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直以为,梁启超在对待苏俄问题上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存在原则区别,其实不然。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在实施“联俄”政策时,也不是完全认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对中国民主革命给予了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对此至为感怀。但孙中山之所以“联俄”,仅仅是出于策略考虑,并非完全采纳苏俄式的社会主义。1922年,孙中山同苏俄建立了相当于联盟的关系,即“苏俄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持,供孙中山 博士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夺取政权。苏俄和孙中山之间所达成的协议成为国民党与苏俄合作的基础。协议中规定国民党吸收中国共产党入党”。
但事实上,正如《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表明的那样,孙中山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态度是:“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孙中山并不主张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俄国人的路,这同梁启超看法是一致的。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位比较伟大的人物。他为国为民之心始终是真诚的,一生都在始终不渝的苦思救国救忆之路。但他的政治主张却是错误的,主观的,与中国当时的实际形势和世界潮流脱节。梁启超也并不是完美的人,他虽然是个新派学者,但他一方面鼓吹科学,一方面却迷信风水扶乩。乙未(1896年)晋京前,梁启超就与同门师兄弟扶乩问休咎,乩仙下凡,还在沙盘上写下律诗二首。说句难听的话,这与神棍何异?
他对孙中山的看法也是偏面的,孙中山为推翻北洋军阀封建势力,必须有外援,他向西方求援,但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支持他,他们不希望那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垮台。只有苏俄支持他,孙中山并非不知道苏俄有它的企图。他曾说过,当时他就象在河里快淹死的人,向人求救,西方国家在岸上嘲笑他,这时漂过来苏俄这根稻草,他无奈之下只好抓住这根稻草。
所以,梁启超批评孙中山利用苏俄和共党北伐是没道理的。孙中山如果在世,在北伐胜利后肯定也会和蒋介石一样,与苏俄中共决裂,这是由于他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民主思想,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格格不入。
现在有的人,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振振有词地批评贬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甚至丑化谩骂,好象他们如果生在当时,会比孙中山做得正确,他们不去看孙中山的政策成功是主要的一面,北伐胜利结束了中国军阀混战、分裂的局面,中国得到基本统一,共产党的夺权阴谋也被粉碎,这至少为以后抵抗日本的侵略做了一些准备。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还是处于分裂和军阀混战的局面,日本灭亡中国不更是易如反掌了吗?
2009年2月整理
2009年2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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