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官僚和法西斯美学

[博讯论坛] 技术官僚和法西斯美学

德国历史学家克洛卜(Guido Knopp)在他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一书中指出：“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便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光有这位独裁者还不能算是第三帝国，他还需要那些完全听命於他的帮手们。”克洛卜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发掘法西斯“权力的载体”，从而指出无条件忠诚的危险性。这种无条件忠诚的危险性，就是中国人讲的“助纣为虐”。是谁？为希特勒的权力之路扫清了障碍，并使之成为史无前例的极端恐怖主义扩张者的呢？又是谁将恐怖主义发展成为集体大屠杀，种族灭绝并挑起战争以及无条件地追随希特勒的呢？从慕尼黑的啤酒馆到柏林的纳粹大会大阅兵，希特勒的成功，无疑是借助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件最能凝聚国民的思想武器，但祭起这两件法宝的画符是什么呢？

在二战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德国建筑师，也作为主要的法西斯战犯站到了被告席上，他就是纳粹德国的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技术人才斯佩尔，与纳粹的其他不学无术的战犯们不同，他是一位有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相当于今天中共的“技术官僚”。所以斯佩尔对於中国人来说尤其不会陌生。因为与中共合作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和斯佩尔先生都有着共同的信条，如果这个信条在纳粹德国的表现是：只要希特勒要求将一处建筑的长度定为100米，斯佩尔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200米，我的元首！那么这个信条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表现就是：只要毛泽东说亩产八千斤，钱学森们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一万斤，我的主席！

应该承认，斯佩尔是个杰出的事业心极强的建筑天才，他一心想在世界上留下辉煌的作品，他对建筑艺术的追求，几乎达到狂热程度，只要有用武之地，并不在乎其它。这种狂热，体现在他对纳粹主义思想实质的深刻理解。斯佩尔曾奉国之命设计世界之都 -- 日耳曼尼亚。他曾说：“我当然完全清楚他（希特勒）是在追求世界统治权。......这就是我建筑的全部意义。我的全部打算就是针对这个伟人将统治整个地球。”在纳粹党纽伦堡大会会场，为了获得强大的感官冲击力，斯佩尔作为舞台总监，与另一位纳粹追随者女导演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合作，用高达二百多英尺的巨幅纳粹旗帜布置主席台，使用了许多探照灯向天空射出光柱，整个会场都被大面积的红色和黑色震憾了，这种强烈喻示着铁与血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法西斯气氛，他们利用音乐，灯光和色彩的变幻对会众进行情绪冲击，目的就是要煽动千百万纳粹青年对元首的无限崇拜和对“德意志高于一切”的种族迷信。这种艺术创造力显然获得了巨大成功。

斯佩尔与很多纳粹时期当红的艺术家们一样，只管实现艺术的完美，而不在意这种艺术到底是为什么。中共的宣传手段就有这种特点，它发动音乐家们，大量挖掘那些内容虽然低级但旋律却优美的民间小调，再填进革命内容的歌词，比如《绣荷包》，就曾被改写成《十唱共产党》。因为是民歌曲调，所以唱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流传的很快。文革时期流行很多烩灸人口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至今听起来还非常动人。象音乐家歌唱家这些角色，只顾体现最美的声音，却不管自己的作品承载了什么内容，只是为了获取人们的感动和共鸣，这样的专业人才，正是独裁者最有力的帮手。人们或许知道《金日成将军之歌》，其旋律的优美雄壮不逊于任何一首纳粹军乐，恰恰是这样的优秀艺术作品，才助长了金家王朝专制独裁者的凶恶气焰。

将美学引入政治生活，即政治美学化，法西斯美学就是个典型的社会实践。例如很多男性青少年，观看了某些二战反法西斯影片后，学习的不是反法西斯英雄身上那些正义的品格，反而是纳粹军人赳赳武夫血腥嗜杀的冷酷形象，这就是法西斯美学起了作用。美学政治化即美学本身具有了政治涵义。比如音乐这东西，由于它蕴藏着很大的人类原始能量，就很容易被政治化。瓦格纳和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作品在当年就曾被纳粹德国视为战争号角。德军进攻莫斯科时，一路上就播放《啤酒桶波尔卡》行军。甚至很多杀人如麻的纳粹分子本身就曾经是画家或者音乐家，在此，美学的实践就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了。政治所以要援引美学，乃是出于一种将政治崇高化的企图，是将政治意图包融在美学所诱发的情感之中，最终实现政治意图。比如庄严隆重的仪典、激昂动听的颂歌、挺拔华丽的制服，直至各种精美的徽饰勋章标志证书等等，人们接受这些美学的同时也就接受了政治。

不错，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或者当年的德国纳粹党徒中，应该有很多本来都是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再腐败的政府中也会有清正廉洁的官员，其中也不乏成就卓越众望所归的专家学者。但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才使专制政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并且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我们将钱学森从中共政权中剥离出来，他或许是个好人，但当他为这个政权服务时，他就难以摆脱邪恶了，而且他还要为邪恶承担重大责任。这说明一切文化若不是建立在最基本的人类道义上，建立在对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础上，都有可能成为极权统治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基础。

纳粹德国战时高效率的军火生产，还有集中营工厂和战俘工厂的残酷虐待，人皮灯罩，人发军毡，人油肥皂，毒气生产和毒气毁灭，V2导弹乃至早期原子武器的研制，都离不开斯佩尔的天才管理。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纳粹重要战犯的斯佩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却受到了美国法官杰克逊的有意袒护，当时的朝野也有同情斯佩尔的舆论。为什么会这样？在旁听席中，有一位戴维·马克斯韦尔 -- 法伊夫爵士夫人。她说，斯佩尔先生给她印象极深，他就是德国在未来岁月里需要的那类人（约瑟夫·E·珀西科：《纽伦堡大审判》）。其实，法庭没有将斯佩尔送上绞刑架，并非是斯佩尔的辩护律师的成功，并非是斯佩尔抵制了希特勒的一些政策，也并非是因为斯佩尔“保护了劳工”，“保护了德国人民战败后赖以生存的工业基础”或者“曾经企图使用毒气谋杀过希特勒”。因为这些辩护从法律意义上讲，证据少得可怜。斯佩尔能得到从宽处理的原因，除了俄国人所说的美国人对其另有使用价值外，最主要还是“斯佩尔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似乎打动了杰克逊。”这种“个性中令人赞许的一面”，就是在沉痛忏悔的同时，坦率地承认一切并勇于承担罪责。

客观而言，斯佩尔本人和许多纳粹知识分子一样，都对希特勒有一个从不理解、疏远，到后来对他崇敬、崇拜的过程，最后，甘愿为希特勒献身。......斯佩尔在早期，设计了很多从建筑学上看完全是专业扎实、史诗般的东西 -- 那时他并不是为纳粹德国也不是为第三帝国的国威作张扬，他完全是从技术层面来做的。当希特勒看了以后很欣赏，找他谈话，拉他和纳粹党一块儿干，参与国家机器运转时，他还犹豫......最初，他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员，觉得自己应该与政治、与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要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这时，他尚且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还有与学术一样严谨的独创性。但是，这种独创性最后慢慢却被磨灭为困惑，然后在困惑中，按照他们崇拜的偶像为之既定的框架走到了极端。这种困惑，相信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者、青年人中，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有。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斯佩尔形成了鲜明对照，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充当了打手帮凶，迫害同类的“革命知识分子”们，人们实在是想不出更合适的语言来为他们开脱辩解。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最令人绝倒的态度是齐根根的忘却。什么文革？什么反右？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见“文化苦旅”，哪有什么文化革命？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就如农民用来拉磨的驴子，如果将它眼睛蒙起来也是不肯原地兜圈子的，但在它头上悬挂一穗老玉米，它就以为只要向前走，肯定能吃得到，而且它会永远满希望的这样走下去。都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这个定义恐怕已经出现了意外。

最后编辑时间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