呢？论刘晓波先生的才学阅历和斗争精神，固然可以将他的道路比作胡适的道路，但共产党的道路却与国民党的道路不能类比，国民党尚且讲一点虚伪的民主，共产党却连国民党的这点虚伪也没有！把个刘晓波当成笼子里的鸡，说抓就抓，胡适先生有过这样的遭遇吗？

最后编辑时间: 2009-01-01 09: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