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这个事件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和矛盾百出的谣传。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我从未听说过，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也找不到有根据的说明。埃德加•斯诺把整个事件描写成一个“离奇事件”（参见《红星照耀下的中国》1968年伦敦版第页），这可能是毛泽东幽雅的说法。按照斯诺的描写，在1935年夏天，大约是当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之时，一个神秘的中央代表来到陕北，他似乎是以最高检查者的身份来检查党的工作，并揭出了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甚至反革命活动，以后在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的支持下，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一批他们的同事。刘志丹等人尽管可以依靠优势的武装方量，而且也知道人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是他们容忍了这件事，没有进行反抗，徐海东担任了十五军团的指挥。（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内部发行）
•••••因为“中央代表”长时间在共产党湖北省委工作，并且可能是随红二十五军来陕西的，所以开始有人说，这件事也许是张国焘的一个政治阴谋，张想把他的人派到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去。然而，这种说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张国焘激烈反对向陕北进军。接着出现了另一种说法，说徐海东想夺取军队权力，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红二十五军在数量上远不及红二十六军，整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只有地方保卫机关的全权代表成了替罪羊。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惹起所谓“危机”的中央代表和徐海东，都还继续担任着重要职务，并且在1945年以后晋升到人民中国的高级职位。（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内部发行）
•••••这次事件的唯一胜利者，又是毛泽东以他仲裁者的身份，特别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迅速而令每人满意地解决了“危机”。这样，陕北苏区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大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手中。这就使人产生一种猜测，而这种猜测从未公开说出来过，虽然有些人，其中有洛甫（当然不是对我）曾有过这方面的暗示。（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内部发行）
•••••事情可能是这样，毛泽东在甘肃认识了徐海东本人，并且确信他的忠诚。相反刘志丹和高岗，毛都不认识，他一定担心：只要刘、高他们在军事上超过一方面军，又掌握着行政上的权力，就可能出现类似张国焘在川康地区时的情况。还有什么比使用权术和诡计去唆使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互相争斗，人为地制造一场政治危机，使毛一到陕北就立即占据优势更顺乎自然呢？我已经说过，这些都是猜测，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 内部发行）
据中共党史记载，陕北肃反只经历了八天，是在1935年9月底开始的，具体执行者主要有四个人：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其中朱理治即李德所说的“神秘的中央代表”。另外，就连当时负责肃反的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的前后说法都不一致。例如他在1978年的讲话中说：“王明路线派来的代表及其在陕北的忠实执行者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干部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搞得干部人人自危。”到了1982年他又说：“闽西社会民主党还到了陕北，把刘志丹、高岗等打成右派反革命。”（《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那么，这四个人是谁派来的？他们是到底是不是“社会民主党”？从哪里来？到底是奉了谁的指令？指令具体内容是什么？相关史料都察无实据。这四个人在后来的相关回忆录中都为自己辩解开脱，说法各一漏洞百出，不过都一致否认自己在肃反中杀了人（见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但是习仲勋却肯定的说：“朱理治抵达根据地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领导的肃反运动。他们先是抓刘志丹严刑拷打，之后将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成为屠戮的对象，最后发展到别钢笔的、戴眼镜的都在该杀之列。这些干部后来有230人遇害。”。（习仲勋：《红日照陕甘》，《星火燎原》选编之四，第23页。）
许多文献资料，似乎都明确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陕北肃反是受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指令。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共中央是在长征中的红军队伍中，怎么会是在上海？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上海临时中央局”？有的，但是它只存在了四个月，即1935年3月17日至8月26日，“鉴于当时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在天津，而饶漱石又将赴莫斯科的实际情况，只能一面请求共产国际选派有经验的干部来组织，一面提拔现有的干部暂时担负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3月17日(另说18日)由刘仲华召集了一次会议，•••••会议宣布成立以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及全总代表代理者一人、青年团中央工作委员会成员一人共五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当时称五人团)。由于五人团的领导具有暂时的性质，所以他们称这届中央局为临时中央局。（资料来源：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由此可见，这个“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成员都是“临时工”，基本是处于维持日常工作的临时状态，如果说它是在执行“王明路线”，当时王明却不在上海，在莫斯科。那么这个“上海临时中央局”如果运作的话，就等于中共当时是两个中央，各拉一套马车，但这种情况除了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外，在中共党史上并无记载。更为矛盾的是，这个“上海临时中央局”早已经在8月26日奉莫斯科指令解散了：“8月26日，临时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宣告结束。临时中央局的同志有的去了华北，有的去了武汉，在上海只留下了一个交通站”。（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也就是说，在这年的8月末之后，就不存在“上海临时中央局”了。而陕北肃反却是在10月初开始的，这之间整整差了一个多月，难道还会有另一个上海临时中央局？显然，这个“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名义是被利用了，谁利用的呢？毛泽东！
据中共党史称，遵义会议后，中共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但实际上，毛才是党中央的一把手，张闻天一直是个躺在病床上表态的牌位。事实可能正如李德判断：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是与在陕南的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先联系上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徐海东戴季英表示效忠毛泽东，于是才被毛指派为先遣队，预先进入陕北扫清地方势力，他们执行的应该是来自毛泽东的“上海临时中央局”指令。搞肃反是要抓人杀人的，所以必须要有军队的武力支持才行，毛泽东最惯用的手段是借刀杀人，例如火併袁文才王佐，就是借了彭德怀的手，事后又假惺惺的猫哭耗子。
再看看这个红二十五军，原属张国焘的人马，所以也有苏区肃反的老底子老传统，74师政委戴季英就是北方局保卫局长，肃反专家，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时，队伍中还监押着200多名“反革命”士兵。他们逮捕了刘志丹等人关押起来，就等着“上头”的进一步指令，或枪毙或活埋。毛泽东为什么又变卦了？又变了一副面孔“解救”刘志丹等人呢？我的哥猜是，因为他听说“上海临时中央局”已经撤消，再利用那个名义就会露出马脚了。再一个原因是，对地方势力不能打击过狠，否则物极必反，得不偿失。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玩弄两面派阴谋手法整肃异己最成功的一次，设计的几乎是天衣无缝，以至于人们即使产生了怀疑，也找不到证据。毛泽东只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差，就把陕北肃反的“左倾机会主义”污水再次泼到了王明的头上。
毛泽东搞陕北肃反的四个操刀手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